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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惊叫起来：“售货？你们还宴售货？”
必须得明确交待，修道院的总管神父和另外两名当作“保镖”的神父在他们崭新的漂亮的小货车上零售香烟。在别的修士祷告时，他们偷偷地把香烟装上货车。买烟的大都是二道贩子，有时是些孩子向外地的游客成包或成条地兜售香烟。
受尊敬的院长神父随着审问的步步深入越来越不受人尊重了。但是尽管如此，他仍保持着贵族的腔调，好象为了取得谅解，他解释道：“手枪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我们曾多次受到黑手党的警告。他们对我们的秘密走私大为不满！认为是抢了他们的生意。”
审判长仍迷惑不解；“那为什么在卡车上看护死尸的人当宪兵打开车查时要掏枪？而您，当您听到院子里的枪声时，也试图从抽屉里掏出枪来？您总不愿意打死宪兵队长吧！从走私犯到杀死宪兵的凶手区别可不小呢！”
院长神父的回答令人不寒而栗：“审判长先生，谁知道宪兵背后是什么人？谁知道这些宪兵是真的还是假的？很可能是黑手党派来恫吓我们的。”
尊敬的弗斯戈神父和他的同谋犯以坏分子组织、走私和私带武器等罪名被卡塔尼亚法院判处5年徒刑……其他修士免予起诉。此后，嘉布遣会又一切恢复了正常。
四根毛衣针
木匠凡桑·阿尔戴被杀死在自己的房间里，结果他性命的是一根长长的毛衣针。发现这恐怖场面的女佣失声尖叫起来，警察赶到时，她已经喊哑了嗓子。那根纤细、闪亮的毛衣针不偏不倚刺进了她主人的心脏。
几小时后，木匠的宅子里挤满了利马警察局的警察。这桩奇案发生在秘鲁，时间是1962年。负责调查此案的是探长奥尔蒂，他的当务之急是询问那位吓破了胆的女佣。探长从她嘴里了解到死者无论是被害的前一天或更早以前从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争执，他性情文静，没有仇敌。他手头虽不宽裕，但也没有背上债务。他一生未娶，似乎也心甘情愿。总之，凡桑·阿尔戴是一位正直的木匠，如今已经年逾花甲，除了过几天安闲日子就再没有别的追求了。探长又调查了他的邻居，他们都证明木匠近年来深居简出，生活极其平静，绝看不出为什么会遭此毒手。而且凶器竟是一根毛衣针。
一定会有人看见凶手，因为阿尔戴住所周围向来是人来车往的热闹场所，但即便有人撞见过凶手，也不会把他认出来。可以推测凶手是男性，因为用毛衣针杀人非有一定的气力，动作还要准确、敏捷。至于其他情况，诸如罪犯的身高、穿着、年纪，都无从判断了。
奥尔蒂探长是个五十出头的快活的胖警察，平素最管不住自己的嘴，可这一次，他却在记者面前作了哑巴。几日的调查一无所获，他只得把这桩案于暂且搁起。
他对记者说：“我认为此案一定还会新的发展。如果木匠是挨了一刀、中了一弹死的，或是被勒死的，我还不会这样想。可是，用毛衣针杀人的人绝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凶手。他的动机一定非同寻常。这也许是一种带有习俗色彩的犯罪。总之，凶手必定是个怪人，他还会露面的。我等着他的消息。”
三个月过后，消息果然有了。
1962年8月20日，晚上大约8点钟，在夕阳的余辉中，一艘属于某家英国航运公司的客轮——“金轮”号由智利的圣地亚哥开来，刚刚在巴拿马靠岸，连接码头的踏板还未放稳，巴拿马警察便冲上客轮，穿过一段甬道，来到一位叫路易吉·阿尔瓦的统舱房门口。船长贴在门上的封条在警察局长的监督下揭了下来。虽然事先得到过无线电通报，局长还是惊呆了：一位六十岁上下的男子倒在舱房灰色的塑料地板上，一根明亮、细长的毛衣针笔直地刺进了他的胸膛。
“谁发现的？有人动过他没有？”
船长告诉警察局长，尸体是客舱服务员当天早上发现的，除随船医生外，谁也没有碰过尸首。而且医生也不过是证实了一下遇害者已死亡多时。
“有谁在船上见过这个人？”
“在利马上船的乘客登记单上有他的名字。登船时，大副检查过他的证件，他按规定办了海关手续。此后，昨天一整天，再没有人看见过他。”
和警察同来的法医检查了尸体，当他揭开死者衬衣时，见到一块不大的、已经变成深褐色的血迹。他翻开死者的眼皮，触了触他的四肢和肌肉，颇费了些气力才拔出毛衣针，没有出一滴血。这说明人已经死了三十六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局长皱了皱眉，问船长：“你们是什么时候从利马启航的？”
“昨天上午10点，一共航行了大约三十六个小时。也就是说凶手完全可能作案后又在开航之前下了船。”
所以，凶手不一定在乘客里，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局长对自己的最初判断更加深信不移：凶犯决不致傻到把自己困在一条他要作案杀人的船上！除非这起凶案没有预谋，或者只是一时性起犯下的。然而这显然是一起经过准备的作案，用警察局长的话来讲（他已经是第二位持相同观点的人了）：一种带有习俗色彩的犯罪。
两天后，当负责第一起毛衣针凶杀案的奥尔蒂探长刚刚获悉“金轮”号事件时，第三起案子又接踵而至。探长接到电话后急忙奔到现场——死者的家里。这次的调查同上次一样迅速：死者亚历山德罗·甘泊是一位靠年金收入生活的老者，六十岁，没有仇人，没有欠债，也没有放债，被害后房间里一应什物一件未少。一位邻居对探长说：“他是个猎艳老手。”
“您为什么这么讲？您认为可能是情杀吗？”
“哦！不，您不是让我提供情况吗？”
“他常和哪种女人来往？”
“轻佻女人。他手头好象很大方。”
除此之外，关于凶手的线索还是等于零。侦破工作毫无进展。奥尔蒂探长在记者招待会上满脸愁容，他还从没有这样垂头丧气过。
“我料到了他还会露面的。但我没想到他会这样锋芒毕露。”
“您不认为此案同‘金轮’号一案有关吗？”
“很可能有关。但我对那桩案子的了解不过局限在报纸上，并不比你们更多。我还在等巴拿马警察当局的报告。”
“您的确毫无线索吗？”
“我们有好几条线索。”
这句话可是探长先生为了不丢面子才说的。实际上，他确实没有找到任何“那总得让我们有点东西可写吧！您总会有些细节可供发表吧！”
“是的，”探长终于象是想起了一句俏皮话，“木匠和这个靠年金过活的今年都是六十岁。”
“是巧合吧？”一个记者问。
但是这一回，探长没有作答。他似乎从自己刚才那句话里得到了启示，正在思索着。他朝面前的记者挥了挥手，表示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他需要立即核对某个细节。他几乎是不假思索说出死者都是六十岁的。但他们的生日也相同吗？他查阅了手头的档案，结果吃惊地发现两位遇害人都生在1902年6月11日。以前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多奇怪的巧合。如果“金轮”号的死者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那么巧合就决不再是偶然的了。
1962年的9月，秘鲁正式加入了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总部设在利马。它受理的第一桩案子就是奥尔蒂手上的这一件。给奥尔蒂的答复是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发出的：“金轮”号死者路易吉·阿尔瓦生于1902年6月11日。奥尔蒂探长脑子里同时冒出许多设想。他终于有了可供思考的东西——一条线索。
遗憾的是；国际刑警组织的答复迟了几个小时，因为，这不，奥尔蒂桌上的电话铃又第四次响了：是第四根毛衣针，不过这一次刺穿的是一个妓女的胸膛。探长感到自己的推断立刻被推翻了：一个妓女决不会生在1902年，否则她早该停止出卖色相了。但他还是问了死者的年龄。从现场打来电话的警察嘲弄地打了一声口哨说：“她可是有把年纪喽！”
“总不致于六十了吧？！”
“这可说不定，探长。”
“见鬼！她有证件，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是！探长。在这儿：1902年6月11日生于利马市。”
片刻过后，探长来到那家不大正经的旅馆里的犯罪现场，他仅仅走了个过场，不过已经可以断定此案一定是这女人拉到的一位客人所为。一个在场的警察说：“算她背运，拉了这么个丧门星。”
奥尔蒂探长可不认为这是背运还是走运的问题，这桩案子决非事出偶然。他没有时间去推测罪犯的特征，这件事可以留到晚些时候再做，现在要紧的是设法阻止案件再度发生。为此必须拿到一份生于1902年6月11日的人的名单。对！应该去一趟市政厅。于是，奥尔蒂风风火火朝市政厅跑去，只恨再没有二十岁时那副腿脚。
在利马市市政厅，奥尔蒂对值班的女职员说：“警察局的。我要看1902年的户籍登记。”
“1902年有好几本。”女职员答道。
“我要看6月份的出生登记。”
女职员走进相邻的一个房间喊来了档案馆主任。这是一位须发稀疏的男子，他的头象一个硕大的肉球，经一位笨手笨脚的雕塑家三担两斧造出了一个鼻子、两只眼睛和一个下巴，而那张嘴巴是用铅笔后描上去的。
“您有事吗？”主任问。
“我是奥尔蒂探长，”探长不耐烦地说，“我要1902年6月11日出生的人的名单。要快！”
“当然可以，探长先生。很快就可以找到，您下午再来行吗？”
“我现在就要，听清楚了吗？我是警察局的。”
“现在我拿不出来，”
探长真的动气了，他绕过柜台，干脆命令那位主任把他领到档案室去。他很快找到了落满灰尘的1902年的档案终。这一年的4、5、6、7四个月专门有一卷档案。他自己动手取下这卷档案摊放在一张桌子上。档案馆主任不动声色地往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卷档案正好缺了1902年6月11日一页。
“这又怎么解释？”探长缓缓抬起头问。
档案馆主任的脸色变得铁青。
“没法解释，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五十年里，什么人都可能来过这里，有什么要紧？”
这一回，轮到探长注视这位主任了：他个头高大，强悍有力。大约六十岁的年纪。双眸中有一种奇特的火焰一现即逝，那是一阵强忍下去的狂暴。
“请问尊性大名？”探长漫不经心地开口问道。
“贝德罗·拉佐梅诺。”
贝德罗·拉佐梅诺眼睛里的狂暴几乎完全消失了……“您的出生年月日？”探长心不在焉地接着问，他隐约有个想法，但并不真的相信，不敢相信！他也没有时间考虑。
“1902年6月11日！档案馆主任忽然怪叫着扑向探长。
奥尔蒂的喉咙被掐住了，他艰难地拔出手枪，顶在对手的腰上。拉佐梅诺放开了手，他从喘着粗气的探长手中挣脱出来，跑去打开一扇窗户，纵身一跃跳了出去。接着，楼下传来一声深闷的巨响。女职员尖叫了一声，探长还在气喘吁吁。
前后不过五分钟时间。
贝德罗·拉佐梅诺的衣袋里装着1902年6月11日出生的十二位秘鲁人的名单。其中四位已经用红笔勾去，不用说，正是四位被害者。现在还剩七位。
奥尔蒂探长隐约猜到犯罪动机，是因为他深谙秘鲁文化，尤其是印加传说。他知道印加人认为生辰相同的人只能分车一个灵魂、一条生命线，因此，同一天出生的人死去的越多，在世者的寿命也就越长。贝德罗·拉佐梅诺于是利用工作之便列出了与他生日相同的人的名单。如果他如愿以偿地把他们全部除掉，便可以独霸一条生命线了。他正做着长命百岁的好梦。
至于他为什么看中了毛衣针，如果我们只解释说印加人祖先神圣的矛和匕首到他们这一代已经失传，亲爱的读者肯定还不满意。这里还有一点情况可以提供：贝德罗完全可以叫个“贝德拉”之类的女人名字，他是把做毛线活的好手，身上穿的毛背心就是他自己的杰作。关键的是，对于衰老，他怕得要命。
双排扣西装
纽约市警察局试验室主任芬尼探长正在为一起案子犯愁：16年来，有个不知姓名的人一直在四处放置炸弹，而侦破工作一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他一筹莫展，于是决定求教于布鲁塞尔大夫。这倒是有些缘故的，芬尼探长持有法学精神病学学士文凭，而布鲁塞尔大夫，则是对罪犯的犯罪行为颇有研究的精神分析学家。
一天下午，芬尼和两个警察携带着此案的全部卷宗来到布鲁塞尔大夫的诊所。这次研讨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会议之后，诞生了一种崭新的刑事侦破方法，成为侦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的内容披露以后，引起轰动，报界连篇累牍地刊载出评论文章，舆论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是，许多专家却投入了认真的研究工作。布鲁塞尔大夫后来出版了《犯罪精神分析学》一书，其中最重要的一章记载的就是这一案件。
芬尼探长来到布鲁塞尔大夫诊所当然抱有希望，而他手下的两个警察对于精神分析学却是一窍不通。他们不耐烦听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夫分析刑事案件，两个人心不在焉，不时地相视一笑，或者发出几声厌倦的叹息。总之，他们时这种侦破手段的可行性根本不相信。我们知道，精神分析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试图解释精神学无力解释的行为。其研究对象是隐藏的精神活动及其异常现象。由于精神分析学的许多根据看不见，摸不着，使引起多数人的怀疑和反感。这两个警察就属于这种情况。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不明白精神分析学到底讲的是什么，或者。按照精神分析学大夫的说法，他们是害怕这种分析方法有朝一日也会施用到自己身上。
布鲁塞尔心里明白，接待这几个来访者，举足轻重。他的诊断，既关系到他个人的声誉，也关系到他所从事的事业声誉。他于的这一行本来就经常叫人说三道四的。他也想得到，光凭着这几个警察掌握的零碎情况，迅速作出结论不啻是痴想。目前只有两样证据，一件是放置炸弹的那个“疯子”写的信，另一件是炸弹和炸弹碎片的照片。
故事要从1940年11月16日开始讲起。第一颗炸弹安放在爱迪生公司大厦内部。没有爆炸。几个干活儿的工人在窗台上的一个工具箱里偶然发现了它。炸弹外壳是一根铜管，里面塞满炸药。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炸弹外面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这是给你们的。”
这叫人颇费琢磨。要是炸弹轰隆一声炸了，灰飞烟灭，自然谁也无法得知纸条作者的用意，“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也无从受到敦诲，故此，可以设想，罪犯要么丧失了理智，过着一种行为与现实差距甚远的超现实生活，要么只是开开玩笑，吓唬一下爱迪生公司的人，爱迪生联合公司负责为整个纽约城提供电力，雇有几千职工，为几千万用户服务。向公司表示不满、为这样那样的纠葛抱怨的不乏其人。有文字记录的恐怕也有上千例。倘若到档案堆里一页一页地去查找谁有可能放炸弹，这工作之浩繁确乎令人生畏。幸好，罪犯在放置了第一颗炸弹以后消声匿迹了。警方乐得中止了调查工作，报界甚至对此只字不提。
好景不长，几周后，爱迪生联合公司司总部大楼里又发现了一颗炸弹。这次是塞满炸药的一只毛线袜子，它当然也能爆炸，只是威力甚小，顶多是制造一场虚惊，这种鬼把戏好象还算不上复仇的手段。
1941年，美国向轴心国宣战。这件事被搁置在一旁，假如没有以后发生的事，这件事也许就永远地被人淡忘了。
战后，恢复了和平与平静，放炸弹的人却又闹腾起来，1950年圣诞节前夕，《先驱论坛报》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匿名信。信是从西彻斯特发出的，内容是手写的大写字母写成的，用的是一张普通信纸：
“我病了。爱迪生公司为此将追悔莫及。他们犯下了卑鄙罪行，是要后悔的。作为警告，我将于近期在剧场的座位底下放量炸弹。
F。P。”
F。P。履行了诺言，在此后的几年当中，他那整洁的字迹。F。P。的签名，和每次值中都提及的“卑鄙罪行”，接连不断地出现在警察局的刑事档案里，警方采取了谨慎措施，禁止对罪犯的活动作任何宣传张扬，这种事如果闹得满城风雨，会诱使一些穷极无聊的人模仿罪犯的行为，有些嗜好恶作剧的，还有一些疯子，也会趁火打劫，都将给侦破工作带来意料不到的困难。
不过，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