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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富农三户，中农四十九户，贫农六十九户；全村有土地3310。5亩，其中山地2510。5亩，平地435 亩，水地365 亩。
土改工作团进村后半个月，开了七次支部会，数次村民小组会，访问了全村所有的贫雇农。
通过调查发现，经过多年减租减息，地主赖以剥削的地租和高利贷收入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公粮政策的贯彻执
行，也大大削弱了封建经济。全村地、富人数年下降，经济持续低落；中农人数则不断增加，阶层扩大；贫雇农生活也
都呈现上升趋势。地、富土地大量以出典、出卖、回赎等形式转移。特别是贯彻“五四指示”后，封建经济受到更为沉
重的打击，完全无地户近乎没有。郝家坡最大的地主刘浩生，全家8 口人，原有水地160 多亩，山地100 亩，平地30亩，
人均36。25 亩。土改工作团进村时，刘浩生只有山地13亩，水地50亩，人均近8 亩。而像李恩雄这样的雇农，全家6 口
人，已有水地6 亩，平地12亩，山地17亩，人均近6 亩。
按照“五四指示”分析上述情况，工作团大部分同志认为，郝家坡属于老区，土地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只要进行
合理调剂，“中间不动，两头扯平”就可以了。康生却认为：从上述调查看“地主阶级确是大大削弱了，土地大量转移
了……说老区土地问题解决了，是有理由的。但是否定已无问题，那还不能这样说。”“老区的地主近于破落，和新区
不同。他在土地占有上者，好像不是个地主了。这些人如果要从经济上看，那就是犯了个绝大错误。”一方面“是否还
应该向他们再拿地或向他们要底财，这就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不但要从经济上把他（地主）打垮，而且要从
政治上打垮他。”
毛泽东曾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土地改革
是一场农村所有制关系的伟大革命，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
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村的私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规定了土地改革的任务，而土地改革
的任务是否完成，或是否基本完成，只能从各阶级的经济关系去看，只能以扫除封建剥削的生产关系为标准，康生却指
出：对于地主阶级，不仅要看经济，而且还要看政治。从经济上看土地问题解决了，从政治上看则还没有解决。于是，
郝家坡的土地改革，就在康生的所谓政治标准的促使下，拉开了序幕。
一九四七年三月的一天夜晚。在郝家坡沟口的学校里，康生正在主持召开工作团全体会议，讲座查阶级划成份的问
题。
土地改革最关键的一环，就准确划定阶级万分。一九四六年，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后，为顺利完成由减租减息向
土地改革的转变，晋绥分局派出段云、梁膺庸、丛一平等同志组成工作级，调查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进而总
结编印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万分》。这个小册子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以大量的实例，具体阐述并明确规定了农村阶级
成份的划分原则和方法，对农村基层干部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帮助很大。
但在康生召开的这次会上，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康生：“我请同志们注意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地主，已不再是过去那些土地主了。他们狡猾的很，许多人
看上去是中农，其实是地主。”
魏怀礼：“有的过去是地主，可现在已经什么也没有。还有的祖父是地主，而到他手上已成了贫农，这种情况怎么
办呢？”
樊不屈：“其实毛主席一九三三年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对划分成份问题讲得就很清楚。”
张稼夫：“是的，分局去年搞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讲得也很具体，很仔细。”
康生：“如果按那个小册子划分，那我们就会犯错误的。小册子只强调了剥削关系，以一般的条件来定，那是搬教
条。小册子以为下面提高了成份，把中农提为地主了，其实下面的情况不是那样子。不是左了，而是右了。”
张稼夫：“右了？不会的。我这里有这个小册子，康生同志，您可以看看。”张稼夫说着把小册子递给康生。
康生甩掉手中的纸烟，把小子哗啦哗啦翻一下，而后往地下一扔，说：“要按这个东西来，晋绥就会找不到地主的，
就不要搞土改了。这东西在重庆或许还可以用，在晋绥不是能用的。”
张稼夫“呼”地站起来，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出来，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抽起闷烟来。
康生：“同志们，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在这种时候，往往有些同志会掉队。从大革命
到土地革命有人掉队，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有人掉队，而从抗日到土改也会有人掉队的。划成份的问题，我们主要的根据
群众的意见来定，不能让群众服从咱们的意见。”康生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过去印了好多小册子，这个册子，那
个册子，究竟能顶多少事？不从农民出发，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上级出发，从教条出发，那不仅不能起好的作用，只
能糊模视听，使人们犯错误。”
康生不仅否定了晋绥分局印发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还否定了过去一些“小册子”。早在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我党就制定过《怎样分析阶级》和《中华苏维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康生提出过去印的《
小册子》，究竟能顶多少重，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认为：“划成份的问题，确实是问题，弄不好要出毛病。
新民主主义（即现阶段），经济上的变化是大的，使我们不容易把一个问题弄清楚，但一般的说要看四点：一是现在的
土地和财产；二是土地财产历史上的根源；三是过去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是群众对他的态度”。这就从根本上搅乱了
划分阶级成份的客观标准。
会议结束，许多心里犯疑的人都因为怕犯“右”倾错误而默不作声了。
不久，晋绥分局发出指示，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统统收回烧掉了。这件事，后来被毛泽东同志知
道了，他在一九四八年路经晋绥时说：“在你们这里，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多，有那么一点还烧掉了。”毛主席说的
“那么一点”，指的就是那本《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
就在康生主持的那次会议之后，郝家坡土改走了样，该村原有三户地主，三户富农。按照康生的标准定成了六户地
主，八户富农。地富占全村总户数的比例，由原来的4。8％增长到11。3％ ，这个做法波及开来，临夏县一百二十一个行政
村，总户数58400 户中，定地富9557户，占总户数的16。3％ ，错定4844户，占总户数的8。3％。 据老区偏关、河曲、平鲁、
离石、兴县等六个县（其中一个全县，三个全区、四十五个行政村和八十二个自然村的材料统计，在总户数397001户，
定地富8829户，占总户数的22。3％ ，错定5855户，占总户数的14。7％。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开始，郝家坡土改工作进
入诉苦与清算斗争阶段。
第一天的斗争大会，不少人还习惯于减租减息斗争时方式，向主义团“提意见”、“提问题”，而且上台诉苦的多
是积极分子，大多数人抱着观望态度。晚上的检讨会上，康生做总结说：“我们许多同志斗争地主好像很有经验，但他
的经验仍然是‘五四’以前剥削封建的作法，而不是消灭封建的作法。”“我们的同志常常是把地主照顾得像个地主，
好像是社会上没有地主就不成样子。”“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应该把地主先搞去，不是群众等他，而是让地主先去，
地主同老百姓没资格坐在一起。地主老婆还坐凳子，明天最好到太阳晒不到的地方，不让他们受热，不让他们坐板凳。
今天的诉苦除了薛永艮外，诉得不沉痛，很平常，要指着鼻子骂。”“反对起来地主不讲理，群众气愤了，要打他几个
耳光，有何不可？！诉苦中提的要求也不高，还是个人提个人的，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
斗争，要把地主的气焰打下去。”
第二天即三月十八日，斗争大会继续在地主王荣贵的院子里举行。大会由退伍军人李振山主持，严朝臣、贺占桂坐
在两旁，经过康生的批评教育，特别是对积极分子的发动，群众胆子大了。一开始，李振山便吼道：“地主老财有什么
资格和咱们坐在一起？”下面有人喊：“让他们滚到一边去！”于是，拉的拉，扯的扯，把地主赶到一个见不到阳光的
角落里。
诉苦开始了，刘成保诉说了刘荣昌曾诬陷他偷了东西，并要他给刘荣昌磕头，他说：“今天，我要他给我磕头。”
“对，磕头，要他磕头！”群众愤怒了，12个后生把刘荣昌连拉带扯到主席台前，有人摔碎两片瓦，把刘荣昌压倒
在地，跪到瓦渣上。
当旺保娘诉说了刘荣昌告密阎军，致使旺保爹和村里其他三户人被作为红军探子而惨遭杀害的罪恶时，群情激奋了，
人们大声喊着：“让他偿命！”“打狗日的！剥了他的皮！……”
这时，有人跑上前来打耳光，吐唾沫；有的脱下鞋底抽嘴巴；不知谁还从而所舀来毛粪，浇在刘荣昌头上。妇女们
也动手了，她们剥下地主婆姨身上的好衣服，给穿烂衣服的人换上，一时间，男人打地主，女人打地主婆，小孩打“小
地主”一片混乱。
康生微笑着看着这一切，许多想制止这种乱打现象的人都望而却步了。
此后，乱打之风四起，并逐步升级为动刑，甚至把人斗死。
对于这种错误做法，中央已有明文规定予以制止。“五四指示”中就曾明确规定：“除罪大恶级的汉奸分子及人民
公敌，为当地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处死，应当赞成群众要求，经过法庭审判，正式判处死刑者外，一般的应施行宽大政策，
不要杀人或打死人。”“五四指示”的规定，康生置之度外，他认为，“总起来看，我们的政策是很温和的，假如要有
赞美的话，那也恐怕是右的，而不是左的。”
在康生的一手操纵下，郝家坡对地主的斗争不断深入，斗争形式也由“大会诉苦”、“等帐追交”，发展到“刨窖
清家”、“扫地出门”了。
三月十八日斗争大会之后，地主一下变得老实了。刘荣昌的老婆姓秦，人称“刘秦氏”，在一次斗争会上，群众把
她往瓦渣上拉，一下子扯破了外面的烂衣服，露出了里面的好衣服，康生当时只是笑了笑。散会后，他对大家说：“今
天的现象很有戏剧性。你看刘秦氏外面穿得烂，里面穿得却好，这说明地主化形了，把财产开了铺子。”“不要看表面
上地主穿了破袄，在土地上装作贫农和破产，在政治上对我们表示开明或同明等等，但实际情况常常是在经济上把土地
变成白洋藏起，在政治上常常用一种奸滑的手段来篡夺我们的政权。”
于是，“化形”地主名词创造出来了。一场“湫化形地主”的运动也一轰而起。许多工商业者（其中相当一部分原
为地主，减租减息和“五四指示”后，其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中，他们受党的政策的鼓励和保护转而经营工商业）被
当作“化形地主”揪出来了，财产没收，店铺倒闭，致使市场萧条，街景冷落。据晋绥边区一、二、三、五、六分区十
个城镇统计，原有商号2603家，因土改征营业税，揪化形地主、惩治经济反革命“而停业者756 家，占总产数的29％。”
更有甚者，“朔县农民进城大闹三天，全市被没收的500 多家史，有240 家是正当的工商业。”
与此同时，康生又组织发动了更为浩大的“挖底财”运动，他说：“底财问题，从陇东到兴县、临县，没感到是问
题，一到郝家坡我才发现是个大问题。”“表面看地主没地主了，实际上他是把地埋到地底下了，所以底财问题我们一
定要挖。但地主总是舍命不舍财物，逼起底财来就要死人，但死也不怕。昨天张永龙问，底财要不出可不可打？我说不
打要出来更好，但今天还没有那样一个好要的办法。”“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必须把地主埋在窖子里的土地拿出来，农
民是非要底财不可的。农民要底财，我们坚决赞成，农民不要底财，我们要引导农民去要。”“只要掌握不是冻死或是
饿死地主，农民要甚就给甚。”“坚决地要，只要不逼死他就行，但地主要自杀我们是怕的。”
在这种号召“鼓舞”下，许多农民拿着铁锹、镢头，大挖底财，挖不出便追，追不出便打。
在三月下旬的10天时间内，郝家坡就有1 个地主外逃，一位开明士绅投井自杀，还有六户地主被扫地出门。
四月下旬，郝家坡进入土地分配阶段。一开始，有两种不同的分配意见，一种主张按人口分，一种主张按劳动力分。
按说，对这个问题，中央已有明确指示。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就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一文中指出：
“各区都有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执行了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的指示，解决了土地问题。”“还有解决不彻底的缺点存
在”，“在这种地方，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补齐，”填平补刘正是老区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合理调剂土地的
一种方式。强调按人口彻底平均分配，势必抽动中农土地过多，侵犯了中农利益，发生绝对平均的现象。
然而，康生在郝家坡却另搞一套。四月十二日晚，康生在听取汇报中指出：“按人口与贫苦程度分及按劳动力与生
产情况分这两个不同意见，是分配土地中贫农、中农斗争的集中表现，前者代表无地少地产，后者代表中农，而我们在
分配中一定要从无地少地农民出发。”“其它果实也按贫苦程度分”，“最中心的是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问题。”
那么，怎么才算解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问题呢？康生认为：“所为满足无地少地者土地问题，满足到什么程度，我
的意见是按全村人口除去全村土地的平均数，把无地少地的土地达到这个数目就不差去了。”只要是从天地少地农民出
发，“有的村庄解决不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动了地富的也不够），而动了中农的地不叫左。有的村庄动了地主能解
决问题，不动富农不叫右。两头扯平的口号不合适，扯不平。”结果，郝家坡土改，不仅过左地打击了地主、富农，也
分掉了不少中农的土地，侵犯了中农利益。
据临县档案馆一九四八年统计资料，临县土改中共收回土地190415亩，其中中农84939 亩，占收回土地总数44。6％ ，
共动地主1352户，富户1446户，中农6203户。郝家坡所在白文五区共收回土地37172 亩，其中中农14343 亩，占收回土
地总数的39％ ，共动地主238 亩，富农206 户，中农1308户。
郝家坡在土改分配斗争果实同时，开展整理党政民运动。四月二十五日，康生在工作团全体会议上阐述了整理党政
民的意义。他说：“从土地改革上看，我们的党还不是土地改革的党，”“政权我的影响不深，也没有研究，但我们可
以肯定地说，政权也不是土地改革的政权。”“至于说农会，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也可以，从郝家坡来看，农会干事绝
不干农民的事，更不干贫苦农民的事。”“不能下决心彻底改造常政农，那么土地改革不会彻底。”
第七章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错误 2
以此开始，康生的“左”倾做法对准了党政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他说：“凡压迫过群众的干部，群众要求斗争就
斗争，要求开除党籍就开除党籍……彻底地走群众路线。”“对张炳英（张家湾行政村支书）群众也可能打他两个耳光，
我们虽不发动，但群众真的要打他，我们也不能制止。”“我们与群众在处理方法上不同，群众要把手全伸开，而我们
是要他展开3 个指头。我们要相信群众，让群众自己去处理。”“交给群众审查所有干部，不是说把所有干部都让群众
去打，不是不打彻底，打了才彻底。当然罪大恶极群众要打，你也不能因他是党员而阻拦。”总之，“一切事情经过群
众，一切问题让群众解决，一切工作都通过群众。”
康生以为旧干部都是土改中的“绊脚石”，需要“踢开”。于是，运动被少数坏人钻了空子。不少干部过去在要公
粮、要军鞋派抗勤等问题上工作方法简单，得罪了一些人，于是这些人便挟私报复，乘机殴打干部。许多战争年代出生
入死为党工作的基层干部，就在“惩办主义”的打人之风中含冤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