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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举行大规模的誓师典礼,由孙科捧孙中山遗像,国府主席谭延授印,以及监察委员吴稚晖献旗;到七月下旬蒋介石才离开广州,鲍罗廷在欢送宴会上仍然号召“在蒋同志之下,共同前进,打倒敌人”。(见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
当蒋介石在广州轰轰烈烈誓师之时,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已据有湘南。李之第七军遂人湘援唐,七月十日克复长沙。当李、唐于七月十五日在衡阳会晤时,蒋介石还未离开广州呢。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当北伐攻势已取得成功后,才在广州誓师的。(见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73)换言之,蒋介石还未出师,李宗仁的第七军、李济深的第四军,以及唐生智的第八军已在湖南打了胜仗,总司令无与焉。
当时李、唐主张一鼓而下武汉,蒋介石却要他们对鄂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显然怕李、唐功高震主,所以想另辟战场,表显一下总司令别有妙计。但是在战术上,夺取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毕竟是上策;在战略上,转攻江西,势必进入孙传芳的地盘,把原持中立的孙传芳逼向吴佩孚,自是下策。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虽已三十九岁,但基本军事训练原极有限,作战经验也无多。只是为了想阻挡李、唐直取武汉,竟暴露了他在战术与战略上的低能。李宗仁还特别于八月九日再赴衡阳,欢迎北上的蒋总司令,并解释直捣武汉的必要。(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蒋介石于八月十二日抵长沙开军事会议,在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影响下,最后才决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汉的提案。(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二三四至二三五;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八四)
长沙军事会议结束后,各军正待命出发,蒋介石忽于八月十四召集第七、第八两军,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阅兵典礼,显然要表示一下总司令的威风。不幸得很,显威风结果变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
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奏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坐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十余人,当总司令的座骑刚走过军乐队的行列,号兵队长一声口令,十余号兵立即单号吹奏。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耀眼欲盲,接着号声大作,尖锐刺耳。蒋总司令的座马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手足朝天,顿时翻鞍坠地。但是他的右脚仍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于地下。我在后睹状,为之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蒋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脱落下来。总司令被拖了两丈远,便和马脱离,卧在地上。我们都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哔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帽脱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这时,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吹奏,总司令部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氏身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蒋总司令乃率领我们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页二三七)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2
在众目睽睽之下,总司令坠马落地,实在狼狈之至。不过,蒋介石还算有能耐,坠马以后仍继续检阅分列式,并对官兵演说后才毕事。李宗仁指出,唐生智很迷信,以为“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而想入非非。(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八)其实蒋介石又何尝不迷信,在日记中抱怨入湘以后,与唐生智“拒之不得,迎又不愿”(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窝囊可知。
进兵武汉既定,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挥师北上,节节胜利,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控制通往汉口的铁路线,二十七日经血战夺取汀泗桥。蒋介石于二日后乘火车经过,犹见“死尸累累,惨目伤心”。迟到的总司令于九月四日在武昌附近涂家湾,又召集军事会议,但对敌情并不了解,遽下限四十八小时之内攻下武昌的命令,李宗仁等高级将领面面相觑,不好说什么话。结果九月五日凌晨三时开始硬攻,伤亡惨重而不能下,只好又下令停止攻击。最后有赖第八军先取汉阳,于九月六日攻克,翌日再进占汉口,至此武昌已成为瓮中之鳖,不战而降。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总司令应该是十分风光,但是蒋介石心中有数,战功既属李宗仁与唐生智,而且在李、唐面前出了丑,很不是滋味,遂决定“亲督江西之战”。(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牟八月二十九日)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主要由于利用中山舰事件搞政变成功,由于权谋运用得手,而非因其军事长才。事实上他的军事才能甚短。更不应忽略的是,迟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对北伐仍感犹豫,后来第四、七、八军已进兵湖南,北伐已成骑虎之势,才隆重誓师,形同绑鸭子上架。北伐军势若破竹,于两个月之内攻占武汉三镇,可称神速。虽说第四、七、八三军将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绝非简单的军事胜利。其实就军事实力而言,北伐军是远远不能与北洋军队相比的,此亦即是包括蒋介石以及俄国顾问在内的广州国民政府,迟迟不能决定北伐的主因之一。
我们不难看出,在北伐军事行动的背后有两股庞大的力量在推动。其一是自五四运动以来,经过五卅惨案,所激发的全国性反帝爱国情操,使民族主义弥漫神州,形成风潮,莫之能御。诚如鲍罗廷所说:“我们并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而是别人送上门来的。”(见熊式一英文蒋传,页二二二)而此浩浩荡荡的风潮成为革命的助力,而北洋军阀恰首当其冲。中国共产党又借此风潮,组织工农,发动群众运动,刻意宣传。北伐军无疑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声浪中推进的。其二是来自苏俄的援助,无论是人力与物力两方面的援助,都是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所不可或缺的。鲍罗廷根本是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改组的总设计师,蒋介石东征北伐都有俄国军事顾问在身边。至于俄援军火枪炮到底有多少,尚无确实数据。但李宗仁记得,北伐前夕,蒋介石曾告诉他,“俄国接济革命军的械弹已运抵黄埔港,约有步枪万余支,重机枪百余挺,无线电发报机数十座。”(《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二O)今从俄国密件可知,北伐初期俄方还提供空军,曾用之于江西战场,并做了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的航空预算,美金二百六十万元。(见Wibur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P.781)从此蛛丝马迹,可以略知俄援之非同小可。如果没有许多俄制装备,即使有民气可用,北伐亦难有成效。民气与俄援无疑是北伐旗开得胜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蒋介石抵达京沪后,公开大肆反共清党之余,民气(打倒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与俄援(特别是俄国顾问)竟均在谴责排斥之列,不亦怪哉!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抗命中央 1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之后,就战略形势而言,应该趁第七、八、四三军胜利余威,配合其他各军,继续大举北上,进取河南,与已接受俄援的冯玉祥部夹攻直、奉军阀,以定中原。
蒋介石的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就是倾向这种战略,但是蒋本人早已决定回兵江西。因为他虽是总司令,然而除了直属于他的第一军,其他各军军长都是在他名义下的诸侯,他雅不愿让李宗仁、唐生智等诸侯功成名就。他于李、唐等军逼近武昌时,就在日记中写道:“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对于唐生智的“盛气”,尤感“奇辱”。此外,他回兵江西显然着眼于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他的发源地。他后来在南京重建自己的政权,绝非偶然。
江西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五省,原属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统辖范围,犹同联省自治,以“保境安民”为口号,显示此五省百姓不愿被卷入战祸。所以早在一九二五年底,孙即派人赴粤修好,希望互不侵犯。蒋介石则要孙“顺应革命潮流”,然后可以承认孙为五省总司令。此时北伐军针对吴佩孚,自无与孙启衅之理,实欲各个击破。当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伐军已经入湘,孙仍然拒绝吴佩孚的请援,坚持中立,五省绅商更呼号和平。即使北伐军进入江西省境,孙仍派代表项子和至粤,“称不愿作战,表示诚意”,谭延辏е陆芩玖詈峒埃暗艿雀嬉晕揖永次薜兴镏猓〗飨嫡铰孕枰钦嫉嘏蹋酶涌刹辉俳!保ㄖ泄诙返蛋腹菰”炯钐焓堆扒罄返拿盏住罚乘陌艘唬┘热≈炙怠胺钦嫉嘏獭保豢尚牛俊暗酶涌刹辉俳保豢尚牛锎甲匀灰鍪υ印J率瞪希嚎谖聪率保槭拖胩崆敖∧喜垂缓嚎谡骄旨榷ǎ炔患按鬃匀敫又富幼髡健K诰旁率湃粘醯纸髌枷缡保次懦糖甭适τ氤悄诠と搜镉Γ痪俟ハ履喜笙补艿狡枷缁队嵘希门ㄖ氐哪ǹ谝舴⒈硌菟担床蛔灾噶恕肮戮钊搿钡谋掖蠹桑坏绞∪眨捅凰锎嫉牡巳缱敛扛铣瞿喜恰W钤愀獾氖墙芩玖钪笔舻牡谝痪醢亓渌实谝皇θΩ裁弧M醪洳皇潜鹑耍私仔牛破揖R豢旒慈谓淌诓恐魅危芾硌涤耸蔽谝痪ぃ适θ敫樱勾蟀芸魇洌鲆陨砻狻M醢亓渌看蠖际腔破已@钭谌试担骸盎破揖C科谘盗肥奔洳还拢导噬现皇且恍┚拷逃嗑俳逃嗖钌性叮蝗芨锩缙难眨挠谐锌勺髡健!保ā独钭谌驶匾渎肌罚扯黄撸┤欢咏髡匠∩峡蠢矗獾愠济挥辛耍医デ鞲匀换岵豢耙换鳌! �
蒋介石于九月二十日南昌溃败后,至高安亲自指挥,企图反攻。此时李宗仁开赴九江的第七军改道南下,击溃孙军谢鸿勋部,为北伐军入赣后的首次大胜,随即于十月三日攻占南浔铁路重镇德安。同时朱培德的第三军占领南昌附近的万寿宫一带。于是蒋介石更急欲以嫡系第一军,会同第二军与第三军,反攻南昌,并亲自督师清江。十月十日第四军攻克武昌,士气大振,蒋介石更亲至南昌城外,不听参谋长白崇禧的劝告,急图强攻,不顾敌军深构高垒之坚以及己军背临赣江之危,显然是求胜心切,无奈敌方敢死队趁月黑风高,从城下水闸破关而出,令想攻城的第一军第二师第六团首当其冲,秩序大乱。蒋介石几次握住参谋长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幸而小诸葛事先已在赣江上游搭了浮桥,残军始得撤至西岸。
蒋介石亲自指挥攻打南昌,又遭此大败,自谓“终夜奔走,未遑宁息”(蒋氏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日记),于十三日撤退时更于日记中写道:“因余之疏忽鲁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一九二二年蒋介石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说孙中山一开始是准备“一死殉国,以谢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乃以数人臂力,强挽总统出府”,要他逃亡,不要他殉国。此次在南昌城下大败,他自己也想殉国,当然也会有人阻止他。他最后一次想殉国是一九四八年,徐蚌战役失败之后,自谓一开始是准备“以身殉国”、“上报总理,下对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一定要我去职下野”。结果呢,蒋介石虽然“决定以身殉职,死在南京,以尽我个人的责任”,但是他毕竟没死在南京,“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一九五O年蒋介石《军人魂》讲词)表面上看来,国民党总有那种不争气同志,在紧要关头,总是剥夺了他们伟大领袖万古流芳的机会、总是不让他们伟大领袖去做文天祥。结果呢,他们伟大领袖一个个都“寿终正寝”而死,而不是“一死殉国”、“以身殉国”而死,落得只能“言教”而不能“身教”。其实骨子里,伟大领袖根本在演戏,将“殉国”形之于笔墨、托之于言辞,就是要人剥夺他殉国的机会。真要死,谁能阻挡得了呢?这个把戏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湘军被太平军打败后,曾国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要投水自杀,哪里死得了呢?其目的除自塑文天祥的虚假形象外,无非想借此激励士气耳。
蒋介石在南昌城下假殉国外,还有一则阵亡的假消息。孙传芳在九江的联军总部参谋处,根据传闻便于十月十五日发出通电: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抗命中央 2
据俘虏及百姓均称:蒋中正在南昌附近受伤甚重,闻系子弹中其腹部,因而致亡。俄人鲍罗廷、加伦等亦受伤,均抱头鼠窜而去云云。(《晨报》一九二六年十月七日载《孙军总部捷报》)
其实,蒋介石麾下将士虽死伤惨重,其本人却毫发无损,只是受到惊吓,颜面上更不好看,被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瞧不起。俄国军事顾问塔罗夫(Tairov)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写给鲍罗廷的密报中有这样一段话:
据我所知,唐生智自与蒋介石在长沙见过面之后,即藐视蒋在军事与政治上的重要性。当蒋目击两个师被击溃后,确实显得不知所措,张皇失措。(Wilbur 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文件六九,页七七三,另参阅页三二四)
唐生智虽没有低估蒋介石的军事能力,但显然小看了他的政治手腕。俄国顾问证实唐确有取总司令一职的野心,但认为唐之“革命性”不够,尚不能称为一革命将军,哪知蒋之“革命”乃虚有其表,一旦反革命起来,俄国顾问只好吃不完兜着走了。蒋介石尚未被揭穿的“假革命”,无疑是俄国人至此仍然支持他的主要原因。
由于江西战场失败的后果,可以威湘粤甚至会导致整个北伐的垮台,所以各方注目。俄国军事顾问加伦亲往武汉求援,中共也调动组织,集中力量拆孙传芳的后台。终于张发奎率第四军十二师自武昌东下,李宗仁则率其第七军自赣北南下,连战皆捷。蒋介石虽于十月十五日制订了“肃清江西计划”,但肃清的兵力还要靠诸侯,左路由李宗仁与张发奎协同作战,右路由朱培德的第三军负责,中路则由程潜指挥,而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一、二师仅为预备队。俄国军事顾问还调派飞机来助战。
这次反攻显与蒋介石的硬攻战术有异,不急于夺取南昌,而把主力用于歼灭敌军主力,并切断九江至南昌的南浔铁路,以绝后援。十一月一日拂晓发动总攻击,次日左路李、张军击败赣北孙军,于三日占领德安。中路程潜部肃清南昌西面敌军,右路朱军兵临南昌外围。十一月四日,孙传芳遣师自乐化来援,朱军左翼阵地动摇,蒋介石急命增援,但加伦将军认无必要,镇定自若,使他“甚惭自信力薄弱”。(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阿基莫娃在《中国大革命见闻》一书中,对蒋介石当时的失态有生动的描述:
蒋介石焦躁不安,知道对他来说成败在此一举,一旦失利,他的整个前程就将成为泡影。蒋介石三番五次地当着总军事顾问的面,真正地大发歇斯底里,搓手、哭泣,喊着“一切都完了”,说要开枪自杀。布留赫尔(Blucher,即加伦将军)每次都是好不容易才让这位神经脆弱的总司令平静下来。(页二○四至二○五)
在加伦将军的镇定下,阵地不但未乱而且稳定下来。十一月五日贺耀祖率部攻克九江,孙传芳知败局已定,返回南京。八日进攻南昌孤城,孙军寻即投降,退出城外。九日蒋介石进驻南昌。江西战役获得全胜,虽多赖第七军与第四军的骁勇善战,然而总司令的威信不仅得以挽救,而且加重了他的政治筹码。
江西初胜,蒋介石才命驻守汕头由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进兵福建,孙传芳的主力既在江西被歼,闽浙实甚空虚,但第一军行军仍然迟滞,至一九二六年年底不战而入福州。至此国民革命北伐军已占有粤、桂、湘、鄂、赣、黔、闽七省,革命根据地亦由珠江之滨,延伸到长江流域,颇似当年太平军北伐的声势。然而不免也像太平天国一样,拥有半壁江山以后,发生剧烈的内斗,而导致国民革命阵营内斗的主角便是蒋介石!
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搞政变,削弱了国民党左派的权力,但第三国际方面当时不愿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