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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里没有动静，他已经走到门口，贴着门边朝里面张望，没有看到人。
“请你再好好想一想！你是在为一个日落西山的国家，和一个低劣的民族，为一个抛弃你的政府，白白送死！”
还是没有回音。
又等了一会儿，原田急躁起来，继续喊道：“你再也不能回去了，你的假意投降并没有作用，你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废人，只有跟我合作，你的生命才有价值！”
没有回答，一名日军忍不住了，端着步枪冲进房门，一声枪响过后，他的尸体倒着摔了出来。
原田真的愤怒了，他挥手让手下向书房里进攻，自己也忘记了这样近距离面对面枪战的危险，直冲高城藏身的那张书桌而去。
他怒吼着，已经忘记了要说中文，在最愤怒的时候他脱口而出的只能是自己的母语。
“傻瓜！混蛋！无耻低贱的肮脏民族！你会死得轻如鸿毛，没人知道你的牺牲，没人在意你的死活，你将死为叛徒，任人唾弃，你愿意这样死吗？回答我，高城！”
回答他的只有子弹。
高城从书桌后面跳起来，擎着仅有的一支枪击倒了最前面的两名日军，然后众多枪口一齐击发，乱枪把他打得向后飞起，摔在那一丛早就摆好了的白玫瑰里。
巨大的轰鸣声过后，原田才冷静下来，命令停止射击。他走过去抓着高城问他同党究竟都有谁，但是高城已经没有了呼吸。一片玫瑰花瓣飘落下来，轻轻停在他的胸口，于是白玫瑰变成了红玫瑰。
原田坐在被打得剩下三条腿勉强支撑的椅子上，吩咐士兵彻底搜查，那幅赵孟黻的真迹说不定就藏在这间书房的什么地方。
一名士兵问他如何处理尸体，他狂躁的吼着要找到字，因为找到绝世真品就能平息上司的怒火，也可以抵消自己没有从高城身上挖出情报的过错。
蔡之章最宝贝的书架被砸得粉碎，脱落的墙皮后面露出隐蔽的保险箱。日军士兵们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不破坏箱子里东西的情况下，砸烂了金属门。
原田被请过去验看，那里果然躺着一幅卷轴，和高城献给自己的赝品一模一样，他狂喜着叫人立刻取出来辨别真伪，但那卷轴刚被挪动便露出后面连着墙体的一条金属线。
“不好！”原田来不及说完整这句今生最后的话。
卷轴上的金属线引爆了砌进墙体内部的炸药，整个小楼在巨响中四散纷飞。
看见爆炸的时候，袁朗正打算上前去像马小帅一样买通那个伪警让自己过去，但还没来得及说上话，烟雾火光便吸引了当街所有人的视线。
伪警们更加奋力的驱赶着看热闹的人群，袁朗被挤向远处。
一双手伸过来把他拉开，扭头看时，是那个每次见到都要让他发笑的许三多。
可是今天他笑不出来。
许三多摊开手掌，将小纸卷给他：“高营长叫我给你的，重要情报！”
袁朗走进吴哲的花店。太阳已经西斜，花店早早的上了门板，挂上东家有喜停业三天的牌子。
他坐在满屋满架的花丛里，展开高城留下的纸卷。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再见。
这不是什么重要情报，但是对于他来说，又非常重要。
他捏着那两个字，抬头望去，夕阳把金色的阳光射进他眼睛里，晃得他都要流泪了。
那天晚上在苏州河桥下，高城问他难道不担心自己出了上海会更危险，他回答说：“不是我不担心你的安危，因为我们迟早有一天都会死，都会死在自己的战场上。”
高城说：“那你告诉我真名呗，还有你是哪儿的人，家里都有谁，在哪儿参的军，以后要是再想找你，我得有点线索啊。”
袁朗说：“我的真名就叫袁朗，老家在西北。不过你要是跑到军统局去问，一定查不到我。”
“那我怎么才能找到你？”
“你就问白玫瑰。”
“不是野玫瑰吗？”
“本来是白玫瑰，后来大家叫顺口了，改不掉了。”
“你们上海站的人代号都这么娘们唧唧的？”
“当然不是，吴哲叫汉高祖呢。”
“齐桓呢？”
“杨贵妃。”
“你们站长呢？”
“白娘子。”
“……”
“好了，你不用来找我，我会去找你的，不管你到天涯海角，凭我们的鼻子和眼睛，总能找到你。”
袁朗又想起那天晚上分手时高城回头冲自己的一笑，现在他才明白缺了点什么，高城那时候没有说再见。
三个月后，一队日军趁着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便整装出发，经过租界岗哨，出示了证件和文书，正式进驻租界。
他们的步伐将租界内的居民从睡梦中惊醒，人人不敢开门，只是从窗户里向外张望。
许三多推着三轮悄悄远离了日军将要经过的街道，上车远去。
史今正在教堂的院子里教一群孤儿们识字，伍六一进门后将纸条塞给他。
吴哲仍在花店忙碌，齐桓拉着棺材穿街过巷。
古玩店的密室内，铁路将一纸文书递给成才，对他说：“从今天起你正式成为军统上海站的特工，你的代号是胡杨。”
成才的领带上别着袁朗从高城手中接过的领带夹，他看过之后将文件还给铁路，铁路就着桌上的油灯将其烧毁。
袁朗穿着平时那身招牌似的白西装，站在街口，
（全文完）
番外＇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叫成才，但这不是我的真名，我的真名叫胡杨。
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我爹曾经是富甲一方的财主，本来我会在那里长大，到16岁家里会给我说门亲事，找个邻村财主家的女儿给我做媳妇，过门之后要是她生不出儿子，那就要娶个二房，我爹就有二房，但我不是二房生的，我娘在她四十岁那年有了我，作为小老婆的二房反而没能再给我爹添一儿半女。
后来我没能娶上媳妇，16岁那年家乡有一些人宣传什么无产主义闹暴动，搞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把我们家的田占了，房子也占了，我爹娘被揪出去任人唾骂捶打，有人在宣判大会上宣布他们的“十条罪状”，然后推到河边小树林里枪毙。
我就这样成了孤儿，也成了穷光蛋。
村里以前都怕我的孩子都敢欺负我了，我发现其实我竟然根本打不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们曾经假装害怕我是因为我家是财主。
我成了流浪儿，只有许佃户家的小儿子许三多对我还和从前一样，还是冲着我笑，被我挥一挥拳头就吓得要逃，还会在我没饭吃的时候偷偷塞给我半个高粱饼子。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对一个动不动就欺负笑话他的人那么好，他说我让他叫我成才哥，所以我是真正跟他亲的人。在他眼里，我可能永远都是成才哥，我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解释，虽然不信，但是又由不得不信。
据说后来闹暴动的红色军队被政府军给打跑了，于是富人们重新夺回威严和生杀大权，只是我没有看到这一天，17岁那年我和许三多离开家乡，随着大队的人流，盲目的漂泊到上海。
起因只是由于吃不饱，红色军队占领了村子可没过多久开始内乱，上面派下来一些领导人把很多参与搞暴动的元老们屠杀殆尽，残酷程度丝毫不逊于政府军对他们的围剿，于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青壮男人被杀了大半，田地无人耕种，又逢灾年，于是遍地饿殍，民不聊生，我和三呆子商量好要出去谋生，于是背着他爹，找了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深一脚浅一脚跑出了从未离开过的家乡。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去。
上海很大，大到让人觉得你永远走不出她的地盘，上海其实也很小，小到以我和三呆子口袋里那几个铜板，只能呆在棚户区深处最小最窄的房子里，挤在一张床板上勉强度日。
一开始我们找不到活儿干，只有在码头上做苦力，三呆子个头小，可很有力气，一天下来比我多挣一倍的钱，我是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的，扛了两趟麻包肩膀就疼得要命，只好坐下来喘气，于是我挣的那点钱只够买一个馒头，三呆子买了两个馒头一定会分给我半个。
码头的活儿不是天天有，薪水少得可怜还要孝敬老大，青帮洪帮斧头帮，大大小小的帮会势力将偌大的上海瓜分成零散碎片，我们只有在这些碎片的缝隙里存活，举步维艰，有时只能饿肚子，喝凉水，看着邻居家里的炊烟闻着隔壁锅里的香气，躺在床上做白日梦。
我决心要赚钱，要出人头地。有一天路过租界的夜总会，看到墙上贴着招聘服务生的启事，就大着胆子去试了试。经理嫌我土里土气，但是看在我长得不错的份上，留下了我。后来我又找了个机会，把三呆子也弄了进来。
当服务生不用累得浑身臭汗和在睡梦中胳膊腿抽筋，但是那并不是轻松的工作。我们只是穿了一身体面些的工作服，伺候各色各样难伺候的先生太太，客人们大部分都不讲道理，他们觉得花钱的人永远有道理，于是我们永远没道理，永远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三呆子对这些似乎没有太多感觉，他总觉得能在这里工作已经是天堂，眼睛向下看，和那些吃不上饭的小乞丐比起来我们是幸福的贵公子。
我和三呆子完全不一样，我可不想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人活一辈子总要有一点成就，即便不是大富大贵，起码也得衣食无忧，没本事的人还能盼点什么呢？
在发愁如何出人头地的时候我认识了袁朗。这家伙没我长得好看，个子也没我高，用我们领班的话来讲就是瞧不出他哪里值得太太小姐们如此着迷的，然而就是有很多小姐太太为他着迷，甚至争风吃醋。另一些小姐太太会冷眼瞧他，从牙齿缝里挤出一两句不屑的言语，可是她们看他的目光都是钉子一样的，恨不得钻进他肉里，那是一种得不到的嫉恨，或者说，自命清高。
因为袁朗是个专门陪女人找乐子的男人，跟我们夜总会的舞女一样，我头一次听说这种行当男人也能做，并且能做到身价不菲的地步。袁朗浑身上下的穿戴无一不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顶尖货色，年轻的年老的、富商遗孀名媛闺秀们，不管是真的寂寞还是要赶时髦，都会一掷千金的在他身上投下自己的一标，原因无他，听说和袁朗在一起就能给她们带来快乐，Rou体的精神的，当年我才不懂什么是Rou体什么是精神，我只看到袁朗吃喝穿戴行动坐卧都是我的梦想。
于是我对他死缠烂打，点头哈腰，阿谀谄媚，想要求他教我如何做一个受女人欢迎的“小白脸”。可他似乎对于三呆子更感兴趣，从不掩饰对那根木头的喜爱和对我的不屑，没关系，我知道做他那一行许三多下辈子都没希望的，早晚我都会成为袁朗的徒弟。
后来，等我真的成为他徒弟的那一天，我才发现，我一直在追求的东西，原来根本不在他那里。
袁朗表面上是个靠女人吃饭的面首，实际上的身份是军统局设在上海站的特务，并且在上海沦陷后，成为站长手下得力干将，特别行动队队长。
我凭着杀死一名日本奸细而得到他的信任和赏识，由于许三多的原因，我险些与后来的命运擦肩而过，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当他故意让我将从德国女士那里取走的包裹打开来看的时候，只是想要试探我，如果我真的想将这些能够证明日军侵华暴行的照片去送给那个奸细的话，埋伏在废弃工厂外的齐桓会立刻一人一枪将我们击毙。
事实证明，我注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当我打开铁盒发现照片的时候，我看见了我自己和许三多，我们被绑在木桩上做靶子任日军士兵比赛刺杀，我们被割下头颅吊在绳子上作为战利品展览，我们被炸成四分五裂的残肢断臂和骨头内脏，散落在一个我没去过的城市街头，我们的血漂在长江里，和着浪花拍打堤岸，我们的身体被无数子弹洞穿，被丢进土坑里活埋，我们的妻子被剥光衣服轮番QJ，我们的孩子被挑在枪刺上四处招摇，如果我在家乡看到的政府军与革命军的自相残杀是一种残暴，那么照片上的场面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地狱。
恶魔制造了地狱，上海沦陷时我们便见过恶魔，被扇过耳光，也被盘剥过财物，我也见过有人因为拒不交出手指上的金戒指而被刺死，如果一个人的血足够染红他脚下的土地，那么照片中的血已经遮漫了天空，浓烈到能够渗入眼睛。
我生平第一次杀了人。杀人很简单，只要你有足够的恨和恐惧，我不清楚当时我杀死那个日本奸细的时候究竟是恨多一点还是恐惧多一点，我只知道我不怕杀人，从来都不怕，只要杀的人该杀。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是生活给我的启示。爱你爱的人，恨你恨的人，怀着这样的信念我加入军统上海站，一年以后，我成为一名正式的特工。我的代号叫胡杨，但这不是我的真名，我的真名叫成才。
我不知道我更喜欢哪一个名字，我的真名用来当作掩护身份的工具，而我的代号则成为我和同志见面确认身份的标识。成才只是人们看到的我，胡杨才是真正的我。
队长是西北人，他对我说，胡杨是生长在戈壁的一种树，它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这样的一棵树，从出现到消失的时间比我们国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要长，他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明白，他是希望我忠诚。
我的忠诚在上一名代号胡杨的特工尸体上生根发芽，这个名字像是一记有魔力的咒语，落在谁的身上，谁就会变成一棵树。
从此以后，我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高城死了以后更加如此。
高城是个想要当特工而屡次失败的人，虽然在前线战场上他可以算作战神。我的队长偏偏对这样一位连忍气吞声隐瞒自己真实意图都做不到的人再三关照，起初我觉得他在同情高城，后来才明白绝对不是。
他为了营救被日本人严密看管的高城，居然去做一名特工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天真的想要用一己之力将高城送出上海。他受了伤，高城最终还是回到了日军的眼皮子底下。换作是我恐怕要与此等愚蠢之人划清界限一刀两断，然而据吴哲讲，没过多久队长又智商直线下降为零一般的屡次拖着带伤的身体去和高城见面。
后来队长说我和他很像，我想大概换了我，而高城是那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三呆子，我也会那样去做的。
日军派兵进驻租界的那一天，我加入了军统的秘密组织，而三呆子还无忧无虑的蹬他的小三轮。他对于我一贯的早出晚归习以为常，顶多就是诧异的看我频繁往家里带上好料子的衣服、上海滩最新式样的鞋和光闪闪的手表。从最开始的坚决反对我从事“小白脸”这一非常实惠然而有损尊严的行业，到后来的无奈默认，许三多长大了，他变得好象有心事，而我忙于投身特工的任务，从没有好好为他着想。
后来的某天，我终于知道许三多心目中的偶像，屡次与我们合作的盟友，租界探长史今是一名GCD。其实我早该发觉，他那样的人怎么可能不是GCD，即便他以信教为掩护，来解释他的爱心泛滥和忧国忧民，然而单纯的牧师或者教徒是不会鼓励穷人们以改变生活来寻找希望的，基督告诉自己的子民要有爱，可没说他的子民面对不平等和暴力可以反抗。
我开始怀疑许三多其实早就被史今拉拢到自己的阵营里，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瞒着我。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非常恨他，恨他竟然与史今结下可约生死的同盟，却对我守口如瓶。如果我真的令他如此失望，那么我会离开。
那段时间我不想回家，反正晚上我也不缺住的地方。把我看作是儿子一样宠爱的太太们会在饭店里留下房间，一有空就摸过来要我陪她们。有一次我竟然同时跟两位夫人周旋，先是将一个钢铁大王的遗孀糊弄走，转身便被前国民政府某前任部长的原配堵在屋里。
年纪大的太太们其实并不需要我给她们鱼水之欢，只是要聊遣寂寞。我发现我也可以让有钱的女人一掷千金了，然而那并不快乐，我失去了永远唯我是从的三呆子，他的心里现在已经有了别人和更伟大的事业，是啊，谁说GCD的事业不伟大，他们的理想越天真，他们的能力就越强大，只有许三多那样的傻子才会跟他们走。
我第一次数夜不归之后，三呆子跟我翻脸，吵了一架，他仍旧相信我是真的去做那份“有前途”的职业了，于是我俩为了孔小姐送的一块手表动了手。被伪政府欺骗的工人们被偷运出上海送上前线充当日军的劳工，大部分九死一生，而我还在和替鬼子充当招聘机器的孔家继承人耳鬓厮磨，并且据不悔改死不回头，这当然值得他给我的一拳头。我尝到了愤怒和失望，伤心和鄙视，于是我也打回去，只是我不能怒吼打他的真正原因——为什么你背着我加入别人的阵营？
挨完打我就直接去赴孔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