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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第一、发展生产，使民富裕；
第二、节约开支，省民之财；
第三、提倡教化，宣明礼仪；
第四、禁止贪暴，使百姓安生。
用朱元璋的话来概括，这叫做“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没有对官员的严厉控制，就不可能做到对百姓宽仁。只有做到禁止贪暴，做到名副其实的宽仁，才能使老百姓得以安稳地生活。所以，他执政的重点之一就是禁止贪暴，严厉打击贪官污吏。
朱元璋关于贪官污吏既害民又害己的行为，有生动深刻的描述：“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生，体无完肤矣……”
他希望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不能浪费百姓的钱财，不能损害百姓的利益。廉洁要从节俭开始，他深知皇帝的提倡和表率作用，于是先从本人和宫中做起。他认为奢侈、节俭不仅仅是财富多寡的问题，皇帝作为一国之主，其表现是关系到品德与民间风气培养的大问题。他说，人主嗜好所系甚重。躬行节俭，足以养性。崇尚侈糜，必至丧德。
他认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即使对于富有四海的人主也不能不加以控制。
朱元璋自己的吃穿都很简单、节省，同时，他对后宫的要求也很严。有一回，他在后庭看见宫女丢下了一点点丝线，就把所有宫女召来，跟她们说蚕丝来之如何不易，民间交税如何艰难，责备她们不该无故丢失，并且立下严厉的规矩：再有犯者，定斩不饶。
又有一回，他看见两个宦官穿着新靴子走在雨中，他把他们叫来，训斥说：“靴子虽然不值钱，但也出自民力。老百姓做一双靴子，不是一早一晚就能做好的。你们为什么这么不爱惜？这样做，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说罢下令将他们杖责一顿。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朱元璋的治国理想（2）
洪武三年（1370年），一位姓刘的典史进京朝觐。朱元璋见他衣服破旧，十分高兴。他说，不少当官的人，为了衣食而搜刮百姓。刘典史如此贫穷，难道不是廉洁的官吗？于是，中书省官员向朱元璋报告说刘典史是如何如何廉洁，朱元璋命令赏给刘典史衣帛。
济宁知府方克勤，严格执行皇帝关于垦荒三年不纳税的规定，尽量减轻百姓的各种负担，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但他“自奉简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洪武八年（1375年），方克勤在入京朝觐时得到朱元璋的称赞，并赐宴表彰。洪武时期的许多官员，都因为廉洁而受到朱元璋的表彰和赏赐，他们的行为不仅使他们在官场上如行坦途，而且得到了鼓励和嘉奖。
与此同时，朱元璋对贪污蠹民的官吏严加惩罚，决不手软。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专门谈到。
朱元璋不许贪官污吏压榨百姓，也不许豪强欺压百姓、肆意兼并土地。当时的社会是一个贫富不均的社会，元朝末年尤为严重。朱元璋一家贫困无倚，迁徙无定，他自幼看够了富人的白眼，受够了富人的欺压。他也永远忘不了父母死无葬地时，田主对他“呼叱昂昂”的态度。现在他掌了权，他要限制富豪的横暴，让贫苦百姓得到保护。洪武三年（1370年），他召集各地的富民，对他们说：“近朕为尔等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 ”
他要求给予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限制豪民占有更多的土地。他下令，因为战争而弃田逃荒的，回乡后，地方官要根据耕种能力分给土地，但若有丁力少而以前占田多的，“止许尽力耕种到顷亩，以为己业”，若回来时“丁多而旧田产少者，许令于附近荒田内，官为验其丁力，拨付耕种。敢有以旧业多余占护者，论罪如律”。也就是说，不论以前有无田地，也不论以前田地多少，一律按耕种能力分配田地。
元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许多贫苦农民失去了土地，朱元璋的这项措施是一场土地革命。于是，他多次派国子监生和官员到全国各地去丈量土地，核实田亩，禁止隐瞒土地，并编制鱼鳞图册，确认土地所有权。
此外，他还一次次地强行迁徙富民到中都凤阳或南京。他这么做，名义上是充实京师，实际上是使富民离开他们的老家，削弱他们的势力，把他们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离开家乡的富民们，如果思念家乡，也只能偷偷地乔装成逃荒者回乡探望，他们对朱元璋的怨恨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为什么歌谣中会唱道“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了。
虽然我们不能期望朱元璋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但作为一个拥有极端权力的统治者，他已做了他能做和想做的一切。
发展生产是富国富民、保证社会稳定的基本措施，因此朱元璋不仅一再下令减轻赋税，而且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奖励农桑。他还注重教育、教化，大办学校，采取各种措施敦厚风俗，务求建立一个讲究礼仪、和睦和谐的社会。他在开国诏书中“首重农桑学校”。凡是赴京汇报的官员，不报告桑株数目及学校情况的，“以违制论”。因此，明朝人都说朱元璋的要求“意良深远”。
在朱元璋的经营下，明朝初年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加强。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朱元璋重建礼仪教化的努力
在朱元璋理想国的蓝图中，他对百姓的教育和教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突出的。他最初的出发点是要扫除元朝以来整个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的胡风，纠正元朝末年颓废混乱的民风，恢复所谓“汉官之威仪”。而对于一个开国皇帝来说，法制和秩序的建立，社会的和谐和睦，会使大明朝立于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
前面提到朱元璋说过一句话：“民不教化则不知礼义。”那他怎么推行教化呢？刚才说，朱元璋的开国诏里首重农桑、学校，学校教育作为建立礼仪和推行教化的一项重大国策，在明朝一开国就提出来了。
明朝的学校制度非常完备，中央有国学，或称国子学，府、州、县等各级地方都有学校，一直到边远的地方，都没有例外。学校里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官定的四书五经，还要学习法律，即《大明律》。《大明律》是明代的基本法律，经过多年修订，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才最后定稿。
在学校之外，朱元璋对老百姓的道德、法律教育一直深入到民间基层。他是怎么做的呢？他立了一个“教民榜文”，就是教育百姓的榜文，普遍地张贴、宣传。这个榜文有这么几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这是一个由官府颁定的百姓公约，它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百姓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除了张贴以外，朱元璋还要求每乡、每里各置一个木铎，在本里内选择年老或因残疾而不能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以及盲人，由儿童牵引，手持木铎，巡行本乡、本里，边摇木铎边呼喊教民榜文。如本里内没有这样的人，就在附近乡里中选取。这种巡行乡里的“直言叫唤”，每月举行五次，到秋天收获时节，由乡里按人数多少给巡行持铎呼喊者生活用粮，以资助之。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百姓普遍知晓教民榜文的内容，“劝其为善，毋犯刑宪”。
此外，为了推行教化，朱元璋还在民间恢复了一种古老的礼仪，“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里是这样规定的：乡饮酒礼“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
传说，乡饮酒礼在周朝的时候就开始实行了。明朝实行的乡饮酒礼更加完备，而且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乡饮酒礼规定，在每年正月初一的时候，由当地的里长或者是粮长召集村民坐在一起，让年最长的人坐在上座，为主宾，其他所有的人序齿，即按照年岁大小排列，由大家共同总结这一年各位村民的表现——庄稼种好了没有？是否孝敬了父母？是否做了不该做的事？如果有过错，当场就提出批评惩罚。过错轻的站着喝酒，不许坐下；再严重的，就站着，不许喝酒；如果有更严重的，就要给予惩罚了。通过乡饮酒礼，朱元璋把道德教化贯彻到社会最基层。
为了改变元朝以来宽纵和混乱的秩序，朱元璋编了两部书，其中一部书叫《大诰》，即把官府对违法乱纪的事情的处理作为案例编成《大诰》，其后又汇编成《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几本书。
朱元璋规定，这些书发到全国各地，要求每家每户必须有一本，而且都要学上面的道德规定。学校要拿这个来考学生，乡里要安排教师在学塾中讲授。同时规定，官府对违反法纪的人进行处罚的时候，凡是家里藏有《大诰》的，就可以罪减一等，没有大诰的，就罪加一等。朱元璋用这种方法鼓励大家学法、知法，从而避免犯法。他说，我公布这些案例，实际上是出于对你们的爱护，不是拿它来限制你们，而是意图“使知趋吉避凶之道”——你们知道什么是法律不允许做的以后，就不会犯法了，这样就保护了你们。当时，朱元璋推行讲习大诰的效果很明显：“于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天下先后有十九万师生来到京师讲读《大诰》，朱元璋都赐予他们钞币并遣还之。
由于普遍学习了《大诰》，人们不再轻易犯法，《大诰》所载各项严峻的法令都未曾轻用。后来，家有《大诰》可以减罪，就成了一个惯例。由于讲读《大诰》、学习法律已经形成普遍的社会风气，所以后来官府审案时，不问当事人有没有《大诰》，一律按家有《大诰》减罪。
可以看出，在朱元璋所设计的理想国的蓝图中，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素：富裕，有序，和谐。这样的社会即使达不到明教所说的光明世界，达不到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但对老百姓来说，已经足以让他们欢喜过望了，这样看来，朱元璋就是明王，就是圣贤。
但是，朱元璋所采取的措施并不都有效。为什么？因为已经成为统治者的朱元璋，不可能真正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特别是朱元璋当国以后，又有一大批新的贵族形成。为他打天下的人，都要封公封侯，得到高官、大量的赏赐和土地、财产，朱氏子孙要封王、封公主、封驸马，他们成为与人民对立的一面。所以，尽管朱元璋自己想要建立那样一个明王出世的大明国，但是历史规律约束着他，使他无法逃出去。理想是一回事，客观现实又是一回事。
另外，朱元璋发展生产，建立秩序，严惩贪吏，限制豪强，仅仅是由于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苦难生活，仅仅是出于对老百姓的同情心吗？显然不是。他曾说：凡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可见，作为一国之主，作为朱家天下的创立者，他最关心的是国泰民安，是统治长久，安民的目的是为了安国。
朱元璋深知“凡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的道理，他借助于元末农民起义的洪流，推倒了元朝的统治。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为了朱家皇朝的长治久安，他必须把剥削限制在农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他会对贪官污吏进行严厉打击，因为贪官污吏可能会把百姓逼上绝路，导致他们起来反抗朱明皇朝。同样，如果百姓真起来造反，威胁到他的朱家皇朝，他也会毫不留情地予以严厉镇压。
总之，作为一个开国君主，朱元璋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国，他希望自己家的江山能长治久安，希望在朱姓统治下，建成一个“光明世界”。很明显，他颁行的很多政策受到了百姓的拥护，他在很多老百姓心目中也已经成为一代圣主。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也是一个以严刑酷法和残酷杀戮为显著特征的雄猜之主，那他杀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杀这些人呢？下两讲，让我们一起看看让整个明王朝上下血流成河的明初大案。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三部分空印案之谜（1）
朱元璋曾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对官吏的横征暴敛、贪赃害民，富民勾结官吏、仗势欺人的行为有深刻的感受。所以，他最了解贪官，也最痛恨贪官。在掌握了最高权力后，他采用了各种办法整顿官僚队伍，但贪污腐败似乎与官僚队伍难解难分，犹如铲除不尽的毒瘤，既困扰着百姓，也困扰着朱元璋。但他手中有一件法宝，那就是绝对权力，朱元璋把这种权力用到了极至，对手下的贪官污吏决不留情，宁可错杀也决不放过。
澄清吏治是朱元璋巩固政权和实现他的建国理想的一项重要措施。明朝建立时，朱元璋的重要谋臣、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刘伯温说，元朝以宽纵失天下，他支持朱元璋严肃法纪，整顿官僚队伍。朱元璋下令御史大胆纠劾贪赃不法官员，不要有所畏惧。中书省都事李彬因为贪暴犯罪，应当受到处罚，但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袒护李彬，不欲将其治罪。刘伯温把此事报告给了朱元璋，朱元璋毫不通融，立即判处李彬死刑。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席某，隐瞒在常州的田地，不交应该承担的税赋，朱元璋知道此事后说：“席某恃和势，不畏法，故敢如此。”这时大将常遇春也跑来为席某求情，但朱元璋不听，断然将席某处死。
朱元璋要通过“立纪陈纲”，达到“救济斯民”的目的，除了需要建立天下臣民普遍遵守的纲纪之外，最紧迫的就是要建立一套约束、钳制官僚队伍的制度，使他们不害民、不乱政，其核心就是对他们进行监督和考核。
朱元璋深知官僚队伍的治理之难，为了扭转元朝末年官场的混乱风气，朱元璋着手建立对官吏的监察、考核制度。明朝建立之初，他就不断派大臣到各地方考察吏治。他亲自宴请到京朝觐述职的官员，根据他们的表现，给以褒扬或劝惩。他亲手编订《诸司职掌》、《责任条例》、《到任须知》等规章条例，明确规定各级官员的职责、责任和禁令。他命令将《责任条例》刻板印刷，广泛张贴宣传，要求官员吏员永远遵守。到洪武末年，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吏考核制度。
官吏的考核工作由吏部的考功清吏司和督察院的河南道担任，考核又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形式。考满是在官员本身任期内进行，每任满三年举行一次，第一次任满三年为初考，第二次任满六年为再考，第三次任满九年为通考，考核的依据是《诸司职掌》中所规定的内容。根据官员的表现，考核机关分别给予被考核者“称职”、“平常”、“不称职”的等级评定。
考察则不是针对某一官员的任期，而是对全国的官员进行定期考察，每六年举行一次，这种考察被称为“大计”。在大计中不称职的官员分八种类型：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这种划分法叫“丽以八法”。凡被列入八法之中的，就要降级或罢免，是京官的还要调出京城。在大计中受到处分，被官员视为最大的耻辱，有的终身不再被录用。
虽然明朝的考核制度十分严密，但对不法官吏的约束还是不能完全奏效。朱元璋在基层生活过，他知道，一个官员的好坏老百姓最清楚，因此，他发动老百姓监督官吏。最高统治者和老百姓联手监督官吏，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朱元璋相信老百姓，老百姓也相信朱元璋。朱元璋把可以覆舟的洪水疏导成保证他平稳行舟的江河，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朱元璋声称自己爱民，就要求官吏不得害民，要做到这点，就是要以老百姓的是非为是非。他的逻辑很简单：大多数老百姓说好的就是好，大多数老百姓说坏的就是坏。因此，他要老百姓帮助他鉴别地方官员的善恶廉贪，鼓励百姓进京上告。
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在《大诰》中下令说：“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赴京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他认为，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