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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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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坚虽然读书不行,但因为有父亲的关系,他在十四岁时便开始做官,应了那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杨氏是从汉朝以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门望族。在西魏时期,杨坚的父亲杨忠便和独孤信一起投靠了权臣宇文泰,此后,杨忠因为屡建功勋,而且帮助宇文觉建立了北周政权,所以,官爵升至柱国,封随国公(随字后来才改成了隋)。北周建立时,因为父亲杨忠功劳卓著,杨坚借光升为骠骑大将军。后来,又封为大兴郡公。到公元560年,周武帝即位时,不满二十岁的杨坚已做了随州刺史。六年后,当朝的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看出了杨坚的前程远大,就把刚十四岁的女儿许给了杨坚,这就是后来有名的独孤皇后。 
  因为独孤家族比杨氏家族的势力要强大得多,加上独孤皇后的个性,杨坚算得上是历史上有名的“惧内”皇帝了,据说因为和皇后吵架,杨坚曾出走到深山中,几天后才回来。 
  杨坚的地位也引起了其他人的嫉妒,有的想借机除掉杨坚,但杨氏家族以及独孤家族的势力也对他起了保护作用,加上杨坚的长女又是北周武帝太子的王妃,所以,虽有危险,但终究没有对杨坚构成致命威胁。   
  扫除障碍建隋朝 
  在公元578年,周武帝病死,宣帝即位。杨坚的长女做了皇后,杨坚升任上柱国、大司马,掌握了朝政大权。加上年少的皇帝也比较昏庸荒淫,在群臣中没有威信,于是,杨坚便开始准备取而代之。 
  杨坚的行动多少让小皇帝有所察觉,但没有真凭实据,他也没法处罚杨坚,何况他还是自己的岳父大人,更难下决心做事。杨坚为了避免皇帝的猜疑,就想到地方上去任职,也为将来有变时能利用实力争夺皇位。于是,他便把这种愿望告诉了自己的朋友、内史上大夫郑译。 
  到了公元580年,机会来了,皇帝决定出兵南伐。郑译便向皇帝推荐了杨坚,皇帝对郑译原来就很信任,于是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但是,还没等出征,周宣帝便一病不起。在郑译的参与和其他关西士族的支持下,杨坚他们做了一个假诏书,以宣帝遗诏的名义宣布:杨坚以外戚身份入宫辅助政,任宰相,总揽大权,进封为隋王,辅佐刚八岁的周静帝宇文衍。 
  宣帝死后,杨坚等人并没有立即公布消息,而是趁机用假诏书夺取了军政大权,以及京城部队的指挥权,等一切准备就绪后,这才发布了皇帝去世的消息,辅佐小皇帝即位。 
  杨坚做了辅政大臣后,首先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吸收了一些有才干的人,稳定政局,并宣布革除宣帝时的酷厉苛刻之弊,深得人心。然后又向威胁他地位的宗室各王展开了攻势。 
  刚去世的周宣帝的弟弟宇文赞在朝廷中和杨坚的地位不相上下,是杨坚秉政的一大障碍。杨坚便派人对他说,你不必再这样劳累地参与政事。以后的皇帝位置肯定是你的,你只管回家等着就行了。宇文赞一来年轻,二来也没什么谋略,就相信了。 
  没了身边的对手,杨坚又向其他的王下手了。已经成年而且在地方有些势力的是五个王,如果他们联合起兵,杨坚还很难对付。所以,在他们得知宣帝病逝的消息之前,杨坚便用假诏书将他们召回到长安,然后收缴了他们的兵权和印信。五个王见自己无法与杨坚抗衡,便秘密联系在外的另一个王起兵,但不久便被杨坚打败。五王只好寻机下手。一次,他们设下鸿门宴,请杨坚去,幸亏随从的人有所察觉,拉他借口跑出来。然后,杨坚便以谋反罪杀掉了主谋的两个王,其他三个不久也被除掉。宗室势力被消除后,杨坚的皇帝之路平坦了许多。 
  解除了中央的威胁后,地方势力也开始反对他,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的将领纷纷起兵。经过打与拉两手策略的较量,杨坚在半年后,终于平定了三地的军事力量,彻底控制了北周的政权,做皇帝仅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了。 
  到了公元581年的正月,杨坚走了一个前人使用过的体面形式——禅让。他让人替周静帝写好退位禅让诏书,然后送到他的王府。杨坚假意推辞,最后才接受了大家的意思,穿上皇帝服装,登上心仪已久的宝座。这时的杨坚刚四十岁。 
  因为杨坚是继承的父亲的爵位随国公,后来又进封为随王,因此把新王朝定名为“随”,但又觉得这个字有个和“走”同义的偏旁,于是,把这个不太吉利的偏旁去掉,成了“隋”。年号也按照惯例改了,定为“开皇”。但都城没有变动,仍是长安。杨坚虽然改了随字,但隋朝还是没有逃脱短命的命运,仅仅三十年便灭了。说来也是巧合,当初杨坚夺取的是宇文氏的帝位,而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也是命丧宇文氏之手。   
  政绩卓著 
  文帝代周建隋,总觉得自己得到国家太容易,担心人心不服,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他轻徭薄赋,勤于政事。每日晨起听朝,有时太阳偏西尚不知倦。 
  为了隋王朝的长治久安,他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条是节俭。在历代封建皇帝中,隋文帝是特别重视节俭者之一。他教训太子杨勇时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如果奢侈就一定不能长久,你一定要厉行节俭。”他自己从辅助政时就提倡节俭生活,使之成为风气,以致当时士人的便服多用布帛制作,不用绸锻绫罗,饰带也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他称帝后,更宣布“犬马服玩,不得献上”。对于以布袋进干姜,以袋献香料的官吏,都认为是浪费,大加斥责。《资治通鉴》中称他:“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有一次患痢疾,须配制止痢药,药方中有胡粉一两,宫中竟然都找不到。还有一次,他要一条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平时进膳,所食不过一肉。如此躬行,成了他改革政治的一个根本条件。 
  第二条经验是大杀贪官污吏,文帝假托年幼时相面人赵昭曾经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命该称帝,但是必须大加诛杀才能巩固新朝。”以此为据,他整顿吏治,建立起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对廉官良吏赐帛赠田,晋级加官,布告天下,实行奖励;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派左右亲信严密侦查百官的行为。有时甚至暗暗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这些官吏一受贿就立即处死。 
  文帝执法严明,有一次,他发觉儿子杨浚生活奢侈,多造宫室,大怒,下令将杨浚抓起来,大臣杨素劝谏说处罚得太重了,文帝说:“皇子与百姓只有一个法律,如果不这样,岂不是要再立一个皇子律了吗?”文帝的这一措施,使豪强官吏不敢过分作恶,贪污行为大为减少,有利于与民休养生息。 
  文帝能知过即改,有一次,臣子辛擅做了一条绯(红色)裤穿,说穿了此裤能官运亨通。文帝认为他是以妖法惑众,十分生气,下令将他处死。司法大臣赵绰据理顶撞说:“依据法律,辛擅不足以定死罪,臣不敢奉旨。”文帝大怒说:“我看你是只顾怜惜他而不怜惜自己了!”下令将赵绰和辛擅一并处斩。临刑前,文帝问赵绰还有何话要说。赵绰答道:“臣一心执法,不敢惜死,只是陛下宁可杀我,决不可枉杀辛擅。”文帝气得拂袖而去。但他转而一想,终于明白赵绰以死护法,正直可嘉,立刻下令释放赵绰,辛擅免死,次日还嘉奖了赵绰。 
  杨坚在称帝之后,先是把自己的儿子们封到各地去驻守,同时掌管当地及周围的军事。这是吸收了北周被自己灭掉的教训,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杨坚罢黜了一些没有才干的大臣,包括对自己夺取帝位有功的人,将一些有真才实干的人提拔上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政务。 
  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杨坚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方面,加上对江南的统一。他的一大历史贡献就是,废除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开创科举制,以考试取士。所以隋文帝杨坚在中国历史上还算得上是一个有功绩的皇帝,他对政治体制包括法制的改革,对于唐朝的体制是个直接的影响,实际上,唐朝的体制基本上是隋朝时的翻版,一般我们对唐朝的评价很高,但是,唐朝的很多的制度却是在杨坚的时候确定的,所以,我们在高度评价唐朝的唐太宗以及盛唐风范的时候,还是应该把功劳分给杨坚一点公平些。这就像我们景仰汉朝的鼎盛时,不应该忘记秦朝的功绩:汉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基本上是继承秦朝的。因为秦朝的短命以及秦二世的暴虐,我们对秦朝的看法偏激了一点,不太公正,有点以成败论英雄了。 
  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但实际上很乱。隋文帝即位不久,采纳大臣崔仲方的建议,“依汉魏之旧”建立中央机构。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掌握政权的的是五省,三师是荣誉称号没有实权。三公虽然也有僚属,也参与国家政务,但仅仅是顾问性的机构,没有实权,也不常设置。皇帝是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最高主宰,拥有绝对权力。 
  执掌国家政务实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 
  以上二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三省辅佐皇帝处理全国军政要务。门下省和内史省都是辅助皇帝的决策机构,内史省是起草诏书的机构,门下省则负责封驳,即审查机构。最后执行诏书的机构是尚书省,同时负责日常的政务,管的事最多,为此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事。三省的长官:尚书令(尚书省最高长官,并设左、右仆射各一人为助手)、纳言(门下省最高长官)、内史(内史省最高长官),都是宰相职务。六部的最高长官称尚书。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度支,后来改成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都官,后来改成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 
  隋朝的五省六部制,形式上是继承汉魏旧制,实际是总结了秦汉以来的统治经验,发展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可以防止外戚大臣专权篡位和地方势力分裂割据。三省六部的官员品位不高,职权有较明确的分工,有利于皇帝集权和任免官吏。 
  除了五省六部,还有御史台、都水台,十一寺和十二府。这些后来基本上成为日本大化革新时参考的内容,如日本的八省制即是把五省和其他的机构融合而成的。到现在为止,日本的行政机构的名称还保留了隋唐时期的名字:中央的省相当于我国中央的部,但其地方机构是县,县长官知事是标准的中国古代名称,级别相当于我国的省长。其他如北海道、东京都、大阪府,都是从中国学来的名称。包括日本的和服,日本的仕女长相、装束等等,都是和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极其相似的,这不是巧合,而是直接学习的结果。 
  对于地方机构,杨坚也进行了改革,隋初地方行政机构,沿袭北朝的州、郡、县三级制。北周时,设置郡县很多,“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形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庞大地方行政机构。583年,隋文帝接受大臣杨尚希的建议,精简地方机构,撤消境内五百多郡,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同时,还合并一些州县,裁汰一批冗官。这就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刺史和县令三年后要轮换到另一地做官,防止时间长了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对抗中央。 
  对于法律,杨坚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北周的法律既混乱又残酷,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他在下令制订《开皇律》的时候,就将原来的枭首(即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车裂(即五马分尸)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保留了律令五百条。而刑罚则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到了唐朝,将顺序颠倒过来,从轻到重,内容基本上继承,没有改变。 
  流传至今最完整的是《唐律疏议》,代表了唐律,其实这也是从杨坚《开皇律》中继承过来的。杨坚对于我国古代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使隋王朝得以巩固、强盛,因此,在历代帝王中,隋文帝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 
  文帝在位期间,继续推行均田制,搜查隐漏的农户,重编户籍,增加了税民,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削弱了豪强势力,使隋初的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由于赋税越来越多,所以,农民总是设法逃避。豪强地主也是想尽办法少交租税。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杨坚在建立隋朝后,采用了两项措施,即“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大索貌阅,就是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是不是隐瞒了,或者报了虚假年龄。输籍定样则是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这样,既增加了收入,也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同时,从豪强手里将原来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的劳动力,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的赋税包括租、调和力役几种,在隋朝,对年龄有明确的规定:三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都叫做黄,四岁到十岁的叫做小,十一到十七叫中,十八到六十叫丁,六十以上叫老。 
  国家的赋役对象是丁,一对成年的夫妇每年向国家交粟三石,这是租。种桑养蚕的地方每年交绢一匹,相当于四丈,以及绵三两;种麻的地区则改为交纳布一端,相当于五丈,以及麻三斤,这两种都叫调。另外,成丁的男子每年要服役一个月,叫力役。到了后来,隋文帝又规定,五十岁以上的人的力役可以用布帛来代替,这叫庸。租庸调制在唐朝也基本上实行了。 
  同时,隋文帝还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度量衡也在这时重新统一。 
  至于土地制度,隋朝基本上继承了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成年男子即丁男可以分到露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成年的女子分露田四十亩。奴婢和一般人的占田数相等。此外,官员从一品到九品,可以分到一到五顷数量不等的职分田,以此作为俸禄,等以后不做官了上交国家。各地的行政机关也有一些土地,收入作为办公的费用支出,叫做公廨田。 
  这些办法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于有了这些有效的措施,所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隋朝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耕地面积大量增加,隋初为一千九百多万顷,二十多年以后,增加到五千五百多万顷。农作物的产量增长较快。隋文帝即位之初,府库空虚。十多年以后,政府的府库已容不下各地征调的绢帛,而需要建立新的府库。到隋文帝末年,西京和各地的仓库都装满了粮食,多的达到千万石,少的也不下数百万石。后来,唐朝建国20年时,隋朝的库藏还没用尽。正如《贞观政要·辩兴亡》里所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隋朝仓库的丰实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因而后来隋炀帝才如此豪爽地向西域的商人炫耀自己的实力,才有了挥霍的资本。 
  文帝留意民间疾苦的所为,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公元594年,关中饥荒,他派人去了解百姓所吃的食物,知道他们吃的竟是豆粉拌糠。文帝将这些食物出示给群臣,流着眼泪责备自己的无能,命令撤消自己日常的膳食,不饮酒,不吃肉,他率领饥民到较为富庶的洛阳就食,命令侍卫不准驱赶、威吓百姓。遇见扶老携幼的人群,他引马让路,善言抚慰。路难走的地方,他还命令左右帮助担挑的灾民通过。公元600年,齐州有个小官,名叫王伽,押送李参等70余个犯人去京城,走到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了国法,受罪是应当,看看护送你们的民夫,一路上多么新时期,你们于心能安吗?”李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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