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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第一兵团的军官。4年前，德皇威廉二世在其伯父爱德华（英国国王）的葬礼后已经写道：“英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作为英国皇家的一员是美好的事情，威廉二世也就很自然地邀请他亲戚的海军去基尔参加帆船节，并愉快地结盟。
友好、建立兄弟般关系，不久便被视为谋反，这只是一个日期问题。1914年6月28日，这天，一个行刺者在萨拉热窝结束了奥地利加冕王子费迪南及其年轻妻子索菲的生命。因为塞尔维亚政府——至少是秘密警察——卷入了这次谋杀事件，所以一举杀两人的行刺事件带来了严重后果。战争发动者早就在寻找开战的借口了，这一次机会便是一个好借口。开始是唇枪舌战，接着于8月4日爆发了真正的战争。
首先，在德国政府的鼓动和支持下，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人宣战。塞尔维亚的保护国俄国便做好了作战准备，德意志帝国立即作出反应，因为他觉得受到莫斯科及其同盟者巴黎的包围和威胁，因此打着“解放”的旗号向俄国和法国宣战。在这种情况下，按闪电计划便是迅速朝法国首都方向进军。德意志帝国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比利时在12小时内保证德军畅通无阻通过比利时，却遭到比利时政府的拒绝。
德军于是袭击这一中立国，开进了这个国家，他们不仅占领了比利时，而且还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大部分地方。现在，英国不得不作出反应了，并让英国在比利时的亲戚知道，在侵犯中立国比利时、袭击与英国结盟的法兰西共和国以后，这些国家之间要交战了。战争爆发了。战争为什么没有被阻止？有关这个问题的书大约有7039种。
畅销书《世界大战》的作者H·G·威尔斯在回顾1914年夏天时写道，每一个聪明人都看到了可怕事情会发生，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去避免这场灾难，而最不想避免灾难的是德国皇帝，他成了总参谋部里狂热的好战分子。
德国人民的宠儿威廉二世——由于在他摄政期间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一片升平——被普鲁士政权中的“优秀分子”所操纵，他们利用这位实际上懦弱、沾沾自喜和胆小怕事的专制君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直至这位皇帝的自吹自擂不再涉及他那些高贵的英国亲戚，而只会降格谈他们那些被人轻视的微不足道的弱小军队。
从此以后，英国的职业兵便自称“微不足道的老兵”。这种自豪的戏称实际上是国防部宣传处的成绩，他们想以此达到调动出征军团战斗力的目的。说其来自德国皇帝，这纯粹是无中生有，人们只是借他之口罢了。于是在英国激起了人们反德国人及其傲慢的最高统帅的情绪，预期效果达到了。
1914年8月3日，从海边度周末回来的英国人在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碰到了数百名德国人。他们尽管多年来生活在英国，以 出租车 司机、服务生、理发师、商人为业，但现在却必须服从他们祖国的召唤。绝大部分人都以电报形式收到了这一召唤，要求他们赶快坐英国火车到海边的轮渡站，返回以前的家乡。他们把家庭留下了，告别了邻居和朋友。在德军袭击比利时并正式宣战后的第二天，这些邻居和朋友就成了这些德国人的敌人，而实际上他们之间毫无冤仇。
战争爆发的前几天，伦敦有成千上万的人示威反战，这么多人游行在欧洲任何大城市从来没有过。在柏林和巴黎有几千人失踪，大部分是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人中的和平主义者。甚至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人和德国人就想结束战争，在第一片树叶凋落以前，最晚到圣诞节以前。在英国对判定谁是敌人还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军事独裁者是敌人，德国人民不是敌人。坐船到 汉堡 来回，8月8日旅行社的票价还是45先令，几天后报纸上还在为1915年德累斯顿之夏音乐会做广告呢。
然而，几个月后，即1914年底，黑色和白色成了时尚的流行色，人民的意志占了上风，但报纸上的基调是打仗；怀疑之色——不显眼的灰色已经没有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英国，有的爱国者除掉了他们所养的猎獾狗，因为猎獾狗是德国品种；在德国，培养精英们的高贵女儿的教育机构，即按照英国的好传统培养“英国小姐”的机构，必须将名字改掉。
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正在开始的民主时代被逼得无路可走，在重要的西欧国家，尽管自由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派在议会中占大多数（在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席位远远多于其他政党；在英国，工党和自由党处于执政位置；在法国是社会主义党人掌握政权），然而，当战争爆发时，他们的理想破灭了。
德国人的形象——欧洲蛮子，这该由他们自己负责，许多看法每天都在证明这一点。德国的将军、实业家、政治家、出版家，他们的统治者更不用说了，他们以优越者自居，用强有力的口号“德意志高于一切，高于世上的一切”凌驾于别国之上。皇帝用来号召“德国人民”去发动战争的语言是当时典型的德意志时代精神：“战争势在必行，敌人在和平时期袭击我们，所以我发出号召！拿起武器！任何动摇、任何犹豫都是对祖国的背叛。事关我们父辈创立的帝国的存亡，事关德意志政权和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存亡。我们要抵抗，直至人和马匹只剩最后一口气。我们会经得住这场战争的考验，哪怕面对全世界的敌人。德国从来没有被战胜过，只要团结一致，和上帝一起前进。上帝曾和我们的父辈们在一起，上帝也将和我们在一起。”用行动开始，不考虑后果，这是典型的日耳曼本性。这种本性只怕上帝。根据这种本性，世界应该按德意志精神发展才健康。皇帝的口号在30年以后还可以这么写，用这种腔调，用这种语言，在另外一个帝国，有一个人签字，他现在正兴高采烈地学着这一号召：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只有像1914年的德国军队那样的军队，才能单独跟别的军队作战。”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御林军步兵团的编年史家大声说，“在军队里，每个人都通过经常骂人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严格教育和训练，而成为没有缺陷的守纪律的德国士兵。像1914年的德军那样的团结一致的、德国人民和祖国的军队，在世界上还没有过。”而这样的咆哮，确实不是独一无二的。
在德意志帝国有一首所谓的《仇恨英国歌》，它充分体现了德意志式的狂妄自大，成了街头的流行小调。此歌为某一个名叫恩斯特·利绍尔的德国人所作，作为德国声嘶力竭追求统治世界的有力证据、作为傲慢的普鲁士主义的证据。这首歌被译成英文，在许国英国报纸上刊登。一个未经训练的半吊子所写的语无伦次的东西，在正常的年代根本不值得一提。每个国家毕竟都有偏执者，何况那些年代已经是不正常的年代了。对英国的仇视竟然变成了一种民族诗，用来增强本民族的偏见，影响本国人民的情绪，毒害他们的思想。
这位笔杆子因此立了大功，甚至获得了一枚勋章。德国的小学生必须背诵他写的诗，威廉二世让人将这些诗印成传单、分发给部队：
我们只有唯一的敌人：
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
他蜷缩在灰色的海峡对面，
满怀嫉妒、满怀愤恨、
充满阴险、充满狡诈，
一水之隔，水浓于血，
我们要控告。
我们发誓，共同发誓。
我们发誓，风吹不动。
我们向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发誓。
听着这句话，重复这句话，
它传遍整个欧洲：
不放弃仇恨，
我们只有一个恨，
我们一起爱，我们一起恨，
我们只有一个敌人：英国……
后来发表在《每日图报》上的反击诗体现出了激情——“打到德国人 ／ 全部打到…… ／ 割掉他们的舌头、挖出他们的眼球 ／ 打倒，全部打倒……”——在读者中赢得了热情的赞扬。这些诗和同时发表的、来自比利时和法国占领区的报道互相呼应，据说德国士兵在进军中将婴儿挑在刺刀上，割掉妇女的乳房，绞死神甫。
被怀疑是间谍或埋伏在后方搞袭击的平民受到残酷的、毫不留情的枪杀，这是有据可查的。比如在迪南，德国兵枪杀了612名男子、妇女和儿童；在塔明有400个公民被机枪扫射而死，据说是因为他们袭击占领者。德军时时处处散布谣言，说什么他们的军营受到威胁，无辜的平民必须相信敌人案卷中的记录。严肃的学者们估计，在比利时被占领后，共有6500名平民遭德国蛮子的枪杀。
“反击诗”至少在平民读者中激起了对敌人的愤怒，有人抗议，要将敌人的舌头割掉、眼球挖出，但这是有失英国绅士身份的做法。来自法国的谣言说，有几个法国士兵真的将德国俘虏的眼球抠了出来，这种传说其实也太夸张了。
相反，德国的公民却在公开唱每一首仇恨歌，只要是反对英国的事情，他们都做。每一颗子弹都带着谩骂，每刺一刀都有毒，他们就是这样受教育的。这个国家里的学校其实就是兵营，在那里灌输威廉式的经典：纪律、服从、尽职、时刻准备牺牲等德意志道德。
当战争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时、当总参谋部越来越不耐烦地挥舞着叮当作响的军刀时、当理智越来越深地陷入虚假的激情时，很多国家的反战人士纷纷抗议和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即将来临的灾难；在英国的知名代表是伯特兰德·拉塞尔。然而当战争真的爆发了，这些人士就只会赞扬一个国家了，那就是自己的国家。除了卡尔·李卜克内西以外，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购了当时公布的战争公债。
最明显的民族主义信号来自德国，只要原则上对战争持另一种看法，那就被认为是想摧毁自己的民族。对德国人而言，战争是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完成的神圣任务，哪怕付出生命。不仅是贵族出身的将军、不仅是普鲁士的容克、不仅是平民政治家，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后面可以读到）、神职人员、宫廷的新教传道士和右翼天主教的教会先生们，都本着这种精神在吵吵嚷嚷，并因此而拿起武器。
93名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在一份战争宣言上签了名，其中有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赖因哈德、威廉·伦琴。宣言的名字叫《对文化界的号召》，于8月14日发表。
在所谓的才能卓越的人身上体现出一种思想紊乱、一种假聪明的狂妄，这种狂妄在他们的许诺中达到了顶峰：“请相信我们！相信作为拥有歌德、贝多芬、康德这样的文化名人和文化遗产的、高度文明的民族，我们会把这场战争打到底的。我们以我们的名义和荣誉向你们担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把这一宣言称为“德国人的最大罪行，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罪行更糟糕的罪行”。
有一位著名科学家没有签名，并且他在一个提倡和平的、称为《致欧洲人宣言》的反战宣言上签了名，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刚被柏林有名的卡尔…威廉研究所任命为教授，他当然面临着受镇压的危险——如果他的观点继续公开传播的话，然而他丝毫不予理会。“我的和平主义是我的本能感觉，是它在控制着我，它和任何一种理论无关，只是因为我对任何一种残酷和仇恨行为抱有深切的反感”。
后来他明确地表示，他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和平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有战斗意志的和平主义者：“为一个自己信仰的事业（比如和平）而死，比忍受一个自己不信仰的事业（比如战争），不是更好吗？” “民众如果不是受宣传的毒害，他们永远不会喜欢打仗的。”欧洲人民受到如此错误的教育而去美化战争，实在是一种不幸。
对英国人来讲，这次大战是在陌生场地上举行的足球比赛，比赛场地越大，则比赛中的刺激也越大。战争结束时只有战胜者和失败者，战争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体育标准，比赛分为高级和低级两种，但是有一定的规则，大家都必须令人满意地遵守规则。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是不自愿的参赛者，但他们偏偏碰上了这样的比赛。对他们来说，战争不是在陌生场地上进行的比赛，他们受到了袭击，因此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家庭、保卫自己的祖国。
德国袭击比利时后，英国议会和社会舆论起先意见非常一致，根据协约国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发生战争时，各国必须互相支持。在这以前，内阁中从未有过多数票主张战争的。但现在，和平主义者的声音小了。“我们必须战斗，荣誉要求我们战斗”。战斗是光荣的。许多人觉得，拯救和英国结盟的法国人、拯救被压迫的比利时人，是啊，把整个欧洲大陆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中拯救出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一旦德国胜利了，那么隔岸的美好土地也要受害，在德国占领者的威胁下，不列颠群岛也不再安全了。但普鲁士人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意图。
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将这一义务甚至提到“公道的典范”这一高度，因为看着一个血腥巨魔在鞭挞和践踏一个并没有惹他的受害者而袖手旁观，对有着我们这样血统的人和有着我们这样历史的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再说，就像报纸的社论里所说的，如果德国人已经不再把自由、人权、民主和自主放在眼里，那我们更应该去维护这些基本原则。
可是在英国殖民地，就根本谈不上自主，谁若还要坚持，就会被殖民统治者谴责为叛乱者；还有，在当时的英国雇佣军队中，人权只适用于军官。而这些军官对待士兵就像对待奴隶，可以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场上让他们去送死，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这些现象当然也受到了谴责和抑制。
拥有雇佣军的唯一大国是英国，他大约有20万雇佣军，其中8支部队是来自印度的雇佣兵。德意志帝国约有380万军队，法国也有这么多。由于当时还没有兵役法，在职业军人首次遭到重大损失后，英联邦帝国便成立了业余军队：“更多的男子被征入皇家军队。”参军的最低年龄19岁、最大年龄38岁。成批的年轻男子报名到法国去打仗，这将让他们去冒险，他们中有许多是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
成千上万的人甚至虚报年龄，也没有人去核对。贵族和银行家、大学生和农民都欣然报名加入了英国远征军。所以最初有的营是按地方上的职业分工编制的，或者按志愿兵原先所在的城区和乡村编制。他们都被称作“基钦纳勋爵军队”，用第一次 世界大战 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霍雷肖·基钦纳的名字命名，所有的英国军队都要服从他的召唤和命令。基钦纳的脑子里不仅有战略，而且有一种道德理念。他让每一个士兵在随身所带的军人证里放一张便条，便条上写着：“作为国王的一名士兵，你在外很规矩。”因为以国王的名义被派往法国，去帮助“我们的法国伙伴抵抗共同的敌人”，不仅会受到德军致命射击的威胁，而且还会受到法国生活方式的威胁。“他们要经受考验，经受 葡萄酒 和女人的考验，他们必须通过这两种考验，避免任何一种性挑逗”。
尽管勋爵警告过，但不少士兵还是为了精神陶醉而得了淋病，大部分人都活得不长。西线的损失令人吃惊，每天多达5000人。在牛津和剑桥，在大不列颠的精英大学中，仅一年内，30％的精英丧失了生命；英国乡村贵族家庭中，几乎整个后代覆灭了；在工厂里，妇女顶替了工人的岗位。由悲剧造成的必然形势带来了持续性后果，因为现在正好在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在英国，为争取女权的妇女们甚至上街示威游行，要求实行义务兵役制——妇女因此能获得更多的工作岗位。如果上流社会的女士在马路上碰到一个不穿军服的适龄男子，她们会给他一根白色的羽毛—— 一个不在前线打仗的平民肯定是个胆小鬼。
在德国，举国上下陶醉在战争中。受到老师的教唆，还没到毕业考试，整个年级的学生就去接受入伍体格检查。本来，这正是放暑假的时候，而现在却是冒险去打仗。小伙子们满以为秋季就要回来的，然而到了秋季，许多人已经死了。从1892年至1895年出生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在战争爆发时才18岁，最多22岁，这一年龄段的德国小伙子总共死去了37％。
失去丈夫、父亲和儿子的妻子们、孩子们和父母们，无论在德国和英国、在法国和比利时、在俄国和奥地利，他们都在悲痛。那些年轻小伙子是被手上沾满鲜血的将军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