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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墓叵翟俣瓤枷蛎芮械姆较蚍⒄埂Ｄ敲矗泻ń灰院螅焦涞降追⑸嗽跹谋浠兀俊 ≈泻叵档闹卸嫌牖指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进入70年代，中国相继同日本、美国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韩国与中国也彼此认识到了恢复正常关系的必要性。 1983年发生的中国一架民航客机被劫持在韩国临时着陆事件，成为两国间非正式接触的开端＊。为解决该事件，中国高层领导人访问了韩国，韩国也真诚地为中国提供便利。以此为契机，1984年起，中国国内的朝鲜族与韩国人可以互相探亲访友。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参加了1986年在汉城举办的亚运会以及1988年在汉城举办的奥运会。韩国人也可以到中国旅行，两国的国民也相互间有了好感。 中国与韩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新中国自建国以来一直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持密切联系，韩国也重视已同其建立“外交关系”的中国台湾的联系，再加上当时朝鲜半岛的周边环境依然受到冷战的影响，因此两国间交流与合作虽不断扩大，但中韩建交仍非易事。但是两国已经认识到建交可以给双方带来经济利益，也将有助于改变朝鲜半岛的对峙局面，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因此，两国终于在1992年8月建立了外交关系。 韩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遵照“一个中国”的原则，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近来，韩国同台湾间民间交流不断扩大，在此期间切断的航空路线也于2004年恢复。韩国与中国的建交，使得朝鲜半岛周边的国际环境呈现出和解的气氛。 中韩关系的发展 两国建交以后，韩国与中国间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取得了更大成果。贸易规模大幅度上升，两国都成为对方的五大贸易国之一，经济上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人员交流也大幅度上升，2000年到中国旅行的外国游客中韩国人有134。5万人，仅次于日本位居第二位。2000年到韩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为32万人，与1993年的4万人相比增加了7倍。此外，1992～2002年期间，韩中两国的城市、地方自治机关相互达成友好城市的件数达180余件。由于同中国关系的不断发展，在韩国甚至有“‘西海岸时代’＊已经到来”这样的说法。 近来，中国日益发展的形象愈加鲜明地出现在韩国人的心目中，于是在韩国开始刮起了学习汉语及留学中国等“汉流”热风。在中国，“韩流”也被赋予了友好的意味，韩国电影、韩剧及韩国歌曲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如何利用这种趋势来进一步加强两国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成为摆在韩中两国的重要课题。 ＊中国民航客机临时着陆事件：1983年5月，中国民航客机被武装分子劫持要求飞往台湾，并临时着陆于韩国春川附近的美军基地事件。在这一事件的解决过程中，韩国与中国采取友好的态度对待对方，这成为两国关系改善的契机。 ＊西海岸时代：随着同位于韩国西边的中国交流更加紧密，今后西海岸地区将成为韩国发展的中心地带，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将其称为西海岸时代。（西海是指位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间的海，也称黄海） 中韩两国贸易排序（2003） 单位：亿美元 排序 韩国的五大交易国（地区） 中国的五大交易国（地区） ① 美国 590 日本 1337 ② 中国 570 美国 1264 ③ 日本 535 香港 875 ④ 香港 173 韩国 633 ⑤ 台湾 129 台湾 584 栏目1 在日朝鲜人争取权利的斗争 战后，在日朝鲜人为维护民族教育等权利，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废除差别的运动。 日本战败后，在日朝鲜人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恢复在殖民地时代被剥夺了的朝鲜的语言和文化历史，建立民族教育的学校。然而，日本政府依仗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支持，于1948年发布通告，以那些人是日本国籍为由要求他们接受日本的教育，而计划关闭（在日朝鲜人）民族学校。 对此，各地的在日朝鲜人为保护学校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警官开枪夺去了一名16岁的在日少年的生命（阪神教育斗争），几乎所有的学校遭到关闭、取消。可是，在日朝鲜人继续为保护自己的民族教育而战斗，自主再建了民族学校。到2000年7月，朝鲜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发展到131所，在校大中小学生约2万人。 另一方面，在日朝鲜人虽然已经延续了几代，但是在就业、住房、养老金、儿童医疗、战后补偿等方面依旧存在国籍差别的不同待遇。他们于1970年提出了要求废除就职差别的诉讼。日本各地掀起了支援运动，1974年他们获得了全面性的胜诉。 20世纪80年代，以在日朝鲜人为中心，各种国籍的在日外国人展开了反对在外国人登录证上按指纹的运动，因为这只是要求外国人履行的义务。2000年，这一制度被全面废除。许多日本人意识到这些运动针对的是日本社会的存在差别性制度，是“日本人的问题”，所以也积极地参加这些运动。 可是，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在日朝鲜人（韩国籍、朝鲜籍、日本籍）的第二代到第五代中的绝大多数在日本的学校中上学，对本民族语言和文化、历史的了解并不充分。而在朝鲜学校毕业，一旦入日本的国立大学，则在入学考试资格等方面有诸种限制，仍旧处于不利的状态。他们还必须随身携带外国人登记证，与日本国民交纳同样的税金，却没有参政权。因此，推进保护民族教育运动、废除差别制度运动、要求获得地方参政权运动、要求战后补偿运动直到现在也仍在持续进行。 栏目2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成立了抚顺与太原战犯管理所，共收容了1109名日本战争罪犯。中国政府对这些战犯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让他们听取中国被害人的控诉，敦促他们自觉地认识自己的罪行，进行反省。这是长期耐心唤起他们人性的教育。 1956年，这些战犯中的大部分被释放回到日本后，在1957年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这些原来的日本军人开始到日本各地对自己在战争中进行的杀戮、掠夺、强奸、放火、破坏等战争犯罪的行为进行现身的说法，人们把这种活动称为“证言活动”。他们为什么要持续地进行这样的活动呢？在日中友好协会制作的收录他们证言的录像片《证言——侵略战争（从人到鬼，从鬼到人）》中记载了他们的心声。 在儿童时代连小虫子都不敢踩的这些人，为什么到了战场就变成了鬼？他们对自己犯下的无数罪行进行了痛苦的反省。在中国的战犯管理所中，他们受到了人道的对待，又使其恢复了人性。回国后他们一直从心底坦白地承认自己的加害行为，他们坚信进行“证言活动”是为了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人们撰写了许多回忆录、证言集，制作了电影与录像，在市民集会上作证，用各种方式在各种场合坚持不懈地讲述自己的生涯，揭露日本军人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对中国人进行非人道的残暴行为。他们提供的证言使日本人逐渐了解了“三光”作战的真相。
第二部分 战后的东亚第10节 小结
在第四章中，我们学习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历史。下面的三点是本章的主题。 第一，中、日、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新国家的过程：日本的战后改革、朝鲜的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三国各自有不同的历史。 第二，日本对过去的“清算”与克服是什么样的。在东京法庭上审判了侵略战争的战犯，在旧金山会议上，日本和盟国之间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可是，和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对受害人的补偿，对在日朝鲜人的差别与偏见等，各种问题依旧没有获得解决，留存了下来。 第三，中、日、韩在战后处于怎样的关系呢？以朝鲜战争为发端，东亚的冷战对立关系加强了。中日、韩日在冷战期间，中韩在冷战结束后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虽然如此，东亚的对立关系依旧存在。 可见冷战给战后的东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朝鲜南北分裂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上。对日本在殖民地的统治和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追究和赔偿、补偿政策的不充分也是冷战的影响。从这个意味上，可以说“战前”的问题变成了“战后”问题，乃至遗留到今天。 世界性的冷战已经结束，但东亚的冷战结构依旧顽强地保留着。“战前”的殖民主义统治和侵略战争的伤痕也明显地存在着。在“战后”这一时期，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有哪些仍然没有解决的课题？为了真正的和解与和平，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有这些，让我们在阅读终章后再进一步思考吧！
第三部分 为了东亚和平的未来第11节 被遗留的个人赔偿问题
过去的19世纪和20世纪，可以说是充斥了侵略与战争、破坏与掠夺的世纪。在东亚地区，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战争然后是冷战体系的斗争、分裂与对立，纠纷和矛盾从未间断。 人们渴望21世纪能成为和平的时代，期待地球上的所有人类能够相互帮助与合作，共同过上美好的生活。人们也期待着东亚地区消除纠纷与矛盾，实现新的合作，树立新的纽带关系。为此，我们必须理清过去不恰当的关系，为了未来重新确立更为合理的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应该对殖民主义和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对受害者要求赔偿和补偿的问题做一了结。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及日本军“慰安妇”等问题可谓是必须解决的课题。这是因为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彻底地了结，三国间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对过去的清算。 清算过去只有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实现。可是近来旨在将过去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战争合理化的行动反倒得到加强。日本政要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等现象就是这样的例子。为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现象的问题所在，并为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而做出努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实现东亚地区和平，从而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是非常重要的。除各国政府部门外，为巩固和平，民间团体的联合与努力也是十分重要的。为创建这一充满希望的未来，最终还是需要读这本书的各位青年——你们做出一份努力。 一 被遗留的个人赔偿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中国、韩国政府间的赔偿问题和请求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为什么对殖民统治与侵略战争造成的受害者个人的赔偿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呢？ 民间对日诉讼的发端 1972年，韩国人孙振斗因原子弹爆炸受害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战争赔偿的要求（孙振斗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人，为了治疗因爆炸受到的后遗症偷渡到日本，以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而被拘留。释放后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并胜诉），成为民间对日索赔的开端。此后，中国、韩国以及许多国家的战争受害人陆续向日本政府或企业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另外，香港居民还就日军占领期间滥发军票造成的损失，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诉讼。目前，各国受害人在日本法庭提出战争赔偿的案件已将近80起。另外还有各自在本国法庭上提出的诉讼。 战争受害者从个人角度提出的战争赔偿要求是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的结果，也是受害幸存者的人权意识增强即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的结果。他们认为即使政府间的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但对被害者个人的赔偿也是必要的。民间赔偿诉讼的意义不仅是要求从经济上“对过去的清算”，而是要通过诉讼明确日本国家和企业的战争责任，让战争受害者在法庭上表达他们要求恢复尊严的声音，让亚洲年轻的一代认真思考和汲取历史教训，面向未来。 民间赔偿诉讼的结果 迄今为止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诉讼的受害人，包括亚洲各国各地区的“慰安妇”及其他性暴力受害者、细菌战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受害者、强制劳工及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等。他们要求日本政府承认战争加害的历史事实，承认战争责任，并给予赔偿。大多数民间赔偿诉讼的原告目前仍未得到满意的判决结果，只有少数诉讼达成了和解。 多数诉讼未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是法庭提出了以下两个“理由”：一是所谓时效“除斥”，是指根据日本的民法，对损害的赔偿要求权最多为20年，超过这一时间，权力自然消失；二是所谓“国家无答责”，认为战争当时的法律中没有规定国家对战争被害者进行赔偿与补偿的责任。但是，最近有些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的判决已经否定了“除斥”和“国家无答责”的理由。如有的判决认为“‘除斥’原则对于重大的损害人权的诉讼有失正义与公平”。但是最高法院仍然拒不承认战争受害者的索赔要求。目前，这两个问题仍然是巨大的法律障碍。 日本要成为在国际社会能够获得信任的国家，需要认真对待亚洲人民的战争索赔案件，有勇气承担它所应该承担的战争责任。 为解决战争赔偿问题而努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立了许多市民团体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诉讼予以支持。日本也有许多援助战争受害者诉讼的市民团体。以“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支持会”为首，支援各国被害者诉讼的律师与市民的支援团体与被害者共同进行不懈地努力。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学者、律师和市民们也为追究历史的真相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为战争受害人的诉讼提供了充分的资料。
第三部分 为了东亚和平的未来第12节 日军“慰安妇”问题和女性人权运动
二 日军“慰安妇”问题和女性人权运动 中、日、韩三国间还有多个未能解决的历史问题。其中日军“慰安妇”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克服矛盾与对立的20世纪、迎接和平的21世纪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那么为解决这一问题，人们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为了实现东亚三国的和平，人们应向哪一个方向前进呢？ 周三游行——要求日本政府谢罪与赔偿 每周三，日本驻韩大使馆前都有要求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示威，常常被称为“星期三游行”，从1992年1月8日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星期三游行已经发展成为不仅受害者，而且市民团体和普通市民及学生也参加的教育活动。甚至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公民也参与，成为国际性联合的契机。为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受害者和相关团体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 必须承认随军慰安妇的强迫性质 正式谢罪 阐明真相 处罚责任人 实施国家赔偿 历史教科书记录和教育 建立史料馆 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社会化 日军慰安妇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公诸于世。但是没能受到社会的特别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国家公权而产生的女性性丑闻以及性暴力问题成为韩国的社会问题，慰安妇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之后，女性团体开始正式展开要求日本政府说明真相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在韩国，还扩大到日本、朝鲜、菲律宾、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整个亚洲地区。但是日本政府坚持招募慰安妇是民间业者所为，与政府和军队没有关系。 从沉默到作证 由于日本政府一再作回避责任的表态发言，1991年８月，愤怒的金学顺＊奶奶勇敢地站了出来，讲出了自己就是慰安妇的证言。之后，50多年来受到社会漠视和冷遇，隐藏自己身份的受害者们接连出来作证。与此同时，日军设立并管辖慰安所的资料也被发现。日本政府再也无法回避责任了。这些资料为解决慰安妇问题运动注入了更强的动力。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和进行赔偿的国际联合集会以及专题讨论会不断进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人权机构也形成决议，认为慰安妇问题是战争犯罪，要求日本政府承担不容推卸的国家责任。 为了消除战争和战争犯罪 由于事实真相逐渐被澄清，国际压力不断加大，1993年，河野洋平官房长官出面对此发表谈话，承认“（慰安妇的）募集、移送、管理等都是在有违本人意志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当时在军队参与下有损大多数女性名誉与尊严的事情”，并表示要“从内心加以谢罪和反省”。日本政府尽管承认了从军慰安妇的存在，但却无视国际机构的裁决，试图用所谓的“亚洲妇女基金”＊这一抚慰金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大多数的受害者拒绝接受这种以抚慰金名义的赔偿。 针对日本政府的这一措施，亚洲女性团体和市民团体在日本、菲律宾、美国等地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做出赔偿。对包括日本天皇裕仁在内的该问题的责任人为对象进行审判的民间法庭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