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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由在制度上都站得住脚，但在实践中却处处相反。
首先，抄报虽然不是官文公牍，但所载内容均为中央发布，实际上已成为古代机关和官员获取各种信息的正规渠道之一。古人文集的奏疏表状中，每每用“臣伏见报状”、“臣阅邸报”作为“入话”，可知他们通过抄报关心国事，并且引以为发表意见的根据，都是制度所认可的，这也正是抄报产生与存在的目的之一。即使涉及个人问题，也是如此。比如明代清官海瑞在其请求病休的上疏中，开篇即云：“臣近见邸报，皇上不加罪责，着臣以原官总督粮储……”（《告养病疏》）；又如徐光启为自己信仰西教传播西学的辩护书，也是从邸报所载有关部门的参劾文章说起：“臣见邸报，南京礼部参西洋陪臣庞迪我等，内言其说浸淫，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辩学章疏》）。即虽然原文矛头指向西洋传教士庞迪我，对徐光启则是影射攻击——从这个故事看，邸报还为广大平时没机会聚到一起的官员，提供了一个交换意见甚至是互相辩论的平台，而所有这些都是在体制内的合法行为。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一部分信息交流说内参（3）
其次，抄报的传递速度，实际上总是超过正式的公文运转。比如韩翃获知自己将调任中央，正式的任命书比邸报晚到；又如海瑞尚未接获调令，却先从邸报上得知了将换一个岗位的消息。再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南宋宁宗召四川制置使安丙赴京城临安（杭州）任相当于副宰相的同知枢密院事，安丙于嘉定七年（1214）六月二十日从广安乘船启程，八月十六日，人在途中，上面改了主意，宣布调任他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而安丙在二十一日抵达广德（今属安徽）时，通过邸报获知，因大为不满而“上疏力辞”。从命令发布于杭州，到他本人得知于广德，首尾加起来不过五天时间，这种速度，不通过驿传系统是不可能的。因知在一般情况下，驿传递送抄报的任务远比传递公文为多，中央也不可能不知道，否则安丙在没有进京觐见皇帝并正式接到任命之前就先交辞职申请，便成了毫无来由。
说到底，还是咸丰帝所述的第三个理由最称关键——中央不愿意由国家财政为邸报的发行与传送承担浩大的开支，而实际情形，则是“羊毛出在猪身上”。台湾学者苏同炳在《明代的邸报》中，曾引录过明刊《保定府志》卷二六“减邸报”一段文字，使我们得知：当时的保定府每年往所属各县摊派七十二两抄报银，在北京雇人抄报。这个“保定版”的邸报，每五天一期，每期为十本复本，平均每本价值银七钱，都通过永定驿站或宣化驿站从北京送至保定，每月贴银一两。这十本邸报中，有四本是按期白送给保定巡抚、都察院、户部和工部的，领管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广平六府的保定巡抚，是保定府的顶头上司，其余三个都是中央机关。由此可知，京朝百司除了有本单位派人抄传的朝报阅读，还有内容更详尽的邸报可看，来源是地方政府“赠阅”，分摊给保定府的赠阅单位是都、户、工三个部院。送到保定的六本中，一本送兵备道（军分区司令），其余五本分给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等四个主要领导每人一本，还剩一本，大约是供“中层干部”传阅并给府属各县再抄传的。类似的资料，其他文献中也有披露，如沈榜《宛署杂记》历数各衙门向宛平县摊派的经费项目中，就有“抄报”一项。《雍正朱批》中，署理总督宜兆熊等给皇帝的汇报里，也有以“缮书”“抄报”为名目的年度经费开支银一万三千五百九十八两，而一个布政司衙门“垫发”的抄报银，则是一千六百零一两。
以上是明清两代的一些细账，推测唐宋时代抄报费用的来源，大体如是。总之，抄报是上级衙门看的，费用是层层往下摊的，摊到县一级，最后化解到向民众收取的税赋里。保定距离北京较近，每月收取代邮费一两银子，倘是广州、成都之类，自然远远不止此数。这些贴补，对驿传来说也许是外快，而为此动用的夫马工食等开支，一部分打进向兵部的奏销里，其余也摊派在驿站所在地的民众赋税和徭役中。如此巨额的抄报传报成本，岂能让中央财政包干，这就难怪咸丰帝要痛驳张芾了。当然，地方政府也在尽量减省成本，比如雇用北京人士抄报，就可省掉派人去京抄报的住宿、伙食补贴等费用。由此也可以想见，历代各朝的首都居民中，应有相当一批书法好、笔速快的人，是靠抄报这一行当养家活口的。此外，五天一期十册复本这个周期和“印数”，确实不值得刻板印刷，而且传报速度也远远不及手抄快，这就是中国印刷出版事业如此繁荣，而抄报却始终保持在手抄技术层面上的主要缘故。
抄报也有正版、盗版之分。通过什么管道获取什么版本的抄报，涉及各种关系处理和利益协调
由前述明代“保定版”抄报的“赠阅”及费用摊派等情形，还可以推度，欲求一份抄报从誊录到发行环环相扣，一路通畅，必须把方方面面的关系摆平理顺才行。对此，有一则记载在清代《刑案汇览》中的所谓“抄写京报私借印信官封递送案”，可资印证。
明清制度，抄报从朝廷向各地发送的管道，应该是各行省督抚派驻北京的提塘官（参见本书《驻京机构说留邸》），其他省级以下道府州县欲看抄报，还得另外花费向督抚提镇转抄，辗转费时，又因为这些上级机关已经把看报的成本摊派在他们的转抄过程中，所以价格也不菲，于是便出现了省级以下衙署绕过提塘，直接从北京获取抄报的现象。适应这种需求，一批私营报房应运而生，经营者多系京师衙门中的胥吏或与之有联系的“消息灵通人士”，搞一份“正版”的提塘抄报，再雇人抄写一批副本发卖牟利，地方州县衙署便是他们的主要客户。显然，这种损害提塘发报权益的做法，如果得不到上级和有关方面的谅解与认同，是很难长期操作的，所谓“抄写京报私借印信官封递送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该案发生在道光四年（1824），透过写在案卷上的冠冕堂皇的表面文字分析，其大体经过是：有个叫李嘉山的从九品候补官员，在北京自办报房，其“订户”有直隶省所属良乡、完县等一些州县衙署。这些单位又各自向李嘉山报房提供了一批盖有本衙署印信的空白信封，使抄报得以利用驿递系统迅速传送，估计是另给驿站津贴的，所以案卷上也承认“尚无扰累驿站情事”，就是并没有侵占国家花费在驿递上的财政开支。当然，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猪身上”，即老百姓买单，官老爷看报。但是，因为这批七品芝麻官在得到了看报及时、费用节省等种种便利的同时，却忽略了像明代保定府那样一番运作，遂引起直隶驻京提塘报房及其派出衙署的不满，结果便是由直隶提督出面举奏，按“借用印封假托公文，即以诈伪印信文书无异”的法律推定罪名，由刑部正式立案调查。当时尚无有关抄报的著作权保护法，否则还可以连带提出购阅“盗版”抄报的问题。
官场上的利益冲突，一般都能靠幕后交易得到化解，该案也是如此。最终的结案办法，是把经营誊抄传报的李嘉山和各衙署收受公文的书吏，以及具体经手将抄报当“寻常公文顺带”的马夫等一批人抛出来当替罪羊，分别给予杖责流放的刑罚，“其借给李嘉山印封之完县知县等官均有应得之咎，移咨吏部议处”。用白话讲，就是姓“官”的都解脱了刑事责任的追究，移交组织人事部门作违纪问题处理，大约轻则申斥警告、重则记过在案，便算了结。值得引录的该案卷的最后一段：“向有外省各衙门抄送京报，相沿已久，原属例所不禁，而报房抄送往往希图迅速，竟至借用官封，诚恐不无流弊。应通行各省：嗣后各衙门看报，其由提塘抄送者，应用该提塘钤记封送。如止向报房抄看者，毋庸禁止，仍不许借用印封。”可谓披露了利益冲突所在。当然，让一家私营报房掌握一批州县机关的空白印封，的确也是制度上不小的漏洞。
有人利用抄报的“内参”价值牟取利润，也有人炮制“伪版”抄报制造舆论，抄报的故事一文难尽
抄报既属“内参”，当然有传阅范围的限制，清代雍正和乾隆初年，都有过禁止胥役传阅和私抄邸报的规定，但抄报工作都由这些办事人员经手，可知这些禁令是靠不住的。估计在抄报的妥加保管方面，也会有一些具体规则或惯例，但其实也做不到。《茶余客话》述南宋“庆元党禁”时期，朱熹以“伪学”罪名落职罢祠，在朝报上读到了有人奏请杀他的消息，遂自言自语道：“我这头且暂戴在这里。”又云：“自古圣人不曾被人杀死。”按他当时的被管制状态，不该有读报资格，但事实却是看到了。至于把“内参”带出机关的故事，史传中比比皆是。《能改斋漫录》论宋代史学家宋敏求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一，就是先人世代为宦，家里“自祖宗（指太祖、太宗）朝至熙宁中，报状皆全也”。五代后唐明宗时，为搜集编写唐史的资料，要求朝廷往民间购募晚唐宣宗至昭宗四朝的朝报（《廿二史札记》）。明史专家谈迁自述编写《国榷》经过，也谈到对邸抄的访求（《北游录》）。凡此，都说明邸报流传民间的现象是普遍的。《儒林外史》第一回中，还有乡下富农秦老爹进城去，带了一本邸抄回来给王冕看的描写，也不知他从哪弄来的，大概是因为该期邸报上刊载有一篇礼部议定科举取士的报道，所以有人翻刻赚钱吧？
衙门中利用抄报的“内参”价值，向相关人士出卖信息换取利润的事情，亦属可想而知。《金瓶梅》第十七回里，西门庆的亲家陈洪随内侍杨戬一起被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参倒，拿送南牢问罪，女儿携女婿一起来投靠娘家。西门庆慌了手脚，忙叫了吴主管来，与他五百两银子，教他连夜往县中承行房里，将邸报中宇文虚中参劾杨戬一伙的奏折原文，以及皇帝批示的处理办法等，全部抄来，随后便有了再派家人来保来旺带着金银宝玩去东京行贿蔡京、消灾脱祸的故事。从西门庆的角度讲，因为及时得到详细情报而便于赶紧应对，五百两银子抄一段邸报，值得；从阳谷县衙门上上下下的利益看，这就是一笔大大的外快了。
由于抄报是在手抄、转抄的过程中产生和传阅的，所以也难免出现有人出于某种目的而故意混淆视听的纰漏，明清两代的史传文献中，都载录过“伪传邸钞”的案件，这就是正版、盗版之外的伪版了。囿于篇幅，不再详述原委。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一部分着装上岗说公服（1）
当官就是出任公职，出任公职就要穿戴公服。《水浒》中的李逵虽称鲁莽，倒也懂得这个“着装上岗”的规矩
“只重衣衫不重人”这句话，一般被解释为一种浅薄的社交态度，但有时却是工作需要。比如，凡治安交警、工商税务等部门人员在行使公务职权时，必须穿戴制服佩饰，便是通常情况下的基本要求。其实，此现象亦是古已有之的生活常识。清朝建国之初，凡牧令坐堂或官吏下乡，都穿明代官吏制服，“盖不如是，则人民不能知其为官，抗不服从耳”（《清稗类钞·服饰》），后来等大家熟悉了本朝的官吏制服，才逐渐改过来。《水浒传》中的李逵以鲁莽出名，但是在寿张县衙冒充知县时，也知道要“取出幞巾，插上展角，将来戴了，把绿袍公服穿上，把角带系了，再寻皂靴，拿着槐简，走出厅前”（第七四回），一应行头，样样不少。可见粗中有细，这个着装上岗的规矩还是懂的。
李逵穿戴的绿袍“公服”，就是古代的公务员制服。但公服是统称，因其具体形制、用途及时代上的区别，尚有其他多种叫法。以唐代为例。据《唐会要》卷三一载，官员制服有朝服、公服、常服等多种名目。朝服亦名具服，相当于现代的礼服，在参加祭祀、宴享、朝贺、拜表等重要典礼时穿着。在士人笔下，朝服也常成为官员制服的代称，使人误以为朝服就是出席朝会时的服饰，其实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因为朝服是出席典礼时的穿戴，照例要有许多光灿夺目的装饰，以示隆重。就像我们在影视中常看见现代军人在着军礼服出席典礼时，除领章肩章等军衔标志一应齐全外，还有绶带胸章等许多漂亮的饰物，非精通此道的，连名目也报不出。古代官员的朝服，也有这些玩意，统称“法物”，所以有的朝代也把朝服称作“法服”。《东京梦华录》述北宋冬至大典：皇帝车驾宿大庆殿，“宰执百官皆服法服”，就是指大家都穿上了饰有法物的朝服。这种礼仪性的法物，一般多是有关部门保管，到时候借给大家装饰一下，所有权不属个人。《宋会要辑稿·食货》卷五二载有监朝服、法物库的差遣性官职，其执掌就是“预备与支借百官朝服、诸司礼衣、仪仗等名物。凡礼毕，限期收还”，因知不仅法物，连朝服也是可以出借的。
公服有礼服、常服、便服的区分，又以颜色和纹饰区别尊卑，这就是“满朝朱紫贵”一类句子的出典
官员在典礼以外其他公务场合的着装，叫公服，亦名从省服或品服，这就是正规制服了。《水浒传》第九十回述招安授官以后的“宋江、卢俊义，俱各公服，都在待漏院伺候早朝，随班行礼”，说明参加朝会应着公服，而不是朝服。《北史·魏纪三》：“〔太和十年〕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资治通鉴》卷一三六上，对这件事也有记载，胡三省还加了条注解：“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绯、绿、青。”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人建立的政权，“始制五等公服”是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的成果。据此推测，用朱、紫、绯、绿、青五种颜色来区别官吏公服等级的做法，当在北魏以前，至少在晋代就有了。迄唐宋时代，公服等级依然由颜色区分，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比北魏时色分五等少了一等。唐高宗时，有人提出八九品的深青色官服很容易同三品以上的紫色官服混淆，遂改八九品服碧。唐德宗时，张建封任徐泗濠节度使，幕下有个佐官于良史，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从未染袍赤。”张建封一了解，才知此人进士及第已三十年，但官运一直不佳，闻之感慨，便上奏朝廷，请求为于良史晋阶（《唐语林》）。因知唐时士人及第即获得仕宦资格后，如通过铨试授予官职，就可着碧色公服了。
于良史诗中的“染袍赤”，就是四五品官员的服绯，即大红色。相传唐代名相颜真卿原任醴泉尉，因唐玄宗要亲自主持选官考试（制科），欲去报考，先向一个善于看相的尼姑询问前程。尼姑说：“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颜真卿又问：“官运到头，能到五品吗？”尼姑笑答：“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颜说：“得五品官便可着绯衣，带银鱼，儿子得补斋郎，我的愿望已满足了。”尼姑指着座上一块紫色的餐巾说，“颜郎衫色如此”。果然，考试结果，颜真卿名列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其后仕途一帆风顺，公服颜色由碧而绿，再染为赤，直到官居二品，穿上紫衫（《戎幕闲谈》）。
古诗中常有“满朝朱紫贵”一类的句子，对照于良史和颜真卿这两个故事可知，凡进士及第，多以有朝一日能穿上四五品的绯服为官场上的进取目标，但能够如愿以偿者总是很少。为此，很多按品阶只可服碧服绿的官员，又经常服黄，这是当时表识政府官员身份的一般性识别。仍以现代军人的服饰打比方，朝服可比军礼服，品服好比军常服，作为官服的黄服，则好比军便服。白居易《卖炭翁》云：“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白衫儿是没有公职身份的爪牙，黄衣却是代表政府行使职权的象征，所以卖炭翁根本不敢与之抗争。
穿黄便服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避免品级不同者相见时身份尊卑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