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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红颜,我们的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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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素餐”解》,谈历来对《诗经·伐檀》的解释分歧,最后说,有的人明明赞同孟子对诗中“君子”正面评价的意见,但在正统时风下,“却不敢公开表达,与其谔谔,不如诺诺,倒真是学术上的素餐者了。”    
    《荆轲平议》,说“‘文革’时期,荆轲曾经被骂为小丑,因为当时秦始皇已经成为教主”;到今天,他却没有矫枉过正,而是认为,“侥幸冒险的行为确实不足取。即使出于正义,作为策略,以劫持或暗杀来对付敌人毕竟也非上策”——在比荆轲还要暴烈千百倍、殃及无数无辜者的“正义”行为流行于世界各角落,道德是非的底线已混淆难理的当下,读金老此清醒语更有清凉之感(虽然是旧作)。又联想起张承志们对荆轲及这类人物、行为的歌颂,张承志曾是著名史地学家的弟子,正可与金老作一对照。    
    《〈闲情赋〉的毁誉》,赞同钱锺书“趣倍其宗”、“事乖本愿”的意见,认为陶渊明此作“形象本身的饱满的活力,却把创作动机架空了”;而“一写到女人,就会唤起美感,以陶公的淡泊宁静尚且如此”。把陶渊明为何会写出与其“本色”、风格不符的这篇作品,分析得很让人信服。这见出他对文学创作心理和规律的掌握与造诣,也见出他心平气和对待古人的平情。    
    平情,更体现于其对古代现实的和作品中的女性的哀矜,是这类考辨古史之作中最令我瞩目的部分(其他一些文章也有涉及)。他深追封建传统和男权思想影响下,某种写作中的变态性心理,作家既欣赏女性,又常下折磨之笔,其实是自己的发泄、骚动与自我挑弄——从这些批评中,反映出金老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如《徐渭〈杨妃春睡图〉》,即小见大,说历来名教视杨贵妃等为祸水,但一描写则又媚妍风流,是“道德上鞭挞”、“艺术上勾引”;进而指出此乃古代作家普遍的创作心理,“借此取得自渎性的快感”;杨贵妃死后的争抢罗袜故事,是文人挖空心思的起哄,“对死者其实是另一形式的骚扰”。——最后文末此语,说得尤其重,令人一震,很让向来认为“死者为大、不当扰之”的我叫好。而对象是杨贵妃,尤为难得。《两本三百首》中还有一条脚注说到杨贵妃:“她固然有自己的过失,但别人对她的过失更大些。”对潘金莲等他也有相关评述。批评男权之外,他又设身处地,原女性之心迹。甚至对慈禧都能如此,指出其丑恶、过失的同时,在不止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其被扭曲的心理,这就更难得了。金性尧写作、思想中这一“哀妇人”的重点,与周作人有相通之处,此集内有篇《知堂的两本书》,可以参看。    
    此外,像他编《宋诗三百首》而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见《两本三百首》),让我想起当年钱锺书的相同眼光,益感此老学人本色,令我喜欢。(当然,学术标准乃至正直等风操道德,遇上何草不黄的时节,也自会风吹草偃。金老在本篇中也坦言,即使劫后,他编书仍在“可怜的夹缝中”有“瞻前顾后的拘忌”。《白头青鬓隔存没》、《她才二十八岁》等篇,则忏悔浩劫中曾被迫写过亲友的材料。原非大恶,我们只记取他这份真诚的愧疚就是了。)    
    悼念女儿的《她才二十八岁》满纸血泪,动人心魄;也是其通过怀人记友而抗议浩劫的最深刻、最鲜明之作。虽然话说得还是他一贯的节制,但今天听来仍足令人震撼,如因为“文革”的悲剧,“使人们一谈到‘政治运动’,很难从应有的善意上去看待”;“也希望那些还有一丝半毫人性的人,重新念念这两句古话(‘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光就这一件事来说(指女儿含冤自杀后,还要被恶言鞭尸,并斥家人也有责任),今天哪怕写上十万篇宣扬人性论的文章,还嫌多么?”——作者《后记》说,此书是八十年代所写文章的选集。也只有在那段日子,人们才会这样大书特书“人”、“人性”。八十年代总令我念念不忘,此其中一端也。    
    但此文及另两篇悼念亲人的文字,虽然感人,我却觉得还不能代表金老令我欣赏的文字风格。那些考辩文史之作,内容和文体的要求使他未能放开,略嫌过于质朴;最后这组悼亡,则换了一副更现代风格的抒情笔墨;而中间写近、现代文人诸篇,两不偏过,恰好将“古”“今”两者的材料丰富和情分深挚结合起来。所以我之前喜欢其“近文”的看法还是对的。他形容扬之水和周作人晚年写鲁迅,都用了“笔锋常带情感”这一说法(恰巧同时因折价而购、同是该辑“书趣文丛”中的朱健《潇园随笔》,有篇《旧书的情怀》提到,梁启超曾自诩“笔尖常带感情”),这“常带”二字正是当中的尺度拿捏所在也。    
    最佳的体现是其中怀念亡友的文字(不限于七言诗题的几篇,还包括《忆苏青》等)。尤其写挚友金祖同的《故人坟树立秋风》,有时忽然会插一段记事外的感慨,突兀中正见真情;有时则至于讷讷,但平常的话也说得极好,如关于金祖同送他的一把刀,“我并没有将它当作纪念品的意思,但那把刀确实是祖同的”,言止而犹有深情在纸外。当然,以金老的学养(他是文林宿老了,民国时即以“文载道”笔名写文章、编《鲁迅风》等杂志),其文常益以文言诗词,更耐咀嚼,此篇中“九秋风露,万顷烟波,正是已凉天气未寒时,四顾苍茫,音容宛在”几句,我正好是在秋凉中读之(读此书中经白露、中秋、秋分),就不觉深有同情。一九四四年八月八日周作人作《文载道〈文抄〉序》,评之谓:“读文情俱胜的随笔本是愉快,在这类文字中常有的一种惆怅我也仿佛能够感到,又别是一样淡淡的喜悦,可以说是寂寞的不寂寞之感,此亦很有意思的一种缘分也。”正道出金性尧文风的动人处。于今自是更老到了,且以阅世经历入文,尤具一份沧桑意味。    
    或谓我是过于重视文风了。其实“怎样写”与“写什么”并不是分割、排斥的两个方面,我所喜欢的好文字,正要有好内容为支撑;对金老(还有其他一些人)文笔的赞美,并不会降低他们学者的价值。金老忆怀友好之篇,寄情之外,也为我们留下了好些名士学人的姿容风度,就是珍贵的史料。但我这里要举的是另一篇,记扬之水的《三更灯火五更鸡》(他近年另还有几篇评述扬之水新著的文章,我在《悠扬之水,载来源头的诗意》中曾略作引述),也正好回应我和他“缘分”之起始了。    
    文中说到,他曾约扬之水写那种一度风行的宋词鉴赏文,“我估计她不会感到兴趣,结果不出所料”——从金老提供的这一细节,使我似乎也有“不出所料”、“得悉相契”的快意;盖我亦是不喜欢那类拆碎七宝楼台的鉴赏文章,以我对扬之水的欣赏敬佩,她的拒绝当然令我欣快。而金老形容扬之水的文章,“处处给人以聪明感,使人想起张爱玲”,则可谓独具只眼,至少我是未曾想到,也首次见到这种比较。(又《忆苏青》顺笔写张爱玲,亲接的印象与评论,虽数语亦颇有价值。)至于说她的毛笔和钢笔字“如出两人之手”,更颇使我意外,不禁心痒,希望有机会能见识见识(注)。扬之水是书痴,金性尧此文有一妙语,说“书没有亏待她,她也没有辜负书”,实在是很好的概括与评定。文中另还有一句更妙的话,他认为郑板桥“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科名不来,学问在我,原不是折本的买卖”的说法,“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格言,还是有令人会心处”——不看作格言才会心,实亦通透语。这也就是我前面提过的,金老文章随兴散漫中旁生的令人眼前一亮的枝节了。所以读此文又是一番欢喜。    
    金秋时节读金性尧,如金风送爽般令人畅快。这“金风”带点凛然刚劲,但更是惆怅苍凉的,因而书与秋天自有一份相宜。回味欣悦之余,说句老套话吧:只期望金老继续多写这些近现代人事之文,并重印让知堂都有“淡淡的喜悦”的旧作,给我等再带来些“寂寞的不寂寞之感”……     
    二〇〇二年九—一〇月    
    (注:扬之水曾为张中行《留梦集》手书各篇小题,与我所见其钢笔字是同一娟秀风格,不知是金老见过其另一类法书,还是我外行愚钝、看不出别趣来。)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28节 日记里外的赵景深

    近得谷林先生移赠《赵景深日记》一册。这是日记报社“学人日记文丛”之一种,因为不是公开发售的正式出版物,没有版权页,从整理者赵易林的代序《读先父日记》叙述估计,是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二年间编印的。但书做得不坏,小开本,木黄书衣,封面极简单,却也显得素雅。    
    全书收一九七五年六月、一九七六年七月至一九七七年四月、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八年五月间日记,是这位古小说史、文学史、古代戏曲、民间文学专家、教授留存下来的全部。它们写得规规矩矩,连字数都大多控制在两百字左右。其子代序谓,这是赵景深“做事拘谨而认真”的体现。但我想与写日记的缘起恐怕也不无关系——代序指出,赵景深是在文革后才有记日记的习惯,为的是应红小兵勒令每日交出思想汇报。这样的外力之下,即使后期风向已转,落笔仍是会小心谨慎的。    
    翻看中,我特别注意一九七六年部分,盖该年有政治社会的划时代意义,想看看一个老知识分子在那种时候生活与思想的状况。政治风云的痕迹是肯定有的了,尤其打倒“四人帮”后,赵景深读政论时评的记载明显增多。这固然说明当时变动之巨大令人瞩目关注,也说明,之前是如何使人避谈国事,即使有相关读报,恐怕也不会在预备检查的日记中作记载。(另外,“四人帮”中,赵景深对张春桥特别注意,多次提到,甚至一九七六年月二十一五日记有着其子抄录张解放后著作目录,估计是早年在上海文坛时与张有过过节所致吧。)    
    ——但,即使在那样大变动的时日,人们还是该怎么活就怎么活的。观赵景深日记,他照常每日关心自己的大便、体温(因为生病,以此自己观察身体),与友人往还,与家人打扑克;而更多的内容则是和书有关:读书,写书,借书(其借出丰富珍藏助人的慷慨,在士林向有口碑,林东海便曾撰文记述过这种《仁者之风》),理书(不时将架藏重新分类摆放,教其子修补破损图书,又令其编出九本藏书目录、闲时翻看)……无日不有,真一纯粹的书斋中人。    
    那几年赵景深的读与写,主要集中在鲁迅和中国古代小说两方面。历来高压时代,知识分子都要么附从“主流话语”,要么埋首于古籍中搞搞考据,其子代序便说,他是跟上了一九七五年研究鲁迅热的形势;金性尧写的《赵景深与中国小说史》,则特别指出了他的小心翼翼做考证。但,它们倒未尝不正是赵景深本身兴趣所在。他做《中国小说史略》的注释、题解(一九七六年七月一六日、十七日等多处),表现出对鲁迅古小说研究的浓厚兴趣,是其来有自的:三十年代,他纪念鲁迅的文章就已突出这一方面,题曰《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该文中说:“最近我时常翻阅鲁迅的三部书——《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以及《唐宋传奇集》”,简直就是他晚年这些日记中说的话。    
    当然,“跟上形势”始终是不可避免的。且不说他曾写过“立愿紧跟华主席”的诗上交并抄赠友人(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四日),还替孙女写和修改过类似的诗与作文(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及平时给孙女讲《洪秀全反孔斗争的故事》(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等等;即以其本色行当观之:一九七六年八月三一日记,读罢《忠义璇图》后,他撰文批判,谓此书“删去《水浒》中革命的部分”,“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等事则不删,借以迎合乾隆等皇帝的腐朽糜烂生活,投其所好”云云。这在今日读来令人失笑,当时却是不得不如此或衷心之论。另外,他喜弄昆曲,常与张允和等就此往来,而一九七八年五月一八日则记有:“阴雨,……与希同(按:其妻,当年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之妹)唱《拾画》和《惊梦》为乐。”如此好情致,可是同年四月二五日记:“最近我还用昆曲歌颂了十一大。”    
    但在这些紧跟和谨慎之下,仍可偶尔见到与时相悖的闪光:一九七七年三月一日记:“方平来,借他译的索尔仁尼琴传给我看。”这传记居然出现在那个时候、出现在赵景深所读书目中,颇为突兀。也许是因为出自友人手才读,也许读时已存了批判之心,但无论如何,总让人窥见一些边缘的、独立的东西。    
    更多地提到的作品属于他治学和兴趣的范围,偶有点评,如称《三国演义》第四六至四八回,“是此书最精彩的地方。”(一九七七年一月九日)余冠英、钱锺书等编的《唐诗选注》,“不是人云亦云,有创见”,但“校勘不甚精。”(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十三日)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读了两次,“仍感兴味”。(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说的是老实话,当然在中国是不适宜于公开出版的。”(一九七七年三月四日)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四节谈读书、第五节谈周作人,“颇感兴味”。(一九七七年二月九日)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分析思想较深刻,但行文似啰唆”(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等等。此外令我同样感兴趣的,还有那些可见出治学细节、意见的地方,如为了王映霞的来访,他隆重其事,专门抄出《鲁迅日记》中的记载来作准备。(一九七七年四月五日)又如他对资料整理赞同鲁迅《小说旧闻钞》的体例,“按类汇编而不按时代;但亦可按时代而加一个索引……这就可以两全其美”。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日、二十六日)——零零碎碎的这些,便是这本《日记》对我的最大价值了。    
    《日记》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十七日记有上海古籍社为重版他校注的《英烈传》约其再次修订事。这本讲朱元璋等反元建明故事的演义小说,赵景深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研究,五十年代已修订过一次;后来这个一九八一年一月的新一版,我读大学时在校内折价旧书摊上买到一九八五年六月第四次印刷本,当时就有兼以存赵景深于架上之意。他不但进行校勘、整理、订正,以及选用上官周《晚笑堂画传》等作为插图,还汇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其早年写的《〈英烈传〉本事考证》,“根据三十二种著作,替每一回的故事找出它的娘家……这些材料,现在我也都列入各回的注释中去”。(《序》)——这样,这本并不很彰显、突出的旧小说,也就有了难得的价值了。    
    然而,在学者之外,早年赵景深还有另两个角色:文人、编辑。他写过新诗、小说、散文、儿童文学,译过书;长期担任北新、开明等书局及报刊的编辑。这样的身份地位,加上为人热心厚道,使他成为“文坛中朋友最多的作家之一”,从而形成了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大量的现代作家介绍和回忆录。解放前就结集有《琐忆集》、《文人剪影》、《文人印象》、《文坛忆旧》等,近年,倪墨炎之子倪凡以这些旧著为主,编成一本《我与文坛》(上海古籍社,“白屋丛书”,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版)。我购得时曾感叹倪凡所拟书名平实中的大气:将“我”与“文坛”并列。——不过赵景深倒也担待得起。他掌握充实的第一手资料,写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小节、趣闻,虽然都是篇幅不长的“剪影”体,但文笔生动,颇能抓住个性、特点。如《沈从文》:“他有的是静默,你见了他不会觉得燥热”,“手的轻扬,口的微启,每一个举动都是文雅的”。(按:《日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记,他写了沈从文、凌叔华、张资平、台静农等人的传略。此未见收入本书,本篇《沈从文》是三十年代写的。——本文所举引该书文章,均写于三四十年代。)    
    其他以记所见所闻叙写的作家独特的人与事,如《丁玲》一篇,谓有次见到丁玲在蓝罩台灯下写作,赵景深惊诧于她的字迹与沈从文十分相似,“可见他们三人(按另一为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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