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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法庭又开始对候选人的背景询问，在这过程中，候选人必须宣誓照实陈述，整个过程要延续到下午和第二天早上。拉伦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问题都问了个遍，双方律师又加上了更多的问题。拉伦法官不允许问和案子直接有关的问题，但可以随便问候选人的个人详细情况，只要律师不怕得罪候选人，想问什么都可以。比如，你一般看什么电视节目？你看什么报纸？你有没有参加什么团体组织？你的孩子已经参加工作了吗？在你家里，你和你的配偶会每个月对家庭收支记账吗？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游戏，目的在于判断哪些人是有可能偏向自己这一方的。有些帮律师进行分析的咨询师做这项工作可以赚几十万美元，但像斯特恩这样的律师早已懂得用直觉和经验来决定。
要成功挑选出一个陪审团，你必须清楚，你即将处理的是怎样的案子。斯特恩虽然没有对我说，但他已经明确地表示过，我们不会拿出任何为自己辩护的证据。尼可那边的证据，斯特恩认为都可以找出疑点。但他不愿意让我出庭，也许是我过去一再不听他的指挥，失去控制，让他很不放心，他觉得，如果我上法庭为自己作证，效果并不会好。但毫无疑问，最终要不要上庭为自己作证，决定权还是在我自己。斯特恩现在很想让我相信，就算没有我自己的证词，我们也能赢，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让我坐上证人席。他很少和我讨论应该如何辩护的问题。梅可和几个法官答应上庭，证明我的人格品行。斯特恩还让我去问问邻居，有没有人也愿意来做这样的证明。显然，他是想证明这个案子还存有疑点。如果最后一切如他所愿，检方无法提供我有罪的充分证据，我会得到无罪释放。为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所需要的陪审员要足够聪明，能够理解假定无罪的法律原则，同时又要足够强硬，才能将这个原则坚持到底，不能因为被告有点可疑，就判定他有罪。所以，斯特恩告诉我，他觉得年轻一点儿的陪审员比年老的更好。而且，年轻人对案子里所涉及的男女关系可能不会那么反感。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认为，一个男人到女同事家里并不一定是为了发生性关系。但是，斯特恩又说，另一方面，年纪大一点儿的人对我可能更加熟悉，对我过去的成就、我的地位、我的声望可能会有更多的尊敬和考虑。
不管斯特恩的计划是什么，最终，在挑选陪审员时，可能还是要靠直觉的印象。有一些候选人你一看就觉得有好感，是你可以去打动的那种人。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决定人选了，斯特恩、肯普和我之间还有一点儿小小的不同意见，我们凑在一起小声商量着。斯特恩把巴巴拉也叫来了，她原本坐在法庭最前面的听众席上，现在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她轻轻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但并没有说什么。我们商量得热火朝天时，她只是静静站在我身边。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丝绸套装，戴着一顶与衣服相同颜色的帽子，流露出一种沉静、优雅、悲伤但不过分的气质。总体来说，那种感觉有点像是肯尼迪总统的遗孀。她把自己的小角色扮演得很好，昨天晚上，挑选陪审团的程序开始后，斯特恩给巴巴拉解释得很清楚，说他希望她这么穿。在家里，巴巴拉跟我说，她觉得斯特恩很细心，我告诉她，他这样交代，并非出自对她的关心，而是希望所有的陪审员在最开始就能看到，我的妻子还在始终不渝地支持着我，而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化社会，仍然还是非常尊重女性的意见的。
我们作为被告方，可以不给出任何解释就排除十位候选人，这是法律的硬性规定。检方则可以排除六位，尼可的计划显然是和我们的完全相反，他要作出的选择更少，这也就意味着他对陪审团最终人选的决定权比较小。总的看来，他似乎是在挑选他的支持者，年纪比较大的、白人、看上去像是教徒的。看到他这样，我们虽然没有事先计划好，但最后也排除掉了所有的意大利裔人，因为尼可就是意大利裔。
最终形成的陪审团人选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年轻人占了多数，很多还是单身。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女药店经理；一个当会计的年轻女子，家里的房子还在还贷款；一个二十六岁的男子，是工厂流水线上的领班工人；还有一个男子和他差不多大，在本市一家酒店的餐厅当服务员，业余时间捣鼓电脑；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在本地一家保险公司从事审计工作。在这十二个人里面，还有一个离过婚的女老师、一个本市轻轨公司的秘书、一个去年刚刚退休的高中音乐男老师、一个汽车修理工、一个汉堡店的经理实习生、一个退休的护理员，还有一个莫顿商场的化妆品推销小姐。九个白人、三个黑人，七个女人、五个男人。拉伦还选出了四个后备陪审员，他们会旁听全部的庭审过程，但没有发言决定权，除非是十二个正式陪审员中有人生了病或是其他原因退出，他们再补上。
陪审团选好以后，到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已经作好了所有开庭的准备。
两点差十分，我们再次来到法庭，准备开庭陈述。现在的气氛和昨天早上的气氛一样，冗长无聊的陪审员挑选已经结束，空气中再次涌动着一种血腥味的紧张。这种兴奋的氛围中，我却感觉像有一种痛苦的毒液渗进了我的骨骼。肯普把我叫到法庭外面的走廊，结果外面还有一大群没有找到座位的观众，我们只好又走了一段，才摆脱他们。在法庭里，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说的话会被谁偷听到。虽然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不会把偷听到的东西报道出来，但说不定就有谁会去跟检方告密。
“我想跟你说点事。”肯普告诉我。他头上的小卷发好像是剪短了一点儿，穿着一件蓝色细条纹的休闲西装，他很帅，完全可以去好莱坞当明星，而不是在这里搞法律。我听别人说，他以前在乐队里弹吉他的时候赚了很多钱，即便不工作也能衣食无忧。但是，他却选择坐在办公室里，埋头分析案件、起草文稿，和斯特恩还有我经常加班到深夜十一二点。
“我很喜欢你。”肯普说。
“我也喜欢你。”我回答。
“我真心希望你能赢这场官司！我之前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客户说过这样的话，但我觉得，你一定能赢。”
他工作也就一两年，接手的客户并不会很多，所以，他的预测并不见得准确，但他的真诚让我很感动。我把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说谢谢他。当然，他并没有对我说，他相信我是无罪的。他很清楚一点，所有的证据都对我不利。如果你在他睡觉的时候，半夜把他摇醒，问他到底觉得我有没有罪，他大概会说他也不知道。
斯特恩也来了。他看上去信心满满，由于兴奋，他显得那么干劲十足。他的衬衫雪白，一丝褶皱都没有，显得很圣洁。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轰动的一桩案子，而他马上就要进行开庭陈述了。突然，我很嫉妒他。这几个月以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作为一名律师，打这样的一场官司将会多么有意义。我之前没有这样想过，现在，在这种极度紧张的气氛下，我却突然冒出了这样的念头，大概还是多年的职业习惯吧。我和雷蒙德曾经处理过的“暗夜圣徒”的案子，也是大案子，二十三个被告，关注度远远不及我现在的这个案子，但还是让我整整七周都像是被充了电，连睡梦中都有一种止不住的兴奋。就像是骑摩托车飙车或爬山，是一种超越巅峰的刺激感。现在，我突然觉得有点悲伤，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怎么了？”斯特恩问我。
“我跟他说，我觉得他会赢。”肯普说。
斯特恩说了几句西班牙语，他的眉毛挑得高高的。
“以后绝对不要再这么说了。”他说，“再也不要。”然后，他抓住我的手，用极其深沉的眼神看着我，“拉斯迪，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我知道。”我说。
我们回到法庭，巴巴拉在午餐休息的间隙，已经去了一趟学校，然后又回来了，她从人堆里挤出来，给我一个拥抱。其实只能算是半个，她用一只手紧紧抱住我的腰，吻了吻我的脸颊，又用手把吻过以后的口红印擦掉，然后，她说起了奈特。
“他想让你知道，他很爱你。”她说，“我也很爱你。”她用调皮的口吻说着这句话，听上去反而让我觉得无所适从。我知道她是好意，她已经竭尽全力了。她在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地点，作出了最好的表现。
陪审员从法官室后面的休息厅里走出来，在那间房子里，他们将最终决定我的命运。那个离过婚的女老师在陪审席坐下来的时候，还朝我微微笑了一下。
拉伦法官开始解释开庭陈述的作用，“它是对即将呈堂的证据的一种预告。它不是辩论。”他说，“律师们不能就证据进行推论。他们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们即将呈堂的证据是什么。”毫无疑问，拉伦说这番话是为了警告尼可。在一个只有间接证据的案子中，检方需要在一开始就让陪审团了解，他们所掌握的各种证据是如何相互印证的。但尼可现在必须小心，无论他自己对拉伦的态度是怎样，陪审团显然已经很喜欢这位法官了，他的个人魅力就像飘在空气中的花香。如果被他当众训斥，尼可什么好处都捞不到。
拉伦说：“拖拉王先生。”尼可站了起来。他穿戴整齐、站得笔直，满怀期待，他显然很享受自己目前检察长的崇高身份。
“庭上，请允许我……”他开口了，这是常规的开场白。
从一开始，他的表现就极差。我知道其中的原因，准备这个案子的时间那么短，他又要负责管理整个检察院的杂事，这些显然影响了他准备。他之前应该从来没有练习过这段开庭陈述，有一些话还是临场发挥，大概是为了应对拉伦刚才的警告。而且，他还一直带着一副疲惫、紧张的表情，他找不到自己的节奏。他站在原地，显得犹犹豫豫。
虽然，尼可的准备并不充分，但他说的很多话还是让我如坐针毡。他今天表现得可能没有以往镇定自若，但仍字字见血，抓住了要害。他所列出的证物，还有我对雷蒙德和利普兰泽曾经说过的话，都是很有力的证据，也是我一直担心的。然而，另一方面，他还是遗漏了一些重点。有些事情是应该由他向陪审团说明的，他却一掠而过。一个聪明的检察官应该一开始就提到被告可能列出的证据，并亲自向陪审团说明，无论被告的反驳如何激烈，他们的证据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尼可却没有说明这一点，他也没有详细说清我的背景——他没有说我当时是检察院的二把手，在我和卡洛琳的关系问题上，他又忘记提温德尔的案子了。等轮到斯特恩发言的时候，他会把尼可的这些疏忽都说成是他故意隐瞒。
至于我和卡洛琳的关系，我们已经预料到了尼可会说什么，只有一件事我们没有预料到。尼可犯下了一个比我和斯特恩原本认为的还要严重的错误，他不仅没有我和卡洛琳之间关系的任何证据，还错误地推断着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的证据。”他对陪审团说，“会显示，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的私人关系已经持续了数月，至少在波尔希莫斯女士被谋杀前的七八个月。萨比奇先生去过波尔希莫斯女士的公寓，他们之间相互还通过电话。所以，我说，他们之间有私人关系。”他暂停了一下，“很亲密的私人关系。”
“但是，在这段关系中，一切并不是那么顺利，萨比奇先生显然非常不高兴，他似乎非常嫉妒。”
坐在法官席上的拉伦已经坐立不安，怒视着尼可。尼可做的正是之前法官警告过他的，他是在推测，而不是客观地描述证人和证物。法官已经非常生气了，他不断朝斯特恩的方向张望，显然是希望他能站起来表示反对，但斯特恩很安静。打断别人的话是不礼貌的行为，而斯特恩在法庭上能够控制自己，保持良好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尼可说的这些话都没有充分的证据。
“萨比奇先生很嫉妒，他嫉妒的原因是因为波尔希莫斯女士不仅仅是在同他一个人约会，她还有新的对象，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惹怒了萨比奇。”又是一次停顿，“那就是她和检察长——雷蒙德·霍根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这个细节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透露过。尼可之前没有说，无疑是为了保护他和雷蒙德之间的新盟友关系，但现在，他控制不了自己，这就是尼可，他甚至还转过身，对着媒体记者，向全世界宣布了这条消息。法庭里立刻一片骚动，拉伦听到自己前搭档的名字，再也忍不住了。
“戈迪亚先生！”他勃然大怒，“我已经警告过你了，先生！你现在不是做结案陈词。你如果不能客观地陈述你们的证据，你现在就给我闭嘴，听清楚没有？！”
尼可转过身看着拉伦，他显得很吃惊，咽了一下口水。
“听清楚了。”他说。
我在记事本上写下两个字：嫉妒，然后递给肯普。在无法说出我的犯罪动机和说出一个他无法证明的动机之间，尼可选择了后者。这是一场赌博，他也有可能赌赢。但最后，他大概不得不对各种事实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
尼可说完以后，斯特恩马上走上前。法官问要不要休庭一会儿，斯特恩礼貌地笑了笑，说他已经准备好马上开始了，希望法庭允许，斯特恩不希望陪审团有太多的时间去反复思考尼可的话。
斯特恩站在讲台边，一只胳膊撑在上面。他穿着一件定制的棕色西装，很合身，他脸上的表情依然严肃。
“拉斯迪·萨比奇先生和我。”他说，“要怎么回答呢？当戈迪亚先生告诉你们，他们只找到两个指纹，其他什么都没有找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说？当所有的证据都告诉你们，这其中疑点重重，很多都只是流言蜚语和含沙射影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说？当一个受人尊重的检察官在仅有一丁点间接证据的情况下，就被送上了审判庭，而你们都可以发现，这些证据根本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说呢？”
“合理的怀疑。”他转过身，朝陪审团的方向走了几步，“检方必须排除所有的合理怀疑，用证据证明被告有罪。”然后，他又重复了拉伦法官在过去两天里一直对陪审团说的话。斯特恩在陪审团面前抱着双臂，像个自信又博学的法理专家，在拉伦斥责尼可后，这样的气场是很有用的。斯特恩反复提到“间接证据”这个词。他还提到了“谣言”和“闲话”。然后，他说到了我。
“那么，拉斯迪·萨比奇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并不简单，尼可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他是检察院的第一副检察长，是仅次于检察长的职位，是我们区甚至我们这个州最顶尖的数十位律师之一。证据还会告诉你们，他是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法律评论》杂志社的成员，州高级法院的顾问。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他的生命都奉献给了服务公众的事业，他是在阻止、预防和惩罚犯罪的行为，而不是。”斯特恩朝检方轻蔑地瞥了一眼，“自己去犯罪。听着，女士们，先生们，证据还会显示，拉斯迪·萨比奇先生曾经将很多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虽然你们并不经常来到法庭，但那些人的累累罪行你们并不陌生，这一切，我们知道，都归功于拉斯迪·萨比奇先生的辛勤工作。”他又花了五分钟介绍了“暗夜圣徒”的案子和其他案子，时间稍稍长了点，但由于他之前并没有打断尼可的开庭陈述，这时，尼可也只能忍着听下去。
“他的父亲是一个移民，是一位受到纳粹迫害的南斯拉夫自由斗士。他在一九四六年来到这片自由的土地，以为从此不再经历暴行。如果他今天在这里，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如果不是斯特恩严令警告过我，让我在法庭上不要流露出任何表情，我恐怕就要脸红了。我双手紧握，目光前视，坐得规规矩矩。无论任何时候，我都要保持冷静。但是，斯特恩却没有事先告诉过我他要说的这番话。如果是我上庭作证，我是绝对不会说自己的父亲是什么自由斗士的，倒不是因为怕检方会反驳。
斯特恩的言行举止很有威严，他的口音反而引起了听众对他的兴趣，他中规中矩的样子显得他很庄重。他没有说我们将会出示什么证据，也没有说我一定会上庭作证，他只是一再强调了检方证据的缺陷。检方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证明我曾经用凶器杀过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参与了这场谋杀。
“在这个案子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戈迪亚先生跟你们说了很多关于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之间的事。他没有告诉你们，但证据会告诉你们，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是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