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正是我所想的。”
“这样，”大夫下结论似地说道，“我们还不能结束我们的敌对是吗？”
“很可能。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您喜欢罗马吗？”
大夫大吃一惊，回答道；“当然啦，定居罗马是我日思梦想的。”
在半个小时的交谈中，法官询问着大夫，发现他是个充满激情、专注、对一切都感兴趣的人。他不仅仅对一般艺术感兴趣，而且尤其对建筑更感兴趣。对体育他也不陌生，在发生意外之前，他是个出色的网球手，就是现在用他那只机械手他还能滑雪，尤其是长途滑雪。
法官觉得的确挺令人迷惑。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他发狂地爱她，也属正常，但是除非这爱不是强迫性的，只有这种性质方能使爱情演变成杀人犯罪。
一个有才气的男人为了爱去杀人，那么他所有的才智和体力完全被这爱的情感所左右、所控制，别的什么也不存在了。
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暇顾及其他，他当然可以同时继续他的生活，几乎是机械的，由习惯和条件反射所驱使，比如象他的职业活动。但是能象安德森大夫那样精力充沛地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和温布尔敦马上比武大赛感到兴趣吗？这样，皮埃托·莫利尼站起身来向大夫表示调查已经结束。他想：“这个人不是凶手。”
几天之后，莫利尼法官收到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刑警组织的调查报告。他从中得知，3年前安德森夫人在第一次住院时，是她自己诊断出是炭疽。正是由于她自己的诊断才及时救了她。因为医生不需要再对她观察，这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经过调查，人们发现安德森夫人的手套上染上炭疽杆菌。
但是炭疽杆菌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时，她丈夫作为斯德哥尔摩卫生学院的细菌学专家无论何时都可自由地到培植杆菌的试验室去，他本人也完全有能力而且获准培植杆菌。
今天，在罗马，在大学里，安德森大夫也具有同样的便利条件。
斯德哥尔摩侦探同时也汇报了他与安德森夫人的贴心朋友的对话。
侦探问：“您知道安德森夫妻曾有过感情危机吗？”
瑞典女人答道，她的北方人的冷漠只是表面的：“安德森夫妻感情危机人人皆知。露丝与大家共同分享她的欢乐和分担她的忧伤，而她丈夫却是沉闷的人，最后一段时间甚至很孤僻。”
“她毫无保留地跟您谈论过这些吗？”
“毫无保留，她甚至跟别的朋友也谈论这些。”
“但在这种情况下，她丈夫持什么态度？”
“他什么也不说，但我经常想他大概会很厌烦。不仅仅是由于嫉妒心理，而且是由于他妻子的亲昵举止。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狂热地亲吻他，叫他亲密的小名。您要知道男人们是不大喜欢这样的。”
“您最后一次见他们夫妻是什么时候？”
“4个月前，当他们来斯德哥尔摩的时候。露丝逢人就说一切全解决了。那时，我闪过一个念头，这大概是她丈夫为了得到安宁所设的一个圈套成一个诡计，除非他俩都同意问题已解决了这种说法，才能结束他俩之间的纠纷。”
“私下问问，您认为安德森大夫会杀他的妻子吗？”
“我不知道。一方面一切迹象都表明了对他的指控言之有理，另一方面又显得那么荒唐。”
安德森太太的父亲坚信他女婿是杀人凶手。
“我女儿对她丈夫同那个年轻姑娘的关系十分痛苦。她经常给我打电话。她跟我说她对她丈夫大吵大闹让他难堪。”
“她为什么不离婚呢？”
“她以为只是暂时的，然后当她知道他们的暖味关系威胁到她的婚姻时，她感到被人抛弃了，她的怀疑日益增长。她经常跟我说，她坚信她丈夫愿意见到她死，她还说，如果我突然死了，那一定是沃德马做了手脚。”
“但是您不觉得这个杀人案很荒唐吗？”
“恰恰相反，我觉得他如同魔鬼般的高明。”
安德森大夫年轻、漂亮的女秘书，他的情人却有一套截然不同的见解。象瑞典所有事业上有成就的女人一样，她棕色头发，身材苗条、轻盈，嗓音与她举止一样充满了激情。
“沃德马没有杀他的妻子，他不需要这么做。他完全可以等待有朝一日离婚，他知道我会等地。”
“那么您怎么解释安德森太太的死呢？”
“我想他妻子本人也是大夫，和他一样清楚杆菌到什么程度能引起生命危险，也十分清楚杆菌可以成为完美的杀人工具。另外她也是完全可以到她丈夫实验室去。露丝是个感情古怪而激烈的人。当她明白她完全失败了，她会产生极大的失望感，她对沃德马的爱变成了恨，同时也恨我。应该承认这一点，假如因她自杀而使她丈夫被判刑该是多么绝妙的报复！就象去年上映的一部叫《穿丝绸衣服的魔鬼》的电影一样！”
“那么，您认为她是自杀？”
“是的。”
“一次是用炭疽杆菌自杀，一次是用破伤风菌自杀？”
“是的。但是第一次她丈夫赶到她的床前，她大概对她的举动后悔了，她很快地说出诊断而得救。第二次，是在罗马，离我很远，我不知道内情。”
在罗马，皮埃托·莫利尼法官又一次传见了沃德马·安德森大夫。
“您为什么离开瑞典？”
“因为我们夫妻间的纠纷引起许多闲言碎语，别人给我推荐了大学教授的工作，我便接受了。如果有一天我要重新生活，我就得忘掉瑞典。”
“您妻子有过自杀的企图吗？”
“她有时表现出厌倦，但从没有提到过自杀。”
“她具有使她采取这种特殊方式自杀的办法吗？”
“她有。”
“您认为她是自杀？”
“很可能。”
“您认为同时她也有报复的企图？”
“报复？您知道露丝可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然后。大夫突然沉默下来。他前额布满皱纹，好象他想起什么，突然盯往法官说：“无论如何，有些事使我认为是可能的。一天，我们一同去看一场电影。片名叫……等等，让我想相……对，叫《穿丝绸衣服的魔鬼》。影片的女主人公采取自杀的方式使她丈夫以杀人罪判了刑。当我们走出电影院时，她对我说：‘就这样，我也得给你来这一手。’她喜出望外，好象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终解决办法。”
“这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皮埃托法官小声说道。
大夫一出门，法官就抓起电话。
第二天。当沃德马·安德森大夫出现在法官面前时，已经成了罪犯。他手上戴着手铐。
“为什么逮捕我，有新的事实吗？”他问道。
“一个细节……”法官解释道，“一个微小的细节不足证据，但足以说服我。您是罪犯还是无辜者到什么时候都可以证明。但是您的无辜意味着您完完全全的诚意，任何一个微小的谎话都会使您的无辜不复存在。但是您对我说了谎。《穿丝绸衣服的魔鬼》是去年在斯德哥尔摩上演的，而您和您妻子是今年回去的。您没与您的情妇联系吗？您大概联系了。因为她也跟我谈起这部影片。因此，如果您看过这部影片该是同她去看的，而不是同您妻子。如果这部影片给了启示，那不是您妻子的自杀而是您的凶杀。您心想：‘如果我杀了我妻子，杀人显得那么不可思议以致别人会寻找另外一种假设，必定会想到是借自杀来报复。如果他们想不到，只需向警察暗示。’”
安德森大夫耸了耸肩。他完全清楚出色的推理构不成证据。但在搜他身时，发现了一小瓶氰化钾。
“我能把这个当成供词吗？”法官问道。
“不。但是我认为只是由于缺乏不可辩驳的物证，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是清白的了，背上嫌疑犯的罪名，我的事业无论如何是完了。”
但是安德森大夫没有自杀，也没有招供。陪审团就象他所预料的那样，判定犯罪的证据不足，他被释放了。从此，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真相了。
穿不穿丝绸衣服无关紧要，反正魔鬼已经来过了。
遗忘症患者
1958年6月晴朗的一天，一个身穿栗色衣裤，头上系着纱巾、架着一副墨镜的漂亮女人走进她靠近海德公园的家。她叫若安·奥阿拉，是一位电视明星，全英国的人都认识她。她刚打开家门，年轻的女演员就吓了一跳：套间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粗粗一检查，发现她的獭皮大衣和首饰被窃。几分钟后。电话铃响了：
“喂，是可爱的若安家吗？”
“是我。”
“我很抱歉参观了您的家……就这样无礼地闯进了一位漂亮女人的套间。我知道这并不怎么得体……但是盗窃是我的职业……别怪我啊。”
一个外国男人的声音，口音很怪，用词不怎么得当，好象是个北美人。
若安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怎么答对。
“喂！西弗曼小姐？”
这次年轻的女演员又吓了一跳。
“您一直在听吗？西弗曼小姐？”
“我在听。”她终于说道。
“您一定喜欢我称呼您若安吧，”陌生人继续说道，“我理解您，叫您西弗曼不那么亲切，您大概是德国人吧，当然是犹太人了。所以我细心地保存了在您家里找到了两个护照……一个护照上写的是若安，另一个是西弗曼。您放心，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当然除非您不起诉。我甚至准备把护照还给您。但这是宝贵的文件，很值钱，您说呢？”
“您要多少？”若安问道。
“我不知道！我只是非常想见到您把护照亲自还给您。至于其他的，给3千英镑吧！”
“您疯了！”若安叫喊着，她生气地挂上电话。
不幸的是，日复一日，可怜的女演员家里电话声不断，同样的沙哑嗓音，奇怪的口音，同样的北美人的用词。一会儿是越来越大胆地献殷勤，一会儿是越来越急迫地要钱。若安的神经无法忍受这种无休止的折磨，她病倒了。而整个英国都将为此感到震惊。
敲诈者是这样一个人：伦敦，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有一个将近30岁的男人走进公共电话亭。他的头发是棕色的，高高的前额和他的目光说明他是个聪明人，右边的眉弓上有一道伤疤，鼻子笔直，双耳紧贴在头上，一直到上嘴唇为止都长得有模有样，可以算得上是个美男子，至于下边就很糟糕了，下唇往后缩着，没有下巴！
那男子走进公共电话亭，大概是在肯辛顿或切尔西还过去一点的电话亭。他从口袋里掏出红皮电话本，寻找着电话号码，一边望着玻璃门外的行人，一边拨着电话。
“喂？”一个女人的声音。
那男人正把硬币往电话要里塞，但是他没有继续往下做这个动作。几米以外的地方，两名穿制服的警察盯着他。他马上明白：若安报警了。这是第三次他在同一个电话亭里打电话。警察局有时间确定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男人放下电话机，一肩头撞开门，想逃跑。但是恐惧使他窒息，他喘着气、淌着汗，听着警察的脚步声，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完了。
以后发生的一切犹如一场恶梦：一个警察离开了，另一个警察站在他身边，他肯定是在等警车。突然，那警察的眼睛睁圆了，然后倒在马路上。那个男人跑了，他手上的手枪还发烫。敲诈犯成了杀人犯。
在英国人眼里，法律就是游戏的规则，人们遵守法律就象遵守桥牌或国际象棋的规则一样。不能设想掏出枪来讨论规则的某些条款。因为警察没有带武器，因此在英国杀死一个警察是不能饶恕的罪恶。拒捕而杀死警察将判处死刑。
躺在马路上的警察是普尔迪上尉，他身后留下妻子和三个孩子。整个英国愤怒了。1万7千名警察都投入了追捕凶犯的战斗。但是如何确定杀人犯的身份呢？目睹这一起凶杀案的行人说得不十分清楚；大约30岁左右，瘦削的脸，棕色头发，美国式蓝墨镜，穿着上衣，浅灰色运动样，鹿皮鞋。在人山人海的伦敦仅靠这点线索找到凶手是很困难的。
再说，凶手已藏了起来。他躲在克莱蒙旅馆4层的一个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百叶窗紧团着，房里充满了烟草味。一摞报纸堆在桌子上，旁边是一个空花瓶和堆满烟头的烟灰缸。墙上贴着一个穿黄色上衣的高尔夫运动员的相片，后边跟着戴黑帽子的检球员。在壁炉上放着一把刷子，一把梳子，几只小瓶和一杯还剩下一点点矿泉水的杯子。
那人穿着衣服横躺在床上，他睁着眼，瞧着他的手表。5点钟了，正是伦敦人挤公园喝下午茶的时间。但在这王子门街尽头的克莱蒙旅馆里却是一片寂静。除去他用耳机听收音机之外没有任何声响，收音机一直开着，几乎每分钟一次报告他的犯罪的情况，追捕凶手的初步调查以及最新的进展。
被追捕的男人得知人们在公共电话亭的电话机上和门上取得了他右手的手掌印，还有一个小小的电话本。笨蛋！他本来是拿在手上的，为了往电话机里塞钱才放下来的。自从他发现有两名警察盯上了他，就好象失去了理智，他不知遇他干了些什么。
那男人站起身来，把手放在嗓子上，他感到憋气。对那一瞬间的回忆犹如一阵激浪。他成了杀人犯，他杀死了警察，一个有3个孩子的父亲。他将被判处绞刑。他唯一的希望是警察查不出他的身份，但那个倒霉的红皮电话本……红皮电话本是伦敦警察署破案的主要依据。刑事部的警察仔细地分析着这个电话本。他们询问了所有上边记着名字的人。其中有几家酒吧的电话号码。一个酒吧老板说道：“啊，上帝，这很可能是米克·科拉多的本子。”
“他是谁？”
“科拉多？我想是个美国人。爱胡吹，他有一枝手枪，怪吓人的。”
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人……刑警部的人都警觉起来。在这个小本里，有好几个加拿大籍法裔的名字。如果是法裔加拿大人，那么就可以解释他那奇怪的口音了。警察立即彻底地搜查了在南奥普敦开往加拿大的沙克索尼亚货轮。所有的船员和500名乘客全部经过了检查。在利物浦的西尔瓦尼亚号船上也采取了同样行动。
伦敦警察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伦敦分部同巴黎和加拿大渥太华的国际刑警组织分部取得了联系：“我们给你们寄去的可能是法裔加拿大人的指纹，59年7月13日他杀死一名警察后潜逃，能否证明此人身份？”
当时还没有象今天那样的传真设备，因此几个小时后，在布尔盖特，指纹照片由警察中的摩托手传递。
凶手的指纹同指纹档案比照以后，发现一个叫贡塞尔·波多驼的指纹与凶手的指纹完全相同。此人1929年2月8日出生于柏林，单身，但有一个8岁的孩子姓他的姓。
人们在犯罪档案里寻找是否有更详细的材料，当档案寄到伦敦警察署时已经有相当厚的一沓子了。
先是一份加拿大骑警队1957年5月17日发往德国威斯巴登国际刑警组织分部的材料，有名叫盖德·波多驼的照片和指纹，该犯曾因多次盗窃被判两年徒刑，监禁在圣文森德保罗。盖得·波多驼1952年以德国护照移民加拿大。骑警队向德方询问此人在德国是否有前科。
威斯巴登警察局的答复：在西柏林联邦警察局收集的罪犯指纹里没有此人的指纹。1958年8月29日，加拿大骑警队向威斯巴登国际刑警组织报告波多刚被释放，现正乘七海号船回到德国，该船于1958年8月29日离开蒙特利尔。
克莱尔蒙旅馆的老板象往常一样给住客分发“每日邮报”。老板敲着15号房间的门。这房客名叫保罗·卡迈。他打开门，拿了报纸，道了谢。老板发现他48小时以来没有出过门。他没有刮胡子，神情疲惫不堪。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异常。
在他的房间里，百叶窗一直关着。那男人脸色苍白，两只手哆索着翻开“每日邮报”。报纸上的通栏标题是：已知杀死警察普尔迪的凶手身份；德裔加拿大人，盖得·彼多驼。
盖得·彼多驼！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他的真名实姓！
波多驼！他紧盯着这个名字，现在……他感到汗浸湿了他的前额。恐惧令他瘫软。波多驼！波多驼！只有这个名字，敲打着他的太阳穴，使他脑袋胀痛，他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床上。然后又一次瘫软地倒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闭上眼睛，等待着恶梦的结束。
调查一步步深入。确定了一个人的身份，掌握了他的外貌，并不意味着已经抓住了他。最好是有一张他的照片……根据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的要求，威斯巴登寄来了波多驼的照片及补充材料。
波多驼原是良家子弟，中等以上智力，性情和蔼。他很有前途。不幸的是希特勒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