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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飞不信佛法，所以这个结论并不影响他以后看见一辆自行车倒下一样没看见似的走过去，有时候连“怕车主说是我弄倒的”的借口都懒的找。那时候他认为现在的人已不值得他去为之扶车，而至于立下不做本可不作的无意义的事的规矩倒很早，甚至在此之前——只不过在他看来这些事的有无意义发生了变化而已，所以拒绝了辅导员给他的锻炼的机会。
辅导员叫人找他时他正在下棋，他奇怪被子打得并不算太坏，早操没去上也没被逮住过，想不出有什么是要叫他去，有点不得主意，只好马上就走。张开却硬拉着不让走，他总下不过于一飞，这一盘好容易要赢了，当然不依。
“哎呀，我认输了行吧。”于一飞对棋道研究颇深，知道象棋的三种定输赢的方法。第一次看到这些他深感好笑，但马上又想到纵然这么简单，如果没有规定便会有争执，觉得大长见识便记了下来。今天是着急要走，否则肯定会给他讲明白这是有根据的，而不是轻视，甚至还会把两种和棋的方法及先和和后和之分讲给他听，毕竟张开是朋友，不会嘲笑他知道得那么多。
“觉得干什么都没劲，空虚。”辅导员问他干吗总愁眉苦脸，象是忧国忧民，他知道那是做他的思想工作，而不是赞扬，在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里才是的。从人们讲“匹夫之勇”的语气可以判断匹夫应该是蠢人，最起码是可以被普通人看不起的人，虽然他对孔子那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分反感，但他认为自己学的是科学知识，不是孔子的东西，应算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绝对比匹夫强。而且现在时代已经进步了很多，人也都远离了那个时代而成为进化的人，所以就连小人物忧国忧民也成了一种无聊的行为，这显然是句笑话。家庭的富有使他做事讲话总是有恃无恐；却也使他没有了学会撒谎的前提，便照直说了出来，是空虚。不过他也总觉得骗人是没有必要的，确实由于老实造成的损失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不值一提，而这些小损失的累加最终导致他提前宣布了大学的失败倒是他所未料及的。
“这很正常”——中国人历来讲究中庸之道，总视不正常为危险或可怕，所以常拿正常来安慰人——辅导员笑了笑，点了一支烟，还问他要不要，他迟疑了一下说不要，听他继续说下去，
“年轻人嘛，对一些现象不能理解或由于对自己的期望过高却不能得到认可而引发的不满心理，对现实感到无所适从或种种空虚都是不奇怪的，但关键的是怎样在这中间把握自己——这种空虚与迷茫就好比人生道路上的迷津，有人从此走向辉煌，有人却就此沉沦了，不同的人就是在这一个个迷津中由原来相同的人分离出来的。至于那些不明白的事，走入社会就会慢慢的明白过来的……”于一飞没有再仔细听下去，他并不反对给他做思想工作，还经常找着人给他做，但他认为思想工作就是要给他讲明白这些问题，他们却总把这些推给时间和社会，让学生把问题带出大学，这是他们的失职。
辅导员是行政人员，平时做的都是实际工作，这样的话讲不出许多，也觉得没有用处，很快便转到了实际问题，他说现在正是学生干部换届的时间，问他想不想做点什么工作。也就是说要给他个官作，于一飞颇感意外，但对自己的能力的相信使他没有对此作更深入的分析，辅导员是为了报答高教授对他的关照，从而继续关照。闲的没事了去作官，这与中国的“学而优则仕”的祖训是相违背的，于一飞倒也不是因为这而不愿意做这件事，只是他还没有想明白以后怎样个活法，就这样冒然接受显然是不合适的。
下面辅导员分析了班里的干部有实权但累；学生会的干部无权但轻松，生活部……文体部……，宣传部是最忙的，但需要一定的能力……他一直在想着要怎样推辞这件事合适，连辅导员把“宣传部需要一定的能力”的“能力”二字咬得特别重也没有注意到。
他不想说自己没资历或能力，又不能说认为这些事没有意义，只好说现在还没想过这些事。辅导员颇感诧异，他感觉这小子还是不错的，却连这样的机会都不要，但他知道没有搞清楚别人的心理之前便冒然建议什么是肤浅的，便又点了一支烟抽起来。“那样也好，”把那支烟抽了半截便插在烟灰缸里——显然是没多长历史的烟民，“现在做一些实在的事情，把成绩搞好，以后考研也是很好的——你准备考研吗？”
“不，不准备考，”于一飞坚决的说，见他奇怪，又补充道，“我认为上到本科已经够了，不想再学了。”
“学无止境啊，年轻人。”
“既然学多少都是不满，学那多干吗。”他把学分为满和不满两个状态，显然是受他们的考试只有重修和通过两种情况的影响，辅导员哈哈大笑起来，他第一次听人这样解释学无止境，从此再也没对人说起过。
回去之后他给张开说了这件事，张开对此不以为然，“先弄来再说吗，”他说，“现在先弄来了以后不想干可以扔，现在扔了以后想干就弄不来了，现在不干，也应为以后想想嘛。”
“为个屁以后，现在就是生活，人总是想这以后，到临死了还在为以后，一辈子什么也为不着。”
“你还研究个屁礼仪，说话这么粗陋。”
于一飞是在研究中国礼仪，但说出这样的话也并不奇怪，研究是想弄明白，这是一个纯正的的学者的心态——神秘感驱使的行动，并不一定要用它来指导生活，就向银行的人总是数钱却不能拿来花一样。所以在兄弟们中间说句脏话是很平常的，这也是他显示并不清高的一个重要方法，但他从不在女孩子面前说脏话，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绅士风度，而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到女孩子面前就被吓住了。他也不是为了寻找世风日下那些是古非今的证据，事实上他根本就不认为那群做人下葬时的主持人或吹点丧曲的人所讲的那些话是造就中国古代辉煌的原因，恰恰相反，他认为是这些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从而导致了今天的落后。
他从“人道经纬万端”到“故厚者……大者……高者……明者……”把这篇文章读了个遍，也没弄明白中国古人的礼仪是个什么样子。又把诸葛亮骂死王郎的那段话反复读了好几遍，也觉不出一点生气来，反而觉得“皓首匹夫，苍髯老贼”这样的词儿挺有气势，甚至觉得有点好笑，奇怪王郎为什么就死了，莫不是诸葛亮当时用了什么妖法。当然他知道自己觉不出来是因为羞耻感比古人减少的原因，也便感叹自己已经远离了中国礼仪。
但他不认为自己错了，便继续寻找证据，无如图书馆的资料太少，能找到的几本和礼仪有关的书也只能得到一些零星的结论，就象一个函数已知点太少了，他不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画一条清晰的礼仪曲线以观其全貌。最后他终于从《史记》中找到定公十年春，孔子曾因歧视狄夷之乐而大开杀戒与其仁义道德不相符而认定其不好，从而原谅了自己的越礼也原谅了世人。
但他却奇怪那些老师好像挺重礼仪，按说传统的变化也不至于这么快，从老师到学生仅仅一代人功夫便走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如好多老师看到学生在课堂上讲话总想靠委婉的批评“等你们说完了我再讲”来制止，但学生一般都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即便老师大发雷霆也不在乎。有的老师误了课或迟到总要给学生道歉，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对很多学生来说老师讲课就象只能收住一个频道的电视上的广告一样不听也不行，听完了讲谢谢才是应该的。曾经真的有一次一个老师说自己的病又犯了，还没来的及讲对不起时有一个学生已经大声叫出好来，弄得哄堂大笑，那老师恐怕从此对自己的课失去了信心。
于一飞并不因为古今中外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先例而说其不好——他还是十分推崇创新的，但不论怎么说在别人——即便不是中国的老师——生病时大声叫好确实是一种不友善的行为，这是于中国人还在炫耀的礼仪之邦不相符的。但毕竟现在已换了人间，现代人不能理解那时的人的心态，他也不想再深究什么，也就说是一种适应。
就比如有一个老师讲“举案齐眉”这个典故出自阮籍和孟光是大家都不愿意听——现代人关注的是比尔。盖茨，胡雪岩，牟其中这样的有钱人和罗纳尔多那样能踢球的人，对这样已经死了几千年的人当然不感兴趣，那老师便随便说了下去。讲到阮籍“常驾车而出，遇深沟鸿壑乃大哭而归”时李满朝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告诉于一飞估计这就是“阮籍的穷途之哭”了，见他还不明白，便又补充说：“就是《滕王阁序》里的‘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于一飞也点了点头，却有清晰的听见有人说了声“有病”，他抬起头看了看，那个声音连个源都没有。
二十二
张开一直都没有想明白那次邂逅老学生会主席在他的大学生活乃至整个生命中是一福还是一劫。其实他不认为一个好的结局就说明其中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对的——有可能在某些时候歪打正着，就象一个好人也总会有缺点一样；同样一个坏的结局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过程都是错的——只要有一个环节错就足够了，就像中国落后了不能归过于酒文化一样。但这肯定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他成为第一个没有人推荐的学生会副主席，走上了历届学生会工作的顶峰；但同时他几乎失去了所有引以为荣的东西，变成了一个伤痕累累的躯壳。
他干工作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是为了积累经验，他认为社会在不停地变化，人也总在社会中变换着地方和角色，经验总是等你总结出来再拿去用的时候已经过时或与环境不相适应了，就象一个村长在六十年代的大寨得出结论只要给人们说是为共产主义，大家就会好好干活，但拿到现在的大邱庄就不好使。所以解决“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以不变应万变。当然不是说他就认为这样很好，这只是个权宜之计，但既然变与不变都不能赶上时代，那就懒得再费神了。
而如果后来不辞职的话——他对这事一点也不后悔，从未这样想过，尽管他也认为自己的失败在于辉煌的一面没有走到底而悲剧的一面又无法更改。
遇到老主席是在一同去上课的路上，要一起走一段时间，不好打个招呼就走，只好再说两句，三句话不离本行，他问今年的工作计划怎么样了。
“还计划什么呢，咱们这届学生会已经结束了，现在正在产生下一届。”
张开对这一部之长无声无息的便被解了职深感不满，所以一上台就计划换届时把老干部召来聚一聚，搞个合影留念或其他形式的离职形式。这种不满的同时还有一种好奇，这使他继续往下问下届干部的产生办法是不是还和原来一样，老主席却认为他是想继续干下去，说找机会给他详细讲。
张开拿了好酒，又叫了很贵的菜——在没搞明白老主席是哪儿人之前他只好用双保险，不过请客的钱只能算作一半，因为有一半是自己吃了。这是他第一次吃不管闲事的亏，却也没有因此而悔改，这个习惯源于他对人们总问“上哪儿去”的深深反感和抵抗。
老主席讲他的希望——既然有希望就不应放过，不到黄河就不能心死，这是一种进取精神——不在于那次活动受表扬，学生会从来不记这种事，而是因为后来他交那两份调查报告落在了团委的二当家手上，“而这二当家的是……记住在聪明人面前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这显然是废话，说到底还是要人说实话，但也要这么论证一番，着实让人伤心。
然后他又说了其他几个关系张开前程的人的脾气和对付方法，老主席如此坦诚令张开大为感动。而他也不必为自己的酒后失言而懊悔，根据他的酒量张开判断他酒量不深，对那瓶酒深为惋惜。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对两种人坦诚，一种是讲什么都不会怪他的人，这里面分不愿怪他——这是由恋人变成的爱人或会变成爱人的恋人和不能怪他——这指下级，即不能拿他怎么样的人；另一种是说了之后不会记起他的人，比如在火车上坐对面的人或网上的聊友。张开一开始属于第一种第二类的人，后来则是把他忘了。KKK
回去后他找于一飞和李满朝商量，李满朝甚是热情，还翻出《史记》中韩非子的《说难》给他看。张开古文还算有一点水平，读了两遍便明白了“所说出于名高者也，则……为厚利者也，则……”这些罗嗦而又难懂的句子所要表达的无非就是投其所好，避其所恶；而“在知饰所说者所敬而灭气丑”则是见风使舵了。看来韩非确实生的年代过早，没能知道这些由国人在千百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简练而又明白的经验。
毕竟不是系里推荐的，就象一个在皇帝面前争崇的妃子，却没有显赫的娘家，尽管张开使出浑身解数也只弄了一个副主席，但也还是个不小的收获。这回他没忘了给辅导员说一声，辅导员显然更加恼火，但既然木已成舟他也就顺水推船了，把恼火暂时的化为笑脸，直到最后他辞职后才一股脑儿的发了出来。
新的学生会组建完成后立即召开了一个部长级会议，会上新主席发表了和去年那个老主席差不多的讲话，号召大家创业，一改学生会毫无作为的历史，成为划时代的一届。其实就是不用号召他们也会创业的，因为每届学生会都没能给下一届留下什么可以守的基业，他们只好另起炉灶。
这时候学生宿舍里装上了电话，刚一开始他们为之欢呼过一阵，但很快他们感受到了电话带来的麻烦。电话刚一装上那段时间，大家似乎个个童心大起，相互打骚扰电话以示庆贺，那段时间里几乎每个宿舍都能在早上六点之前，晚上十一点之后或午休时间听见一阵阵清脆的电话铃声，拿起话筒来却只能听见“嘟嘟”的盲音或一句笑话。大家对此玩的不亦乐乎，有人曾以此为戏；把一个二十块钱的201卡全部用于此项开支，而有的骚扰者则能准确的判断对方提机的速度和开始计费的时间并在此之前挂掉，这样他便可以不花费任何物质代价来感受这种快感。这些骚扰电话常常占满了接口，正经的电话反而打不出去，有的人听见了内线的电话铃响便以为是骚扰电话，拿起来就挂了，这也耽误了不少事。与骚扰电话相伴生的还有一系列的反骚扰方法，一些人为练习这而大大增加了电话机的磨损。
正如每一项新技术的产生和投入使用都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革一样，电话促进了学生求爱方式的改变，不敢当这面讲喜欢她而只好写情书的小伙子现在可以通过电话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电话用处最大的还是那些碰上了一个害羞的女孩子或人家有点不大想理他，只要他知道了她的包括专业，年级等详细资料，甚至只知道她的名字，他就可以对她进行地毯式搜索，管教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所以女生接到陌生人电话的概率远比男生大。但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被这些锻炼的极cool，遇到这种情况常常是边讲“打错了”边挂机。后来曾有人写文章批评过此事，说这是电话不文明现象之一，于一飞却认为既然电话打错了说的显然是废话，耽误对方时间才是不文明，而说这不文明则是中国人心灵生活的体现。
同时电话增加了老同学之间联系的代价从而减少了它并导致了关系的疏远，而一些处在热恋中的男生则象恨外面的花店一样恨它，因为它常常得花费大量的钱和女朋友谈一些本可以叫下来到楼下说的话。而张开那次打电话显然不是这种性质的，对方是薛霞，它满是娇笑的声音让王绪刚产生了误会，便也凑过来听。张开看着他反穿了拖鞋，两手在大腿处提着裤子，光着膀子，弯着腰，张大了嘴，欲听不能，欲罢不忍的样子非常生气，狠狠的瞪他了一眼，他却浑然不觉，就差口水没流出来了，气的张开忘了听薛霞说什么，只好说见了面再说。
他找薛霞是想和她合计一下工作上的事。按理说他对学生会不应那么陌生，但他过去只是一个小部长，从没参与过学生会一些决策性的事情，因而实质性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他以为学生会在学生组织中就象国务院一样，最起码领导的了那些校级的学生组织。但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学校科协，大学生文工团，记者团这些组织都和他们平起平坐，还有固定的经费。这也难怪，这些组织里的都不是平常人，而这年头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