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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初次接触的人，有着很大的盲目性。远野是出于道义参加了我们那晚的“鸿门宴”，因为在坐的一群人中几乎不是一个圈子的，而他本就不擅长陌生的交流。他的性情像他的名字一样，有些飘逸而遥远，不过，他的作品却有着很浓的人情味，随笔文章更是深邃而富哲思。准确说来，他是一个散淡的人，由此可想，那晚的餐桌上他该会如何沉默。
南方的人有着一种后发制人的饮酒风格，与我同行的两个同事不久就被劝过了量，而我就成了最后一个被攻击的目标。我不擅酒，平常喝一点点也要凭兴趣与情调，所以便陷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困境中。那时节，人们不知怎么搞的，不分南北却都如出一辙的愿以酒作为“业务”的前提，我心里怏怏的，有点厌，觉得不对胃口。
在整个吃饭劝饮的过程中，喧嚣淹没了人的感觉意识，一桌人几乎都忘了远野的存在。我忙着抵御劝酒的热情，也不曾留意身边远野的静默。只记得一开始他就在自斟自饮着一瓶陈年花雕，人们恭维他的同时却也慢慢地忘了他，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我们一行人身上了。
在我疲于应对的尴尬之即，幽幽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只见远野站起了身，对着一桌人说：“你们敬她的酒，我来替她喝吧。”那声音不重，却压住了满桌人。
那晚，我没有被灌倒。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一种置身异地而感到特别弥足珍贵的暖意，让我对远野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
后来，我强迫他为我想搞的一套青少年读物充当作者之一，照当时的情形，这几乎叫强人所难，对不上牙口。因为远野从“身价”上讲，无论如何都不该接受这样的“作业”。但他却再一次帮了我。
多少年后想起这段，我都觉得愧对远野。但他就是让人舒服，笑着说：“若没有那次经历，我还不能真正认识你呢。”
因了书稿的机缘，我与他开始书信交往。书出版后，我们已相当熟稔，彼此谈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那阶段，我把他写的书全都读了一遍，聊天的范围从中国的庄子、鲁迅，到外国的亚里士多德、狄德罗以及柏拉图；从“漫步的孤独者”卢梭，到“塔希提岛的主人”高更———他更愿把那儿称为“大溪地”；从中国文学，到外国文学；从古希腊雅典精神，到中国现实的思考……不一而足，让人享受着一种“活在多个世界中”的快感。有意思的是，他把这样的交谈，定名为“心灵小屋的畅游”，并说那是“有壁无际的自由遐想和理性精神的漫步”。
不可思议的交流慢慢延伸出一种情感的默契，日子久了，我们竟没注意到一种语气的变化。越来越无羁而感性的话语好像多少年前我们就是至交知己。他常调侃地叫我“大女孩”，而称女儿为“小女孩”。点点直到长大都念念不忘这个“Uncle”（叔叔，这是女儿对他的一贯称呼），她说她是读着Uncle写的故事长大的。其实，从小到大女儿听过、读过无数的故事和书，但她就是坚持说，她的童年中印象深刻的就只有Uncle“送人玫瑰之手，历久犹有余香”的记忆。这事说起来真是颇为滑稽，因为远野压根就不是儿童文学作家，他的书都是写给有思想能力的人读的。但是，那时女儿像我一样异想天开，说要看他写的故事，说Uncle写妈妈留的作业，也得写她的。远野真不知哪来的那份爱心与耐性，竟真的为她一个人写了只属于她的童话。这样，远野就成了我和女儿共同的朋友。
惑 08（2）
一切美好慢慢延续着，我的生活却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让我几乎分不得心，甚至分不出更多的时间睡觉。这一时期，远野的信写得越来越有情致了，好像不经意间要分解我精神的压力与负担。我知道，他做这一切，多半是心性使然，不过不能否认，这其中也有比对一般人更多的关心。
曾经有一个阶段，女儿的心理状态出现问题，极度厌学。我为此愁得没法，从心里憎恶当今的学校教育压抑天性，但却无能为力。远野从南方寄来了日本NHK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黑柳澈子的《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当时大陆没有译本，他是请朋友从台湾捎来的。这开始了我与女儿心理沟通、平抑愤怒、宣泄情绪并疗治创痛的管道。我答应女儿，每天不管何时、不管我在做着什么，只要她需要，便可以随时叫我，我会放下一切来陪她；而只要她写完作业，我就会给她读“小豆豆”，若时间早就多读，时间晚就少读。女儿被书中那个与她景况相似的小豆豆牢牢地吸引住了。为了“读书”，她开始注意力集中地写作业，为了多听故事她写作业的速度越来越快。慢慢地她为“心烦”而叫我的次数越来越少，而厌学的情绪则越来越不被意识了。
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蹲下身子”同幼小的女儿说话，学会了以她的视角看问题，也领悟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灵抚慰方式。
我明白，远野用心“疏导”的绝不仅是女儿一个人，而是两个。他教会了我许多。
然而，就是这样，我给他写信的频率却越拉越长了。工作、孩子都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江川有如“国际自由人”，不遇麻烦已很少能想起“家”所包含的意味。这三者没有一处是我可以省心的，以致一次在电话中，我对江川说：“亏了我心理承受力好，压根儿就认为‘家’是我一个人的。”
这大概是我唯一一次明显的抱怨。平心而论，我一直以为，谁做什么并不重要，一种精神的分离才是人心里真正痛苦的地方。几年商海的喧嚣浸染，江川已少有耐心能听我的想法了，每次说到点点，也多是三言两语地应付着，谈自己就更少。他总是说他很忙，但寄来的照片却越来越显出发福的迹象。我劝他别真的沉迷于灯红酒绿了，他一副无大不可的口气对我说：“你不懂，生意场比你想象的可复杂多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别为我操心了。”我们能聊的内容已越来越无法深入到内心去了。
有时我想，自己也许真的是落伍了，跟不上现代、后现代的脚步了吧。我的“不合时宜”如此凸显，那么该孤芳自赏地“留”，还是趋同从众的“弃”呢？那段日子，我好像陷入了哈姆雷特似的自我诘问中，心情有些抑郁苦闷。
不久，我为书稿的市场运作再次去了南方。那次，事情办得很顺利，但一个意料之外的吃饭邀请，却让我最终决定要放弃与远野保持了多年的交谈。
那天，远野一脸阴郁地告诉我，wife要邀请我一同吃饭———他总是用wife这个英文单词来说到妻，从不直接讲名字———并说，她已先自把饭店定好了。以往，他在我面前从没有过这样的神情，我看得出，他们为此一定有过不愉快的交涉。女人的敏感让我想得到其间发生了什么。远野没再多说，而我也不想多问，只决定赴约。
饭吃得平和而安适，他太太很有风度，席间丝毫没谈任何会令人难堪或尴尬的问题，只是让我感觉着他们一家人的“自然”和“习惯了的方式”。他的儿子上高中，但喝了酒，最后为醉而不舒服。我了解，他像母亲一样，为一种危机的状态难过和不能接受。我无从解释，也没办法解释———我该说什么呢？我与远野多年间像一对无法分解的精神恋人，亲近到无须加入任何意识而能感知对方的需要，那么谁看了能理解呢？不要说是他至亲至近的家人了。所以，我只能做唯一的选择，远离这种亲近。
远野不能接受我的这种做法，说：“让我自己来把这事处理好吧。”他不觉得我们这代人是有什么不能说清的。应该说，这也是我俩之间，第一次面对如此敏感而不曾意识到过的问题，我很不自在。我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无地自容，随即便是自问，我能不顾及他家人的感受而让一干人背负承担不起的痛苦吗？不，我知道自己做不到。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恐怕连同远野和我自己在内，都会陷入到一种心理折磨之中了。
惑 08（3）
快乐永远不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即便是神交，限定在纯粹的精神范畴，却也不能以心界无疆触碰他人领地的敏感。我清楚，那是一个说不清的界限，有关道德与自由的考量———我被这法力强悍地禁锢住，没有辩解的可能。于是，对于只与自己感觉有关的情感、精神，也只能在“自己”这层意味上选择与放弃。我知道，我不具备与通俗法则作战的实力，那我就只得服从，否则，我将永远陷在纠扯的泥淖中，无法获得一种平静，也无法拥有本真的快乐。
于是，当我与江川的婚姻走到了尽头，离婚后，我并没把这个消息告诉远野。因为我怕在纯的境地里加入丝毫不纯的佐料。
现在，他来了。我将面对什么？
我不知道，也说不清楚。当然，就更无法预料一种将要但实际没有发生的事……
惑 09（1）
和远野独处了整个下午和晚间的几个钟头。
他大约是中午过后到的这里。看上去他和过去没什么大的变化，还是那么温文尔雅，还是亲切得如同从前般熟悉，只是不见老。我笑着说：“你怎么老是这样子啊，好几年了，也不见什么变化？”
他握着我的手：“大女孩也一样漂亮呀！”
“才怪！”我说：“我妈妈讲，我眼角的皱纹比她都多了。”
我们大笑，随即他便说：“皱纹不代表不漂亮，爱笑的人才长皱纹。你没见如今的女孩，为了怕长皱纹，笑时都用手按着眼角吗？多累！”
他调侃的语调卸去了我久未谋面怀揣的那点生分，也就凑趣道：“只有你才这么说话，安慰我是吧？”
远野突然拉我至近前，温情地吻了我的额头，并轻声说：“可怜的女孩，累坏了吧？”
我被这突然的转折、突然的举动一下弄慌了，心里涌起一些说不出的感觉，竟一时语噎，下意识地从他的身边脱开……
远野并不急于解释什么，任由我岔开话头。之后，看看临近晚饭时间，我带他去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家西餐厅，慢慢吃，也慢慢地聊。我们说了许多久不见面但都熟悉的人和事，说到他的创作，说到我的近况，也说到我和点点在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乐事。不过，总的算来是我说的多，而他听的多，他只在必要时才插话。
我说：“你怎么话这么少？真不如看你写的东西。”
他笑了：“正因为平时把想说的都写给你了，现在才要听你说嘛。忘了我是个好听众？”
我也笑了。的确，从说话能力讲，我比一般人语速快，这似限制了别人的表达。记得一次我在家里说什么事，爸爸在我不加喘息的讲述中，也听得没了反应，直待我一口气讲完后，他才插上嘴：“你频率这么快，别人平常听得明白你在说什么吗？”
我强词夺理：“说得快说明反应快！”
此时，面对又一个“听众”，我开始有点反省意识，说：“给我那么多台阶，我会登鼻子上脸的。”
远野神情有点游移，我总觉在他温和的表情下潜藏着什么想说而没说的话。
他注视了我很久，至少我觉得够久，于是我口气尽量随意地问：“有心事？”
他征询式地说：“我们换个地方？”
离开西餐厅，我们回到他下榻的宾馆。待我坐定后，他为我沏了杯从南方带来的西湖龙井。这是我最爱喝的一种茶。远野说：“再有个把月新茶就下来了，到时我寄明前茶给你。”
我笑着接过话头：“你不每年都给我寄吗？”
“今年和每年不一样。”远野加了一句。
“怎么不一样？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总是话里有话？”我用眼睛直视着他，不容其回避。
他沉思了片刻，终于开口了，问：“你，和江川分手了？”
我一怔：“你怎么知道？”
“我给家里打过电话。你妈妈告诉我，爸爸病了，去世了。此后说到你……”
我的眼圈一下红了。
我还是不能控制爸爸去世带给我的那份伤心，在我心里，从小到大，从始至终，没人能像他一样爱我。我一直认为，人与人是要讲缘分的，甚至家人也是一样！
或许，就像人们所说，“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吧，他对我永远是“宽容有余，缺乏约束”，妈妈常说我被爸爸“惯坏了”。
小的时候，在大院里我是有名的“爱哭鬼”———娇气。那时，哥哥弟弟从不敢招惹我，因为我哭的本事一流，除了爸爸也没人能哄得好。回想起来，大约从出生算起，爸爸就对我“非常特殊”。妈妈说，我小的时候，爸爸甚至容不得外人抱我，说是怕别人传染给我什么病……记得有多少回，他伏案备课时，我总会静悄悄地走到他的跟前，用小手拽他的衣袖。他也总是无一例外地扭过头，一笑，把我抱到膝上，用一只手臂搂住我继续做事。更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桌上东西的重要，甚至会爬到他的桌上，坐在那里把他所有的资料、稿纸弄乱。但即使这样，爸爸也没一次对我发过脾气。所以，我黏他的本事自然也是一流。
惑 09（2）
全学院的人几乎都知道，爸爸有个尾巴，不管走到哪都得带着。记得有一次，他去学院的苏联专家院开会，我非要跟着，否则就不让他出门。他没办法，只好把我带去。开会前，他把我留在外面跟几个专家院的孩子一起玩。起初我还觉得新鲜，但玩了一会后，就不再有兴趣了。于是，扭扭搭搭地上了专家楼，推了会议室的门……
那一次，我是让爸爸着实难堪了的。不过，爸爸平日就是受不了我一脸无辜地看着他的样子，所以，他也只是做了个不常有的严肃表情，让工作人员把我抱走，并没说什么。
还有一件事，是我后来想明白的。那就是爸爸对儿子、女儿的差异性教育，其实也是极为用心的。在我们兄妹三人的相处中，爸爸让我们慢慢学会了一种亲密、谦让和善解人意。记得有一次，爸爸拿回家一套精致的景德镇瓷器，那是他在军事学院读书时的同学送的。瓷器薄得像一张纸，透明，很精美，爸爸喜欢。我们三个孩子围坐在小桌旁抢着看，哥哥是对什么都爱琢磨的人，他拿着那把精巧的小壶左看右瞧，我等不及，便抢。结果壶脱手，碎了。我开始大哭。爸爸那次发了火。难怪，好东西还没焐热，没了。挨说的自然是哥哥，他委屈，几天没有理我。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了什么叫歉疚，体会了“代人受过”别人不舒服自己也不舒服。事情过后，在和我单独相处时，爸爸说：“黎，那天爸爸跟哥哥发脾气，可是不对的，知道吗？”我依偎在爸爸的胸前，听着他那让人踏实的心跳，乖乖地点头，认了错。那件事的结果，是让我了解到，爸爸心里其实一直希望我能懂得一种对亲情的珍惜，同时也希望哥哥作为男孩子遇事能够担当。
其实，我和哥哥读书的习惯也是爸爸给养成的。那时弟弟还小。“文革”期间，学院大院虽不像外面那样乱，但也是越闹越凶。爸爸不希望我们到外面乱跑，便把箱子底私藏的《红楼梦》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一些文学和军事的书拿给我们看。妈妈有些担心，说：“他们那么小，看得懂吗？再说，别让人发现了，不好。”而爸爸说：“总比让他们到外面去乱跑好。”
事情的起因是，一天晚上爸爸带着伤从外面回来，在爸妈的对话中我们知道学院外的两派在搞武斗，院里派人去制止，结果石头崩破了爸爸的腿。妈妈拿着药棉在给爸爸上药，这时听爸爸在说：“这样闹下去会出大事的……”或许，是爸爸下意识感觉到了我们并没睡，他止住了话头，转脸来看我们卧室的门。在发现我们躲着偷听的小脑袋时，爸爸也看见了桌上放着的一张稚拙的漫画。他略微皱了下眉，然后索性把我们都从房间叫了出来。问：“这是哪来的？”“我画的！”我不无得意地说。爸爸转向哥哥，继续问：“今天，你们都去哪了？”哥哥如实回答了爸爸的话：“去大操场看批斗会了。”爸爸沉吟了片刻，表情严肃地说：“宣布一条纪律：以后不许再去凑这种热闹。”又转向我：“以后也不许再做这种事。”我说：“我是看别人这样做才学的，你知道，38楼的毛冬画得可好呢。”爸爸用手把我拽到跟前，给我们讲了挨斗的将军院长断腿的故事：“你们知道吗，他的伤是长征时留下的，差点要了命，后来几经辗转被送到白区秘密做了截肢。要说他是走资派还沾边的话，说他是叛徒那就是捕风捉影了。所以，你们不能跟着瞎凑热闹……”就这样，爸爸决定把我们关在家读书。
我们都清楚，爸爸这样做是担着风险的，私藏“禁书”原本就犯忌，更不要说他还“散布流毒”了。仅仅就在不久前，爸爸从越南回国，但“文革”已轰轰烈烈，势如破竹了。爸爸清楚，自己已不能再堂而皇之地保存那些藏书了，可又不想把书上交随人处置。于是，有几个深夜，他和妈妈亲手烧掉了不少书。那时，我们三个孩子也是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