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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习世界语，我和他只用这种语言谈话。您可以亲自体验到这里的好
处：处处可以享受到快活，舒适，真诚，大家相处十分融洽。我已成为一个
十足幸福的人了。以前什么情况呢？我的天！现在我正潜心研究柏拉图的原
著，编结篮子——您需要一个篮子吗，施佩特？”
“很抱歉，不需要。”
“议员先生编出的篮子都是一等的，”看守在一旁自豪地证实道，“是
我亲手把编篮子的技术传授给他的，如今他已超过我们了，真的超过了，我
一点也不夸张。”
我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不需要篮子。”
“遗憾呀，我的的确确想送一个给您呢，”柯勒说道。
“您太客气了。”
“作个纪念嘛。”
“不用了。”
“遗憾呀，太遗憾了。”
我不耐烦了。“我可以知道您把我叫来的原因吗？”我问道。
“当然，”他说道，“我自然要告诉您的。我倒完全忘记您是从外面来
的了，忘记您急得很呢。那就言归正传吧，您当时在戏剧大饭店里曾对我说
过，您打算独自开业，您也许还回忆得起来吧。”
“我现在已经独自开业了。”
“有人告诉我了。情况怎么样呢？”
“柯勒先生，”我说道，“在这儿说几乎没有什么意思。”
“这么说，情况不佳，”他点了点头，“我料想到了。您的事务所是在
镜子巷的一个阁楼里，是吗？这也是很糟糕的，非常糟糕。”
我感到厌烦，于是站起身来，“现在，您要么告诉我找我有什么事，柯
勒先生，要么我就要走了，”我不客气地说。
这位十足幸福的人也同样站起身来，他一下子变得很有力量，叫人无法
抗拒。他的两只秤砣一样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把我推回到沙发椅子上去。
“您别走，”他咄咄逼人、几乎恶狠狠地命令我。
我只得服从。“好吧，”我身子一动也不动。那位看守也静静地坐着。
柯勒重新坐下，“您需要钱，”他明确地说道。
“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我回答说。
“我准备委托您办一件事。”
“我听着。”
“我想请您对我的案子重新做一番调查。”
我吃了一惊，说：“您的意思是，要翻案，柯勒先生？”
他摇了摇头。“如果我力求翻案，那么对我的判刑就不正当了，但是，
对我判刑是正当的。我这辈子算完了，案卷已归档了。我知道，监狱长有时
把我看成是一个伪君子，还有您，施佩特，大概也是这样看我的。这都是可
以理解的。然而，我既不是圣人，也不是魔鬼，我毕竟是一个人，如今落到
了这步田地，活着，除了一间牢房，别无它求，死时也别无它求，现在有一
张床就够了，以后再要一口棺材吧，做人的目的在于思想，并不在于行动。
行动是任何一个傻瓜都能做得到的。”
“很好，”我说道，“您所说的，都是些了不起的原则。不过，现在您
要我来替您做事，把您的案子重新做一次调查。我这个傻瓜可不可以问问，
您是在策划什么阴谋吧？”
“什么阴谋也没有，”柯勒博士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我是在思考，我
想到这个世界，想到那些人，也许还要想到上帝。为此，我需要材料，否则，
我的思想就会空荡荡的。我对您的要求，不过是要您给我的研究以一点点帮
助而已，您完全可以把我的这些研究看成是一个百万富翁的业余爱好。而您，
也不是我请求做这类小小辅助工作的唯一的一个人。您认识那位老克努尔佩
吗？”
“是那位教授吗？”
“正是他。”
“我还在他那儿学习过呢。”
“您瞧，我说您认识他吧。他现在退休了，为了不使他闲得难过，我也
委托他办一件事情，他在致力于一项调查，调查一桩凶杀案的后果。他要查
明一个同事①死于非命所产生和正在产生的影响。太有意思了。这给他带来莫
大的乐趣。这需要把事实查清楚，把影响精确地测定出来。至于您的任务，
我最亲爱的朋友，则是另外一类的，跟克努尔佩的研究几乎是相反的。”
“怎么回事？”
“我要您在假定我并非凶手的情况下调查我的案子。”
“我不明白。”
“没有别的，您来个假定就得了。”
“可您现在既然是凶手，这个假定就毫无意义了。”我说道。
“只有这样，假定才有意义，”柯勒回答说，“我也不是要您去调查实
际情况，这事由那个忠厚的克努尔佩去做，我是要您去研究实际情况背后一
切可能性当中的一个。您瞧，亲爱的施佩特，实际情况我们现在都是了解的，
为此我才坐牢的，并且编结篮子，但是对于可能的情况，我们还不清楚。这
是可以理解的，可能的情况几乎是无限的，而实际情况则是极为有限的，因
① 指温特，因为他们是同一大学的教授，所以称“同事”。——译注
为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只有一个会变为事实。事实只不过是可能性的一种特
殊情况，因此，可想而知，它也会有其它的表现形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一定要朝事实的反面想一想，以便摸索到可能的因素。”
我笑了起来，说：“这真是一个离奇的思维过程，柯勒先生。”
“在我们这儿，人们就得想出一些道道来才行，”他说，“您瞧，施佩
特先生，在夜里，每当我从铁窗的栅栏里看到天上的星星时，就常常思忖，
如果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是凶手，那么事实会是什么样子呢？那另外一
个人又会是谁呢？这些问题我都想从您那儿得到回答。我要付给您三万瑞士
法郎作为酬劳，预支一万五。”
我沉默着。
“怎么样？”他问道。
“这听起来像是魔鬼协定，”我说道。
“我并不要您的灵魂。”
“不一定吧。”
“您不会承担任何风险。”
“这倒是可能的，不过我看不透这件事有什么意义。”
他摇摇头，笑了起来。
“只要我看透就够了。别的您就不必操心。我要求您做的，不过是接受
一个建议而已，这个建议绝对不触犯法律，而且这个建议正是我在研究可能
性时所必需的。费用自然由我承担。您去跟某一个私人侦探进行联系，最好
是跟里恩哈德联系，他要多少钱，就请您付给他多少钱，钱有的是，您要怎
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重新考虑了这个奇怪的建议，我不喜欢这个建议，总怀疑这是一个圈
套，可又没法去戳穿它。
“您为什么偏偏要找我呢？”我问道。
“因为您对打台球一窍不通，”他不动声色地答道。
这一来，我作出了抉择。
“柯勒先生，”我回答说，“您的委托对我来说太难琢磨了。”
“您去给我的女儿一个回话吧，”柯勒说着，站了起来。
“这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我拒绝接受委托，”我说着也同样站了起来。
柯勒安详地看着我，满面春风，幸福乐观。
“您会接受我的委托的，年轻的朋友，”他说，“我比您自己更加了解
您：机不可失，而您正需要这个机会。这就是我想说的一切。好吧，莫瑟，
我们再去编篮子吧。”
他们两人走了，手挽着手，千真万确。而我也为能离开这个十足幸福的
地方而感到高兴。我急忙走了。我决心不同这件事沾边，也不想再见到柯勒。
我后来还是答应了。虽然我在第二天早晨还准备回绝此事，我觉得，我
的律师名声遇到了危险，即便我还没有什么名气。柯勒的建议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是闹着玩的，完全有失我的身份，他给我的用愚蠢的方式去挣钱的机会
也有损于我的自尊心。当时，我还想清清白白地做人，渴望经办真正的案子，
渴望有可能去帮助人家。于是我给柯勒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决定再一次告诉
他。我觉得这件事就算了结了。我把信放进信袋，像每天早晨一样，9 点整
离开那间位于自由街的房间，按以往的习惯，我打算先到高雅咖啡馆，然后
到自己的事务所（即镜子巷里的那个阁楼），再晚些时候去逛逛码头。在大
门口，我向房东太太问好，接着走到阳光下，眯起眼睛，朝消费合作社旁边
的黄色邮筒望望。我只消走过去几步，非常简单就能解决问题了。生活常常
像一个蹩脚的小说家所写的那样，我在这个受到燥热风影响的闷人的、对我
们这座城市来说很典型的平凡早晨，如前面所说，在9 点至10 点之间，接连
碰到了（1）老克努尔佩，（2）建筑师弗里德里，（3）私人侦探里恩哈德。
（1）老克努尔佩：我是在邮筒旁碰到他的。我正要把那封回绝柯勒的信
投进邮筒，他却抢在我前面了，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大叠信，小心地一封一封
地投进邮筒。这位老人跟平常一样，由妻子陪伴着。卡尔·克努尔佩教授差
不多有两米高，瘦骨嶙峋，像是只剩下皮和骨头了，他跟西蒙·贝格尔教士
和尼克劳斯·封·弗吕厄一样，但没留胡子，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夏天和
冬天都披一件斗篷，头戴法兰西帽。他的妻子跟他一样高，也是那么瘦骨嶙
峋，也是那么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她终年也穿着斗篷，头戴巴斯克帽，弄
得很多人根本不以为她是他的妻子，而以为是他的孪生兄妹。他们两个人都
是社会学家，学术上都颇有造诣。尽管两个人在生活上形影不离，可是在学
术上却是死对头，在政治观点上针锋相对。男的是个伟大的自由派，著有《资
本主义——精神冒险》（1938 年弗朗克出版社出版），女的是个狂热的马克
思主义者，以笔名摩西·施特海林而闻名，著有《马克思主义的人世间人道
主义》（1939 年欧罗巴出版社出版），两人都同样受到了政治观点的影响：
卡尔·克努尔佩领不到去美国的签证，摩西·施特海林领不到去苏联的签证；
他曾经严厉抨击美国的“本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她曾经更为无情地论述
了苏联的“小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请注意：曾经。遗憾的是，我不得不
用“曾经”这两个字，因为在两星期前，施迪采勒尔拆卸公司的一辆卡车把
这一对夫妻压死了，男的被埋掉，女的被火化，两人立下的遗嘱给葬礼制造
了困难。
“你们好呀，”我打了个招呼，手里依然拿着要寄给柯勒的信。卡尔·克
努尔佩教授没有回礼，只是带着疑虑的神色眯起两眼，透过他那满是尘埃的
无边眼镜，朝下看了看我，他的妻子（也戴着同样的眼镜）也是一声不吭。
“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我，教授先生，”我有些胆怯地说。
“记得，记得，”克努尔佩回答说，“您不是学法学的吗，还在我的社
会学课上鬼混过呢。您看来像是个老学生。考试通过了吗？”
“早就通过了，教授先生。”
“当上律师了？”
“当上了，教授先生。”
“能干，能干。大概是社会民主党人吧，是吗？”
“部分是的，教授先生。”
“是个资本的忠实奴仆了，是吗？”克努尔佩夫人问道。
“部分是的，教授。”
“是有什么心事吧？”卡尔·克努尔佩感觉到这一点，说道。
“是的，教授先生。”
“那就陪我们走走吧，”她说。于是我陪伴着他俩。我们朝着孔雀饭店
走去，我还没有把那封信寄掉，一时忘记了，不过呢，也不要紧，反正邮筒
多得很。
“怎么回事？”他问道。
“我去探望过伊萨克·柯勒博士，教授先生。是到监狱里去探望他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您到我们那位非常愉快的凶手那儿去过了。哟，也
是他叫您去找他的？”
“正是。”
他俩一会儿男的问问，一会儿女的问问。
“他还那么快活吗？”
“快活极了。”
“还那么容光焕发？”
“当然！”
我们路过一个邮筒。我本想停下来把那封回绝信寄掉，无奈克努尔佩夫
妇继续往前走，对我的打算一无所知，一味地迈着急促的大步，我得跑步才
赶得上他们。
“柯勒对我说，您接受了一项独特的委托，教授先生，”我说道。
“独特？为什么说是独特呢？”
“教授先生！凭良心说：柯勒让人调查他亲手杀人所产生的后果，实在
是咄咄怪事。那家伙当时在光天化日之下，无缘无故地杀了人，然后却又请
人做社会学调查，甚至美其名曰要把事实真相彻底摸清楚。”
“会摸清楚的，年轻的朋友，要深入调查。”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有什么鬼名堂！”我大叫起来。
克努尔佩夫妇俩收住脚步。我在喘息。他擦擦他那副无边眼镜，走近我
的身边，弄得我不得不抬起头看他，而他不得不低下头来看我。他重新把眼
镜戴上，两眼鼓鼓地瞪着我。他的妻子也气愤地瞪眼看着我，她紧靠着她的
丈夫，这样也靠近了我。
“要说其中有什么名堂，这个名堂就是科学，年轻的朋友，只是科学而
已。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能够运用缜密的方法论对一桩凶杀案的后果进行彻
底调查，进行详尽的阐述，这还是第一次！这要归功于我们慷慨的凶手。一
次难得的好机会啊！各种关系都能暴露出来！亲戚之间的，职业上的，政治
上的，金融方面的，文化方面的关系等等。这也不足为奇。在这个世界上，
甚至于在我们这座亲爱的城市里，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一个依靠一个，一
个提拔一个，一人倒台，许多人跟着倒。许多人不就是这样倒台的吗？我目
前正在阐述在我们敬爱的母校里所产生的后果。这仅仅是开始。”
“对不起，有辆汽车开过来了。”
我一把将他们两个拉到安全的地方。刚才克努尔佩夫妇由于心情激动，
从人行道上走到马路上去了，一辆出租汽车不得不紧急刹车。车里挤满了人。
一个戴着插满假花的帽子的老太太，猛地撞在车窗玻璃上，司机朝着窗外大
声嚷嚷，态度很粗暴。克努尔佩夫妇俩却无动于衷。
“丝毫没有关系，”他说，“从统计学上讲，我们会不会被汽车压死根
本是无足轻重的。只有那项任务，只有科学才是举足轻重的。”
可是女教授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要是给压死了，人家会为我感到惋惜
的，”她说道。
出租汽车开走了。克努尔佩重新谈起他做的社会学调查。
“凶杀总是凶杀，当然啰，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凶杀是一个现象，跟
所有其他的现象一样，是需要进行研究的。至今，人们都仅限于调查起因、
动机、渊源和环境，我现在是投身研究后果。而现在我可以说：这桩凶杀案，
对母校是件好事，对整个大学是件好事，可以这么说，有人想自己犯点杀人
罪。唔，当然啰，事情本身是令人惋惜的，这是一种恶劣行为，不过，从温
特死后留下的意想不到的空缺里，也透出了新鲜空气，产生了新的思想。太
妙了，这位亲爱的上了天堂的温特在世时是一个落伍分子，像莎士比亚所说
的那样：是‘令人不快的冬天’①，但我不想中伤他，也不想嘲弄他，对这方
面产生的一切后果，我只是进行阐述，提供事实，年轻的朋友，就是事实，
没有别的了。”
说着，我们到了孔雀饭店附近。
“祝您平安，律师先生，”克努尔佩夫妇俩说着，向我告别，“我要去
会见瑞士工学院的某个要人。”他补充说道，“我正在这个学院进行调查，
温特对该校校委会的影响值得大书特书，我预感到里面有可以引起轰动的
事，会有好戏看呢。”在饭店门口，他俩再次回过头来看了看，竖起手指。
“要科学地思考，年轻人，要科学地思考。这点您还得学学。尽管您当上了
律师也有此必要，亲爱的朋友。”女教授克努尔佩，别名摩西·施特海林说
道。
他俩走掉了，而我手里的信还一直没有寄掉。
（2）建筑师弗里德里：后来我到高雅咖啡馆，就坐在这位建筑师的身旁，
那封信依然留在衣袋里。在这家高雅咖啡馆，人们可以坐在外面，一直坐着，
素来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说不定自古代爬行动物涉入江河的时候起，
几百万年以来人们就坐在那儿了。我是在斯迪西…劳埃平那儿见习的时候认识
这位弗里德里的，他搞地皮投机交易，有时遇到麻烦，但不管什么事都不能
使他却步，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搜刮我们城市地皮的大块头地老虎，因此他
能在林荫道上新造起一幢幢商店、公寓和出租房屋，不过这些房屋比以前昂
贵，价格和他身上的肥肉相适应。让我们细细地看看他天生的不幸的尊容吧：
五十岁的人，身上是一块块偌大的肥肉，成天淌汗，一对眼睛小而有光，像
是长错了地方，鼻子小，耳朵也小，其他部分都是老大老大的，他是位白手
起家的人，当初是朗格街上的毛孩子（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家老太，亲
爱的施佩特，过去是给人家洗衣裳的，我家老头子是喝酒喝死的，在安葬他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