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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丈夫、父亲和儿子的妻子们、孩子们和父母们，无论在德国和英国、在法国和比利时、在俄国和奥地利，他们都在悲痛。那些年轻小伙子是被手上沾满鲜血的将军们的命令逼着去死的，他们的身上覆盖着将军的手套，献给他们的悼词既空洞又千篇一律，毫无安慰价值可言。来自莱茵高地的年轻士兵卡尔·楚克迈耶在战争爆发前4周，即1914年7月已经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他写了一首诗：
有朝一日，当一切已成过去，
母亲在哭泣、新娘在怨恨，
在耶稣基督的雕像下，
虔诚的十字架被怒摔。
有人会说：已经过去了！
让死者去抱怨自己的死！
可我们活着，我们的心碎成两半，
活着就要收拾残局。
失去了一代人，由此造成的震惊在英国起到另外一种作用，比在德国更有影响，并导致另外一种后果。内维尔·张伯伦作过令他失望的尝试，他于1938年想通过绥靖政策让德国“元首”平静下来，以防止损失惨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0年后，再爆发一次大战，这也是鉴于以前的经验和出于大批死亡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家庭的损失大于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对英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是真正的大战，它作为20世纪引起其他灾难的真正的灾难之源，至今活在人们共同的下意识中。
德国人则完全不一样，他们喜欢献身于伟大的死，愿意献出自己的小市民生命。他们愿意这样思考，愿意这样去信仰，在家庭里、在小学里、在教会中、在大学里，他们就受到这样的熏陶，在军队里就更不用说了。朗厄马克附近，当不到20岁的大学生们被他们的军官推向死亡时，德国民族主义诗人们利用这一毫无意义的死亡而大做文章，把它说成是朗厄马克的 神话 ，胡扯什么为祖国而战死是美好的、光荣的。将一场血淋淋的恐怖战争美化成英雄主义的神圣之举，把失败谎称为“背后一箭”所致，这种民族主义倾向怂恿了纳粹犯罪分子去轻易从事他们的勾当。抛弃了一切纯洁念头的小市民于是在纳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最后幸福。
今天的人是理解不了的，然而在1914年夏天和秋天，不管和平主义者的抗议，社会上仍然流行着“战争是冒险”的口号。肖伯纳在8月14日的社会主义周报《新政治家》上发表的严肃建议，被认为是一个写得很有意思的玩笑，英国宰相阿斯奎思真想把这位文学家送上军事法庭，告他叛国。是肖伯纳的一个普通建议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写道，各支军队的士兵应该开枪打死他们的军官，然后回家去。
15年以后，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在其小说《西线无战争》中，让那位自愿上前线打仗的克罗普为未来想出一个简单而诱人的办法：每一个战役“应该成为一种民间节日，进去要买门票，里面在奏音乐。就像斗牛一样，交战国双方的部长和将军必须穿着泳裤、拿着棍棒在比赛场上开打，谁赢了，谁的国家也就胜利了，这比让普通老百姓去互相厮杀更简单、更好……”
与此相反，朱利安·格伦费尔上尉把他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参战看成独一无二的大型野餐。谢天谢地，幸好没有带“通常都要配备的、累赘的次要物品”，没有板球比赛、没有茶、没有黄瓜三明治。“我觉得战争简直就是太美妙了。”一些英国军官的态度正好和他这种毫不在乎的样子很相吻，在伦敦西区的军人俱乐部吃晚餐时，他们自鸣得意地说，早上在回家休假的路上还跟他们的部下——和平时见不到的人们一起在战壕里吃早饭。他们没有夸张，比利时的北海海岸和伦敦之间的距离为110公里，坐火车和渡船都很方便。火车从尚未被占领的法国后方出发，朝港口城市开。
侵略者们却舒服多了，他们在占领区为所欲为：抢劫商店和仓库、赶走老百姓、住进他们的房子、让他们做苦工或者把他们送进劳动集中营。将近70万比利时人，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被送到德意志帝国的农村和工厂做工。
由于战争而缺少所谓的人力资源，但这无关紧要。尽管德国部队已经损失了10万人——官方对此并不隐瞒——阵亡士兵的名单照常发表，每天的死亡被看作是对人的必要磨练，公众对此已有思想准备。多年来对民众进行的屈从教育看来颇有成效。
所以，当这些被训练成听话的、穿军装的唯命是从者，现在要把德国秩序颠倒过来、并于1914年圣诞节突然决定在地球上实现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和平时，就更令人吃惊了。是德国士兵？是德国士兵！
甚至活人都没法摆脱这样大群大群的老鼠，有的老鼠大得像狗。第135皇家野战炮兵连的西里尔·F·德拉蒙德在他的战地日记里毛骨悚然地回忆起一只老鼠，他情愿给这个“老兄”让路，也不愿在狭窄的交通壕里撞见它。经过几天前日日夜夜潮水般的降雨和风暴，现在老鼠甚至可以通过游泳进攻了。战壕里的水没到士兵们的膝盖处，在粘土地里水流不出去。据说如果伊珀尔…艾兹运河决堤，这些士兵不是被淹死在战壕里，也会被埋到无人区的泥浆里，再有抢救办法也枉然。
用无人区这个名字来称呼被上帝抛弃的西线这块土地再恰当不过了。无人区，也就是说，在这个区里，在狙击手的瞄准器里，几乎没有可作遮蔽的东西，除非在弹坑的水里、死马的身体下面、正腐烂的尸体旁边可以活得时间长一些。在那些既到不了敌人那里、又回不了自己部队的人的尸体后面，必要时能躲一躲，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有一个德国人看见英国人用阵亡士兵的躯体当掩蔽，甚至把伤员弄死当掩蔽，他对这种做法十分气愤——但是他连队的士兵同样在这样做，他却瞒着不说。
在无人区，死者是哪个国家的，只能从他们身上不同的军服看出来。最近一次即12月18日和19日两天向德国战壕发起的毁灭性进攻，对许多还不到20岁的德国士兵来讲，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2天，在这次进攻中阵亡的德国士兵的脸尚可辨认。
被誉为“工人诗人”的锅炉制造工亨利希·莱尔施把圣诞节看成是“阵亡弟兄节”，他在战壕里写诗，他的诗至今仍保留着。从文学角度看虽然没有流传价值，但是跟那些满腔仇恨的宫廷御用诗人的诗相比，莱尔施的诗是体现当时占优势的士兵内心感受和情绪的文献资料，正是这种感受和情绪促使产生了短暂的和平：
我们的铁丝网前早已躺着一个死者，
太阳烤他，风、露冷他，
我每天朝他脸上看，
我越来越觉得，他好像是我的兄弟。［……］
冒着枪林弹雨，我终于在夜晚走近他，
把他——一个陌生的伙伴拖起来掩埋掉。
是我的眼睛看错了——我的心，你不会错的，
每个死者都有一张兄弟的脸。
圣诞节前6天，在普卢赫斯泰尔特树林里发生的一次袭击中死了许多人，不仅进攻萨克森阵地失败，英国炮兵还打中了几十名自己的士兵。在以后的战役中，这样的损失就被看成是友好交火。但这次交火还是一次定向攻击，只是当时的方向已经不对了，预定的目标战壕未击中。这使那些远离战火的大本营统帅们十分惊讶，而战场上的士兵们一点不感到奇怪。离战死的英国士兵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是大批被打死的、躺在自己的战壕前的德国兵，因为英国人的机枪一直在扫射，直至前进了几米后才停止。
打阵地战时，每一方经常都作这样的推进尝试。即使成功了，赢得这几米的土地等于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当敌人反攻的时候一切又重新失去了，首先是那些奉指挥官之命而必须作进攻或反攻的士兵们的生命失去了。对将军们来说，部队的士气比人的生命重要；人的生命对他们毫无意义，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些生命的拥有者，而将军们自己却没有士气。士兵们的士气需要通过晚间突击队来增强，而突击队的士兵很少生还。几周以来的事实说明，这种奉命提高士气，即使取得战果，实际上也是带来大量死亡。
第三章 共同掩埋尸体
树墩子就像这惨不忍睹的景象中残剩的骨头，从骨架中伸出来，露在外面，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了。在这些树墩子之间躺着这么多死者。今天一点没有风，所以气味吹不掉，全留在战场上，在一起吸烟的英国人和德国人对此一点都没有办法，但他们至少今天不想再看见这些尸体了，他们要把这些尸体掩埋掉。有的尸体今天才被人看见，因为他们不在士兵们的视野中，而是在地表以下，在庄稼地的水沟里或凹穴里。由于今天不开枪，由于今天可以挺直身子无危险地走路，所以活人会时不时突然碰到这些尸体——当然也会吓一跳。
威斯敏斯特皇家步兵师的士兵P·H·琼斯就在不经意时碰到过尸体。他爬到战地防卫墙上，朝德军阵地走去，准备加入到正在谈笑风生和交换物品的人群中去。他经过一个早就被放弃了的战壕，这个战壕稍为有点深，所以不为人知，它已经被水淹没了，说白了，淹没着阵亡的德国士兵。他们的脸是褐色的，像皮革的颜色，面颊深深陷了下去，眉毛冻得僵直，眼睛是睁开的，他们令人害怕地直瞪瞪看着水面。
今天圣诞节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掩埋掉，不管他们躺在战场的什么地方，只要昨天夜晚实现了和平的地方，都要做这件事，这也是昨天在无人区大家见面时决定的。今天终于做到了在埋葬死者时不会把自己的命搭进去，这让人感到轻松，所以在简单的哀悼后大家又高兴地笑开了。他们对死太熟悉了，所以不必继续那么认真，这是很正常的。对双方来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开挖新的阵地时挖到前几个战役尚未腐烂的残余身体，这也是常有的事。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也只好用脚踢来对待死者的最后尊严，这也已习以为常。同样，他们也习惯了卫生员定期往死者身上撒石灰。
开始时每一方都在致力于掩埋自己同伴的尸体，记下死者的名字，皮夹子及其他私人物品都被取出来集中起来。如果有一方有更多的尸体需要埋葬，那么另一方就会协助，有可能是英国人帮德国人，也有可能是德国人帮英国人。帮助不仅仅是把锹借给别人，而是意味着将对方的尸体拖到自己的战壕前，好让对方有更多的精力掩埋那边的尸体。
在掩埋尸体的过程中没有发生意外事件，这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了，因为按说看到阵亡的同伴，对造成死亡的人的仇恨就会上升。马尔科姆·布朗认为，真正的、最大的奇迹是双方在共同举行默哀。20年前，他为了写书而做调查研究时，那些关于掩埋无人区阵亡士兵的报道最让他感动：“因为在这些哀悼中显示出，是什么在真正感动人，那各种各样把大家送来打仗的口号才是多么的不重要。”
第6戈登高地兵团的战争日记中对一次共同的埋葬行动作了详细描述，而在第15威斯特法伦步兵兵团的日记中却只有廖廖几行的记载，但确实是这两个兵团的士兵在互相会面，共同掩埋死者。怎么会出现这件事情的，这个故事又是由一件偶然事情引起的。高地兵团的J·埃斯莱蒙特·亚当斯神甫在英军阵线的后面，刚刚将一名昨天早上被德军狙击手开枪打死的士兵，送至最后的安息地，在回战壕的路上，他和指挥官科洛内尔·麦克莱恩看见许多士兵，有的坐在地下掩蔽部的沙袋上吸烟，有的已经在无人区和对方的德国士兵聊天。指挥官命令他们立即回去，然而他们不理睬他的命令。
亚当斯看到机会来了，他利用现在的形势，问麦克莱恩，这是不是一个掩埋那些上个星期已经躺在铁丝网前的死者的好机会，因为现在不开枪，也没有人想到要开枪。他起先并不指望指挥官回答，他大概也可以想象答案会是什么样的，他不相信指挥官会同意。他爬到防卫墙上，朝德军阵地走去，要求见一个会说英语的军官，于是被带到那个军官那里，他的关于共同来掩埋死者的建议立刻被采纳。那位德国军官甚至请这位苏格兰神甫主持哀悼仪式，为大家做一个合适的祷告，因为在他们的兵团里没有神职人员，只有一个学神学的大学生，但他熟悉亚当斯将要诵读的《圣经·旧约》第23篇吗？他当然熟悉，那好，我们把他也带上，以上帝的名义。
开始时，大量的尸体按国别分开，英国的和英国的归在一起，德国的和德国的归在一起。但后来不分国籍将铲和锹分给所有的士兵，让大家挖墓穴。附近，有29具尸体在德国阵地前已躺了好几天了，没有人去收拾他们，更谈不上要做到自己不送命去掩埋他们，因为那些狙击手就在等这样的机会。
一个德国军官也让手下士兵把阵亡的苏格兰士兵弄到英国人所在的冰冻耕地上，并向他们致军礼。他在向士兵们示意，这些人是多么勇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叹呀。他不会英语，他是用法语说的。就像苏格兰警卫连的爱德华·赫尔斯在给家里的一封信上所写的：“他们很勇敢，真是太可惜了。”
士兵们——右边英国人，左边德国人——站成一排，围着一个大坟墓，军官和士兵混在一起，他们取下帽子，跟着埃斯莱蒙特·亚当斯念祷文，先用英语，然后用德语：“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位来自莱比锡的神学专业大学生是自愿报名来参加这一民族大厮杀的，他不得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接着将祷文译成德文。
然后他们将所有的死者埋到地下，事先取走他们的军人证、装着家里人照片和地址的皮夹子。他们能在地下安息多久，这要看下一次的炮火轰击了，迫击炮弹不仅仅打中活人。死者的行装就地交给指挥官，指挥官负责载入团部登记簿，即便已经死了，一切还得有秩序，以便通知他们在德国和英国的家属，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兄弟已经阵亡。战场上的意外死亡事件也时有发生，举个例子，昨天在巴伐利亚第16步兵兵团的官方日志中记载着，发生了一件悲惨的意外事件：“大部分连队都在举行气氛热烈的圣诞庆祝会，后备部队的雷斯·埃格尔在拆洗枪支时不小心走火而被打死。”
接着他们大家一起念主祷文，每个人都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念，所以听起来是各种语言的混合音。然后默哀一分钟，互相握手，重新戴上帽子，把几个木头十字架放在坟墓上，——英国人用他们装饼干的木箱上的木头制作十字架。下次迫击炮轰击时又将被摧毁。德国人和英国人继续谈天，他们很少谈到战争，对战争能说什么呢，大伙都知道几个战争故事，没有一个故事是好的。一个来自诺福克郡的文书在官方战争日志中写道，德国人深信，“战争最晚再过2个月就要结束”。
在随军神甫亚当斯的笔记簿中写着一个年轻苏格兰军官的名字及其家乡的地址，他不是埋在这里的，不是埋在靠近萨伊…弗罗梅勒公路的佩蒂永公路旁的，而是埋在弗罗梅勒公墓里的。那位为死者举行葬礼的德国军官将死者的名字和地址给了神甫，请他告诉死者的妻子，她丈夫是怎么死的。这位年轻的苏格兰军官临死时，极力地想解开他黄卡其衬衣上的胸袋，但是他已做不到了。是他的敌人帮他解开衣扣，口袋里有他年轻妻子的照片。“我把照片拿到他眼前。”德国军官对英军的随军神甫说，神甫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他就这样躺着，眼睛看着照片上的她，过了几分钟便死去了。”1915年1月8日的《格尔利茨消息报》刊登了这个故事，是这个德国军官写信告诉家里的。
这天上午还举行了几个共同葬礼，但弗勒尔贝克斯的葬礼是最大的一个。本来只是决定，每一方让自己伙伴的尸体最终安息，但不久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景象……在双方阵地间的无人区，我们的人在帮助敌人掩埋他们的阵亡士兵”。志愿兵爱德华·特尔克惊奇地说。第17巴伐利亚步兵兵团的人在哀悼一个阵亡的英国人，在死者身上扔了一把土，为他念一遍主祷文，送他上路，去永远安息。在普卢赫斯泰尔特森林战线以北，而在这里念祷文的是一个德国人。事后他让一个英军下士为他理发，他十分信任地跪在无人区，让那个下士在后脑勺上剪呀、刮呀。
整天都很安宁，没有开枪，没有开炮，炮手们尽管在通过潜望镜观察这少见的行动，但他们并不开炮，否则会打中自己人的。可能是被这宁静所吸引，圣诞节的第一天甚至有几只鸟儿飞回了庄稼地。莫里斯·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