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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杨说,我万万没想到,蓝马居然在工会和动物福利组织联手调查的时候,那么卖力地替这家公司辩护,最后还替他们赢了官司。要不是他自己得意洋洋回家来炫耀,我还不知道他在外边干下了这么恶劣的勾当。我跟他吵,不准他赚这种黑心钱,他就说,你别占了便宜还卖乖,我养活你,每天吃喝玩乐什么都不缺,有什么资格教训我。这是他的撒手锏呀,什么时候他都是用这东西让我一剑封喉。谁叫我是他的附庸呢?我觉得在道德方面我们已经势不两立,提出来跟他离婚,就算今后只能过着清贫的生活,也不能再跟这样的伪君子同床共枕了。
虽然义正词严,说到这儿杨杨的声音到底有点哽咽:反正,最后我们……离了。
我应该毫不夸张地说,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杨杨的面容前所未有地生动美丽,而且那生动与美丽后边还传递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庄严。杨杨显然是动了真感情,让我多少有点玩世不恭的态度相形见绌。我觉得自己应该认真对待这个童年的伙伴,同时认真对待她以婚姻为代价所坚持的生活方式了。
我眼睛看着她,心里走了神。在杨杨成为坚定素食主义者的过程中,到底包含了多少看似只跟素食相关,其实远远超出了素食范围的因素呢?在我们的印象中,素食主义多少跟宗教有关,但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中素食的动机又有所不同。从大的方面说,有的宗教其素食戒律着眼于对动物的怜悯,有的旨在通过素食进行自我道德求证,或者说寻求人类灵魂拯救。假如真如杨杨所说,她和蓝马因为素食的问题分道扬镳,不管她最初究竟是为了健康,抑或是为了虚荣参入了这个队伍,到了如今这个份上,怎么着都已具备了宗教的意义。苦于我基本是一个教盲,不敢轻易涉足这个浩瀚如汪洋的领域,就凭直觉将杨杨归入注重自我道德求证的一类,也算是为她离异的决心找到了一个解释。
生态愤青小黄
我觉得小黄是—个名副其实的愤青。
在中国当代流行语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名词中,愤青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内里不光包含着形象描绘,还包含着价值判断甚至情感表达,而且因语境和上下文而异。
愤青最直接的词义解释是愤怒青年。
就形象而言,愤青可能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士,也可能是怨天怨地,无一人能入法眼,无一事能成正果的极端自恋个人主义者;就价值判断而言,可能带有对热情和热血的赞许,也可能掺杂对自恋和自私的批评;就感情表达而言,可能是一种亲切宽厚的鼓励,也可能是一种刻薄尖酸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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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它会根据不同的评价对象,表现不同的评价倾向,但是在有些时候,针对同一个对象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表现,也会表现出各种复杂成分混杂在一起的微妙情绪。
说来惭愧,我至今没弄清楚我现在要写的这个愤青叫什么名字,之所以称他为小黄,跟他用过的几个名字都以黄为姓有关。
此人在一所大学里读硕士,学的是电子工程专业,热爱文学和民俗学研究,业余时间给一个网站当“斑竹”,用的网名叫黄钟大吕,在网虫中的知名度,大约不会比文学圈里的莫言小。每逢寒暑假小黄总是早早做好了离校的准备,但多半不是回家探望父母,而是作为志愿者参与一些保水治沙或者动物救助活动。走了一趟黄河源头生态调查回来,他把名字改成了黄河;去了一趟内蒙古恩格贝植树治沙,又把名字改成黄沙。2004年暑假结束的时候,他没有按期返校,旷课将近两个月才像英雄般从可可西里凯旋,差一点被校方开除学籍。就在他回来的第二天,他当“斑竹”的网页上,就贴出了数以百计跟可可西里和藏羚羊有关的照片和文章,他的网名又理所当然变成了黄羊。
我无从知晓也无意知晓他的真实姓名,连他到底是不是真姓黄我也搞不清楚。但我觉得这完全无关紧要,无论怎么说,小黄总归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物。
我在一次讲座时认识了小黄,他一连提了四五个问题,个个刁钻古怪,要不是我还稍微有些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经验,非被他晾在台上不可。后来跟他有过多次交往,发现他虽是工科学生,人文底子其实不错,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非常敏感,比不少文科学生强得多。据他的同学介绍,小黄是他们的思想引擎,最大的魅力是敢于抬杠和善于抬杠。我问他既然对人文这么感兴趣干吗不考人文学院?他说他老爸老妈不让他学文,怕以后毕业找不着工作。我怀疑他的这种解释,因为像他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老爸老妈能奈他何?现在有不少年轻人精于盘算,明里什么都不吝,暗里锱铢必较。见我将信将疑,他解释说,我这个人别看表面上狼心狗肺,最大一根软肋恰好是孝顺,所以一跟老爸老妈交手,总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再说,一个人拿什么当饭碗,跟热爱什么没有必然关系,也不会有必然矛盾,所以学什么都无所谓,没准一个学工的人再来从文,还多一些视角多一些见识呢。他说他真正的理想,是能当上某个非政府组织的小头目,把这样的想法过早暴露给老爸老妈,只可能自寻烦恼。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再说我也不是大学里的德育导师,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不依不饶,权且信以为真。
最近一次看到小黄是他从可可西里回来不久,刚为旷课写了检讨,总算保住了岌岌可危的学籍。按说小黄应该为自己领受的处分沮丧一下子,可我碰见他的时候,他显然浑身是劲正在兴头上。看见我,他嗖的一声把自行车刹在我身边,但并不似往常那样忙不迭下车,而是踮着脚尖撅着屁股,像跟他同桌或者哥们儿说话似的大声招呼我,每个毛孔里正在散发着的都是得意的气息。去可可西里转了一圈就能狂成这样儿,要是亲手抓获了个偷猎者,还不得把房子都点着喽。
老师,明天晚上我要在阶梯教室演讲,你能来听吗?他用在旷野里才用得上的高调门朝我喊道。
我朝后退了一步,表示对他过分张扬有所介意,同时问他演讲内容是什么。他并不在意甚至根本没觉察我的表情,展开握在手中的纸筒,更加神气活现地说:请看海报!
我看到那张做得有些潦草但却十分醒目的海报写着:
哗!大热门,明晚肯定爆棚!
来自可可西里的特快专递——
好消息:珍稀藏羚羊种群生存现状改善
坏消息:昔日野牦牛队员如今前景堪忧
演讲人:保护藏羚羊志愿组织全权特使
时间:××××××
地点:××××××
欢迎你来,你不来将要遗憾终生!
我忍不住大笑,说,你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小黄不笑反而正色道,不信你来听,来了你就不会笑了。他这一正色,倒是激起了我要去听一听的好奇心。
结果,真如小黄所说,从一走进阶梯教室开始,你就没有心情去笑,因为迎面当头黑板上写着的一排红字,让你不可能再笑。
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社会的重视的。
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前面。
——索南达杰
索南达杰这个名字与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1994年1月18日,作为中共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委西部工委负责人的索南达杰,在执行保护藏羚羊的巡山任务时,孤身面对十八名盗猎分子,在枪战中壮烈牺牲。十多年来,他的名字和他的格言,随着可可西里的故事广为传颂,已经成为一切献身生态保护事业的人们最崇敬的楷模。小黄选择了这样一个英雄人物,这样一句悲壮的格言,作为他演讲会场的背板,多少让我有些吃惊,在我的印象中,愤青们向来是蔑视崇高,甚至是以颠覆偶像为乐事的。
台上灯不太亮,小黄脸上表情正好处在顶光的阴影里,让我看不太清楚,但从演讲一开始,我就听出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出乎我意料的沉重,跟昨天贴海报的表现判若两人,好比一出正剧前先弄个丑角搞笑作引子,正式开演之后完全是另一种做派。实话说,在此之前,这孩子特立独行的劲儿虽然也很被我欣赏,可我总觉得他的睿智和疾愤里,少了一种令人期许的元素,那就是真诚。说得详细点,是你跟他谈话的时候,总有些不放心他,就算他正襟危坐说些很严肃的事情,你也老是觉得他是皮笑肉不笑,永远弄不清他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哪句话半真半假。然而这个晚上,面对座无虚席的教室,小黄侃侃而谈,沙哑的嗓子发出的每一个音节都饱含着真诚,那是我在他身上从未发现过的。我愿意相信,可可西里之行使他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因为青年人越是活跃多动,可塑性越强。就算如此,小黄的演讲仍然让我一边听一边感到难以置信。
同学们,你们千万别以为我不厌其烦报名去可可西里当志愿者,是为了多崇高的目的。我必须坦白交代,当初我进去的动机不光不崇高,相反还很有几分卑鄙。经过媒体的强力渲染,可可西里太火爆,太时髦,也太神圣了。熟悉我的同学都知道,我本来是一杠头,抬杠是我的特别爱好,尤其对人们趋之若鹜的东西,我是一杠到底,要是里边再加上神圣的成分,那就更让我较劲儿了。所以我去的时候,完全是心怀鬼胎,想亲眼见识一下这两年把我耳朵磨起了茧子的可可西里,有收获算我赚了,没收获就当去无人区旅游了一遭,开开眼,也省得人家一谈可可西里,咱就只有张开嘴傻乎乎惊讶的份儿。同学们,去了之后我才知道,我以前的一些想法真无聊。
你们一定都看过海报了,我要把藏羚羊种群现状的改善作为好消息告诉你们,这种改善主要体现在盗猎现象的减少和藏羚羊数量的回升(出示1994至2004年以来历年盗猎情况数据图表)。可是不瞒你说,刚一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听说进入2004年以后,整个保护区没发生过一次盗猎事件,我心里不是高兴而是扫兴。没有盗猎者,我们志愿者来干吗?只能跟在别人后边,捡点白色垃圾,远远拍几张藏羚羊的剪影,回到帐篷里写几篇日记自我欣赏。当时我并没意识到,我的这种念头其实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功利主义,直到有一天,我们跟一群藏羚羊近距离相遇。
我早听说藏羚羊是青藏高原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时速可达每小时八十公里,可我们在公路边碰见的这一群,为了跨过一条十来米宽的公路,花了四五十分钟(打出的幻灯片上,一只健硕的母羊带着二三十只大羊小羊,正在公路边战战兢兢欲行又止)。这样一只成为头羊的母藏羚羊,肯定是经历过各种各样考验的,无论是严寒是暴风雪,还是饥饿和天敌,它都无所畏惧,可是面对人类修筑的一条窄窄的、并不对它们造成伤害的公路,它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什么?是我们人把它们吓坏了,只要嗅到人的气息,它们就显得格外胆怯。不信你们看这些幻灯片,藏羚羊们一步一探地走过公路,一旦接触到柏油路面之外的地面,就箭一般飞奔而去。就在我们为藏羚羊们脱离险境而庆幸的时候,发生了悲惨的一幕,两只幼小的藏羚,无论如何不敢走上公路路基,最后终于被飞驰而来的汽车,吓得逃向原来的方向。你们要知道,对于这两只小羊来说,迷失方向意味着它们永远跟母亲和羊群分离,意味着它们无法活过这个夏天。
只要是你在场,你就会感到这条裹尸布一样的公路多么可憎,也完全不理解,我们人类已经在地球上霸占了那么多地盘,为什么还要把手伸到这无人区里来。看着小藏羚羊仓皇远去的身影,我一边默默祈祷可可西里再也不要出现盗猎,一边为自己初来时的扫兴感到羞愧,为了满足我志愿者的虚荣心,我曾经盼着盗猎者出现!公路和汽车已经够它们呛了,还盼着盗猎者出现!我这是安的什么心?整个年度没有一起盗猎行为发生,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假如实情如此,索南达杰书记九泉有知,也可以瞑目了。当年他们豁出命想办的事儿,不就是为这吗?
开头我已经坦白过了,我是怀着伺机抬杠的心理进入可可西里的,具体说,我对西部工委和野牦牛队的人一直抱有怀疑态度。这支基本靠自筹经费组建的队伍,凭什么十年如一日坚持一种非常危险,而且并不一定非干不可的工作。我的意思是说,要是日本鬼子打进来了,咱们要亡国亡种了,那咱没得说,尿了裤子都得上。藏羚羊被猎杀跟那不一样,它们毕竟是每天每时都在被猎杀的动物中的一种,它们确实可爱,确实珍稀,可是不是非得豁出人命去保护它们!而且我一直认为无论环保和动保,总是有文化觉悟的人,在衣食无忧的情况才可能去做的事。野牦牛队的队员显然不属于这一类,那么这些人到底图的什么?当年野牦牛队员的工资只有二百六十元钱,但是因为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这二百六十块钱也无法按时发放。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了所有人的问题,也是野牦牛队从组建到解散一直面对的问题。就连索南达杰这样明明是为保护藏羚羊献出了生命的英雄,也曾被诋毁为图财去了。庸俗如我的人,做每件事都会想到图什么,而我们还代表着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意识。等我见过前野牦牛队的队员,跟他们谈过话之后,除了骂自己一声浑蛋,我再也无话可说。
刚才有同学发问,为什么说前野牦牛队员。可能很多同学并不知道,野牦牛队早就解散了,给我们留下一堆英雄形象和浪漫传奇之后,永远消失了。你们肯定都看过电影《可可西里》了,知道野牦牛队是怎么回事。可是你要不是亲眼看见他们现在的样子,肯定不相信这些人就是电影里的那些英雄。当年二三十个人里边,除去已经去世的六人,另谋生路的三人,只有一个人仍然在岗,其余十七八个,全都提前退休或者待业。这些人一贫如洗,满身伤痛,连家人温饱都不能解决,孩子们无人照看,考试成绩总是三十分五十分,连及格都达不到。入队的时候才二十多岁的壮小伙,不过十年就成了一桶水都提不动的半残废。有的队员为卖了当年没收的皮子换取经费引来牢狱之灾,居然跟他们抓获的一个盗猎分子关在同一间牢房里。虽然他们是在十个月领不到一点经费,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为之,所有怀有善意的人都不会苛求于他们,但这样的结局实在是太残酷啦。有个队员告诉我,当年他们在天寒地冻的夜里抓住盗猎者,双方都冻得嘴里的舌头都跟石头似的硬,连话都说不清楚的时候,盗猎者问他,你们值吗?我还豪气冲天对他说,我值不值,前面的布喀达坂雪山它知道。可是在牢里,看着当年的对手跟自己殊途同归,盗猎者又一次发问说,你们值吗?我回答不了,就反问说,你们值吗?因为真正能在藏羚羊身上谋取利益的大老板,并不会在可可西里的风雪里赌命,也不会被关在人民政府的大牢里,而是在拉萨、在尼泊尔、在印度、在欧洲那些灯红酒绿的地方,他们用钱买了枪支汽车,用钱雇用穷人来冒险。结果,命是藏羚羊的,是穷人的,是野牦牛队员的,钱是那些人的。我问他,他也回答不了。我们谁也回答不了。
几乎所有的野牦牛队员,当时都是被索南达杰书记的牺牲激励着,跟他的接班人扎巴多杰一块儿干起了武装环保的活儿。如果没有索南达杰的鲜血,就很可能到今天还没人知道可可西里,或者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要推迟到若干年以后才能建立。现在已经去世的队员日秋,在索书记牺牲以后报名入队,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赶着自己家的一百五十多只羊,五十多头牛,用两个月时间走了一千多公里,从家乡走到可可西里保护站,把全部牛羊无偿捐给了野牦牛队。几年之后队伍解散,六十岁的日秋回到家里,刚刚一年就去世了,身后欠下的医疗费,只能用家里的房子来偿还。扎巴多杰呢,更是悲惨,1995年,他在姐夫索南达杰牺牲之后,主动辞去玉树州人大法制委副主任的职务,当了野牦牛队的队长。1998年连续十个月没钱发工资,扎巴多杰到北京去找赞助的当口,个别队员卖了藏羚羊皮,他回去以后一个个处罚,扣完工资每个人还罚款一千块钱。巡山队员在禁止盗猎者捕杀藏羚羊的同时,又要卖掉缴获的藏羚羊皮来维持生存,这成为野牦牛队历史中最大的悖论。1998年11月,扎巴多杰回到可可西里不久,就在家中被七七式手枪近距离击穿头部身亡。公安部门把他的死定性为自杀,理由是枪是他自己的,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事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