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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完打我就直接去赴孔小姐的约会，那一天她特地摆了酒让我和她表哥见面，将我的面首身份和她的坚定意志说清楚。她表哥倒也相信了这个解释，但仍旧冷着脸与我杯酒释恩怨，我装出受宠若惊的样子，饭后还殷勤的为他斟茶把盏，趁他们没注意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包夹竹桃花混在茶叶里倒进了茶壶。
当天夜里，孔小姐的表哥心脏病突发去世，临死时没受太多痛苦，我觉得便宜了他，他本该同那些累死之后扔进土坑的劳工们一起活埋。当然这没能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医院认定这是正常的心脏病发，孔小姐曾经无意中跟我提起她表哥的心脏不太好，于是我才想到下毒。失去了男人支撑的孔家立刻风雨飘摇，只知享乐的孔小姐没多久就变卖了工厂远走他乡，临走时她还对我有些恋恋不舍，我撒娇耍赖要走了她的一只绿宝石戒指，回去让吴哲将一颗毒药藏进戒托里。
从此我有了致命的凶器和自杀的工具，吴哲曾经笑言，说我和队长都是天才的杀手，怪不得能做师徒，队长的一把匕首从没有漏掉过一个汉奸和鬼子的性命，而我杀人从不用刀，想让人死的办法成千上万，你多恨他，就会想出多么残忍的手段，你多怕他，就会想出多么巧妙的计策。
许三多能够闻到我身上的血腥味，我身上并不是真的沾染了血，他总说我的眼睛杀气腾腾，判断得极其准确。每次我杀了人，他似乎都能感觉到。
半个月以后许三多终于绷不住了来找我，他说自己错了，不该和我翻脸，我感觉到他可能知道了什么，可回家后只见他傻乎乎的做平时那些事情，又让我迷惑。我不能断定是不是他也猜出了我的身份，所以才要与我和好，我期望是这样，可又害怕是这样，因为我很想他能明白我不是个见死不救的自私鬼，却又怕他是出于某些目的才来收拾我们的友情。
因此我表现得喜怒无常，从太太小姐那里承受的压力也一股脑发泄在他身上，他果然从此打不还口骂不还手，我终于确定了，他一定知道了我的真正身份。
我想去问队长，然而他也正沉浸在高城牺牲的痛苦之中。几天不见他憔悴得厉害，据说刚刚被站长训斥过一顿，因为他试图穿越日军的封锁线去蔡公馆的遗址里寻找高城的骸骨。我没敢去打扰他，其实我也曾经路过那片废墟，也大着胆子张望了一下，只见断壁残垣在风中发抖，不见任何血迹和肢体的踪影。
后来再次见到队长，他已经活了过来，换了一副样子，又挂上慵懒的微笑，穿上最风流的白西装了，可他不再是我的同行，因为他笑得多开怀时也有苦涩，他说女人是不会再喜欢他了，还是暗中来去更好。
反正他也有了接班人。我如今是名媛贵妇的宠儿，其实很多女人不见得多么喜欢我，可是一个两个有名望地位的太太将我捧上天，那么喜欢赶时髦的上海滩就一定会争相效仿。
可是我不幸福，我本来期待的生活是赚大把的钱然后把女人抛在一边，去和三呆子过富人的日子。然而我陪别人笑别人也对我笑，却唯独不能让许三多对我有多少好感。
他仍旧鄙视我的职业和我的假面孔，时时刻刻在企图说服我回归正途，除了他一如既往的关照我的生活，把家务活干得井井有条，我很奇怪为什么他要替史今跑腿却还能做那么多事。
我只好对女人应接不暇，为上海站那一点点隔靴搔痒的暗杀行动而服务，相比GCD们的浪漫天真，我们又何尝不是飞蛾扑火。
队长在刺杀一名日本军官时受了重伤，他当时一定是不想活了，才会面对四只枪口毫不闪避，只为了抓住击中目标眉心的机会。
我听见枪声冲出来时，齐桓等人已经把队长抱上了接应的车子，我看见队长的一身白衣几乎红透了大半个身子，除了司机，剩下两个人四只手都堵不住他胸部和腹部的伤口。我让他们立刻撤走，去找医生。齐桓很担心我，怕我出现在这里会被牵连，但我告诉他我得留下来，好收拾残局，替他们清理掉蛛丝马迹。
后来的事情虽然不太顺利，但我毕竟没有生命危险。日侨俱乐部发生枪击血案当然是重大事故，可被抓起来审查的人不止我一个。那天晚上我回到案发现场，杀死了还残留口气的日本宪兵，擦掉指纹，关死房门，最后从窗子溜走。
等到日军大队人马杀到时，我早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正在和亲日的女实业家顾太太亲热。等我被破门而入的日军抓走丢进宪兵司令部黑牢里审问时，顾太太还来探过监。我搂着她的大腿鬼哭狼嚎，像个吓坏的孩子般楚楚可怜，几天后我被保释，当然谁也没能从我身上查出什么，我是个见钱眼开的小白脸，没谁看得起我，日本人更是如此，他们决不会想到我是漂亮的恶魔。
出狱后的第二天，能够监听电台的吴哲说，日本人打算在太平洋的美军基地发起一场袭击，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太平洋距离我们有多远，我只是觉得，只要不在我们的土地上打仗就是好事。看着吴哲热锅蚂蚁般的急着要将这个重要情报传递出去，那样子颇像天要塌下来一般，后来我才知道，吴哲曾经在美国留学，他对那个国家的人，是有感情的。
可惜这个消息到底没有传递出去，但也或许是传上去了却没人相信。不久以后，遥远的太平洋美属群岛上便遭到了喷有太阳旗图案敌机的侵略，历史证明，这场偷袭最终导致了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灭亡，可对于那时候生活在上海租界内的我们来说，这实在是一场几近灭顶的灾难。
租界的撤销意味着我们长久以来赖以撑腰的保护伞消失于空气之中。虽然在这之前一段时间，由于已故少佐原田真一的建议，日军已经派遣了一个中队进驻租界，但那个时候日军在租界内还不敢乱来。
现在好了，租界孤岛在历时将近四年的围困后，终于成为了另一个南京。所幸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没有发生，那种攻克一座城池然后非要用杀人才能来排遣的激情在日军身上或许已荡然无存，我偶尔能听到来自外埠的一些消息，说日军在国内战线过长，已露颓势，中国实在太大了，而日本又是一条渺小的贪吃蛇。时隔四年，他们的刺刀也许杀得没了刃，可中国依然在那里，千疮百孔、遍体鳞伤、苟延残喘着，可是她还在那里，日军投下无数炸弹进行了无数次屠杀和劫掠，都没能让她的土地改变分毫。于是，他们和我们都疲惫了。
在上海外国人能撤离的早就已经买了船票远走高飞，留下来的大多数还是中国人。昔日热闹喧嚣的仙乐都萧条了很多，圣马力诺教堂的牧师们将偌大一份产业留给了黑头发黑眼睛的本地修士，所有人的住所被彻底搜查，我好像回到上海沦陷的那个晚上，当时还有三呆子高城等人陪在身边，时隔几年，他们有的死了，有的一直下落不明。
我和许三多的家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但这不妨碍我们俩假装无知的中国猪，日军现在对掠夺财物更感兴趣，于是我从太太小姐那里得到的名贵衣料、名牌手表和新潮皮鞋被席卷而空，那枚绿宝石戒指被我藏在手指缝里，变魔术一般的躲过了搜查。许三多还是一如既往的一贫如洗，他唯一与从前不同的是在鬼子破门而入时尽量站在我前面，试图要保护我，我看到他面对刺刀很明显的是在颤抖，可他的脚步却不挪窝，整个人牢固的颤抖着，我不禁偷偷摸了一下自己的心跳，竟是如常般平静。
三呆子会在需要他拼命的时候拼命，即便筛糠成了面条也能一瞬间冲出去，我不会筛糠，一旦筛糠了那就真的是末日将近，不会有活命的机会了。
鬼子抱着满满腾腾的收获离开后，我和许三多默默的把家收拾一遍。依然是我干的少他干的多，他说我用自己那些私房打发走了鬼子，那么理应他多干一点，因为他有的只是力气。
我把拎着扫帚的他抱住，他也伸手把我抱住了——扫帚却没撒手。就这样抱了整整有十分钟，谁也没说话。他的心跳慢慢平静下来了，我以为他会有话对我说，可最终还是选择了缄口。
许三多在很多人眼里是个呆子，连我都叫他呆子，然而我知道他不呆，他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执著，例如和我的交情，怕是一辈子也掰不开的了，可是又例如他可能投靠的那个党派，或许也是一辈子都无法改变的。我知道我和他的较量将持续下去，直到我们中的一个人从世界上消失。
当天晚上我就冒险溜出去看望队长。他做过手术后从医院被转移到一座别墅的地下室养伤。那栋别墅是一位来中国避难的俄罗斯贵妇的财产，我与她在夜总会见过几次，后来租界沦陷她又只好继续向海外流亡，将别墅留给她在上海最信任的朋友——铁路照管。
由此我才明白我的站长铁路长官，以数种身份混迹于上海滩各界。或许他今天上午会坐在古玩店的经理室内给前一天送到店里估价的青花瓷瓶作鉴别，下午的时候则出现在外国洋行的股东会议上，到了晚上，可能他会脱掉名贵的西装指挥站内行动，如果没有行动他就要在政客名人扎堆的上流社会沙龙内虚度时光了。
俄罗斯贵妇就是和他在某沙龙上一见如故，如果日军没有占领租界，那位太太说不定已经以身相许了。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站长也是干那一行的，他从不主动和女人搭话，但有一些女人却狂热的崇拜他。
我去看队长时，他还睡着。由于天气潮热，身上只盖了一条薄薄的毯子，露出缠满绷带的上半身。他一定是在做梦，并且一定是个美梦。他的嘴角翘成一个好看的弧度，像我在夜总会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这个小小的弧度足能勾魂摄魄。我甚至想要模仿他的笑容，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坐了一会儿后队长醒了，他的美梦也做完了。他一醒来就像从天堂掉回凡间，伤口的疼痛和天气的潮热让他无时无刻不在轻轻蹙眉。
然而他还是对着我露出微笑，夸我在他重伤之时冷静的将任务完成并掩护同志离开。我问他是不是当时想死，他愣了一下，啼笑皆非，险些把伤口给撑裂，他说自己怎么可能会想死，鬼子还没有被赶走他怎么能死。
我自知失言，可看着他虚弱的样子，又像是个病入膏肓的人在安慰亲友说自己一定振作。我一直将他当作我的楷模，他也曾经坦言我像是十年前的他，可现在我很怀疑自己的这份“信仰”，如果队长真的因为高城之死而失去活下去的力量，那么我该怎么办？
我只知道，如果许三多死了，我不会寻死。不管队长和高城之间的情谊有没有我和许三多那般深厚，他都不应该比我更堕落。
那天正赶上护士给队长换药，他身上的枪伤真不少，新的老的加在一起少说有五六处，拆绷带时他疼得险些晕过去，由于躲避日军的搜查而被转移数次，他腹部的一处伤口感染发炎，这些天一直处于低烧之中。
我帮助护士扶起他的身体，我感觉到尽管他疼痛难忍，但心跳却比我的还要平静，还要稳，他痛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却坚持在向我传授最后一招降服女人的绝技，我问他最多的时候曾经同时和几位太太小姐纠缠不清，他说自己能力有限，只会集中精神对付一两个，要破纪录还得指望我等后辈，再说，今后自己也无法再干这行，因为没有哪位小姐太太看到自己这一身的伤疤而不害怕起疑的。
他肚子上那个发炎的伤口几乎要烂出一个洞了，腰部肿胀得厉害，由于形势恶劣即便是上海站也难在短时间内弄到消炎药。于是他就只能咬牙等着，这样他还能梦见让他笑出来的事情，于是我只好相信他并不想死，他只是想战斗。
从樱桃别墅出来后我直奔玛丽医院。那里有一个我在仙乐都认识的中年女医生，她已经向我暗送过好几次秋波，然而我当时完全无暇她顾，只能暂且应付几位相对来说更有权势的阔太太。
今天我想起了她，于是在她的诊室外我们“相遇”，我装着胃痛被她带进诊室检查。她掀开我的衣服，从上到下摸了个遍，我不动声色的躺着，就等她把嘴凑到我的嘴上。
外面的病人排了长队在等待，有人不耐烦的敲门，于是她才放弃了就在此处与我共赴巫山的念头。我坐起来整理好衣服，看着她在桌子上喘着粗气给我开处方。
当天晚上我到她家去吃饭，被她灌了半瓶酒下去。我晕乎乎的，被她逼迫到沙发里拥吻，等到她吮吸够了我的唾液想要脱衣服干点实质性事情的时候，我推开她，提出了我的要求。
我要一盒盘尼西林，以此作为报酬。她很惊讶的问我要多少钱，我说出一个她不可能给出的钱数后挑明，只有她弄到珍贵如黄金的盘尼西林，才够得上跟我同床共枕的嫖资，除此之外，她绝无其他途径搞来那么多钱。
如果这位医生是个男人，那么我的冒失要求一定会令我死无葬身之地。可女医生是个女人，她也考虑不到那么多男女之事以外的东西，长久以来独守空房的寂寞占领了她的身心，于是我的要求在她头脑中变得合理化。
一天后我拿到了六支珍贵的盘尼西林，交给齐桓五支让他先给重病的队长用上，剩下一支小心翼翼的保存起来。
我不知道这是给谁留的，反正当时看着六支小巧晶莹的玻璃药瓶，我就想到有一天或许还能用上它。
没过几天，女医生就被破门而入的伪警察抓走。在数支枪口下，她没有说出那六支盘尼西林就是给我弄的。尽管我当时就躺在她身边，一丝不挂给人家逮个正着，那个带队的小巡长见过我，也知道我是亲日女实业家顾太太的“干儿子”，于是在确认我与丢失的盘尼西林无关之后，冷笑着在黑暗里踢了我两脚便离开。
女医生被带走时拼命回头看我，好像是想努力将我的样子印在脑海里。其实对于这次抓捕我早有准备，日军明令禁止流通的消炎药管理并非如此严格，我大可以编造一套拿了黄金一样的盘尼西林去黑市倒卖的借口，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钱塞进小巡长的口袋。可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那女医生一口承担下来，似乎完全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世界上最严酷的刑罚。
但她的目光分明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会死。我眼睁睁的看着她被带走，直到她最后的留恋眼神被印在脑海里。事实证明，后来她直到死也没有说出我的名字，大概几天以后，她的尸体被扔在路边，由于不能冒暴露身份的危险，我只好置之不理。
如果没有其他理由来解释女医生为我而死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她爱我。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第一个奇迹，在我以为不会成为事实的世界上发生了，尽管我根本不明白自己究竟哪里值得她付出生命。
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女医生已经变形扭曲的面孔上，我暗中托人将她的尸体收殓起来，埋在郊外的一处坟地里。那里曾经是乱葬岗子，后来有了几座墓碑，一切都因为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我在想也许我死了之后还不如她，这样一来，就不会多么愧疚了。
队长终于好了起来，我搞来的那五支盘尼西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见到他时，他已经能下地走动，并且正在给齐桓他们做最新的行动计划。
暗杀和实施恐怖活动完全不会因为日军的全面占领和封锁上海而停止，我们和日军同样疯狂，那些无法忍受或者害怕这种白色恐怖的人，早在上海沦陷之初就投降或者逃走了，留下来的人是一群不会回头不会认命的亡命之徒。
齐桓在后来的那次行动中丧命。他们的计划做得未免有些过于铤而走险，可包括队长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觉得，危险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那是吃饭穿衣行动坐卧都必不可少的朋友，于是死亡降临时，就像是终于能够休息，怪不得人们要将死亡说成好听的“长眠”。
奇怪的是，这些人死的时候我总是在场，我也是唯一的见证。
齐桓在潜入机场安放炸药时被抓住，那时我正好去迎接从北平飞回来的顾太太。齐桓浑身是血的从我面前被带走，顾太太还像母亲保护儿子一样将我搂到一边，可我固执的梗着脖子装作一定要看看热闹。
我盼望能从齐桓那里得到最后一点讯息，然而他连头也没有回。多年的特工生涯令他严守戒律，不会向自己人那边多看一眼，他蹒跚着步履但却从容的被押走了，我想他大概已经明白自己会去哪里了，如果幸运的话，他的战友们会在恰当的时候和地点神出鬼没的给他一枪。
果然，没过多久，就听见了机场的角落传来枪声。起初是一声孤零零的脆响，然后便引发密集的还击。顾太太拉着我钻进小汽车内，直到开出很远才缓过气来，直问我有没有吓着。我傻傻的回答说自己小时候在家乡见过很多饿死的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