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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窗前、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站立。凡在此范围当差的所有供事、苏拉、厨役等，都在稽查范围，“如有串通在外闲人，将补授官员等事，事先送信报喜者，即行革役究办”（《军机处章程》）。平心而论，所有这些保密制度，对于清代前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巩固与加强，特别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和维护，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密原则适用于一切政府行为，对于社会舆论而言，敏感性最强的地段则是号称“抡才大典”的科举考场。为确保风清弊绝，选出真材，自隋唐首创科举以来，历代政府在科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弥封、加印、誉录、对读、入闱出题和抽签阅卷等多种措施的保密制度，迄清代达到最称周密完备的阶段。其对科场漏泄舞弊的惩治之严，罪至大辟。台湾学者高阳先生说：“同光得有短暂的中兴，人才辈出，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即为〔咸丰〕戊午科场案所显示的，至少在考试制度方面，法治的权威未堕，从而产生的激励作用使然。”然而，也正是在这个“同光中兴”时期，考试风纪的严重败坏，最终成为清代整个保密制度彻底塌毁的突出标志，仅举一例，即光绪己丑（1889）会试泄题事件。
会试是清代科举三级考试中最高一级，试题由皇帝钦点的考官入闱后，一同拟定再密封进呈，“御览”后再用黄纸固封发还，在都察院派来的监试御史的严密监督下封门发刻刷印，当场包封严固，钤上印章，连同印版及印坏作废的余纸，亦作同样处理。直到正式开考启封前，包括刻版印刷的工匠在内，所有接触过试题的人全被关闭在昼夜封锁的闱院里，按说已称万无一失。孰知已内定为会试“四总裁”之一的工部尚书潘祖荫胸有成竹。当试期将近时，“治筵邀同里诸公聚饮，酒阑，出古鼎一，文曰‘眉寿宝鼎’，铭字斑驳可辨。顾语座客曰：‘益各录一纸，此中大有佳处也。’客喻意，争相传写而出”。原来潘祖荫自忖在四个主考中地位与科名最高，入闱拟题时，同僚当然唯其马首是瞻，遂在腹中拟定了二场经文的考题为“介我眉寿”，然后假借鉴赏古董为名，先将试题泄漏给了与他同乡的考生们。迄入闱后，一切如其所愿，又先“将眉寿鼎文刷印若干纸，遍致同考官，令有用铭语入文者，一律荐举，各房奉命惟谨”。用现代话讲，就是主持阅卷的领导给大家颁发了标准答案，哪有不听从的。结果开拆弥封试卷录名填榜时，潘大人“堂皇监视，见同里名下士皆入彀中，掀髯自喜”。一出说破关节骇人听闻的泄题作弊，就在此堂而皇之间做成了。
在注重门第身份、背景人脉的中国社会，似乎唯有关防周密的考场，才体现出弥足珍贵的公平竞争。如今竟连这道篱笆亦被捅破，可知高阳所说的“法治权威”，连同整个大清王朝的制度纲纪，俱已坠入了无可挽回的末路。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一部分信息交流说内参（1）
《红楼梦》里贾家获知甄家罹遭抄家之祸的信息来源，是一种传报于古代各级衙署内部的参考消息——抄报
《红楼梦》第七五回，开篇就是尤氏与荣府嬷嬷悄声议论江南甄家的事：“昨日听见你老爷说：看见抄报上，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据此可知，早在甄家还未派人来京嘱托贾家替他们私藏违禁或贵重物品以前，荣宁二府的主子们已经获悉了老世交甄应嘉（官任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因挂误革职并罹遭抄家之祸。而他们的消息，却是来源于抄报。
抄报，在史料记载中，还有报状、状报、邸报、邸钞、官报、朝报等各种叫法，因为它们一概都是手写传抄，官方语言叫“誊报天下”（《宋史·职官志》），就是书手誊写的意思，似可以“抄报”浑称。科学的报纸定义，是指刊载新闻为主的面向公众发行的散页型连续出版物，而据史料记述，我国自北宋起就有这种民间经营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印刷报纸。但抄报与此不同，有其严格控制的传报范围和组织系统，和公开发行的新闻印刷品是两码事。另一方面，抄报也不同于在朝廷与各级衙门之间流转的官文公牍——官文公牍因公务需要而产生，没有定期发送的规则，其内容也必定与收阅者及所在部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可是抄报就不同，照例都是定期传报，所载内容与大多数收阅单位及个人没有关系，比如尤氏嘴里的“老爷”，就是在工部任员外郎的贾政，按理讲，查抄甄家的公文，不必“该衙门知道”，事实却是他通过阅读抄报获知了。此外，古代的各级衙门，有时也办有一种类似今之“机关简讯”的期刊，称为录报、牒报等，唯内容仅限于本单位事务，倘贾政所读的是他们工部衙门的录报，自然也看不到甄应嘉出事的报道。
综上所述，可知贾政看到的这个“抄报”，既不是官文公牍，又不是新闻报纸，而是一种内部发行的全局性的情况通报，可以让一定级别以上或职务有关的收阅者，借此随时掌握各方面的动态。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学者，多将这个内部动态当做一般新闻品意义上的报纸看待，而事实却是印刷术普及之后，公开发行的古代印刷报纸历近千年，始终与这个书手誊写的抄报并行不悖。所以笔者认为，把它称之为传报于古代各级机关内部的参考消息，或许更贴近本来面目。
抄报源起何时，历来有多种讲法，日本学者杉村广太郎说，“从周朝就有，一直继续到清朝的灭亡”；美国学者白瑞华则说创始于汉代，“约在纪元前140年左右，那时是写在竹简或木片上的，内载朝廷上的纪录，分送到各官员处去……效能是向百官大臣以及地方政府报告朝廷的大政”；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也在《报纸·国际历史》一书中写道：“中国汉朝的统治者曾安排通过一个有条不紊的收集网，得到他们辽阔国土上的新闻报道。官吏写好报道，由邮驿传递。报纸经核正后，在称之为‘邸报’或‘朝报’的手抄报纸上发表。”（上述引文均转引自方汉奇《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此外，我国的报史研究前辈戈公振先生，很可能还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见解的人。但是，无论“周代说”或“汉代说”，似都缺乏实证和详细的文献记载。所以，现在国内学术界通行的观点，多认为“唐代说”比较靠得住。
由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自行誊录和发行的抄报，是人们及时掌握全局情况特别是朝廷动态的管道
笔者也赞同抄报源起唐代的说法，并认为它的创始时间，大约在武则天当国或稍后一些，应该看成是古代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产物。这个变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原属皇帝侍从机关（即内朝）的中书省，最终取代了尚书省（即外朝），从而成为集决策与行政为一体的最高机构，并在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正式确立了超然于三省之上的中书门下体制。从此，无论皇帝制书诏敕的起草宣达，还是各方表章奏抄的申报，都以中书门下为汇集点。正是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格局，才使得根据政治需要而定期发布经过筛选整理后的情报，成为一种可以操作的信息传播与交流制度。
目前所见唐人著作中，对抄报叙述最详的，是收入孙樵《经纬集》的《读开元杂报》。据该文介绍，再结合赵翼《廿二史札记》所引《后唐记》和《五代会要》等史料，我们大抵可知，这种抄报由中书省统一编纂，向京朝诸司发布，故最先的叫法应该是“朝报”；与此同时，当时全国州一级以上的地方政府，都在长安派有驻京办事处，州一级的称州邸，道一级的称留邸或留后，后来又改名进奏院，他们也誉录这份抄报，向各自所属的地方政府发报，于是“朝报”又有了“邸报”或“邸钞”之称，这就是前此英国人史密斯所谓手抄报纸有“朝报”、“邸报”两种称呼的来历。
撰写《读开元杂报》一文的孙樵，是晚唐人士，该文说他在襄汉时看到的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朝报，都是“系日条事”，即每天“出版”的。因为作者此时尚是布衣，虽然饱读诗书，却从来没机会见识这种仅在官场内传阅的读物，经人指教，得知此为何物事，十分赞赏，“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就是怀疑这种制度并没延续下来。等到他于唐宣宗大中年间考取进士，也进入官场了，才知道“日见条报朝廷事者”的前朝制度，历经一百多年而至今未易。再往后，他官至中书舍人，从抄报的读者变成了编审，回首往事，不胜感慨。
主要发往全国各地的邸报，虽然脱胎于朝报，但实际上有点区别。据孙樵介绍，朝报是“系日条事”。“条事”的写法，往往比较简略，王安石曾把孔子编撰的《春秋》称为“断栏朝报”，可以想见唐宋时代朝报的大体情况。邸报从朝报转抄而来，在此过程中，那些驻京办事处的人员，经常会把自己采集到的相关的“深度”内容增加上去，有时又会把朝报上没有，但却是自己所属机关长官比较关心的动态，也写上几条。因此，邸报有时会比朝报丰富。举个实例：唐代著名诗人韩翃，早在玄宗天宝年间考取进士，但仕途上一直不得意，近三十年后，即唐德宗建中初年，仍在汴宋节度使兼汴州刺史李勉麾下做幕职，同僚多是新进后生，视他为迟暮老朽，他亦灰心，常称病居家，只有一位姓韦的巡官，堪称知交。某日，已近半夜，韦巡官突然叩门甚急，韩翃出见，惊问何事？韦满脸喜色向他祝贺：“您被除授为驾部郎中知制诰了！”驾部郎中是从五品的司一级京官，属于可以穿绯服佩银鱼的高级官员，知制诰则是为皇帝草拟诏敕的机要秘书，在一般人眼里，绝对是仰慕不已的亲近之职。远在汴州啃冷猪头的韩翃，哪会相信有这等好事，所以当即对韦巡官说：“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巡官进屋说，这是我刚看“留邸报状”（即邸报）得知的。报上说，知制诰缺员，中书省推选了两个人，送进履历后，皇上一个也没圈出。中书省便递了个报告，请皇上自己决定人选。皇上的批复是：“与韩翃。”中书省查看官员名录，现任官员中有两个韩翃，一是江淮刺史，一是汴州刺史部下的幕职，搞不清皇上给哪一个，便又将两个韩翃的履历送进去。皇上的批复是：“‘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与此韩翃。”说完，韦巡官问：“这不就是您写的诗吗？”韩翃说：“对。”这才确信不会搞错了。第二天早晨，李勉和僚属都上门来向他祝贺（《本事诗》、《异闻集》等）。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一部分信息交流说内参（2）
可以设想，这条消息原载于中书门下发布的朝报时，很可能就是除授韩翃驾部郎中知制诰一句话，为防止误会，至多在韩翃姓名前加上其现任职务（韩翃当时在中央的挂名职务是从六品的驾部员外郎）。但是汴宋道驻京办事处人员去中书门下抄录朝报时，听见了这段当时已在该部门传为美谈的轶闻，因为这位即将走红的笔杆子是他们所属单位的人，所以在这一段消息中，增添了这段曲折。像这种消息采编上较之朝报中更有特色的邸报，往往也会被京朝官员传抄，这大概就是后人常用“邸报”一词概括所有抄报的缘故。
从宋代起，“誊报天下”的抄报都要经过中央的新闻检查，事关信息安全和舆论导向
宋朝比唐朝更重视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交流，除节镇诸州外，各军、监、场务、转运司等更次一级的地方机关，都在京师设置办事处，其后为加强管理，又设置了一个“都进奏院”，等于是联合办事处，其长官则由中央任命。故北宋的抄报，改由总汇上行下行信息的都进奏院编纂，《宋史·刘奉世传》说：“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宋代的枢密院，近似唐之中书门下，所以都进奏院编好抄报后先经枢密院审定，再让京朝诸司和各地驻京进奏官传抄，即“传之四方”，其传报系统可以说同唐朝差不多，但是增加了一道枢密院审查大样的手续，则体现出中央对“机关内参”的管理较唐代加强了。而且五日出版一次，也显得比唐代逐日出版要谨慎，《宋史·职官志》上尚有“月以事状录付院，誊报天下”的讲法，可知还有过每月发报的情况。但是到了南宋，又有变化，《建炎以来朝野类要》卷四称：“朝报，日出事宜了，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因知此时的编报工作，改由级别更高的门下省承担，仍经宰执审定，再交都进奏院“出版”。可能是南宋先后与金朝、蒙元对峙和战的缘故，军事外交方面的活动十分频繁，因而出报也由五日一刊改为每日出刊了。
明代的上下行信息汇总机构，是位居“大九卿”之一的通政司，“出纳王命，为朝廷之喉舌；宣传下情，广朝廷之聪明”（《菽园杂记》卷九），职掌比宋代的银台司（皇宫收发室）更重要，抄报即由这个设在午门外的机关编纂。清代初年的抄报系统，沿袭明制，后来雍正帝搞了一个提升皇权的军机处，传报的枢纽也随之转移到设在皇宫内的军机处，但编发抄报的具体工作，则归通政司及附属都察院的六科主持。和唐宋相比，明清抄报的“新闻检查”大权，已经由中书、枢密提升到皇帝本人，什么消息“概行发钞，与众阅看”、“俾众其知之”，什么消息“不应抄传”或“非奉旨，邸报不许抄传”，都由皇帝决定。如《东华录》里记有一则故事：雍正二年（1724）七月初，江南提督高其位上奏，道是当地原先闹蝗灾，后来飞来许多乌鸦，把蝗虫全吃光了，现在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会拍马屁的大学士张鹏翮等人建议将高其位的奏折登载在抄报上，并宣付史馆，以此彰显皇上英明，乃有“嘉瑞”。雍正帝的批语是：如果把飞鸦食蝗当做嘉瑞，那么蝗虫初起时又该怎么比附呢？“其发钞及宣付史馆俱不必行”。这段记录，又可见彼时抄报上一些重要消息的发布，多由内阁和王公大臣会议提议（当时军机处还没产生），最终由皇帝裁决。
由唐代到晚清，抄报在历时千年的传统中，自身形态也经历了嬗变。据孙樵《读开元杂报》介绍，最初的抄报是长条形的，到《红楼梦》第九九回描写贾政在江西粮道衙门里看邸报的情景，则是“桌上堆着许多邸报”，贾政一一看去，读到了薛蟠行凶杀人的案情报道，下面还注着“此稿未完”，因为怕“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不是，只好翻来覆去，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因知乾隆时代的邸报，已经是装订成册了。此变化反映了邸报内容的愈益丰富，甚至还有连载。但需要说明的是，京师诸衙抄录的朝报大多没有如此篇幅，因为依惯例，各单位都只摘录同其有关或相关的内容，欲打听其他部门的事，人在京师，渠道有的是，唯远在京外的地方机关，主要靠邸报了解京朝和全国动态，故不得不力求齐全。假使贾政仍在京师看工部衙门的抄报，就读不到薛蟠杀人的报道了。
乾隆五十七年（1792），由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政府代表团曾来大清帝国访问，该团副使乔治·斯当东为向英国公众汇报这次访华的全过程，曾编写了一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其中关于邸报部分，恰好为“红楼梦时代”的邸报内容提供一个大致轮廓：
邸抄在政府指导之下在北京经常发行。它的内容主要登载全国的重要人事任免命令，豁免灾区赋税的命令，皇帝的恩赐，皇帝的重要行动，对特殊功勋的奖赏，外番使节的觐见，各处的进贡礼物等等。皇室的事务和私人日常起居注很少登在邸抄上。邸抄上还登载一些全国发生的特殊事故，如老年人瑞，违法失职的官吏处分，甚至于奸淫案件也登在内。登载后者的用意在防微杜渐，以儆效尤。在战争时期，军事上的胜利、叛乱的镇压也登在邸抄上。邸抄内容只限于国内事物，国外事物一概没有。
抄报为什么一直维持手抄的传统，清代咸丰皇帝举出三条理由，但在实践中处处相反
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的是：中国的印刷技术长期位居国际前列，邸报的内容又是这样丰富，居然一直到晚清还维持着抄报的传统。《东华录》载，咸丰三年（1853）时，江西巡抚张芾曾奏请将邸钞改为印刷，发交各省，结果遭到咸丰帝痛斥，说他“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梳理咸丰帝坚持要维持抄报的理由，大致有三条：其一，刊刻报纸是“民间私设报房”的勾当；其二，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