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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死为党工作的基层干部，就在“惩办主义”的打人之风中含冤死去。
当时，工作团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对这种惩罚干部打死人的做法表示不满和抗议，临县县委书记樊不屈就多次提出异
议，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最起码惩办人要经过法律手续。康生却说：“什么是法律，群众大会就是法庭，主席团就
是法官。”康生不但严厉批评樊不屈的“右”倾错误，而且还建议樊不屈脱离土改到党校学习。许多同志慑于康生的专
断，只敢怒而不敢言。
郝家坡于四月二十五日成立了贫雇农小组，五月一日提出新农会人选，五月三日、四日召开大会，解决农会干部高
富全的问题，撤消职务，开除党籍，并痛打一顿。与此同时，八家崔，郝家圪塄以及张家、南庄等许多地方村干部被打，
村党支部被开。对于这种违犯党的原则的做法，康生一股劲地支持，他认为，“农会应有一个权利，任何干部有赞美，
有权叫来教育他。贫农小组领导农会，农会监督干部。”“将来政府要定条法令：第一，任何干部都要受老百姓管理，
不让管理就算犯法；第二，一切事情都要经过群众，不经过群众就算犯法。”
毛泽东早就指出：打人、肉刑是封建的东西，必须废止。康生却认为，“只教动口，不教动手，只能打不能拖，允
许捆，不能捆得紧等问题，”是“敢不敢把干部交给群众，信任不信任群众会管理干部，是否让群众自己处理自己事情
的问题。”
在康生的支持下，工作团抛开党支部，完全依靠贫雇农小组，贫雇农说啥就是啥，造成贫雇农小组与党支部的对立，
新干部与原干部的对立，也混淆了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界限。
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到十四日，晋绥分局在临县郝家坡召开土地改革经验交流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康生、陈伯
达、李井泉、张稼夫、赵林、廖鲁言、张子意、杜心源、张邦英、宋英、吕韶、刘长亮、楼北蓬、魏怀礼、杨乃选等人。
在这次会议上，康生全面介绍了郝家坡土改经验。当康生讲到挖底财时，陈伯达急忙说：“哎呀，我犯了一个大错误，
忘了挖底财啦，不行，我要补课。”
郝家坡搞土改试验三个月零五天。六月八日，康生离开临县郝家坡，经兴县等地赴河北平山县参加全国土改会议。
康生虽然离开了郝家坡，但他创造的“郝家坡经验”在一段时间内犹如他在郝家坡时那样在晋绥流而广泛。
七个月之后，即一九四八年元月，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
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右倾’。”“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
策，”“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只有官僚资本主义和真正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才可以没收。”“必须
将新富农和旧富家加以区别”，“对于老解放区的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不经本人同意，不能公开其土地。”“不
应过分强调斗地财，尤其不应在斗地财上耗费很长时间，妨碍主要工作。”“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
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应把“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
以保存和改造”等等。
一九四八年二月，叶剑英在三交会议上讲到晋绥土改问题时指出“产生‘右’倾错误的原因，是我们划分阶级的花
样太多了。本来划分阶级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按剥削，但有的看政治标准，有的划分三代，有的把主要劳动说成附带
劳动，还有划成份时只通过占少数人的贫雇农团。这种做法模糊了我们自己的队伍，削弱了我们自己的力量。”他还指
出：“应承认老区经过负担减租，土地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而临县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
一九四八年四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康生在临县郝家坡行政村工作期间召开的晋绥分局
地委书记会议，除成功的一面外，其缺点是：“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的不同情况决定不同的工作方针；在划分阶
级成份的问题上采取了过右的方针；在如何消灭封建制度问题上太注重了清查地主的地财；以及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
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
历史的年轮决不是匀速运动。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虽只过了一年，但土地改革却已从实践到认识大大向前
跨进了一步。我们不应当站在后来的认识高度去苛求过去，但去不可忽视对过去的反思。
第九章东山再起显虎威
一九五六年，康生已来到北京，住在北京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这时，他的对手饶石，因为和高岗的反党联盟问题早
已身败名裂，而且永无翻身之日。康生得知这件事时曾经想道：“这小子活该，自作自受，罪有应得，恶有恶报。”他
觉得大仇已报，气也出了。现在，经过轰轰烈烈的“三六政策”，党中央又做出决定，要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形
势不饶人，自己不能总这样呆下去了。长期的“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等于是退出政治舞台，那就前功尽弃了。
一月三十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康生看准了这是出头露面的好机会。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一员出
场了。冬眠已久的康生，名字正式见报了。这等于向全国宣告：我康生又重返政治舞台了。从这天起，他便有会就出席，
报纸上、电台上，也就不断地见到听到康生的名字。
老谋深算的康生，有自己的打算：露面，就是亮相；亮相，就是显示地位；显示地位，就是巩固权力。现在全国都
知道，我康生是在中央工作了。而且不久，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是又一次权力的分配。“七大”的权力分
配，自己打了个败仗，名落孙山，让饶石占了个便宜，这次“八大”的机会，决不能错过，要以旺盛的精力，投入这场
竞争。
一九五六年七月的一天晚上，月圆如盘，轻风拂面，静悄悄的，只有树上的知了，一阵高一阵低地叫着。康生在这
闹市中的幽静环境里，考虑着一件重要的事：再隔些日子，党的八大就要召开了，自己在会上应该讲点什么呢？身为政
治局委员，总不能带着个耳朵去参加会议吧。不，隐居了六年了，要讲点能够引人注目的东西。不然，给人的印象，康
生落后了，跟不上形势了。这样，在选举党中央的领导层时，自己就有可能落选，这可太惨了。“七大”在选举上，打
了个满分，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权力分配上，却输给了饶石；这种悲剧，希望再也不要重演了。
眼下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在“八大”选举中，如何保住自己的政治局委员地位。他心里忐忑不安，能否当选，尚无
把握。对自己来说，有两个不利的因素：一个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和莫斯科，四十年代在延安的“抢救”运动和山东渤海
土改复查中，都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肯定有成为“八大”代表的。他们能投自己的票吗？不会的。另一个是脱离政界
六年多了，在这期间，各种传说、谣言铺天盖地而来，说好的没有，说坏的比比皆是。这对于自己是非常不利的。他想
到这，心里不免凉了半截。
但他又很快意识到，在这关键的时刻，可千万不能松劲，更不能退却。
可是究竟应该怎么拼搏？他感到有些伤脑筋。六年的岁月，没干什么工作，脱离了实际，脱离了政治，脑子里空空
的，一切都感到陌生，这又怎能做到一鸣惊人呢？如果是只讲一些淡而无味的话，那还不如沉默无语，而沉默不语，又
怎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呢？他发愁了。
“讲讲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吧，这倒是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个问题上，别人没有发言权。但他又一琢磨，不
好，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那又讲什么呢？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吧，对他来说是擀面仗吹火，一窍不通。想来想去，
实在没有什么好讲，还是讲讲整风经验，但“抢救”运动必须只字不提。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肯定的，我看哪个人敢反对。
“对，就讲这个问题。”他回到办公室里，铺上纸，拿起一支鸡狼毛小楷，准备起草发言提纲，但想了半天，连第一句
都没想好。唉，多少年不动笔啦，都是改别人的东西。他刚想出一句话，写了下来，一看又不满意，撕了。再写几句话，
一细琢磨，总觉得代表不了自己的水平、身份和地位，一气之下又撕了。“怎么这样力不从心？”他拍拍脑袋：“原来
自己是才华出众的一个人，怎么不中用了？！”他沮丧地躺在沙发上，连个提纲都写不好，难道该退出政治舞台了吗？
“怎么这样糊涂？”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有那么多秀才，为什么不找个人代笔！
第二天，一辆黑色的高级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了党的最高学府——中央高级党校。
康生在校长的陪同下走进会议室。参加会议的人都站了起来，欢迎这位理论界的前辈。康生满脸笑容，向每一个人
握了手。坐定之后，他首先来了个“开场白”：“我长期养病，脱离了实际，今天是来向大家学习的。”他亲切地对与
会者说：“今天是你们唱主角，我当配角，我没什么好说的，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发言。”
在这位理论界前辈面前，发言的人都很拘谨，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康生听取意见的用意何在。有人
说：“当前理论界还不活跃。”有人说：“希望中央加强对理论界的领导。”显然发言很踊跃，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我看还是围绕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经验的理论问题说吧！”他感到离题太远了，急忙往回拉。人们一听“延安整风”
四个字，都不约而同地想起延安的“抢救”运动，那是一场堪回首，令人不寒而栗的运动，于是都沉默起来。“那有什
么好谈的，”有人心里嘀咕着：“不就是逼供信，制造冤假错案么！”
一看会议气氛沉闷下来，康生便主动由‘配角’转而为‘主角’。他滔滔不绝地把延安整风运动谈了半天，越谈越
起劲，口沫四溅，有声有色，直到下班时，才算收场。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中共中央党校党委委员兼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奉命来到康生的家里。康生热情地把孙定国
让进客厅，服务员端上一杯龙井茶。“我很久就想请你来谈谈，”康生真挚地说：“我们都是山东老乡么！”他笑容可
掬，套着近乎。
孙定国一向很尊敬康生，两个像故友重逢一样，无拘无束地纵论古今，从古说到今，不知不觉地太阳落山了。
“请吃饭吧！”服务员有礼貌地说。
“好！”康生笑着说：“先解决肚子问题。”
孙定国走进餐厅，一看桌上摆得满满的，茅台、葡萄酒，他受宠若惊。
“吃点便饭。”康生让孙定国坐在身边，并给他斟上了一杯茅台，自己也斟满了一杯：“你是头一次来我家吃饭，
不必客气，来来，我们边吃边谈。”饭桌上充满了热情、友好的气氛。
“过去都说康生心黑手狠，是个害人精，可看上去却是一位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么。”孙定国暗自思量着
康生：“光听不行，还要自己体验，接触才能了解一个人。”
酒足饭饱后，康生又把孙定国领进客厅里，“我今天找你来，有件事需要你去做。”康生望着孙定国开诚布公地说。
“康老你吩咐吧，只要能做的，我一定全力以赴。”孙定国痛快地说。
“八大马上要召开了，”康生吸了口烟：“前天的座谈会，你也参加了，你是否根据会上的发言，给我整理一下，
写一个发言提纲，我在‘八大’会议上用。”说到这，他又小心翼翼地补了一句：“这件事，要绝对保密。”
“我一定照办！”孙定国说。
孙定国把康生交给的工作，当成一件‘神圣’的使命来完成。他日夜奋战，煞费苦心，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推敲修改。
腾清之后，毕恭毕敬地呈送给康生。（可他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十一年之后，即一九六七年的奏，他被康生、陈
伯达逼得投湖自杀的第三年，康生在北京航空学院讲话时，竟然这么说：“中央党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我的谣，说
我在八大上的发言提纲，是大坏蛋、大流氓、大骗子孙定国写的。这纯粹是流言、造谣、诽谤，难道我康生连个提纲都
不会写？！对于这种恶意中伤的小人，必须彻底清查，决不能手软！”）
就这样，康生虽然东奔西走的忙活了一阵，煞费苦心地想在“八大”会议上露一手，但不知何故，他忙活了半天，
却没有讲成，落空了。
颇为钻研政治的康生，已摸清了最高领导层的动身，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理论研究上。康生明白，要想取得毛泽东
主席的信任，必须投其所好，像藤萝一样，紧紧地缠住大树的主干，唯有如此，他才能爬得更高，东山再起也方会有指
望。他很自信，搞理论，我可不是外行，早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就在《红旗周报》、《斗争》、《团的建设》、
《职运指南》等党的刊物上，发表过二十篇文章，平均每月一篇。现在只不过是重操旧业罢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康生十分活跃，主动地同代表们打招呼。他在小组里发言，
也不摆出一副领导人的架势，对年轻人，更像一位仁慈忠厚的长者。
九月二十七日，是“八大”的最后一天。关键的一个项目就要开始了，这就是选举。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有百分之
百的把握。可是，在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他几乎把心都到了嗓子眼上来，一公布选票，他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变为候
补委员。降了一格，在排列名次时，他又把他排在陈伯达之后。
他感到有点失望。自己成了九斤半老太，一年不如一年了？尤其是他半拉眼瞧不起的陈伯达，居然排在他的前头。
他感到忿忿不平。陈伯达懂得什么？哼哼叽叽的连话都说不清楚。在延安时，自己当中央党校校长时，陈伯达才是一名
学员。他越想越恼火，但又不好发作。不能再撂挑子了。这种秘密“武器”，只能使用一次，用多就不灵了。“唉！”
他叹了一口气：“小不忍则乱大谋，暂时忍一忍吧，好在来日方长，看谁笑在最后吧！”
还在一九五五年春，康生宣布“病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建议成立中共中央
政治研究室，他还准备亲自带动一些省委书记读书，进行理论研究。中央办公厅在政治研究室隔邻，给毛泽东安排了一
个办公室。
“接近毛泽东的机会来了。”康生心中暗喜，他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紧挨着毛泽东办公室的一间房内。这样，他就
可以经常接近毛主席，更便于摸清最高领导领袖的意图。中央并没有任命康生在政治研究室担任什么职务，而却委任陈
伯达为主任。然而，不是政治研究室主任的康生，却经常喧宾夺主，代替了陈伯达。
“八大”之后，康生全力投入了理论方面的工作。他的苦心没有白费。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他被任命为中共中
央文教小组副组长。“这是个空架子，”他琢磨着，应该有点实权。一天，他向毛泽东建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下面，再
设一个理论小组。并毛遂自荐，由他兼任组长。这一建议，立刻得到批准。
从此，理论小组，算是明媒正娶地挂出了牌子。不久，他又活动着把理论小组的地位由文教小组下面的一个小组，
提升到中央理论小组，同中央文教小组平起平坐。这样一来，他就一身兼二任，扩大了自己的权限。
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他又被任命为编委会的副主任。这年下半年，多年以
来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这就是他受中央的委托，兼管党校的工作。为了掌握领导理论研究的大权，他真是绞尽了
脑汁，一步一步地往里钻，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呢？必须提出点新玩艺儿，别人想不到的，自己能想到，别人没发现的，自己能发现。他忽然记
起，“八大”的时候，邓小平在报告中，曾经批评过个人迷信问题。反对个人崇拜，最高领袖听了肯定不舒服。虽然古
人云：“甘言夺志，甜食坏齿；”但哪个人不爱听奉承话，吃甜的东西。世上还有哪种贱骨头，专门愿让人骂自己，专
找苦的东西吃，没有这样的傻子，更何况权势盖天的大人物，他更愿意周围有一些人，奉承他、歌颂他。除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