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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搞政变，削弱了国民党左派的权力，但第三国际方面当时不愿相信蒋之反共反苏，只认为是人事纠纷，依然把他视为“革命将军”，并予以支持。不过包括中共在内的国民党左派，对蒋已有戒心，彭泽民早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在中常会上议请汪精卫同志早日销假视事（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页五四九），各省党部纷纷响应，于右任等更电请中央催促，以主持北伐大计。（见同书，页五七五一六○○）七月七日蒋就总司令职，左派迎汪更切，显然欲以汪制蒋。蒋表面上欢迎汪回国主持党务，但私底下认为“迎汪”的目的就是“倒蒋”，并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绝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并怪罪共党从中捣乱，恨得“切齿”。（见同书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蒋在内心中不容汪，绝无可疑。蒋虽于十月三日发出迎汪电报，实因俄国军事顾问加伦相劝以及形势所逼所致，并非心甘情愿。以蒋而言，权力斗争正来日方长。
国民党中央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开会六次，意在统一党的领导权，选出十三人政治委员会，涵括左、中、右三派，借此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张静江的代理国府主席，但遭张全力抵制，卒以前方战事紧张要挟鲍罗廷而未果。然而山雨欲来之势，已在眉睫。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抗命中央 3
广州既又成左派重镇，蒋介石乃提出“中央党部移鄂”之议，且于十月二十二日驰电张静江、谭延，力陈“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八册，页一O五）最后国民党中央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决议迁都汉口，主要还是由于张作霖与日本起冲突，迁都已无奉张之虑。中央委员与国府委员遂分批北上。十二月二日，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途经南昌，蒋介石设宴款待，报告北伐情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并于六日晚开始做庐山会谈，讨论政治、外交、财政、军事各问题。蒋于取消主席制以及迎汪回国，均表附议，更积极主张迁鄂，且谓待军事稍定，即赴武汉。（见蒋介石复武汉各界团体电，载《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但是当鲍罗廷等一行抵达武昌后，有鉴于广州之党部与政府既已停止办公，遂于十二月十三日决定先组织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暂时执行最高职权。蒋于事后始知，虽于十二月二十日复电赞成，但心中已大为不快。他原以为可以赴鄂出掌大权，孰知鲍罗廷与那批中央委员并未对自己如此重视，甚至连联席会都插不上脚，乃蓄意有所行动。
当中常委代主席张静江与国府代主席谭延辏У纫恍斜鄙希谑氯蝗胀揪喜唤槭粝拢⒂谝痪哦吣暌辉氯照倏醒胝位嵋榈诹瘟偈被嵋椋岷笸ǜ嬷醒氲巢亢凸裾葑つ喜岳斡刖碌呐浜稀Ｍ本鲆榻谌乱蝗赵谀喜倏烊腥幔俣ㄇㄒ莆侍猓帜獬闪⒄位嵋槲浜悍只岬取Ｖ链私槭压灰阅喜闹醒胝位嵋橄蛭浜旱牧偈绷嵋樘粽剑哉帷爸葱凶罡咧叭ā薄Ｎ浜悍矫娲耸闭蛘剂煊⒆饨缃型饨唤簧妫钟跋齑缶郑擞伤吻炝涞戎碌缃槭嬉晕浜呵槭疲鼋肮斗怯芯轮北洌灰吮涓ㄇǘ迹┚鲆椋被保ā吨谢窆返蛋缸柿匣惚唷返谒募橙呶澹⒌缜肽喜据岸酢！ �
蒋介石不得已于一月十二日偕加伦将军、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等抵达武汉，受到盛大欢迎，催促迁鄂，然而蒋仍执意迁赣。鲍罗廷刻意讽劝，蒋竟视为侮辱，已存决裂之心，未遑多留，即于一月十八日返回南昌。二三天之后，即与张静江、谭延辏Я灾醒朊迕钊∠嵋椋⒓闯闪⒄位嵋槲浜悍只幔殉晒钥怪帧６醴椒⒍呗垩沽Γ饕氖撬巫游目刂凭眩先缃璐Τば扈跤谝辉氯蝗盏缥闹兴担骸拔揖觯僭谒问郑胱茏傅缥棵阒染饶壳爸保偻剂挤ǎ虿豢刹僦保律卮笥跋臁！彼缘彼斡诙滤娜涨赘澳喜有坏郊柑炷喜矫婢途龆ㄖ醒氲巢坑牍裾ㄖ廖洳劣谥醒肴嵩蛸苟系锥ê笤倏６醺铀湮凑嬲至眩徊还峭瞥倭司隽训氖比眨詹幻夂罄吹哪悍至选！ �
宋子文“说服”蒋介石之后，于二月九日自赣电鄂，谓谭延辏У仁漳诳奢岸酰俪傥醇萘佟４耸备蟪废尥⒌墓宋手拔瘢醴街沼诹旖塘恕叭鹪蘩怠钡淖ㄖ朴氚响瑁煊尚烨任迦俗槌尚卸被幔狻按邮碌橙小保聪氚亚垢俗涌刂圃诘橙ㄖ拢纬梢恢只指吹橙ㄔ硕４艘辉硕攵越谎钥捎鳎缢锟扑担骸敖槭庋殉肿诺常沼幸惶煲龌实哿恕！保ǔ鹿犊嘈β肌罚称呤┑腔指吹橙ㄔ硕浜浜淞伊遥缍露娜瘴浜河幸煌蛭迩思幔匆恢泵挥泄该昊鹘槭环矫嬗兴思桑硪环矫嬖蚴桥瓮袄俗踊赝贰保∷淙绱耍槭谀喜压环创较嗉ィ裕骸拔抑恢牢沂歉锩模仁褂腥艘涟业母锩俏揖鸵锼拿！埃ń萁苍厣虾！睹窆毡ā芬痪哦吣晁脑率眨┧寻迅锩魑Φ拇柿恕５谴耸彼牟普侍馍形唇饩觯荒芏冢共桓叶郑砻嫔先员碛祷の浜褐醒耄粲跬沤幔灰蠊竦扯烊腥嵫又寥缕呷照倏比换竦弥醒氲耐狻！ �
然而当南昌方面谭延辏А⒗盍揖⒑蜗隳⒍∥┓凇⒊鹿蛴谌缕呷涨暗酱镂浜嚎幔槭次蠢矗韫视胫炫嗟氯ピ谋胫寥率詹拍芾纯幔⒀镅运侨缒艿任遥熬拖嘈潘怯谐弦猓偈固崆熬傩校湫槲笨芍！保ā冻鹿虻囊簧罚骋籓七）他把准时举行竟说成提前举行，何况三月七日原是他要求的日子。他的蛮横，原想测验一下自己一身举足轻重的分量，但到会人数既足，自无再延的必要，还有不少人讨厌蒋之独裁作风，更不愿为他延期，与会的吴玉章明言：“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话虽如此，会中当然有帮蒋说话之人，造成紧张气氛，遂以三月七日为预备会。二届三中全会到三月十日正式开幕，十七日结束，仍不见蒋介石出席。全会肯定临时联席会议，决议恢复并提高党权、坚持革命路线与政策、否定非法选举、改选中央常务委员以及各部会委员。蒋介石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军委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但绝非他所期望的独霸地位。新的国民政府虽于三月二十日在武昌宣誓成立，似乎是功德圆满，但蒋介石已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抗命中央 4
李宗仁已注意到，蒋介石在南昌建立总司令部之后，新客极多，最瞩目的有黄郛、张群。（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八四）这些新客原与革命无关，之所以成为总司令座上的新客，并以张群为其驻沪代表，乃是私人关系。黄郛字膺白，浙江人，迭任北洋政府要职，且曾一度出任内阁总理，在革命党讲来，应是北洋官僚、军阀走狗，但与蒋不仅是同乡而且拜过把子，照样引为亲信，“设宴款待，欢然道故。”（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页二六七）张群则与蒋有同学关系，虽与北伐无涉，即被任命为南昌总司令部的总参议。上海商会主席虞洽卿以及帮派头目黄金荣亦到南昌，表示支持。（见 Wild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P．84—85）陈布雷亦于此时到南昌见蒋，成为蒋之文胆。其实于北伐之前，蒋已在广州接待过商界要角王晓籁等人。凡此已见蒋正大肆建立私人的班子。同时还到上海、奉化召引亲戚或同乡，供侍卫、参谋、秘书等职，有如皇帝身边的太监群。黄埔学生此时亦竞相奔走校长之门，蒋也不客气把他们当自己的鹰犬差遣，当然学生中的CP（共党）分子，他是绝对当敌人看待的。（参阅苏文钦《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页二三九至二四○）帮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更指出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编制非常庞大。 （姜辅成《我为蒋介石监印的岁月》）蒋介石到南昌后，已决心组织自己的权力中心，诚如孙科所说，“自设总司令以来，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党与政府等于虚设”，指蒋在南昌所为，“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见《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及决议案》）蒋介石想要把党政军一手抓的图谋，已昭然若揭。有趣的是，早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于日记中自谓：“余迩来行动，已近于军阀，尚能负革命之责耶？惩之。”（《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三册，页四十二页）他显然没有“惩之”，兵至南昌，别开新府，抗命中央，已经实同军阀矣。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喊着革命反革命 1
国民党的二大三中全会在蒋介石拒不出席的情况下，没能真正解决问题，强调“恢复党权”，欲以党来控制枪杆子也徒托空言。不过至少暂时掩遮了波涛汹涌的政潮，以及蒋总司令悍然抗命的威胁，军事行动得以继续进行，然而随着军事的发展，蒋介石权势的上升，政潮与威胁反而与日俱增。
国民革命军继续军事行动，兵分三路，西路唐生智任总指挥，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夹击河南，中路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李宗仁率江左军，程潜率江右军，沿长江而下，进掠南京、安庆等地。东路白崇禧于二月十日即已占领杭州，等待何应钦自福建北上的纵队，会师后向淞沪挺进，于三月二十日入据上海附近的龙华。稍后于三月二十三日，程潜江右军占领南京，由于革命军之反帝，英美帝国主义于翌日炮轰南京城以示威，死伤约千余人。李宗仁江左军于三月中已达安庆，守军陈调元“附义”，不血刃而定安徽，北洋长江舰队亦于三月二十三日“起义”，北洋军队遂退守徐州一线，至此长江中下游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夺取长江下游如此神速，鲜遭抵抗，固然由于革命风潮澎湃、民心归向，令敌无斗志。然而同时还有别的奥秘。据于此时访问南昌的俄国汉学家卡沙宁（Marc Kasanin） 探知，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攻势之前，已用威迫利诱手法，逐步赢得京、沪归顺，因其十分渴望与长江下游的资产阶级结合，然后与革命分道扬镳。（见氏著China in the Twenties，P。196）
蒋介石此时已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勾结妥协，但绝不肯与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他已决心抗争到底。他于三月十六日临行之前下令解散南昌市国民党党部，直接向“恢复党权”的诉愿挑战，同时又解散南昌学联以及查封《贯彻日报》。十七日抵达九江，枪毙市党部与工会负责同志四人，又于二十三日捣毁设在安庆的省党部与总工会。
蒋介石以枪杆子对付党的行径，武汉中央颇为震惊。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就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愤然说：“（蒋）现在愈闹愈不像话，好像是他总司令的世界，为所欲为，把党的威权弄得扫地，我们如果再不下决心，何必还革什么命！”但是武汉中央政府犹如遥控脱缰之马，难以着力。而蒋介石又玩弄两面手法，骨子里一意孤行，表面上服从中央，如三月三十日还发电请示军事外交方针，以至于连鲍罗廷尚欲“爱惜蒋同志”，帮助他不受反革命包围。（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纪录》）当然武汉中央也想到过解除蒋介石的兵柄，不仅仅是鲍罗廷与中共党人，国民党中重要人物如谭延、徐谦、顾孟余、邓演达、张发奎等人曾经一再劝说战功甚高的李宗仁，取而代之。（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八九）但李宗仁以洪杨同室操戈为鉴，不肯答应。三月下旬武汉中央还草拟了一个伺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由国府代主席谭延辏妆市丛诔褡由希桓谀暇┑某糖敝葱校糖彼淙挥祷の浜喝腥峋鲆椋辉敢蛑葱忻芰疃贾鹿竦车姆至眩疵挥邢氲匠糖崩肽院螅形朗暇┑难罱苡牒匾榫沟瓜蚪槭煜铝畹鞒讨⒘骄鄙希拐瞿暇┏峭耆诮刂浦拢淞罨拣〕山咸煜隆＃ú卧难钐焓堆扒罄返拿盏住罚澄宥廖宥撸涣聿卧腤u T’ien…wei，Chang Kai…shek’s April 12th Coup of 1927 P．154）
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六日自安庆抵达上海，了解到中共与工会的实力，颇感惊异与不安。缘自三月二十一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兵临上海城郊，因怕帝国主义军事干涉，不敢遽攻，然而市内总工会组织第三次大罢工，发动五十万人，终于克复上海。周恩来与顾成章指挥下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约有二千七百余名。蒋抵沪后，立即受到右派分子以及买办、帮会、帝国主义者的包围与支持，实力亦属不小，何况还有包括桂系在内的武力后盾。三月二十八日吴稚晖就提出“请查办共产党”呈文，拟断然结束孙中山的容共政策。
吴稚晖是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贯以插科打诨的丑角姿态出现”，以博取主子的欢心。自中山舰事件以后，一直为蒋开锣喝道、保镖帮腔，此时在沪倡议清党既是奉命办事，也是善体君意。蒋介石蓄意清党已久，到上海后更感“吾道不孤”。但是清党分共牵涉到国民党根本政策的改变，不仅兹事体大，而且影响到整个革命的前途，更不必说因分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了。
就在此紧要关头，国府主席汪精卫返抵国门。汪氏不是悄然返国，而是在国民党同志们千呼万唤始归来，尤其是由于国民党内部危机四伏，切望汪能复职扭转乾坤。即使是蒋介石，虽然在心中或私下不愿汪回（见陈公博《苦笑录》），但在表面上仍然是函电恳请，甚至要派张静江、李石曾到法国去迎驾，说是“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甚至假仁假义地说：“如兄不来，则弟唯有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国人。”（引自蔡穗金《汪精卫评传》，页一一五）汪精卫终于绕道俄国，自海参崴回到了上海，那天正好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愚人节。汪氏回国后的遭遇，确有不少“愚人”的意味。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喊着革命反革命 2
蒋介石亲往码头迎汪，移樽就教，辟室密谈。蒋之意旨十分明确，即要汪跟他一起清党反共赶走鲍罗廷，采取断然措施。这当然也是蒋支持汪“主持一切”的条件。但是汪精卫是国府主席，虽称病出国，主席一职仍由人代行，而三中全会继续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不能跟在一个总司令后面擅自做重大的政策改变，否则何异吴稚晖之投靠，更置武汉党中央同志于何地？即使要改变政策，亦应从长计议，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来决定，诚如汪氏致函李石曾时所说，联俄容共政策，“绝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须依据党的纪律，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武力可以迫成。”（《汪精卫全集》，页一八四）汪之不能应蒋之求，留沪“清党”，是必然的。
蒋介石及其“清党”的附和者显然在汪面前，力数共产党的“阴谋”，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以及制造恐怖、引发外交冲突等等。这种指控如果属实，当然有违当初国共合作的原则、破坏了合作的基础，于是汪在上海两次往访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欲探明真相。陈力言绝无此事，亲笔作书，并表之于《汪陈联合声明》之中，以昭公信。阴谋既系谣言，则蒋介石用武力“清党”的主张便无着落，汪自无不维护联共政策之理，故汪陈于联合声明中说：
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对于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载《时事新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如果胸怀善意，面对此公开的宣言，自应尽量祛除误解，再谋合作，以完成尚未成功的革命。孰料联合声明公布之后，吴稚晖立即无理取闹，破口大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