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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犯。他也高兴地说，如果我再因发泄学习的压力而去通宵玩电游，他也就要发泄心中的苦闷和我单挑。
老万在大学时专修某体育，现在却教起了数学。但他也经常和我们一起打篮球。他虽然已没当年的速度，却有了现在成熟的质量，一上篮球场就让人感觉身处古罗马角斗场，一坨巨大的能量在飞奔。有无数天真无知的少年想用年轻的斗志去防老万，结果都是惨绝人寰的，孩子们不是被满足了人类不靠工具而飞翔的愿望就是哭喊着下场从此不敢接触一切与篮球有关的事物。唯一在球场放翻过老万的人却是我，当老万轰然落地时，全球场的人都安静了，用崇拜和敬畏的眼神看着我，大呼我放倒了牛顿第二定律。但实际情况只有老万和我两人知道。那是他在即将踩到我的脚时自己身子一倒，硬摔下去的。我哪有那般英雄的勇气去防他，只是被吓傻了，全身动弹不得。
在分班后老万却决定去带理科班，而我是觉得读理科不如上山做和尚，于是只好遗憾。老万在分班前的期末考试后把我偷偷叫到办公室，送给我一支银色的钢笔。他看着我，还是那种狡诈的笑容：继续努力，考个名牌大学。平日极善言辞的我却一时语塞，心中一堵，只说了六个字外加两个标点：谢谢你，万老师。
高考后老万和我们喝了几次酒，酒精升华时他不断地纠正我们对他的称呼：叫什么万老师，就叫老万！说罢全席大笑。前几日听到一位朋友说：老万那天对我谈起你，说，曾尹郁那小子我喜欢，因为他在书里面把我写成了黑社会大哥，嘿嘿，我是大哥啊！哈哈！
在老万手里读书，我名次没退过前三，获得两次标兵称号，当然，也是我校历史上长得最帅的标兵，可惜因为感谢老万而将发色染回黑色，不然，那就更出色了。
老林是我降级后的语文老师，之前记得学校有这么一位老师是因为讨厌他。那是在降级之前，我加入了文学社，凭着些人气和口才在文学社的竞选大会上大放厥词，弄得一屋子小朋友血压升高，纳粹暴动一般。我成竹在胸地走下台后，老林却走了上去，说，我们的文学社允许不同的声音，但是同学们还是要注意自己的文字，叛逆得太多，文学社就容不下了。老林是校文学社的创办老师。我曾听过他的作文讲座，全是如何写好应试作文之类。听完老林针对我所说的话，那时的我只有一个想法，千万别让我遇上他。
降级之后我却成了老林的学生，当我信心百倍地准备迎接美好的语文课时却看见老林走了进来，顿时觉得脊椎被人抽去，心中一沉：我的语文铁定挂了。那堂是作文课，老林在黑板上指导了一下结构就要我们动笔。我当时决定给老林来一次挑衅，于是我写他规定之外的东西，末了还加上一段话：我不是在格子里写字的人，请给我创造的自由！交上作业本后我恶毒地想，像这种死板而严肃的古董，肯定会大发雷霆，面目狰狞地撕了我的作业本，气得饭都吃不下。几日后作文本完好无损地回到我手中，连角都没被折，打开一看，鲜红的九十八分，再一看，我那段话下面有了老林的笔迹：我欣赏你的文笔，作为你的老师，我只能帮助你，你可以写自己想写的，当生活的激流磨去你的棱角时，你才懂得了真正的生活。那时的我虽然似懂非懂，但脸上却早已烧得比分数还红了。
从此我在作文课上得到了特权，别人上作文课上出脑膜炎，而我却如鱼得水灵感层出不穷。老林大多是给我高分的，甚至满分。但有时他也会被我的文章搞得一头雾水，然后要我重写。如果他看上我的文章，想将其登到社刊上，他就会在我的作文后面写上：请修改誊正。老林是不吝啬于说请的，这正是我对他态度大转的一个原因。老林总是会把学生和自己放在同等的身份上，用一种真诚的平等方式和学生共处，尊重学生。这不禁使学生从内心深处自觉的尊重这位老人。
老林上课不喜欢站在讲台上，而喜欢在我们中间穿来穿去，他不大喜欢写板书，作文课除外。他不会将一篇文章的结构，重点之类的写在黑板上，而且也不会像其他老师炼丹一般地提炼出什么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中心思想，那东西确实是世界上出现在语文课时最无聊的东西，我认为那种事交给心理医生做还差不多，文学就是灵魂的共鸣，何况人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老林会要我们自己谈感受，得出的感受全写在黑板上，说：一家之言。我们说完后老林最后说，好了，下课。倒从未见过他给过我们什么标准答案。
上老林的课要随便，老林是十分喜欢学生在课堂上随便的，我们上课发言不用举手，想发言直接站起来说就是。有一次他鼓励我们在课堂更活跃时说：你们太拘谨了，外国的学生上课时接吻都可以。一句话说得我们群情激奋，森然欲搏人。在老林面前，我才发现自己对语文的学习是多么地落后，自己的思想是多么地落后，自己的长相是多么地落后。
我觉得把老林定义为语文老师是不正确的，他的课对我有一种吸引力，那是一种深层地对学生思想的引导，有着一种自由开放的气息。他经常会和我们讨论与课文无关的事情，像“9？11事件”发生后的那天语文课，他就问起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大家各抒己见，大多是感慨因果循环善恶终报。后来老林见我一直不发言，就点了我的名要我说说。我说，我为那些无辜的死难者感到悲哀。老林点点头，很沉重地说，我和你的想法一样。老林在这几年里都一直在帮助我，我思想的转变，我健康的价值取向。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比如尊重每一个人，积极地对待生活，定位好自己，再就是“磨去自己的棱角”。我一直认为，老林是我终身的老师，即使在毕业后，每当我在困惑的时候都会向他倾诉，像个受委屈的孩子，他会很慈祥地给我建议，留给我自己选择的空间，祝福我，让我感到温暖。
在高二上学期的某一天，老林找到我，问我说：“我想请你担任文学社的社长，你愿意吗？”我丝毫不隐藏心中的喜悦，高兴的说：“我非常愿意，林老师。”
在第二次参加文学社竞选演说时，我的幽默和沉稳取得台下社员们热烈的掌声。我说：“我们要一起创造文学社的鼎盛！”
在我担任社长的期间，老林将文学社所有的权力交给了我，要我去发挥。然后，我们那一届真的成为非常成功的一届文学社。
在换届仪式上，我说了很多，最后，我感谢了林老师，我笔直地站好，真诚而充满敬意地朝林老师深深鞠了一躬。心中感慨万千。
在我读大学后，我常去看老林，找他骗几本新出的社刊，而他就催我早点给文学社写些稿子，乐呵呵地说明不给稿费。
我现在常想，要是我有机器猫的时光机，我就会回去到我和老林第一次交锋的时候，对上台前的我说上这么一句：你真幸运，小子。
当然，我以前也遇到过很多好老师，我以前小学时的班主任，亲切地叫我小名，到现在还叮嘱我要好好地学习。我初中年轻的班主任和音乐老师。我高中时第一个班主任，即使我有多么调皮都是孜孜不倦的教导我，我降级后只要在街上遇到他，他总会从自行车上下来，和我走上一段路谈谈心。我高三的班主任，负责且平易近人的老陈，在我们闯祸以后总会帮我们担，扶着我们勇敢走完辛苦的高三，毕业后喊他喝酒，他稍带醉意地说，感谢大家。弄得人人都有些伤感，再喝一巡，他就会大喊一句：明天我请！弄得兄弟们齐声叫好。还有极富人格魅力的老于，朋友一般关心我们的郭老师，还有很多老师，他们都让我记忆深刻。
如果老师只是一种职业，那就会有上班和下班之分。而我认为是老师的，却远远超过他本该的职业范围。他们超越了普通，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在这个物化的时代，什么都讲商品化，价值化，但是他们却不是，他们以一种可贵的精神，一种负责的态度，一种纯善的心灵，担负起育人的责任。如果只是传授的只是知识，那就很难被称为老师，老师传授的还有灵魂，给予学生的还有阳光和希望，他们是灵魂的工程师，这些都源于老师这一伟大的使命，存在于他们自身崇高的灵魂之中。
正文 刘昂：夏的炎秋的风冬的飘雪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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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昂，国内中文系毕业，现海外求学。
一个七十年代末的孩子。
一段仿佛慢悠悠的少年。
这一切就像一套绵柔的太极，轻飘飘之间，流年悄悄漏过，只有时间匆匆在走。过往一一站成身后急急消失的站台，在我的地图上连成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却原来，成长是一条单程道。
夏的炎1996年的夏天。
教室外的老槐树铺开翠绿的枝叶，阳光零零碎碎，风过，脆脆作响。远处，知了尖锐的鸣叫，在灼热的空气里划开一道让人晕眩的弧线。校园是一座暗涌四起的孤岛，那么多青涩的理想抖动翅膀上的灰尘，我抬头，天到底有多高？
头顶，风扇咯吱咯吱，班主任薄薄的夏裙上花枝乱颤，白色的内衣勾画出一个清晰的轮廓。不知为何，我微微脸红，略略转头，对面的宣传窗上，红纸黑字铺天盖地的渲染刚刚结束高考的佳绩。那个桀骜的学生会主席，身后赫然一所北方知名的大学，如此高不可攀。
传说中的高三如层层乌云，终于不可抵抗的来临，覆盖。
明天的夏天，我在哪里？
距离高考一年的时候，我是个顽强生活在填鸭式教育下的沉默小孩。化学，物理，数学，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挥舞着手里的大刀，常常在我的梦里狰狞地狂笑，一刀一刀，本该粉红色的少女时代，遍体鳞伤。很多个清晨，在闹钟残酷的声音里，睁开眼睛，常常困惑：我居然还活着。
那种自卑与惧怕，如日益滋长的胸部，微微地涨痛，是无法与人诉说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牛高马大的同桌男生抱着破了相的篮球，乖乖地顺从着数理化猖獗的压力。这一路群雄混战的好戏，我们暗暗仰望。生旦净末，粉墨登场，一唱《智取威虎山》二唱《将相和》，中原逐鹿风起云涌。我们两个小小的丑角，共享着墨香扑鼻的《体坛周报》，共赏着乔丹神奇的凌波微步，突发其想地渴望：飞人般跨越高三，给它一记重重的扣篮。然后，姹紫嫣红，锦绣前程。然后，然后。
复仇的力量，暧昧的理想，我的倚天剑，谁与争锋。
剪了头发——离离原上草。只希望，在梦想的大学校园，春风吹又生千树万树梨花开。
半军事化的生活，住校，晚自习。发奋图强卧薪尝胆。稍有特殊，寄住在学校的老师宿舍，除了一两户单身老师，两层楼里都是高三的战友。古老的红砖楼房，临近池塘，深幽的池水几片碧玉的荷叶，青春沉淀的夜色里偶然看到粉嫩的荷花，垂柳依依。有时，读着读着英文，不由地看见池塘之后沸腾的球场，体训生矫捷的身影忽远忽近。有时，足球掉进池塘，扑通扑通的声音，层层涟漪在空气里一点一点荡开。
晚自习的空气，抹上了薄荷油，透彻的冰凉直接渗入神经末梢，稍微重点的呼吸就可以点燃一切。每个人都在抢夺时间，一砖一瓦地堆砌自己的城堡，诸事不便打扰。
每个月的月考，必定动人心魄。
排行榜无情地贴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布告一样，随时可以宣布死刑。
不可躲藏的炎热里，阳光在眼睛里开出朵朵绚烂的花，只是，那么清楚感觉到高三是如此的不一样。三组四号，空了一个星期。她说，她要休学，她承受不住了。亲眼看到，前排的女孩，清冷的刀片那般坚决地划开娇嫩的血管，血腥的味道瞬间蔓延，涩涩的麻醉到最脆弱的神经。众人惊诧的目光高声的呼叫及了解的泪光里，她却清晰地笑了。
这才是高三的第一个月。
老师仿佛看惯生死的医生，无论如何惊天动地，他们永远一幅成竹在胸的镇定，永远不动声色地催动着我们身后的鞭子。
班主任，英文老师，江湖里盛传许久的“老佛爷”。年纪不大的中年女老师，凶悍的目光致人死地而后生的犀利言语，让人闻声色变。每次，她微然点头，钦点某某大名，大家附首释然的同时，不由得祝福某某：一路平安。
曾经某个夏日的早晨，她毫无声息地出现在我小宿舍的门口，谆谆教诲，只因高二某夜和某女某男，三人走在同一平行线。她在三角之间计算许久得到我与某男是一对的结论。
文科班美女如云，如此担心可以理解，只是不知道把我也列入危险人物的名单，对我而言，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抬举。
语文老师，兼任副校长。白色李宁，黑色皮带系着略略隆起的啤酒肚。他，年事虽略高，颇见当然的玉树临风。
政治，历史，数学老师，齐溜溜三十出头的少壮派，被奉为我班的——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可见，人心所向。
贵为高三，最大的特权就是可以无视检查校徽和卫生的小学弟，学妹。课间操，别的年级憋着小脸群魔乱舞，我们堂而皇之聊天，谈笑，顺便舞动舞动双手。然后，就是期待信件。
北京的信飘然而至，信封上的名字让我有失望的诧异。可那个大眼睛的师兄，淡淡的文字，小心地告诉我，他如何在人群中看到我，注视我，小学中学。之后，我们研究高三，讨论足球，直到我走进大学，然后顺其自然地失去联系。
秋的风我的数学是一种顽症，我只能当自己是唐吉诃德，骄傲地同风车战斗。
星期六下午。高考不是唯一的人生，男生在教室的角落忙碌着寻找足球篮球，女生垂着柔顺的长发，彩色封皮的教科书也蓦然生动。秋天，槐叶褪成透明的翅膀，浅浅地铺在灰色的水泥小径，在温暖的脚印里，它们碎碎地歌唱。
如此流连这个秋天，仿佛莫奈笔下抽象而清丽的生命。
数学老师——三阿哥的小院，红砖朱门，苍劲的葡萄树逶迤，盘旋，秃秃的枝干裸露在瑟瑟的风中。温暖的秋日里，我，另一个女生会趴在小小的八仙桌上跟三阿哥补课，免费的。父母有感于三阿哥对我无限的义助，每次都会让我拎些小模小样的东西，应时的水果，外地带回的糖果。三阿哥就读幼儿园的孩子，虎头粉面，眨巴着眼睛，站在院门口，奶声奶气地唤着对门的小姑娘，一直串到我耳朵，久久萦绕。因为很多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三阿哥在说什么，假模假样地点头，思索，心却惭愧到死。
清凉的秋夜，回学校的路恍惚成星空下渺渺的河，幽幽的光闪烁流淌，泪，小心地流了下来。我的数学，我该怎么办？
我的成绩在最初的飙升之后，一直疲软。高三，就有一种让人格分裂的魔力。上一秒会捧着搅动人心的排行榜痛彻心扉地嚎哭，下一秒又不得不一跃而起，大声吼叫：沧海一声笑，纷纷世上潮。所有的雄心壮志顿时崛起为珠穆朗玛锋，等待我骄傲地把它踩在脚下。
所以，高三的最大痛苦在于把自己丢进一个滚筒洗衣机，在极度自信和极度自卑里不停不停旋转，直到将你洗涤风干，再生为人，周而复始。
青春的盛宴会在秋天浓重登场——秋季运动会。
高三是理所当然拒绝入场的。
我们端坐在高高的书堆后面，听运动员进行曲熟悉的音乐慢慢地讲过去的故事。运动会给高三学生唯一的福利是免去课间操。八十年代的小辈，生龙活虎，活力二八，个个健力宝。
除了羡慕，还是羡慕，久久埋葬在书本与压力下的四肢，不知是否还能威风八面。秋意盎然，那些裸露在凉意重重里的青春肌肤，小麦样的色泽，我们裹着厚厚的毛衣，第一次有迟暮的伤感。
任何东西进入成人的世界都变得直接与现实。
那年的足球比赛直接涉及高考加分，学校英明决定首次成立女子足球队。不能不说高考加分是一种动人的诱惑，但更多，我们愿意为之赴汤蹈火，仅仅因为那是足球。
深秋的黎明，黄土飞扬的操场沾着透明的露珠，薄薄的雾气缭绕不散，十七岁懵懂的笑声打破只有男生的世界。年轻的教练，红黑条的训练服，美滋滋地系上白色护腕，空气里轻轻回荡的马尾。对任何热爱足球的孩子来说，身披校服，直捣黄龙，同仇敌忾，那么少年无悔，千金不换。
曾经只要稍稍坚持，这份幸福触手可得。
我怎么可以那么清醒得像块冰，怎么那么冷静地计算足球和高考之间的得失，我主动退出了足球队，那份我深深为之骄傲的荣誉。
那天早晨，伏在二楼的护栏，她们白色的队服，她们掩饰不住窃窃的私笑，隐约散落在玉兰树间，巴掌大深黝的叶子遮不住她们饱满而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