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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不久我就从演艺队被调到了机关的业务处办公室。当时机关人比较少，领导对大家的要求就是要一专多能，只要觉得你有能力，什么活都会派你头上。于是我就同时做起了业务干事、行政干事、车辆管理、营房管理，另外还兼了半个炊事班的工作。演员出身的我对于行政、营房管理这些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为了不辜负组织的期望，我就卯起劲来学。比如管营房，你得懂营房知识，三级墙、二十四墙，这些不懂就得学。后来我不仅学懂了，甚至把我们团所有的房子都一尺一尺量，把平面图都量出来，建立了营房档案。团里没有舞美仓库，我自己设计舞美仓库。这个跨度也有12米，能不能有抗震水平，房子会不会塌，以我的资历，设计的东西规划局不承认，我就找我们空军的设计局，让他验证，等空军设计局承认签字了，我再到规划局批，完了再盖。可以说空军话剧团的院，车库、营房、一草一木，都有我付出的劳动。”
那您是怎么开始做制片人的呢？
“我所在的空军电视艺术中心和原本的空政话剧团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排话剧就行使话剧的职能，排电视剧就行使电视剧的职能，但班子其实还是同一个。比如你是办公室主任，那排戏时你就可能是剧目组长，而排电视剧你就是制片主任。舞美队长就是美术。演艺队长就可能是副导演。它实际上的指挥系统还是一个，属于同一个单位。这个组织不像其它搭的班子，这个班子的上下关系在单位里的职务就已经形成了的。所以，当空军电视艺术中心开拍电视剧时，我就很自然地当上了制片主任。我从89年开始干这行，第一部戏叫《飞行梦幻曲》。那时我还是业务干事。第一部就是做制片主任，起点算是挺高的。从那时开始，我就没停下过脚步，按着组织上给的任务指标，一部连一部地拍。95年，我被升任副团长，专心致志地搞起了专业。我到机关以后，大概历经过七届领导班子，哪一届的领导都说我聪明。我一直认为我是不聪明的人。为啥，人家唱歌是一听就会，我必须看谱才能学会。我觉得我非常笨，当时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领导老说我聪明。后来我就发现我是笨鸟先飞的那种，领导想到一，我要想到三，把每件事都得办明白。那个年代都受学雷锋的思想影响，缔造出来的人都是比较无私的。不像现在说八小时工作制，那会公休日我大多不休，平时一般都有十八个小时在单位工作。你要干一行专一行，我是从这个路子过来的。”
从89年起，十年间您先后担任了《我们当过兵》、《特殊军营》、《生死之间》、《追日部族》、《嘟嘟的故事》、《笑傲苍穹》等十多部电视作品的制片人。这些作品大都是空军题材，拿下了不少奖项，但因为几乎都是短篇电视剧，所以影响力并不是那么大。是什么让您和您的作品有了质的飞跃？
“99年是空军建军50周年，那时开始大力抓话剧，搞电视剧。搞电视剧的动力是因为当时的空军政治部主任接到了一名新疆教师的信。信里说他不是空军的，但对空军特别有感情，说空军有那么多好的题材，为什么在荧屏上看不到有关空军的好作品。所以空军的领导就对那封信批示，希望文艺工作者能够理解来信人的心情，要求我们在电视剧上有个腾飞。那会我的业务已经单一，而团里也正好在这时换了新的领导班子，调来的这个团长过去是文化部的，不是专业出身，但他在政策上为我们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到这一步一切有利条件就都具备了，我们就开始放手去做。正好那时我就遇到了89年我第一次拍戏遇到的一个摄像，他到了北影，也开始做戏。他来找我，说打算从电视电影入手，搞一个有关阅兵的戏。我就问他要反映阅兵的什么，如果和我合作那肯定是反映空军的。但空军要是反映空降兵的话，陈凯歌弄过一个《大阅兵》，要超越很难。如果是反映飞机检阅的，那也不一定能超过张艺谋、陈凯歌、何群唯一合作拍的电视剧《强行起飞》，这些戏到现在看还是好戏。我就说，咱们换一个角度。当时我手里有一个八集的电视剧本子叫《蓝天芭蕾》，我们可以把它改出来。《蓝天芭蕾》写表演大队怎么飞上天，怎么玩出高科技，怎么玩出高难动作，从而为国争光的故事。我们就从这个点切入，写它最后排出高难动作，参加了珠海的航空表演，为国争光，最后参加了国庆阅兵。找我合作的人他说可以，于是我就开始弄这个本子了。因为对本子不满意，我找来作者做修改，反复改过几稿后，还是不满意，但团长却觉得本子已经很好不必再改下去。为此，我还与领导起了争执。我告诉他（团长）这个戏要是我做，就得听我的。我也不是让你听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的意见你可以不要听，两个人的意见你要注意，三个人的意见你要考虑。我有个观点，你站在领导的位置，但你的意见不一定对，所以每个本子我都会圈定导演、主要演员后就找来一起讨论，形成大多数意见，就必须改。后来在我的坚持下，本子继续修改，到第六稿终于给他一个惊喜。最后本子被拍成两部上下集90分钟的电视电影《劲舞苍穹》。这部戏囊获了包括华表奖、百合奖在内该年几乎所有重要奖项。之后的两年张守义就从电视电影起步，拍了包括《公鸡打鸣母鸡下蛋》、《杨守敬与吕贝卡》、《大沙暴》、《兵歌》在内的十五六部优秀的电视电影，电影频道前两届有关电视电影奖项的一等奖、二等奖几乎全被他“掳”走了，空军电视艺术中心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崛起。”
您制作的电视剧很多都起用自己团里的演员，有人说您的是近亲繁殖您自己怎么看呢？
“我对我们团的演员也比较了解，演员也大部分用我们的。空军的演员实力可能任何一个驻军单位都比不了。现在有时候我和外面的导演合作，其他矛盾都没有，唯一就是一个演员上的矛盾，他们说我是近亲繁殖。我近亲繁殖并不是说我不认识别人，为了商业运作，好多戏里我也用了外面的演员，你看《结婚十年》里的徐帆，还有陈宝国等等。但我指的是我了解这个演员，读了本子以后用哪个比较合适，这个是我比较了解的。你比如高希希，高希希跟我合作了十年，当时他还不是我们团的，才开始导戏，那会儿我比他更了解演员，所以在一开始的合作当中，本来应该是导演跟演员沟通，但更多事其实是我去协调。我和演员有一层领导的关系在，所以比较容易指挥。这个跟导演你认不认没关系，就是我们选中导演，你配合，那时候是这样一层关系。但经过这么多年，你在拍摄当中展示了自己的导演功力和号召力，人家服你，再以后就不需要我了，他们之间就建立了信任的关系。我有一个观点，对年轻人可以任何东西都不给，但是要给机会。我们的戏培养出一批人。像沙溢，本来炊事班故事里的帅虎是给胡亚捷写的，后来他档期排不开，我看到沙溢这小伙子外形也不错，就让他顶了胡亚捷的位置。要说那时沙溢刚来团里，一般来说是不会选到他的。这个给他演了，就是一种锻炼，对他是个机会。像阎妮，那会她两年半没演戏。她来团里后，我没见她演过戏，后来有一次她和我开了句玩笑，说你什么时候可以隆重推出我啊，这一下子就进入我视线了，后来我就向高希希推荐她做女一号。高希希开始不同意，说都没见过她演戏，这怎么行呢。我说我见过她演小品，演得不错。高希希那进团里，人还不是特别熟，后来听我说了就用了阎妮。用完一下就成了，所以阎妮也很感谢我。这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不是在别的事上帮了你，而是在业务上帮了你，是正事上帮你。像毛孩，很多年都没有合适的戏。我就愁，想着要给他弄个戏。后来给他整了个《兵哥》。《兵哥》原来是个写陆军的本子，这本子给谁都不愿拍，后来我就知道了这事，我拿来一看是写小战士的。赶紧就抢下来了。拿过来以后我就按着毛孩改，那戏不改不行，那原本是讲一个小战士抱着当将军的愿望参加了部队，没想到却让他去戈壁滩去种菜，将军梦破灭了。后来因为一次受伤转业了，后来到地方上大棚种菜，最后成了企业家。你说小毛孩的样子怎么去演企业家啊，后来我说不行，就按着毛孩路子改。这片子出来后在全军电视评奖中拿了一等奖，电影频道拿特别奖。毛孩个人拿了优秀表演奖。我现在还给他量身打造了个本子叫《报告班长》，这本子还在写。我在这个位子上，只有我去想，我去做这个戏，就有更多人能有实践的机会。”
您拍过很多的片子，合作过很多人，大家都说您是个人缘很好的人。和组里人的关系都很好。
“为什么我和导演的关系好，为什么我做戏比较扎实，绝对不是我有本事，我人很笨，我没有接受过什么理论的教育，我之所以能成，是因为我的为人，我身边有一帮朋友，绝对不是因为职务建立起来的朋友，是因为我做事。你说像阎妮、毛孩他们会跟我讲什么条件吗？你就说《结婚十年》，《结婚十年》没有钱，就200多万，在我手里。我就先告诉你，这个戏我没钱。牛莉后来就是象征性地收了点钱。就是说你做人做到这份上了，认知道你这个人不是有钱不给，要没给是真的没钱。很多人说和任何一个制片人都能侃价，但只有和我一个人不行。一个戏能成有很多因素。没钱的话，怎么办？说没钱我找个北漂的人来对付，但北漂和专业演员能一样吗？我拍《杨手劲李贝可》，本子好，但导演是头一次导戏，那其他方面我就得帮着全方位保证。里面就算只有三两句台词的小角色，我都给你保证好了。就一两场戏，我把毛孩从北京调过去串。都是这样的，什么都不说，自己开着车就去了。这样你每一个群众演员都是专业的，这样每一个环节都在加分，那戏的质量就高了。我排戏做动员向来就跟大家说一个原则，就是加分原则。你处在你的位置你要加分，加不了分你就不称职。每个人都往下掉，服装不行、道具不行，那这个戏还有什么是行的呢。我们要求的是本子在这个水平上，最后拍出来一定要高出本子的水平。因为有这么多人的智慧呢，这么多智慧融进去要还不如原来的本子，那就太不应该了，就说明这帮人都是业余的。我一直在训练我们这帮职员要成专业的，但和电影厂比，一开始他还是算业余的。过去搞话剧的人突然转到电视剧来，怎么去适应很重要，毕竟行当有区别。所以我就不断要求他们，培养他们。各部门都尽量培养出自己的人。这样整体素质都高了，那搭出来的班子就省心了。过去我鞍前马后现场老离不开的，别人摆不平就得你去摆。但现在到这种程度后，你把班子搭好，用人都用对后，你可以不去。你像拍《健康快车》时，我和另一个戏搭上了，叫《海之门》，它可能是中央台今年唯一的一部大制作，大概40－50集的量，这个戏动静也不会小。这个戏整个班子是我搭去的。制片人除了我还有团里的一个人。我管生产，他管合同。搭好班子，我就去了，很轻松。有什么问题我去处理，没事我就不用到现场，去的话也是现场拍拍剧照。不需要我去管，因为我下面的人都到位了，都很专业。剧组都没什么事，我经历了40多个剧组，基本上都没什么事，外面来的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们的戏就没事儿。因为我们团几个制片人按外面人说就是军事化管理。这样就没啥事，事实上也不应该有什么事。我的班子每次变动都不是很大。你像新的班子你可能一开始就得提出要求，是什么样的管理我要告诉你。但现在不用，因为大家都合作了那么多年，早就是约定俗成的事了，不用特别交代，大家就会那么做。我的人缘。就是朋友多。前几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戏想让你弄，我说我不一定有时间。他说没时间我也得挂你。我说为什么要挂我，说我得借着你的牌子，找演员可以省钱。如果要是我的戏，我要确实有困难，所有人都不会为难我。但话说回来，如果我有的话，我也绝对会给到位。拍《炊事班故事》时，资金困难，后来我说我就不拿了，因为反正也是职务范围内的事。后来我不拿大家都不肯拿。最后我就拿了，拿了最低的。就几百块钱。就因为我这样做了，所以和我合作过的人都会给我面子。”
别人都说空军艺术中心很牛，您怎么看？
“作为空军，非常牛的是因为有我们这样一个非常专业、非常有实力的一个队伍。这个优势是任何单位都比不上的。这么多文艺团体，人艺、总政话剧团，没有我们这么多戏。我们在全军中叫明星团，因为我们的演员实力在这儿。尽管我们的演员没有到一线，到一线的都走了，像濮存昕、李雪健、牛莉、剧雪等等。但我们整体实力好。拿出来一个演员尽管他可能不算很出名，但出来不会掉，都是熟脸。就《炊事班的故事》和《武林外传》就培养出了一拨熟脸。但我们有这么好的优势，可惜就是囊中羞涩，我拍了那么多戏，基本空军都没有投过资。资金都来自外面，基本是谁投资谁受益这样一种方式。”
近年来因为年龄的关系，您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时间宽泛了，出去拍了很多的戏。
“我在位置上的时候，职务缠身，受限制，下来以后，时间比较宽泛了，但我干到现在还没有纯帮外头干过，基本都是和团里合作。我钱的概念非常淡，不是说什么钱都赚，我不看中赚钱。去年上半年是40集《武林外传》，50集的《有啥别有病》。有小100多集。今年工作也基本都满了。把一个东西做好后我有成就感，地球缺了谁都会转，但有的东西，缺了你，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或是出来的就不是那个东西了。我就觉得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做了你该做的事，做出成绩，问心无愧了，这就有一种自豪感。你说一辈子你走到头，最后你给社会留点什么东西，因为你和你团结了一帮人，弄出了一个东西，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你为空军做出了什么贡献。这是我在乎的。”
一般的观众对制片人这个身份不大熟悉，您和导演之间的分工是怎样的？
“导演就管他的艺术，艺术以外的事情都是我来做。一般从剧本阶段我就开始介入，导演要根据剧本选择演员，要用哪个演员，你锁定我来给你搞定。等把班子搭起来，我和导演再做沟通，用什么摄影，用什么道具，用什么设备，费用和预算多少，都由我来操办和落实。等到正式开拍以后，仍然是生产上的事情不用我管，但是总的进度我得有能力去控制。”
《武林外传》在平谷封闭拍摄了那么长时间，进展很顺利，甚至每天连迟到的人都没有，是不是与您的“军事化管理”有关？
“其实不单是《武林外传》，我做了四十部片子，安全生产方面都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作为制片人我和一般公司里的制片人很不一样，我背后靠着空军这样一个平台，我身边有这么多朋友，身边有这么多的同行，这些都是我抓安全生产的基础。最近我在做一个戏，叫《海之门》，五十集，是今年中央台一部歌颂党的改革开放的片子。一百三十多人的队伍，大多数人都是地方的，有一部分演员是空政的，都服了我这个“军事化管理”。好些人就奇怪，一般剧组拍到后半截，有人闹情绪，有人拌嘴打架，还有闹事的，这个剧组怎么就没出事呢？我们的剧组分AB组，B组走的时候，舍不得，痛哭，流眼泪，都处得有感情了。其实我们管得很严格，都是按规定出牌。首先我自己以身作则，我先做到位。包括报酬的分配，要没钱大伙儿一块没钱，要吃什么大伙儿一块吃。大家也很尊重我。我在拍摄的时候就烦两件事，第一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人，第二就是交给你一件事，你办不了又不吱声的人。我就讲一个道理，你们都坐过飞机，都坐过火车，你们有没有误过火车？有没有误过飞机？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飞机不等你。你说我在家住得远所以迟到了，你知道远、堵车，你为什么不提早？有的人倒是住得近，骑车五分钟就到了，磨磨唧唧，没有时间观念，也照样迟到。遇到这些情况，我都不会纵容。”
《武林外传》在情景喜剧里应该算是一部大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