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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我不在这里。”肯普说，“有个新发现。”
“是好事吗？”
“很好的事，如果能成功的话。”
“现在还是秘密吗？”
肯普回过头看着法庭的大门。
“斯特恩说现在还不能说，别给你什么假希望，他想谨慎一些，你明白的。”
“我不太明白。”我说。
几步之外的波曼对肯普说他要走了，肯普碰了碰我的手臂。
“如果能成功的话，你就可以放心了，相信我！”
我想，此刻我脸上的表情应该很奇怪，我被自己的律师搞糊涂了。但我知道我不能生气，是我自己曾经告诫肯普，要谨慎。我告诉他，要保持职业的疑心，要有耐心，才能作出最好的判断。
“是一张传票。”他说。波曼又在催了，他说他们要在一点赶到。肯普匆匆走了，“相信我！”他走前又说了一遍。
“女士们，先生们。”拉伦对陪审团宣读了他的说明，“你们将会听到一位指纹专家莫瑞·迪克曼的证词，他会向你们介绍他在一只玻璃杯上找到的指纹。在衡量这个证据时，你们必须记住，被告从来没有机会查看这个证物。证词是符合规定的，但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这由你们来决定。被告一直没有机会看到这个证物，他们没有机会判断这个证物到底是不是假的。我不说这个证物一定是假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被告没有机会自己找科学鉴定专家对杯子上的指纹做出鉴定，被告甚至没有机会另外找一个科学鉴定专家去分析到底杯子上的指纹是不是被告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当这个案子庭审结束，你们要决定被告是否有罪时，你们不仅仅要考虑到这个证据，更要考虑到检方无法出示玻璃杯的事实。我不是要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而是认为，仅仅是这一个事实便足以构成合理的怀疑，并让萨比奇先生得到无罪释放。”
“好了，说完了，继续。”
莫尔托站在讲台旁，抬头看了法官很久。现在，他们俩都已经不再伪装了。他们之间完全是一种仇恨，那么明显、那么强烈。拉伦的这番说明给法庭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气氛。就在这一刻，我们开始了反击。法官亲口对指纹证据表示怀疑，还说，无罪释放也是可以的。在刑事案的判案过程中，如果法官说检方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致命的了。
莫瑞·迪克曼走上了证人席。他是一个普通的纽约人，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他喜欢钻研指纹。他以前很喜欢我，因为我总是安静地坐着听他说话。可以说，熊谷有多差劲，迪克曼就有多好。他把照片和幻灯片都拿来了，向陪审团展示最终的结果是如何得出的。他解释了人的指纹是如何留下的，也就是说，是某个人在某个时候手指上油脂残留物留下的痕迹。绝大多数人会留下指纹，有些人则不会留下指纹，这要取决于人流汗的程度。当他们留下指纹以后，每一个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迪克曼先是阐述了这些原理，然后，用最后五分钟时间展示了卡洛琳家吧台的照片、玻璃杯的照片、从杯子上提取的指纹印，还有我在政府个人档案中留下的指纹记录，所有指纹对比符合的点都用红色的小箭头标出了。和往常一样，迪克曼的准备总是那么充足。
斯特恩站着看了半天照片，然后开口了，他把照片的正面对着迪克曼。
“迪克曼先生，这个指纹是在四月一号的什么时候留下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你能肯定它是在四月一号留下的吗？”
“这也无法判断。”
“什么？”斯特恩装作非常惊讶的样子，张大嘴巴，“那你能确定它是在四月一号前后留下的吗？”
“这也无法确定。”
“那好吧，一般指纹印能够留多久？”
“很多年。”迪克曼说。
“什么？”
“可能要过很多年，指纹印上的油脂才会分解。”
“在你为警局做鉴定分析这么多年以来，你处理过的时间最长的指纹印是多久？”
“是在一起绑架案里，我从一辆被丢弃的汽车方向盘上提取了一枚指纹印迹，那辆车已经有三年半无人问津了。”
“三年半？”斯特恩很震惊地又问了一句，这个曾经对雷蒙德咄咄逼人的律师现在露出一副好奇而疑惑的表情，充满了对专家的尊敬，他好像是一边说，一边慢慢自己体会着这其中的深意，“那么，也就是说，萨比奇先生可能是在六个月前，在波尔希莫斯女士家和她一起办温德尔的案子时，曾经拿过这只杯子，才留下的指纹印了？”
“我无法告诉你萨比奇先生是什么时候留下的指纹印，我只能告诉你，那两个指纹印是他的。”
“假设萨比奇先生是由于某个原因拿了这只杯子，也许是喝水，喝完后，他用水冲洗了杯子。那么，他的指纹印还会留在上面吗？”
“当然。顺带说一句，从理论上说，就算是整个杯子的外面都用水冲过了，指纹印仍然可能留在上面，一般情况下，用肥皂和水能够洗净油脂，但在以前的案例中，有用水和肥皂清洗证物后仍然提取出了指纹印的情况。”
“不会吧？”斯特恩仍然惊讶地说。
“但我没有亲眼见过。”迪克曼说。
“但至少我们知道，除了萨比奇先生，没有人拿过这只杯子了，是吧？因为杯子上没有其他人的指纹印。”
“这也不一定。”
斯特恩愣住了，“什么？”
“杯子上还有一枚指纹印。”
“不会吧？！”斯特恩又说。他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今天，他表现得很奇怪、很夸张。一开始，陪审员对他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他这是在演戏。现在，我们已经开庭两周了，大家都知道他这样的夸张表现就是想让别人知道，他是刻意的。他是在说，其实这些事我知道，你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他自信的一种表现，他要让陪审团明白，他会把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展示出来，“你是说，杯子上还有一个指纹印吗？”
“是的。”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萨比奇先生在几个月前拿过这只杯子，然后在四月一号那一天，又有另外一个人碰了这只杯子？”
“有可能。”迪克曼平静地说，“任何情况都有可能。”
“很好，我们之所以知道萨比奇先生那天晚上在卡洛琳的公寓待过，是因为他的指纹还出现在了其他的地方，是不是？”
“不是的。”
“不对，他的指纹应该还留在了别的地方啊。比如说，窗户的插销是打开的，在那上面没有发现指纹吗？”
“发现了指纹印，但不知道是谁的。”
“也就是说，上面有某个人的指纹印，但不是萨比奇先生的？”
“也不是波尔希莫斯女士的。”
“那就是说，留下指纹的是第三个人喽？”
“是的，先生。”
“就像玻璃杯上的那个指纹一样？”
“是的。”
然后，斯特恩又逐一提到了卡洛琳公寓中的很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警方都搜集了指纹印，但都没有找到我的指纹。包括咖啡桌、原本被认为是凶器的火钳、吧台的桌面、茶几、窗户、门，还有其他五六处地方。
“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找到萨比奇先生的指纹吗？”
“没有。”
“只有在一个现在已经找不到的玻璃杯上有他的指纹？”
“是的，先生。”
“如果他真的曾经在那套公寓待过，他应该留下更多的指纹印，是不是？”
“有可能留下，也有可能不会留下，一般在玻璃表面会更容易留下指纹。”
斯特恩当然立刻就知道了这句话应该怎么接，“但是茶几和窗户上都没有指纹，为什么？”
迪克曼耸耸肩。他不是来解释为什么的，他是来告诉陪审团指纹印的鉴定结果的。斯特恩已经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迪克曼的利用价值，并且，自我们开庭以来，他第一次直接面朝陪审团问话，似乎是在寻求安慰。
斯特恩说：“先生，你们一共找到了多少个既不属于萨比奇先生又不属于波尔希莫斯女士的指纹印？”
“我记得是五个，一个在插销上，一个在窗户玻璃上，两个在酒瓶上，还有一个在茶几上。”
“所有这些指纹印都是属于同一个人吗？”
“这就不得而知了。”
斯特恩还站在我们被告方的律师席旁，他这时微微弯下腰，好像是没有听懂的样子。
“什么？”他又说了一遍。
“是不是属于同一个人，我们无法确认。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对这些指纹印进行了对比，没有任何记录。留下这些指纹印的人是没有犯罪案底的，也不是政府公务员。这五个指纹印可能是属于五个不同的人，也有可能是属于同一个人。可能是打扫卫生的钟点工，也可能是邻居，或是卡洛琳的某个男朋友，我们也不知道。”
“我不明白了。”斯特恩说，但其实他非常明白。
“人有十根手指，斯特恩先生。中指和食指的指纹是不一样的，左手和右手的指纹也不一样。如果没有比照的样本，根本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当然，当然，迪克曼先生。”斯特恩暂停了一下，“在萨比奇先生之后，是哪位检察官在监督你的工作？”
“莫尔托先生。”迪克曼说。这句话的语气已经透露出来，他对莫尔托并不满意。
“嗯，那他有没有让你对比这五个指纹印，看其中两个是否属于同一个人的？”
这个问题非常好。在我当检察官的时候，也会经常忽视这样的细节。那个时候，我想的是如何对付被告，而被告方，想的当然是如何对付其他人。
当迪克曼回答“没有，先生，他没有让我对比”时，有一个陪审员，就是那个兼职搞计算机的男生，摇了摇头。我很惊讶，从昨天到现在，局势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摇头的陪审员又转过身，和坐在他旁边的另一个陪审员开始小声说起了话，就是那个开药店的女孩。
“一个晚上就能查得出来的。”迪克曼说。
“嗯，那么我相信。”斯特恩说，“莫尔托先生应该不会是忘记了。”斯特恩正要坐下，突然又站了起来，“迪克曼先生，你知不知道，莫尔托为什么没有让你比对那些指纹？”一个好的辩护律师从来不会问为什么，除非他已经知道了答案。斯特恩知道答案，我也知道答案。答案就是，莫尔托忘记了。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而时间又不够，他就是忘了。但无论怎样的答案，都足以构成陪审团对莫尔托的怀疑。
“我猜他是不怎么在意吧。”迪克曼说。他故意说得很轻松，语气却很严肃，似乎是在批评莫尔托根本不关心事情的真相。
斯特恩一直站在我们律师席的旁边，这时，他又多站了一秒钟。
“原来如此。”他说，“原来如此。”
莫尔托走到讲台旁，现在出庭作证的是在尼尔林当女佣的梅贝尔·碧尔翠丝。看到莫尔托站在上面，我倒觉得轻松了。在尼可粗心大意的表现之后，莫尔托现在倒像是重新找到了自信，他平时其实是个适应能力并不强的人。在检察院里，人与人之间一直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分歧，这也是我和尼可最终不会成为朋友的原因。雷蒙德担任检察长时，会亲自挑选一批精英队伍，都是有法学院文凭的年轻律师，也都是他喜欢的人。他会在他们实习期过后，让他们去特别调查组锻炼，我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我们起诉的对象一般是有受贿罪或欺诈罪的人，我们会和大陪审团合作，展开长期的调查，我们学着如何去应付斯特恩这种巧舌如簧的律师。而当时，莫尔托，还有尼可一直负责街头罪案。莫尔托在凶杀庭和分区庭里长期工作的经验让他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骄傲和激情，在这些法庭上，没有什么严格的规矩，被告律师会用尽一切卑鄙手段，而检方也渐渐学着以牙还牙。莫尔托成了检察院里最常见的那种人，一个分不清劝说与欺瞒界线的人，一个把庭审看作是一系列阴谋诡计斗争的人。一开始，我以为，他这种狂躁的个性会成为他的一个弱点，但实际上，他过去的经历才是他最大的缺陷。他比尼可更聪明、更敏锐，他总是时刻准备着，但现在，法庭上的每个人都在想，他的这种热情是不是没有底线，他是不是会为了打赢官司不惜一切手段。不管拉伦法官和他过去是不是情敌，但他的这种个性，应该也是造成他们之间不和的一部分原因。
也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对尼奥和那个B类档案很好奇，对莫尔托见不得光的过去也很好奇。我和这法庭上的其他人一样，越来越觉得莫尔托的个性中有一种阴暗险恶的因子。他总是能为自己的任何行为找到理由，而他的所作所为似乎没有任何底线。斯特恩原本是想在法庭上让陪审团对莫尔托产生不好的印象，而莫尔托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肯普对我说，他要去查一些事，我就在想，是不是去查莫尔托。显然，斯特恩是想用辩护律师最常用的一招，也就是引起陪审团对检方的怀疑，而莫尔托的表现正中了我们的下怀。在对女佣碧尔翠丝的询问中，莫尔托犯了最大的错误。
碧尔翠丝说，她在四月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八点左右，在公交车上看见了一个白人男子。她不记得是哪一个星期二了，但她记得是星期二，因为她一般星期二下班的时间都要晚一些，她也记得那是四月份，因为她记得她是在第二个月把这件事告诉警方的，而警方在公交车站进行随机询问的时间是五月。
“那么，女士。”莫尔托说，“请你在这个法庭上四周看看，你能不能认出那个人。”
她指了指我。
莫尔托坐下了。
斯特恩开始对她进行交叉询问。碧尔翠丝忧心忡忡地跟他打了招呼，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身体结实，表情活泼而友善。她灰白的头发梳到脑后，绾成一个髻，戴着细边的眼镜。
“碧尔翠丝女士。”斯特恩和蔼地说，“你是不是一般去公交车站的时间都比较早？”斯特恩早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因为在警方对她的询问笔录中，已经作了这样的记录。
“是的，先生。杨格娜夫人每天晚上都会在五点四十五分左右载我去车站，这样，我就可以买份报纸、买块巧克力，再到公交车上找个位子坐下。”
“那么你每天晚上坐回城区的公交车，是不是也是从城区开往尼尔林的车？”
“是的，先生。”
“这趟车的终点站是在尼尔林，到了以后再又掉头开回城区，是吗？”
“是的，是在尼尔林掉头。”
“那么你每天下午都是在公交车进站的时候就等在那里吗？”
“是的，五点四十五分。每天下午都是这个时候，先生。除了星期二，我已经说过了。”
“那么，所有从城区回来的人都会从公交车上下来，从你身边走过去，所以，你都能够看到他们，是不是？”
“是的，先生，他们看起来都是很累的样子。”
“那么，女士，我大概不应该问你这个问题。”斯特恩看了看手中的警方记录，“你其实当时并没有说，萨比奇先生就是你在那个星期二在公交车上看到的人，是不是？”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碧尔翠丝之前的证词给人留下的就是这种感觉，但她在听到这个问题后，做了个鬼脸，还拼命地摇头。
“我当时确实没有说。关于这件事，我想解释一下。”
“你请说。”
“我知道我曾经见过这位先生。”她朝我点点头，“我跟莫尔托先生说过很多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位先生，我也记得那个星期二的晚上确实有一位先生坐在公交车上，因为，那天晚上杨格娜夫人一直到快七点半才回家，所以我很晚下班。我记得那个人是个白人，因为那时候还坐公交车回城区的白人很少，但我不记得那个坐车的人到底是不是这位先生了。我知道这位先生看起来很眼熟，但我不记得到底是因为我曾经在公交车站见过他，还是因为那天晚上在公交车上见过他。”
“你不确定那天晚上见到的是不是萨比奇先生？”
“是的，我真的说不准。”
“你跟莫尔托先生说过吗？”
“说过很多次。”
“你刚刚对我们说的话你都对莫尔托先生说过？”
“是的，都说过。”
斯特恩转过身，用沉稳而责备的眼神看了莫尔托一眼。
休庭后，斯特恩让我回家。他拉着巴巴拉，把她拖到我面前。
“带着你的漂亮老婆好好吃顿饭吧。她这么支持你，你应该好好报答她一下。”
我告诉斯特恩，我还想和他讨论辩护策略的问题，但他摇摇头。
“拉斯迪，你得原谅我。”他说。作为刑事案律师协会的主席，他明天晚上要出席一个正式晚宴，庆祝马格纽森法官光荣退休，这是一位在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