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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黑暗，商船林立的维多利亚港湾。他提着沉沉的保险箱，和她一起，一前一后，刚走上雾蒙蒙的海边码头，就被埋伏在黑暗中的狙击手一阵黑枪打散。为了保护保险箱里沉甸甸的金条，女记者猛地把他推向在远方的黑暗中游弋的一条小船，故意暴露他们计划乘坐的那艘华生号客轮。那时，天还没亮。整个码头，激烈枪声如豆爆炸，火光飞射，子弹横飞，客轮顶棚叭叭作响。他努力游向小船，没有来得及看一眼高胖的女记者是不是提着大包行李，掉进了大海，还是强盗跳进大海，去捞起被误认为保险箱的行李包。翻上小船，他手提着的保险箱，身揣的党组织的秘密文件，完好如初。强盗的子弹，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叫船工赶紧开船，离开码头。那是当年香港黑社会和日本特务机关相勾结组织得很好的一场抢劫。杀手、枪手、狙击手和跟班，掩护策应。客船上的皇家海警开枪还击。小船悠悠离开码头。他抬起头来，看黎明中的港湾，海警和强盗双方对射打得正欢。小船船工早已受地下党组织秘密指派，埋伏在商船丛中迎接，如遇不测，就分头乘船离开，是他们早设计好的第二套离港方案。他回过身来，弹雨飕飕，码头游客奔跑如飞。那场暗杀，在他心中留下长久伤痛和阴影。天已大亮。维多利亚港湾，月白风清。他一点没有受伤。但他的恋人、伴侣，高胖的女记者欧阳，生死不明。不可能和他一起回到内地领受完成任务的喜悦……黎明的大海，留给他的是刻骨铭心的痛苦和牵挂……那晚，他们在香港著名的皇家大酒店，住在一起。组织上给他们办了结婚证，那是用来应付检查的。自接受任务来到南洋转道香港，他们都认为已经是真正夫妻。他们商量好了一定抽个时间结婚，但兵荒马乱、白色恐怖的险恶战争环境，并没能给他们安排合适的时间。他们如果在延安青年抗大当教员时就结婚，那该是多么美好的生命与爱情。他们的直接上级，差不多就是我们党的主要领袖，已决定给他们当证婚人。那时的领袖们，对他们没有正式结婚，又隔三差五住在一起颇有微词。并且准备把他们的不轨行为，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之后，必然经过严格的整风和痛苦的洗心革面，才能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有力证据。某些整风材料，已经把他们这种现象列入了反面教材，虽然没有点名批判，清算他们的“小资分子自由主义”，但他在党内职务的升迁也受到了影响。他本可带兵打仗，当那时红色抗日队伍的一路诸侯，司令或者政委，但那时的军事决策者，并不授他以重任。把他的工作重点放在白区。说白区更能锻炼人。其实，谁不知道，白区工作者的脑袋，大都吃了上顿，能吃下顿，才算抗在自己肩上。
淄芸（2）
“我们要好好地相爱！”
每次，他们拥在一起，她都俯在他的耳边，公事公办，又意味深长地这么说。无论什么环境，无论聚少离多，在巴黎留学的出租房，在上海洋房父亲的公馆，在北平女子师范简易的职工宿舍，在延安窑洞，在香港南洋的旅馆酒店……之前，之中，或者之后，他们差不多那么大汗淋漓地拥着对方，那么心满意足地宣誓永远相爱的心境。巴黎留学时，他们在异国他乡就相恋同居了。不用说，他们的爱情，属于婚前同居行为。他怀疑自己的命运，双双到巴黎，一九二七年，他们都十九岁。他们是在上海通往巴黎的轮船上认识的。她比他大十个月。怎么涌进我生活的女性，年龄都比我大呢？他那时还不知道这是个痛苦，只是心里的一个结……这个情结，会不会成为他后来和比他小十多岁的医学院校花之间，那场美丽浪漫的爱情，不慎怀孕的心理依据呢？那时还不算。他们是真心相爱。十九岁的富家小姐欧阳，那时在他心中，不是明月，而是太阳。温暖的温柔的太阳。她阔阔的脸盘，那时还年轻，洋溢着少女才女浓郁的芬芳。而他那时对女性肉体的感觉，是比他大三岁的童养媳。虽然童养媳也有一轮葵花样的脸庞，但是，她毕竟只是一朵放不上台面的乡间土葵花，而眼前的这个船王富商的女儿，千金，那时并不特别的胖，是一轮恰到好处的女性十足的太阳花。相爱一年后，他们都满了二十岁。不怎么费力地，他们就在巴黎共同租来的房间同居了。那朵高大健康的美丽向阳花，日日夜夜，都照耀在他的脸上身上。他们都没有考虑结婚。他们在那里参加了党的海外支部。那是我们党组织的发展最艰苦的时期，当然，他们是通过她的船王父亲，和当时流亡海外某某支部领导人接上关系的。那个领导人，成了后来大江局的主要领袖之一。
领导人哈哈笑着告诫他们：“革命加爱情，你们要处理好啊！”
“我们会好好工作，好好相爱。”
他们一点也没有羞涩地告诉他们党的领导人。那时的领导人，年轻
幽默，和蔼睿智，风趣儒雅。而且，领导人身边，也有志同道合的伴侣和爱人。社会动荡，兵荒马乱，前途命运，凶险莫测，就不能有美好的爱情么？
“当然不是，怀着美好爱情，创造崭新社会，有什么不好呢？”未来的领袖那时还没有架子。他“哈哈”笑着，取笑红了粉圆脸的高个胖姑娘，“不过，晚上你可也别用力太猛。得照顾他一点，你是姐姐。别把我们这个能刻钢版又会写诗的才子给融化了！”
领导人那时少有的露骨玩笑话开得很猛。惹得这群远在异国他乡，理想坚定的革命者，羡慕赞美地笑弯了腰。
“请你们记住，你们回去，都是我们党的中坚力量。我们这群普罗米修斯来这里盗取了火种，回去后，是要改变我们国家民族历史前进方向和面貌的。”
领导人继续说。听了他严肃的话，那群流亡海外的年轻革命者，觉得肩上担子重，而且崇高，都不笑了。
“欧阳……”领导人呼了姑娘的姓，“你父亲深明大义，是我们民族资本家的栋梁，爱国商人的楷模。无论什么时候，不要背叛你的父亲，他是革命的功臣。背叛了他们，我们会遭报应……他们那些爱国的工商界人士，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他们是人民的一分子。人民，用乳汁养育了我们的革命，在艰苦中成长。”
领导人的话，说得当时在场的上级下级都泪光闪闪。
原来，他们这个某某主义小组旅欧海外支部的经费，有大半是欧阳父亲资助的。
延安整风的时候，这对红色恋人怎么也想不通。都十多年了，风风雨雨，巴黎上海，长征抗日，树皮草根，太行山上，一同在枪林弹雨中踩着同志战友的尸体和鲜血走过来，怎么还把我们看成是革命的同路人？还需要怎么整风才能脱掉“小资分子帽子”？他们那些领导人决策者，有几个不是小资知识分子出身？知识分子怎么啦？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结婚，多年来住在一起么？难道他们就没有恋人住在一起？党内派系！他说。极左作风！他想。
“只要我们好好相爱。”那晚的延安窑洞，黄土坡上的北风吹得正紧。他们受了委屈的身体和心灵，贴得更紧。
“白区就白区吧，只要能够为党工作。”他们相互鼓励。他们都算是党的高级干部了，不得不服从党的纪律。不过，他们那时都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党内某些领导人看问题的方式不正常。
“并非文化人在我们党内活不下去，那些个文化人，比如某某某，阴阳怪气的，话都说不清楚，就凭那么一篇狗屁哲学文章，怎么能进入领袖智囊库的核心？我们写的诗、编写的剧本，难道对革命就没有什么贡献和价值么？我们是小资，为什么他们是红色知识分子？你说得对，我们是为党工作，不是为某某某个人工作。不行，明天我得去找某某某问个明白。”某某某是他们当初在巴黎的入党介绍人。他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答复的，他坚信。
“淄芸，”欧阳稍微松了一点力气，依然拥着他，很难地叫了他的名字，声音坚定、满脸严肃地说，“不用再给党添麻烦了，我们自己做得并不够。好好反省自己！”她大姐姐似地拍拍他光亮的脊背，“我们是应该找个适当的时候结婚。”
那时，他们都不知道，整风时期，他们在党内犯的错误，并不是结婚就能解决全部。欧阳侧过身，他看到了她的枕边，放着一份检讨，并叫他签名。
“不签！”他断然拒绝，“我们没有错……除了你，我没有第二个、第三个女人，我们的行为没有错。”
“必须签！……你不能耍小孩子脾气！不然我在某叔叔那里交不了账。”窑洞炕头墙壁上的简易马灯，照着欧阳齐耳的短发，那时，他们已经在两床薄薄的军用棉被里光了身子，那是“自己动手”时代，边区制造厂制造的棉被，不好看，但盖上去很软很暖和。马灯光照耀着她的红脸膛，在她胸前那轮圆月亮的侧影上，贴了一片橘黄的光。她手拿检讨纸，果断地把圆月亮那明灿灿的一角，塞进他嘴里，使劲揉。
“好，我签，我签……”他呜呜叫着，快乐地签了名。接着是一番云雨。端正而且投入。末了，她惯例地趴在他身上歇了一会儿，两眼迷离，俯在他耳边，悄声说：
“只要我们好好相爱。”
说完，她慵懒地翻下身来，手里拿着那份他已经签过名的检讨纸，侧过腰身，沉沉睡去。
望着她裹在粗糙军用棉被里日渐丰满的身躯，和露在棉被外面那只浑圆的捏着检讨纸的手臂，他想，这还是我在法国巴黎塞纳河边追求获得的爱情么？那个当初也许就不怎么纯情的姑娘，怎么成了用乳汁喂我塞我堵我嘴的家庭“政委”？什么生活造就了她成了这样？是我们的爱情变了味，还是当初就没有寻找到纯真的爱情？
这样的怀疑只是那么很快地一闪，就过去了。他们毕竟有共同的事业和爱好。他的文学、哲学、史学造诣很高，她的音乐、写作功力很足。虽然他们在延安待的时间不久，给那个红色政权心脏留下的印象是，这对喝过洋墨水的恋人，是我们党内的才子佳人，珠联璧合的一对。
马灯还在无声地闪亮。她已经满足地睡着，发出细微的鼾声。远处，黄土高原上一阵驼铃声，悠悠响起，清脆悦耳，余音不尽。
第二天，欧阳穿着干练的粗布军装，扎了牛皮腰带，站在窑洞口那株枝叶繁茂的红枣树下，等候匆匆走过的那位她亲人般的领导人。领导人接过检讨，粗略看了看，笑哈哈地撕碎了纸头，抬起脸，歪着头，慈祥地对她说：
“过虑了，过虑了！你们都过虑了！我还不知道你们的历史问题？我是看着你们成长的！这次组织审查，你们没问题，都没问题！派你们到白区工作，是党组织的决定，我也是赞成的。上海、香港、南方……你们都工作过，有经验嘛。还有，你父亲的海外关系，工商界的号召力，都是我们的资源嘛！我们的第二条战线，统战战线，究竟能在未来更艰巨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起多大作用就靠你们了！怎么样，要不要我来给你们祝酒，开欢送会？”
她心中的石头“砰”地落了地，激动地说：“怎么敢劳您的大驾呢？做好党交给我们的一切工作，无论红区，白区，都是我们的责任和光荣啊！”
“嗨呀！才女，党内一支笔，才女！嘴也厉害！”领导人说完，低下头，声音沉沉地说，“我真想给每一个进入白区工作的同志，敬杯酒啊！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我们胜利会师的那天吧！”
她激动得想敬礼告别。
“莫忙！”领导人从军服下摆大衣兜里摸出一张硬纸，“拿去。”
“什么？”
“结婚证，你和淄芸同志的。”
她呆了。
“还不快点接过。不然，我可得给淄芸同志开另外的结婚证了，还有好几个新来边区的姑娘，闹着要到白区工作哩！她们有的是歌星、演员，能派她们到白区去么？……不过，我也没有权利给你们开，这结婚证可是算数的，我们边区政府某某主席盖了大印的！好好拿着，对你们到那里开展工作，说不定还是个好的保护伞。”
她抖抖地接过结婚证。没有想到，她和淄芸曾不经意地给这个领导人提起过结婚的事，他真放在心上。
“还有，”他们在枣园窑洞前，早晨明丽的阳光中，缓缓散步，“对你自己也是一种保护。”他的眼里含着忧郁的目光，“这次整风，的确有人想整你们，都被我顶回去了。这事，你们知道即可，万万不能外传。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她父亲是资本家，不错。正是这个资本家，资助了我们某某海外支部的大半活动经费！那是1927年，蒋某人清党，黑云压城的时候啊！有这种胆量的人，怎么能推到我们的对立面去？我们党内就有那么些人，好事不会做，坏事样样精……忘恩负义！总想踩着别人的肩头、喝着别人的鲜血，爬上去！这种人，我量他也爬不上去，即使爬上去了，也会遭报应的！啊！……我违反党的纪律了！请你们别外传！”
她站着不动了，眼含着热泪听完，轻轻点点头。
领导人也停下来，望着远处，晶莹延水河，隐隐宝塔山。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不但我要保护你们，而且，我还要邀请你父亲到延安来，哦，不久，某某政府的考察团就要来延安了，我已经专门留了一个名额给你父亲。我和他是老朋友了！到时候，我将代替你和淄芸，敬老人家一杯酒！”
“×叔叔！”她轻轻点点头，举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哦哦，回去吧！我那边还有个会，到时再给你们补办婚礼，在我们的大礼堂办，热热闹闹地，办出喜庆，办出气派，我做证婚人！……去吧，好好工作，胆大心细，注意安全，啊？以后有事，大胆找我！”说完，领导人披着阳光，大步沿着窑洞前面的墙根，走进羊群、牧羊的老汉和跑步的战士们中间去了。
她的眼里涌出泪来。她简直就想，或者，已经爱上了他。尽管她知道，领导人有一个和他同样睿智和蔼的爱人。那是一种同志、战友和师长的爱！不过，作为男人，作为丈夫，这个领导人是不是比她的那个爱赌气的小弟弟淄芸更加成熟，更加有魅力呢？望着高原上这一派阳光下生机勃勃的红色景象，她想，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在这样的时代阳光下，真温暖真幸福！
回到窑洞，当她兴致勃勃地把结婚证和领导人会见时的一切，一一告诉淄芸以后，淄芸又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毕竟也是战争烈火中淬就出来的我党我军中高级领导干部，服从组织决定，那是军人不可动摇的使命。何况，那个师长般的领导人，从结识他那天起，就已经是他们共同的偶像。无论思想作风，还是工作能力，都是他们的榜样。不过，淄芸还是微微皱了眉头，不能总是这样把一个人，甚至一个党的命运，都押在某一个人的喜欢不喜欢，喜爱不喜爱，了解不了解的身上吧？党内这么多同志，他了解得过来么？他们个人的喜好，能代替党的原则么？
离开延安的那个晚上，他把心中的这种疑虑，试探性地告诉了她。
“对党应该无原则地忠诚！”
她板着红脸膛，没好气地冲他说了一句，掠掠齐耳短发，弯腰不断铺着被子。站起来，似乎意犹未尽地给了他一句：
“你说，我们二十岁在巴黎入党，今年……多久了？我们都不小了，你说，没有这个党，离开这个党，我们还会有什么？你不能忘恩负义！某叔叔刚说过，忘恩负义是要遭报应的！”
这次，她没有用胸前的圆月亮去堵他的嘴。
“那是，那是！”他说，“认识不同，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交换意见，有什么错么？”
“别的人可以，这么怀疑……这么说，可我们不行！”她坐在炕头上，披着军装很快地洗脚，嘴里喋喋不休，“你不知道，某叔叔为了保护我们，他自己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和无端的攻击？”
“正因为如此！”他硬着脖子，声音很粗，“我马上就要把这话说出去！《国际歌》怎么唱的？要为真理而斗争！你忘了么？”
她端起木盆，“哗”的一声，将那盆洗脚水向他泼来。
“你怎么知道，只有你自己才代表真理呢？这么自以为是，你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什么呢？”
欧阳这话正好戳了淄芸的痛处！他想，我这个意见，是在生活中斗争中明白过来的，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什么关系？他抹了一把湿淋淋的脸，也来了脾气！骂了一声：“狗娘们儿！”便和她对打起来。
她哭着跑出去找某叔叔，自然，某叔叔匆匆赶来。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