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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快接近国旗时，《国际歌》唱完了，并且已经多唱了好几段，我们这群昂首挽臂挺进如敢死队的人忽然不知干什么好。因为没有公安和民兵阻拦我们——没有反作用力也就没有作用力，因为我们也不知要到国旗下干吗——可能集体意识忽然空白了。我们几排人尤其是第一排的人还没等尴尬太大，忽听有人喊：我们去大会堂找花圈去。于是我们别别扭扭就散了队形，又一哄地奔向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大约已经10点半了，上午的班肯定赶不上了，但我在广场上再玩一个小时也能保证下午的班不迟到。
刚才又有不少人给我照相了（当然“四五事件”平反后我应人民日报社王×之邀去某报社看“四五事件”的片子时看到当时我们手挽手、大张着嘴挺进国旗的那张照片，其中在左侧的我歪着头挺着胸奓着头发，随后我又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了这张放大的照片）。
这几天来广场的老泡（有正义感的痞子）都知广场上有不少便衣专门盯梢并在对象离开广场后将其扭进公安车中。我的胆子忽大忽小；虚荣时大，静思时小。我在走向大会堂的途中，也不断打量有没有使劲打量我的人，可我哪学过反侦察呀，根本看不出谁是雷子。
这天广场上人少多了，也因各单位紧急传达不许职工去天安门广场。昨天（4月4日）广场同时估有百万人，总人次达到二百万，花圈就有三万多。广场上各种消息仍在蜚传，什么邓小平昨天也来广场了，什么昨晚清场也是老华（华国锋，当时国务院代总理）的主意，他说坏人跳出来了；什么吴德（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是邓小平准备好的反革命事件。在中国，不少上层领导的新动态，有时一夜就能传入市井——中国人是一个爱传递隐秘消息的种群。
中午快到了，我离不离开广场呢？算了，破罐破摔吧，再说法不责众，那么多人“闹事”，凭啥单抓我，我又没喊“打倒”的口号，我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我也没喊拥护邓小平（在1976年2月，报上已点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最早在1975年底由清华大学工宣队头子迟群、谢静宜对刘冰的批判已波及到邓小平、胡耀邦等人身上，并且某些上层领导已认定邓小平是广场群众活动的总后台）。
我随着人群拥向了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半地下室门口（在台阶以北），但被层层士兵人墙阻住。士兵也手无寸铁，却挽起臂膀，死命抵挡着人群拱动式的冲击。人群中乱喊着口号，也有骂语。士兵们啥也不说，有当官的说这里真的没有花圈。人群是有些像乌合之众，至少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有一个中年人（估计不是对方的人）因说不应冲击大会堂便被几个人拳打脚踢，直到他喊冤我也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才得以摆脱。打他的人一看就是胡同串子（小痞子）。
三、在大会堂台阶念《告工农子弟兵》
4月5号约11点，因为人群中有人说花圈可能被公安都放进了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于是大家一哄而走，喊着：去大会堂，去大会堂，要回花圈。地下室门前早被士兵的人墙挡住，冲了几次没冲进去。人群又上到大会堂的东门台阶上。这里依然有士兵的几层人墙，对群众的呼喊谩骂一概不理。这时候××（后来的谈判代表）掏出了一首诗，又将手提喇叭递我，我就念了这首二三十行的《告工农子弟兵》（这诗可能他昨天在广场上念过）。诗的大意是：工农子弟兵，请你们倾耳听，你们吃的穿的都来自工农，你们的枪口不应对着工农（当时士兵均赤手空拳，除几个礼仪式的门卫），你们应分清敌我。这诗节奏、用词、韵脚都不讲究，我念着念着觉得不是极好意思，因为它比这几天天安门诗抄的优秀者逊色不少。
但它的效果好，激起人群欢呼并加大了对士兵的起哄。由于用力抵挡人群的冲拱，大多战士的脸都有汗水，他们的胳膊互相挽得死死，估计也是在执行命令：誓死保卫大会堂，一定不能让坏人冲进来。而群众的行为肯定不是在执行什么命令，也没有什么组织，胡乱有个什么说法，就会一呼百应。比如，又有人喊了一嗓子：花圈都藏在历史博物馆里。于是人群呼啦啦地就退下了人大会堂台阶，拥往了历史博物馆的西门。
（我记不清历史博物馆门前有没有人墙，如果有也不如人大会堂门前那样是铜墙铁壁）人群上到了门前的台阶，这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出来干涉，一个女同志大喊：同志们，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里面都是国家财产，都是重要的文物，里面没有花圈，你们冲进去只能使国家遭受损失。那个女同志的确义正词严，又急赤白脸，仿佛她身后就是自家的财产。人群竟不再往前冲了，却步了，后退了。也因为有人喊：走，我们去小红楼，那里有我们被抓的战友和花圈。
嗷，嗷，人群躁动着呼喊着往历史博物馆东侧偏南的小红楼拥去。当时都知道，那小红楼是军、警、民兵三方一体的联合指挥部。广场上的小道消息早就传出：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也常来这儿坐镇；首都工人民兵的总头叫马小六；（甚至说）王洪文几天前也来这儿视察过，并且江青、张春桥经常在人大会堂的平台顶观望广场的动静。
我觉得我差不多该走了，好歹下午在厂里露个面，否则算旷工就麻烦了。可是不知不觉，侯××、王××等几个爱领事的人总是在我左右，并且人群好像都跟着我们呀。反正我不可能说：我该去上班了，小楼我不去了。我自知小楼是最不应该冲的，卧操，那是人家武装力量的司令部，里面可不是吃素的。
可我一半由于被裹挟一半由于自尊（临阵脱逃太跌份了）还是被人群簇拥到了小红楼前。
四、在联合指挥部的红楼谈判
1976年4月5号的中午，广场上的部分群众（上万人）都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所三层红砖楼前。楼内即是军、警察、民兵的广场联合指挥部（原是卫戍区某部，毛泽东去世后为建其纪念堂而被拆除）。楼门前，围了至少三层士兵，均无佩武器。士兵们手挽着手，抵挡着潮涌般的人群。
士兵的后面有当官的用手提喇叭不停地解释和警告：小楼里没有花圈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不要受坏人挑唆冲击营房；请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再往前冲后果要自己负责。但人群只有一句唇嘴不对的回语：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也有人喊：人就是被抓到你们这里的，花圈也藏在这里。军人的喇叭和人群的齐声一直在对喊，并且人群对士兵身体围墙的拱劲正逐步加大。
人群里也有人喊：大家不要乱，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派代表跟他们谈判。于是人群一遍遍地齐喊：我们要谈判！我们要谈判！的确人群里有个别人，故意使劲冲撞战士，而战士仍是手挽手地不松人墙，也不说话。
没想到，过了十多分钟，对方竟同意谈判了，还让我们选出五人作为谈判代表。我因站在前列，加上个头也高（像是会打架），并且刚才在人大会堂前、纪念碑前多有领呼口号、宣诵诗歌（《告子弟兵书》）等出风头举止，也被选为了谈判代表。
五人被人群七嘴八舌地选出，有北京化工学院的陈××、北京×工厂的侯××、北京麻纺厂的王××、×中学学生（小瘦个、面色不白）以及我。陈中等个，瘦脸略白，戴眼镜，言语不多。王瘦方脸，薄唇，爱说。侯面红褐，大眼，爱出主意。进小楼前我们五个也没分工，也没合议，仓促上阵。进小楼前，有人喊：一个小时你们不出来，我们就冲。
除小楼外的几层士兵人墙，没想到小楼大门的过道里也塞满了士兵。根本挤不进去。也不知谁喊：从上面过去。我们五人就爬上了士兵们的肩膀，爬了好几米长的“肩膀走廊”后才脚着地。小楼里没什么特殊，除军人就是穿便衣的人。广场上的人群大都知道，这几天在广场上被抓的群众有不少都是被扭送到这里的。
我们上到了二层，被引进一间像是办公室的房间。我们好像都不会谈判，暂时也不知跟谁说，那就先喊着一成不变的口号：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口渴，又加喊了一句：给我拿水来喝！几个战士立刻去接来了几搪瓷缸子的凉开水。我们一饮而尽，跟补喝“临行妈的一碗酒”似的。
一会进来一位高大的没戴领章帽徽穿绿军衣的人，面不丑，约四十多岁。有军人介绍：这是我们的首长，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谈（好像有军人称他×师长）。谈判时我基本没说什么话，只是偶尔冷场时说一句：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们五人说话最多的是侯××和王××。他俩互补式的白话了一通悼念周总理无罪、为什么强行撤走花圈、为什么抓走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花圈和被抓的人在哪、立即交出来、否则革命群众坚决不答应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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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军人口气和缓，措辞不卑不亢，大概说了：你们悼念总理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你们不要受坏人挑唆上坏人的当；花圈不在这小楼，我不知道在哪；我们抓的只是极个别的坏人，他们也没有关在这里，关在哪我不知道；你们应劝广大群众退回去，离开广场，回到工作岗位。因为我们也是车轱辘话来回说，这位首长也不得不重复了好几遍他的话。
大约谈了二十多分钟，楼下传来更强的群众呼声，有一句的意思是要我们到窗口来。估计是想知道谈判结果以及我们是否都被铐起来了。我们来到窗口，有人（非王即侯）向窗外的人群呼喊：我们很安全，他们耍赖，说不知花圈和战友在哪，你们别着急，我们要跟他们继续谈。
继续谈，没什么新鲜，加上窗外人群高喊着让我们回去。我们稀里糊涂地下到一楼又爬过众战士的肩膀，回到人群中，并告大家：他们拒不交出花圈和我们的战友，谈判失败。人群中有人说：你们回来了就好，我们担心你们五人也会被扣起来。当时广场中央有广播车（上海小轿、顶四个喇叭）被人群围住，更多的人向那里蜂拥，我们谈判小组就散了，也随人群去了广场中央（“四五事件”平反后我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好几千字的“四五纪实”，但只登出被删改后千余字的“战士的心”，内容是小楼谈判，角度是战士同情我们，递我们水喝）。
五、下午烧汽车时我已溜走
4月5号午后两点多，我们五人代表在小红楼与当局代表的谈判毫无结果，就半卑半亢地离开了小楼。这时广场上的焦点转到了国旗南侧的广播车。那辆小车内有一个女的广播员。人群围拥着那车使之不能动弹，有人开始用手拍打车厢和玻璃。也有人喊：把广播车掀了。
我觉得大势不好，着实该闹事了，我是该撤了，卧操，莫名其妙地当上谈判代表，已够被枪打的出头鸟资格，再呆在要对广播车采取暴力的人群中，那就像被“立即执行”一样危险呀。就算我干了反革命的事，我也不愿“当反革命分子”。我来广场，本是想凑凑热闹（当然基本的正义感是有的），后来发展到出出风头、泄泄青春之火，绝没想着“以鸡蛋碰石头精神唤起广大群众的革命劲头”。
我走的时候，人群已经杭育喊着号子翻那辆广播车了，时间约是午后两点。在南长街乘5路至德胜门，换乘44路到北沙滩。大概15点多，我悄悄进了车间，赶紧换了工作服。
我所在的钳工四组组长赵师傅，悄悄问我是不是又去广场了？见我点头后，他又认真地说：这几天考勤查得严，你现在是顶风作案呀。他又拿出考勤表，在4月5号我的名下画了一个“√”（表示全勤，连迟到也没有）。赵师傅也是老三届的，人憨厚，技术好，对我没的说。他是那种好好干活过日子的人，即便去广场也是溜边而过，绝不会参与闹事。
魏师傅过来问了我今天广场上的情况，我说了冲击大会堂、小楼谈判、掀政府的广播车后，他说这事闹大了，肯定还要抓更多的人。当他又问清了我在广场的行为后，一脸严肃地说：麻烦了，估计你也跑不了，你百分之百被他们拍了照。当他知道赵师傅为我今天画了全勤，又对我说：无论有谁问你，你就一口咬定4月5号一早就来厂子上班了。
我们厂里是16点40下班。一小时后我又来到广场。见人群不如白天多了，而成队的民兵已集结在广场四周。我又听说了我下午离开广场后的事情：把政府的广播车掀翻了，还烧那汽车的轮子；联合指挥部小楼那边也有人纵火后被战士扑灭；没有什么太大的暴力事情。广场上的人有不少正撤出广场，到处都有声音在传播：今晚他们（指当局）肯定会动手。
我没有久留，坐车去了陶然亭边上的魏师傅家。魏备好了酒菜，仿佛要送别我似的。碰杯之后，魏表示了：90％你逃不脱；但你没参与打砸烧不会被判重刑；抓到你你要坚决表示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去的广场；不要抵赖你在广场上的行为，堂堂正正，因为你年轻又没有“底儿潮”（指有犯法前科），有可能会被政府认为是出于悼念周的感情做了错事的单纯青年。
我问：估计会被判几年。魏说：这事还得看政府怎么定性，但你是谈判代表，怎么也得判个八年十年。魏师傅也表示了奇怪，意思是看不出我有多大的政治热情，怎么还成了广场第一线的人了。我回答：我也不知怎么搞的，脑子一热，就跟着玩进去了。后悔也没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那晚喝得晕乎乎，睡得还不错。
4月6号上午我直接去的工厂，所有人都在议论昨晚广场发生的事情，拼凑起来信息大致是：晚上6点多，广场上的所有喇叭广播北京市长吴德的讲话，主要内容是现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搞反革命活动，广大群众应该迅速离开；晚上9点多，广场上的灯光全部亮起，成千上万的工人民兵和警察以木棍和皮鞋殴打留在广场上的群众，并抓走几百人；卫戍区的部队都呆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待命；昨夜在广场以外也抓走了一些“闹事者”。（几年后看到资料说：当天江青、张春桥等在人大会堂观察广场事态；6∶30广播吴德的讲话；动用一万多民兵、三千警察；在广场抓走388人；五个营的军人在广场附近待命）
4月6号在厂子上班时，我心里1／3忐忑，2／3懵登，心说听天由命吧。赵师傅和魏师傅都悄悄对我说：你不用干活了，歇着吧。他们是好意，我却觉得不那么吉祥，好像我享福的日子没几天了。一天平安无事，魏师傅告诉我：他们要查找照片上的人得费几天的工夫。当晚魏、赵、朱等师傅又请我吃饭，明显的像是临刑餐嘛。那晚喝酒都挺严肃的。我说：还没有结过婚就被判刑有些冤，祖国的好些地方我还没玩过呢。
1976年4月7日，电台和报纸传来惊人的消息：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对暴乱分子采取了无产阶级革命措施；这场事件的后台是邓小平（这可真冤枉或者说高抬老邓了）；中央形成决议，撤销邓的党内党外一切职务；准备清查参加暴乱的反革命分子。
定性“暴乱”让我没想到；“四五事件”连累了邓小平我觉得很遗憾。4月7日，江青在人大会堂宴请清理广场的民兵、公安代表，说是表彰他们粉碎了反革命暴乱。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天安门事件说明什么》，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并号召全党全国继续批邓。
六、我是漏网之鱼
由4月5号开始的大搜捕，使得所有参加过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活动的“闹事分子”都觉得有些在劫难逃，而一般去过广场的普通工人、职员、学生也都陷入写检查的风潮。当时上级布置的是每人都要写从3月底到4月初去过几次广场、干过什么、知道别人干过什么（揭发材料）。小道消息每天都有：谁谁谁（邻居或熟人等）被抓走了；广场上当时的小平头是谁和谁被抓了（广场“闹事分子”不少都梳小平头，比如我们五个谈判代表就有三个梳平头）；抓的人城区的监狱都装不下；有的中学生也被抓了。
我所接触到的哪怕最没政治觉悟的工人也认为把“四五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太过分了。绝多的人都敷衍了事对待写检查和汇报。法不责众，那七八天城区的市民（除老弱病残以及在押犯）几乎没有没去过广场的。比如4月4号那天广场的人次就超过百万。是有老实巴交胆小的人去过广场也不承认，我没听说过谁揭发了谁——几千年来传统中的“不告密”是道德底线之一。我也写了检查，只言上下班路过天安门广场，顺便去悼念一下周总理，绝没提我在广场上的那些事。写的时候，我并不很痛快，惭愧自己不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有种人。
抓人的风潮一个月才过去。奇怪的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