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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问我，又是什么意思？”
“没意思，那还不行问问啊？你最好离他远点儿。”老赵一打方向盘，车子擦过路旁的灌木，直接停在人行横道上。
“哎，你开车能不能慢点儿啊，后面还有个人呢。”洛兵吓得直喊。她的手抓住我椅子的靠背，大声埋怨道。
“对不起，我忘记你在后面了。”老赵很不好意思地说。“李凯，到你家了，下车吧。”
我下了车子，老赵也跟着下来了。他低声说：“我只是提醒你一下，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了，你是为我好。”我说。
“知道就好。现在社会挺复杂的，你是警察，记住自己的职责，处理事情的时候千万要多动动脑子。好了，就这样吧。”
老赵上车后刚要走，洛兵摇下车窗对我说：“李哥，这几天有时间的话，我爸妈还要请你吃饭呢。明天见。”
“好的。”我冲他们挥挥手，黑色桑塔纳在一转眼间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以前老赵开的破吉普车终于正式退役，市局新购进了一批新车，淘汰的两辆桑塔纳给了我们原来的派出所。老赵终于坐上了轿车，但是用他的话说，开着还真没以前的吉普车顺手，桑塔纳的底盘太低，如果走山道，还是吉普车好用。
老赵这个人挺恋旧的，全派出所的人都换新装备了，他还使着原来的五四手枪呢。理由挺简单的，他说五四手枪的射程远。呵呵，这个老赵。
回到家里，我忽然想起了柳晓菲。我回来都两天了，打她的手机总不通，问过柳峰才知道，晓菲去黑河了，说是业务上的事。我问他，柳晓菲什么时候能回来？他说，也不清楚，总之快回来了，最多三四天。
柳晓菲是坐着火车去黑河的，她单独一个人出门，多多少少引起了我的挂念。很久没看见她，心里面装满了她的影子，我真的很想她。
深夜里，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眠。看到脖子上挂着的钥匙，我处于胡思乱想的状态之中，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把钥匙放在了秘密的暗格里。暗格在衣橱的下面，是个小抽屉，里面还收藏了几封初恋时的情书。随着岁月的流逝，情书都已经发黄了，是我写给初中同桌安美静的。十几年后，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又看见她，她的变化把我几乎吓了个半死。
时间真是一个最伟大的魔术师，他可以改变一切不想改变而迟早还要改变的东西。同学聚会那天，安美静的变化让我感到的惊异绝对大于惊喜：我看见的女同学里面，要数她最胖了。她肥胖的身体像个大号啤酒桶，在坐位上还不老实，总是扭来扭去，把椅子压得吱吱响。她非常能喝，用很大的玻璃杯和同学们挨个灌啤酒。当天晚上，有个镜头把我吓了一大跳：她居然站在椅子上和我们的班长唱卡拉ＯＫ，两个人手舞足蹈地高歌，我真怕她一不小心掉了下来。
旁边的柳峰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安美静离婚了，自己开了个酒店，挺有钱的。咱们班长在工商局当处长，据说安美静的执照就是他给办的，一分钱没花。老同学嘛，就是够意思。
我哼哈答应着，继续喝酒。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把自己灌多了。
聚会快结束的时候，安美静终于发现角落里两眼发直的我，非要和我再喝一杯。我两眼直勾勾地问她：“过得好吗？你爸爸妈妈好吗？你妹妹好吗？”
她举起冒着泡沫的啤酒杯说：“都好都好，你还惦记得怪齐全的呢。当年，我在你毕业纪念册上写的话，你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我可以背给你听。”我含含糊糊地回答道。
“不是，我当时写在纪念册照片后面的话，你没看见吗？”安美静的眼睛忽然一亮，大声说。
“我没看见啊，你真的写了吗？”我的酒醒了一半。
“你一定是没看见，你自己回去看看吧。来，老同学见面就是喝酒，再干一杯。”安美静在转身倒啤酒的工夫，我好像看见她在揉眼睛。
聚会很快就散了，同学们陆续上了车子。记得我是被人搀到车上的，那天最清醒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班长。班长的肚子大，特别能喝，张罗买单的人也是他。临走时，同学们纷纷和他握手拥抱，我没和他客气，把握手改成了挥手。看见班长的大手时不时搭在安美静的裤腰上，我的心里就特别难受。
潜意识里，我一直觉得，和安美静属于那种青梅竹马的知己。可是，等我再次看见她，原来心中的美好形象彻底坍塌了。她根本就没属于过我，更谈不上什么知己，顶多算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同学。
回到家，我一头栽倒床上就睡。半夜时分，半昏迷状态的我被尿憋醒了，爬起来去卫生间。轻松过后，我头重脚轻地靠在沙发上喘气，忽然间，一眼看见了书橱上的同学纪念册。我重新爬起来，取下纪念册，翻到安美静的那一页。照片里，安美静像朵鲜花一样冲我微笑着。我迫不及待地抽出照片，在照片的后面果然有六个字，写得很小很工整———我喜欢你。小静。
看着照片上清秀的字迹，我的面门仿佛挨了重重一拳，瘫倒在沙发里。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十四年前我看过这行字，我们的生活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现在一切都无法重来了。
迟疑了半晌，我拨通了安美静在同学聚会上留的电话号码。电话拨通了，没有人接听。我又按下重拨键，靠在沙发里等待。无论如何，我要和她说声对不起，尽管这句道歉的话迟到了十四年。
电话终于接通了，响了好一会儿被人拿起来又挂了。我按重拨键，再打过去。忽然，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那头喘着粗气喊道：“谁啊？这么晚还打电话。”
话筒里有种特别奇怪的声响，啊！我听懂了，是一个女人压低嗓音的呻吟声。安美静离婚了，怎么还有男人在家呢？
我说：“不是找你！”
“怎么说话呢？你等会儿。”电话里，那个男人很不情愿地说。我听清楚了，这个男人是我们的班长！我深深吸了口气，紧紧攥住话筒。
“谁啊？”安美静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听到她的说话声，我突然没有勇气说道歉了，眼前忽然浮现出同学聚会上她那硕大的身躯和肥胖的脸。恍惚中，我含糊地说：“啊，对不起，我打错电话了。”
说完，我就撂下了电话。
突然，茶几上的电话响了。是安美静打来的，电话屏幕显示了她家的电话号码。想了想，我按下电话答录机———“你好，主人不在家，请在听到一声提示音后留言，谢谢！”
估计电话那头的安美静是头一回半夜做爱被骚扰，十分的气愤，她气势汹汹地骂道：“谁呀？真他妈的有病！”
这是我最后听见安美静说的一句狠话。后来，据大周说，安美静去单位找过我，那天我正好出去采访，没到报社上班。报社里的同事们对安美静的出现很是惊奇，都纳闷这么粗俗的女人怎么会和我有联系呢，态度上大打了折扣。也许，知识分子们的傲慢对安美静的心灵造成了很大创伤吧，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到报社找过我。
这个世界很公正。是你的，即使是一片多雨的天空，也可以有彩虹划过；不是你的，即便是一丛娇艳的玫瑰，也是别人拥有的花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甚至暗自庆幸，没有和安美静成为恋人算对了，如果真和她黏糊到一起，就看现在这个结果，不把我难过死才怪呢。
仔细想想，人生里，有些爱错过了，不一定就是坏事。一旦拥有了这份爱，比错过爱还要糟糕几百倍呢！
早晨起来，我正在厨房里用微波炉加热牛奶，客厅的电话忽然响了。接听后，原来是张佐铭处长在单位打的电话。
本来说好下午去国家安全局的办事处，张处长忽然改变计划，让我吃过早饭就和他一起走。为了赶时间，我只好放弃了吃早餐的念头，匆忙赶到单位整理好卷宗，和他上了汽车。
说老实话，我对国家安全局没有任何印象，而这个单位的驻外办事处从来就没有在电话簿上刊登过准确的地址，甚至没有具体的门牌号。张处长把奥迪车开上二环路，七扭八拐地开上了江桥。大约三十分钟后，车子在一处绿阴掩映的别墅区里停了下来。下了车，我紧走几步，跟上张处长的步伐，问道：“在这里吗？”
“没到呢，还要走很远。”
张处长说的很远，的确很远。我们足足走了两公里的路途，才到达了别墅区的深处，他指了指不远处的灰色小二楼，说，前面就是了。
这幢二层楼的建筑从外观上看，像一个穿了中山装的乡下老头，怪怪的。窗子上的茶色玻璃向外反射着暗淡的光，门口台阶缝隙里伸出来的杂草和墙体上攀爬的藤蔓显示出这里的主人是那么的孤僻，甚或不合时宜。楼顶上有几只呆头呆脑的鸽子在咕咕地叫着，它们仿佛对陌生人的造访感到很突然，拍打着翅膀，紧张地在上面走来走去，表现得有些忐忑不安。
走进会客室，一个举止沉静的男子接待了我们。他主动介绍自己姓刘，说话间伸出温暖干燥的大手，和我握了握。因为事先预约过，所以，没有多余的寒暄，谈话直接切入了正题。
张处长把厚厚的卷宗交给他，然后坐下来，点燃一支烟。趁着他查阅案卷的机会，我环顾了四周的陈设。房间里的办公摆设与我们市局的没有太大区别，铁皮卷宗柜、杂木桌椅，白色的吸顶灯发出嗡嗡的响声。我忽然注意到，在他的左手边有个精致小巧的玻璃杯子，里面有半杯牛奶，旁边还有两块面包片和一些细碎的面包屑。
半个小时过去了，刘主任终于合上了案卷，摘下眼镜说：“你们掌握的材料就这些吗？”
我抢先回答道：“就这些，能拿来的都拿来了。”
张处长用责怪的眼神瞅瞅我，说：“目前掌握的情况大致就这些，我们还在进一步侦察。这次来拜访，是受市局领导的委托，他们对这个案子很重视。我们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和你们做个详细汇报，二是从公安部门的角度，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毕竟案子有些特殊情况，我们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
领导就是领导，张处长说的话十分到位，话语委婉，言简意赅。
“我看这样吧，资料先放到这里。等我们仔细研究后，再与你们联系。”他说话时，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张处长的脸色忽明忽暗的，掐灭烟头说：“好的。另外，我们想侧面了解一下山口组的背景资料，不知道您是否掌握这方面的情况。”
“关于日本山口组，我掌握的资料也不多，至少我认为，在国内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一提起日本黑道这四个字，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长发，断指，全身刺青，并且参与许多犯罪活动的人士。在日本，山口组是规模最大的黑社会帮派，山口组来自ｙａｋｕｚａ这个词的音译，也泛指黑社会人物。”
“我这里有份基本资料，你们可以带回去，仔细研究一下。”他打开电脑，滑动鼠标后，把文档资料输入打印机。刘主任的面部特点酷似一个兵马俑，始终没有任何表情，即使说话时，也如此。声音浑厚有力，显示了中年男子特有的沉着。
“ｙａｋｕｚａ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当时用在形容一些特立独行的歌舞伎人。他们因穿着怪异，举止异常而受到注目。另外在日本中古世纪时，有所谓的浪人，他们经常流浪日本各地，并且烧杀抢掠，也被冠以ｙａｋｕｚａ之称号。在同一时期，亦有所谓町奴的形成，他们大致上是由商家、贸易商及招安后的浪人组成，目的主要为保卫家园以免被歌舞伎人所侵扰。而ｙａｋｕｚａ在此时也转换角色由邪恶至正义。从此之后，ｙａｋｕｚａ也被赋予了除强扶弱的印象。这也正是目前日本许多黑道人士希望被外界认定的角色，他们希望能拥有两百年前之老祖先町奴的称号，而非一些龌龊不入流的角色，虽然事实上他们因私人的利益已经危害到社会的安宁。在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３年间，Ｙａｋｕｚａ的人数已达到１８０，０００人，那也就是说全日本的黑道团体约有５，０００个之多，而黑道组织的增加也加速了地盘的争夺化，自然而然的，黑道社团的暴力事件也跟着明显起来。不过，在经由日本政府强力整顿后，黑道势力有递减的趋势。在１９８８年，根据日本治安机关的估计，黑道团体已减少至３４００个左右，黑道人数也递减到１００，０００人。”
中途，刘主任喝了口茶水，继续说：“进入２１世纪，为了避免治安机关的取缔，许多黑道人物开始进行漂白的动作，以组成公司团体并影响政坛，这些公司组织包括财团、房地产以及顾问投资公司等。在这一时期，这些黑社会背景的公司的影响力甚至可以撼动日本经济，在２００１年，日本政府终于决心大力扫荡黑帮势力，在同年日本国会通过一系列的遏止非法黑社会团体染指政治上或经济上的活动。这一做法也引起了黑社会的激怒， 最有名的例子是具有黑道背景的妇女们于东京的银座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行抗议等事件。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抑制黑道措施自然无法达到其应有的效果，Ｙａｋｕｚａ在日本社会仍持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近年来最有名的例子是，１９９５年的日本神户大地震。神户是山口组的故乡，在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未能做出最快速的支援，相反的，有别于日本政府的冷淡，山口组给予故乡的民众最大的支援。它不但尽全力提供粮食及民生用品，还给予灾民最大的救助。山口组此举不但使日本政府很难堪，也使Ｙａｋｕｚａ的公众形象有所改观。当然了，这种做法本身对社会的危害也相当大，是任何国家的法律所不允许的。”
“在兰桂坊画廊的地下室，我看见了一瓶子断指，难道他们每杀一个人就将死者的手指切下来吗？”我疑惑地问。
刘主任皱皱眉，很有把握地说：“你这个推测不太可能，因为断指的意思就是当一个日本黑道人物因背叛上司而请求原谅，或者是需要别人饶恕他的小孩时，他必须切断自己一根手指作为表示。在犯第一次时，先切断小指，以后如果再犯，就切断其他手指。在很多日本赌场内，有些人因欠赌债而无法偿还时，必须切断小指，这个处罚很冷酷，从此以后，他就无法握紧刀剑了，成了废人。
“说到山口组，可以顺便提到喜多郎，他和山口组老大的女儿结过婚。喜多郎，原名高桥正则，生于１９５３年日本爱知县丰桥的农家，高中时自学吉他并和朋友组成信天翁乐团，在俱乐部表演。而后加入宫下富实夫创办的‘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ａｎｄ’在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１９８４年，他和日本山口组老大的女儿田中由伎结婚，当时很多人认为和有黑道背景的人结婚是不智的选择。他们的儿子龙之介在１９８５年出生。几年后他们离婚了。按照你掌握的资料和罪犯画像分析，兰桂坊的老板肯定不是田中由伎，她和喜多郎离婚后一直住在东京，深入简出，淡出了江湖。由此看来，田中美作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侦察。好了，就到这儿吧。以后有新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们的。”
在大门口，国安局的刘主任和张处长低声耳语了几句，我没听见他们在说些什么，只看到张处长不住地点头，神色非常地凝重。
在车子里，我实在憋不住，问张处长：“处长，喜多郎不会也是黑道吧？我觉得，刘主任对案情的初步分析挺深入的，您说呢？”
张处长一听我的话，满脸不高兴地说：“这个案子不能看得过于简单化，他的思路是站在国家安全角度上说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查出凶手。其他的，你就不要管了。”
我机械地张了张嘴巴，把后面想问的问题统统咽了回去。老赵不止一次提醒过我，在单位干工作要时刻保持低调，不该问的事不问，不该想的事别想，不该听的事不要听。最最要紧的，是不要和领导犟嘴。
我记住了最后一条，其他的都忘了。唉，我又多嘴了。如果腿能够抬得足够高，我真想狠狠踢自己屁股一脚！
由于省公安厅开展百日严打活动，重案组的成员大部分被抽调到各地去扫尾。我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把脚扭伤了，只好请了一周病假，在家里待着。因为这个原因，我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突然之间闲了下来。
柳晓菲从黑河回来，车子刚进市里，就把电话打到了我家。她带着哭腔说：“小凯，我快想死你了。你回来，怎么不给我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