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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人的风潮一个月才过去。奇怪的是平安无事，连厂里的保卫科长都没找我谈过话，真是神了。那一个月，我吃了不少好的，每天的晚饭都当成“最后的晚餐”，钱花冒了，还跟好友“借”过钱吃喝——心说我都是快进去的人了“借”你点钱享受一下不应该么。生活上呢，也有一点破罐破摔，跟着不良青工晚间从天窗翻进食堂偷吃的以及零星饭票（多了怕被保卫科立案），用肉和圈套（杠杆及自锁原理）诱捕附近农民的狗——但最后我没吃，我吃的是捕到的猫的肉（略酸），还在工厂自制的汽水中偷兑上廉价白酒专门打给女青工们喝以图稍后观看她们慵困之态，因为每一天都当成在外面的最后一天过，便没弄一个短期恋爱计划，加上心情不放松只顾得上满足口福。
后来我才知我侥幸的原因有几条，据说4月5号过了几天，有公安人员拿着的确有我的照片来我厂调查，但第一，我那天的考勤是全勤连迟到都没——因为收入工厂很重视考勤；第二，照片上的我因是疯狂表情、头发奓乱、脖子斜梗、五官也一反常态，与我平常的照片判若两人；第三，可能是任何领导都不愿自己单位出个反革命，加上我工作很好以及团员的政治面目，可能也为我说了好话了。
七、我被查出是“反革命”，隔离审查
“四五事件”过了两个月，因车间的保护和现场照片与我“不符”，我仍逍遥“法”外，其间我不知公安来查过我而未果即归。就在“四五”过了十多天时，谈判代表之一的纺织工人王××还来厂子找过我。那天我利用“存休”请假，我俩去了颐和园。王是有政治狂热的人，能说善辩。在佛香阁他除了大骂当局，还鼓动我不应该沉默，不应束手就擒（他认为当局早晚会查到我们），要联合更多的人采取行动。他又讲他们厂子的人保守、发动不起来。我当时未置可否，但绝对不愿再因非我爱好而铤而走险。当天下午他非要来我的厂子，又在我们钳工四组宣讲革命道理。当时姓方的青工（我们一起从塘沽坐两元的统舱去大连玩过）问我：这人是不是脑子有病，你怎么跟他来往。而组长赵师傅拿起扫帚就把地扫得尘土飞扬，驱散了看热闹的工人。王××没讲下去。赵师傅对我说你今天不是请假了吗，赶紧走吧。王与我悻悻而走，王认为我们厂的工人也没什么觉悟。第二天魏师傅和赵师傅都对我说：你带那个人来太危险；你是不是存心想当革命英雄；你就怕公安局抓不着你是不是？
1976年6月上旬的某日上午，我正在车间干活，那个矮矮的保卫科长说找我有事。我随他去办公楼的党委书记办公室。路上我心说多半是那个事了，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呀。
办公室中有一白衣警察（当年警服下蓝上白），有侯厂长、孟书记、保卫科长和一个陌生干部（后知他是我公司上级二轻局专门为我成立的专案组组长）。当时的情形我大概记得。
先是孟书记问：知道找你干吗吧，站起来说。我说：知道，是因为清明节的事，去广场。我站了起来，凳子被人撤走。孟是河北籍，部队转业到特种工艺公司当团委书记，又调我厂当党支部书记，近一米七的个，肤色深。他又问：到广场干什么去了？我说：悼念周总理（路上我就想好了我在广场上的一切举止都是出于对总理的悼念心情，周总理呀，就委屈您了）。
那个白衣公安无声地走到我身后，忽然踹了我两脚但并不很重只示威胁。他说：你还不老实，可以马上把你铐走你信不信。他拿出手铐晃了晃，又说：你以为我们查不到你，你以为你做的事我们不知道——你给我老实交代，不老实马上铐走。
那个专案组长是个较文静的中年人，他开始说话了：赵世坚，你一定要坦白你的罪行，你的事我们都调查清楚了，证据也有，你彻底说清才有出路。我说：那些天，我常去广场，悼念周总理，国家也没说不让去。我做出光明磊落也有一点冤的样子。至于怎么坦白，我在“四五”之后的抓人风潮中就想好了：实话实说，反正我也没干打砸抢的事，也没领喊反动口号，唱《国际歌》不犯法，至于我朗诵《告工农子弟兵》、上小楼与当局谈判，也出于悼念周总理的心情；我最放心的就是我不会出卖谁，因为广场“闹事者”的地址我都不知道或者就说不知道；唯一不好圆场的就是我半道去工友家换了件衣服，说出是去张××家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我总觉得小事“抬人”（出卖）也不道德。
有人记录，好几双眼睛都在盯着我。那公安说：现在说就在这儿说，现在不说就带走你。
我说：我没什么需要隐瞒的，因为我去广场是为悼念周总理，好几天的事，我说哪天的啊。对方说：先说4月5号的事。我于是慢慢叙述那天早晨如何坐车到的广场、看见纪念碑在戒严、上面一个花圈都没有。
对方着急，说：拣重要的说，否则换了地方你就该后悔了。我的表情肯定特老实，半畏罪半无辜的样子。我说出我爬上纪念碑帮着放置花圈、下来后领呼口号、又挽手走向国旗的具体情况，但我没提中间离开广场去张××家换衣服的事，对方也没问，我觉得侥幸，万一问我先后的衣服为何不一致我也早编好了说辞。
公安、专案组长、孟书记也插问不少。比如：谁指使你爬的纪念碑？冲击纪念碑戒严线是什么样的人领的头？呼的口号有无事先写好的条子？谁出的主意走向国旗？有人在纪念碑上打人时你看到了什么？我照实答的：没人指使，我身高力大，一般人还爬不上纪念碑；没人领头冲戒严线，是群众集体冲的；口号都是随口而出的，没有一个反动口号；打人（打纪念碑台阶上某便衣）的人像是几个小痞子，但打得不重。
因为须记录，我说得慢，“四五”那天的一幕幕我基本没忘，且在近两个月前我就理好了基本如实的供词——但脑子里的想法肯定是不能如实披露的。交代的第一回合，对方像是满意，但并没鼓励我，反而快马还须加狠鞭地说：重要的你还没说，重要的你还没说。然后又强调一遍“四五事件”的反革命暴乱的性质。
我也怕他们及早给我干脆带走，便直接挑大个的说：我和四个人上小红楼跟联合指挥部的人谈判过。见对方并不惊异，而是说：讲详细些，全部过程。我就像口述回忆录一样，以客观视角尽量具体地讲述。只是对方老打断插问，其中几个插问肯定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比如：到底怎么商量的成立谈判小组？谁出的主意？你还知道那四个人什么事？我对插问的回答他们不满，一再说我不老实，那个公安还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天安门广场的所作所为是反革命活动，对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绝不手软的，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我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我一时半会儿真的记不起好多事情，因为我觉得悼念总理是无罪的，才不怕如实说出。
中午吃没吃饭我忘了，反正除了上厕所我没出那个屋。厕所在楼下，有两人跟着我去，我还努力着说了一句一点不幽默的笑话：放心吧，我不会跑的。上厕所的路上被厂子个别人看到了，他们异样地打量我，我故意微笑一下，肯定不自然。看看远在几十米外的车间和食堂，我忽然觉得很远，难道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到那里了吗。我更担心的是呆会他们会不会把我带走？不像，因为没有警车跟来，二来也一直没有给我戴铐，可我又知不少事儿比我轻的人早就被抓走了。管他呢，爱咋地咋地吧；我只是想若是真判我个10年可真耽误我交女朋友呀，女人之谜我还没亲自破解哪。
接着讯问，我又大致说出了在大会堂台阶接过别人的诗稿念《告工农子弟兵》来着。对方这次等我大致说完才提问。他们提问的底蕴我听得出来，就是希望我说出更“反动”、更极端的内容。可事实并不那么激烈，我也无能为力。讯问我的人中只有保卫科长不那么专注，厂里不少人知道他对“侦破”、问讯男女关系的事才特投入，喜欢让被抓住的倒霉蛋反复说发生关系的细节，仿佛自己也过瘾似的。
我尤其强调了：我离开广场时烧的汽车才冒烟，我没参与翻车和纵火；4月5号下午只是6点左右路过广场并没进入并且此后再没进过广场。这两点对我不被“从严”很重要。
到下午五六点，我已交代了4月5号我在广场的主要事情。对于他们问的“你真的没殴打战士——若是我们拿出证据来你再承认也就晚了”、“你不可能不认识那些闹事的反革命头头——你若不交代而他们交代出你可就对你不利了”等严重问题，我当然铁嘴钢牙说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不知道，真的，我没做的事干吗要承认，你们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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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专案组长发话了：今天先到这里，今天给你一次机会先不抓你，我们要看你明天的表现再考虑抓不抓你。今天你交代了一些犯罪事实，但有很多重要的事你还没有讲，今晚你要好好想。孟书记接着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今天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一旦你不老实，立即逮捕，你只有交代了并检举立功，才能得到宽大处理。
晚饭是由人送到屋里吃的。当晚我被锁在办公楼的一间有床铺的房子里，屋里有水和便桶。不知门外有无人看守。可能他们审问我时看我那副畏惧以及怕被抓的样子便根本不担心我会自杀和逃跑。那晚我睡得不错，也因白天脑力活动过大，紧张也是消耗体力的。睡着前也不是一点没愧疚过：我为何不能像许云峰、牛氓那样跟他们拍桌子，慷慨激昂地讲有罪的不是我，把审讯当成辩论；我今天的表现是让他们比较满意的，否则弄个车拉走我还不容易。我估计，今天没带走我，明天也不会了。我又虚荣地想：我这个谈判代表也不抓，那这个谈判代表的分量也太轻了。甚至也觉得：当局不抓我，说明当局还是很大方的（难道监狱都住满了还是抓人风头过了）。
八、隔离审查的一个多月
1976年6月上旬某日我被隔离审查。当天我即交代了主要“罪行”，也许因此我没被铐走，但也被吓唬：你还有重大犯罪事实没有交代，再给你两天时间，否则就逮捕法办。审查的第一夜，我被锁在办公楼的一间小屋，但我有了定心丸：我不会被抓进去了。虽然在这小屋里不得自由，但比起4月份抓人风潮时的惶惶不可终日我现在倒踏实了。交代就交代呗，人在无产阶级的铁拳边上，怎能跟它较劲。我已经被定性为参加天安门广场暴乱的反革命分子，从即日起停发工资，不许乱说乱动。我当时有点像在梦中：我是反革命？以后就完了？别逗了。
从这日起，上面派来的专案组组长和一个警察就天天到我的小屋来上班了。在座的还有我厂的孟书记，头几天还有一个记录员。隔离的第二天，照样是讯问。此前我已倒了尿桶、解了大手，还去打了早饭——当然有人跟着，还被警告：不许和任何人说话。我当然看到了同情或怀疑的目光，也有一半人似不知道。
（时间已过30年，记不清具体）这一天和下一两天，他们专门提出一些问题问我。主要有：谈判小组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以及真正出主意的人反而没进小楼？我只好又重复一遍昨天的话，只不过稍具体了点。我说的大致意思是：乱哄哄的场面，谁起个头一般都会获得大家响应；我看不出谁是头，连一个初中学生都能当谈判代表，这个谈判小组的素质可想而知；我不觉得我被利用了，我想的就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一定要回花圈和战友。他们打断我：你不要老提周总理，你们就是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进行反革命勾当。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明白他们是想挖出一个有预谋和组织能力的领导集团——这好像是我国斗争史上的一个惯例，没有集团怎么就弄出反革命暴乱？
他们问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什么具体的点名指姓地攻击中央领导。我回答的也是事实：我没听见有打倒具体人的口号，只有“打倒法西斯”。我后来知道，直接攻击或讽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人大部分都被抓了。从平反后出版的《天安门诗抄》，我们能看到不少这方面的内容。
他们也详细问了另四名谈判代表的所有情况，尤其是在广场上的言行。我老老实实讲出那四人的体貌五官特征，也说出我所见到的他们的举止。还好，他们四人和我差不多，都没说极端的话以及做暴力之事。当然，他们四人万一有谁喊了“打倒江青”，我在被审查时也不会承认，因为用以“广场各种声音很大很多，我没听见”来撒谎太容易也说得过去，这种不损人也不害己的做法是一般百姓的良心基础。
他们问：《告工农子弟兵》的诗在广场上念了多少回。我也据实而说：我念了一遍，都是在大会堂东阶上的一个时间。（平反后我听说，那诗在头一天也被念过）
我每天都要在专门印刷的审讯记录纸（黑色横格线，外带粗黑框）上摁下我的手印。那感觉像是承认这是自首书，心情略灰。
大概第三四五天，专案组叫我父亲来到了我被隔离的小屋。他非常生气，跟我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必须老老实实交代罪行，也许还能得到宽大处理；我们家不要你这个反革命儿子，从今天起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我回去就办和你脱离父子关系的手续。我爸训我是当着专案组的，他的愤怒很真实。大概几天后我的户口就被转到工厂了——是孟书记告诉我的，他还夸我爸爸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话倒没错。我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入党的，党让他干啥他就干啥。本来他搞选矿设计好好的，比同等学历同时分来的人工资高两级，是业务尖子，可后来党又让他去搞政治，于是文革刚结束他就栽了。听说他的事很多也很重，但上级念他确实不谋私利是因单纯被人当了枪使而将他归为“三种人”（文革后的清查对象）最轻的“有严重错误须说清楚”那类。我父亲自己也觉得冤枉，后来我听他说过：一心一意跟着党拼命干，没想到这么个结果，我以后什么都不相信了。我父官最大时，至少相当于司局，可他也没给我家弄个大点的房子或动用关系让我离开厂子。那官当的，瞎了。
所以我父来厂的一番言行，不出我所料。他没上来扇我耳光就不错了。我挨我父母打一直到十八岁。我父亲是山东人，急脾气，除了不打要害，其他地方死揍。加上我和我弟淘气总惹事，邻居都知道我家总发出惨叫。我母亲也是山东人，传统，夫唱妇随那种，但也爱打孩子。实话说，我对父母的感情并不很深。家里和我断绝关系，我没觉得难过，反而气概勃起：老子做事老子当。我略有担心的是：我上高中的弟弟、上小学的妹妹有这么个“反革命”哥哥会别扭。因为我弟特佩服我，其实他很棒，不努力却学习特好，是校篮球队主力，校长跑冠军。
因为被家里开除，我故意在专案组和那个警察面前表情凄苦，可怜兮兮的，这当然是想让他们早一点宽大我。其实我有点得寸进尺了：被抓与被隔离，后者太幸福了。
九、我不小心“抬”了一个人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做了很多“认罪态度”比较老实的交代，但也总是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还声称：我当时没觉得做得不对，所以现在才没必要撒谎。可对方也嘲讽地问：既然你做的没什么错，为什么“四五”那天明明旷工去搞反革命活动反而让记考勤的给你记了全勤，你做贼心虚呗。
对此我真是哑口无言。也知道为我记全勤掩护我的组长赵师傅肯定为此受了连累。专案组透出这么个信息，他们说若不是你的那个“全勤”，你早就被抓起来了。我这次是亲身领教了国家机器的极端专业以及效率，他们是拿照片来的，在“四五”仅过了一周左右。（平反后我去人民日报记者王×那儿看照片，有我的仅一张——看清楚的近影，我还问这是公安机关的么，王答的是有觉悟的记者拍的，那么平反后我们没有见过国家机器弄的影像）
记得在连续审我一周后，专案组长以及公安就不常来了，隔三岔五来我这打一次鱼儿。一周后，我只是根据他们的专题专问写些详细的“认罪书”。这样一个人是清净的，无人打扰，去买饭也没人跟着了。停发工资（35元）后给我16元。在厂子吃饭是可以很丰厚了。
我们厂的伙食价格：米面均一斤米票面票以二角买，窝头一角三分需一斤面票，最贱的熬菜七分一个，略有肉的一毛，最好的溜肉片一角六分，红烧肉两角。我那时不抽烟，每月仅花不到两元买洗衣粉、肥皂及牙膏。十四元全部吃掉，每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