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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帽子的问题了。不用说，康生又想要苦心设计他的阴谋了。
几天以后，钓鱼台八号楼里，康生如来两个专案组人员进行密谈。康生口授指示，两个专案人员在做记录。只听的
康生最后说：“你们现在就去，我在这里等着”。两个专案人员得令，匆匆离开康生办公室，乘上停在门口的一辆大红
旗轿车，飞驰而去。
红旗轿车驶出钓鱼台东门，穿过几条大街，拐进一个狭窄的胡同，在一座四合院门口停了下来。两个专案人员进得
屋去，在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面前坐下。这个老人，就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他已经在这里被隔离审查了好几个月
了。两个专案人员省略了寒暄，开门见山地说：“安子文，如果你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
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安子文抬起头问：“这位中央首长是否就是康生？”“是的。”专案人员回
答。安子文立刻明白了一切：原来康生一伙是在不择手段地寻觅整刘少奇的黑材料，他们要得到他这个长期在中央组织
部担任领导工作的“知情人”的证明，多么卑鄙无耻！想到这里，安子文义正词严地告诉面前这两人：“回去报告你们
的首长，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也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上讲述刘少奇
是个大叛徒。”专案人员一看这老人不买账，神色严厉起来：“安子文，现在是什么形势，你也清楚。组织上能放你出
去，也能把你关起来。你难道不愿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亲人团聚吗？”安子文对这种卑劣的恫吓感到可笑，他冷冷地说：
“我不仅想与亲人团聚，更想出去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的事，立不了这一功。”两人一看这老头软硬
不吃，只好灰溜溜地回去复命了。
先后在张闻天、安子文那里碰了钉子，康生恼羞成怒，发誓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从此，他对那些老家伙不再抱
什么希望，一心加紧进行硬的一手：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制造伪证，同时对刘少奇本人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施加摧
残。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康生伙同江青、陈伯达、戚本禹策划了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臻夫妇的会。这是
继七月十八日第一次批斗刘少奇之后的又一次更为野蛮的批斗。康生指派他的老婆曹轶欧以“中央文革特派员”的身份
亲临现场坐镇指挥，并指手划脚地安排了录音、照像、拍电影。这次批斗，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任意拳打
脚踢，扭手按头，坐“喷气式”，最后被打得鼻青脸肿，腰、脚多处受伤。随后，又被非法拘禁，任意虐待。
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的直接操纵下，所谓的“刘少奇专案组”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清查刘少奇的所谓政治
历史问题。仅东北三省，就动用数百人，查阅了二百四十一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同时，又对一大批所谓的知情人进行
长期关押和严刑逼供，许多人在审讯中被逼死逼疯，这一切当然少不了康生的“功劳”。这从专案组的工作记录中可得
到部分的反映。例如：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康生对专案组审讯孟用潜工作批示说：“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七月，康生对专案组组长肖孟指示说：“专案组斗不过被审查对象，要用小型批斗会整徐冰的办法来制服他们。要专案
组全体出动参加小型批斗会。”一次，康生看到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虚心地写着“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
报局的一个特务。”他在毫无材料的情况下大笔一挥，将“基本上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资料证明”。在不青、康
生一伙的策划下，一份份伪证明在刑讯逼供下炮制了出来。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康生亲笔写信给江青、诬陷刘少奇
“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也是大卖国贼、大汉奸”，并无中生有地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就这样持
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
星移斗移，岁月蹉跎，又一个秋天来到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下旬，召开了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
是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康生知道，这个“审查报告”是他和江青等人经过两年多的惨淡经营，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搞出来的，虽说现在同刘少奇的对阵已经稳操胜券，但康生心里明白，内行的人对这个“报告”是能够看出其
中破绽的，假如出现硬是不信邪的人在会上公然表示不服，那还是很麻烦的，因而万万疏忽大意不得。康生决定采取两
方面的防范措施：一是进一步诬陷刘少奇，批判一批老干部，剥夺他们的发言权；二是密切注视会上动态，一发现有人
面露不服就施加压力。为此，在全会召开前的七月二十一日，康生亲自给江青写了一封绝官信：“江表同志，送上你要
的名单……”这份名单实际上是一件骇人听闻的黑材料。康生在这份名单中，把百分之七十一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
央委员诬指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就这样，根据康生开的名单，一批老同志被
斥在会议出席者之外，如谭震林等；还有一批第同志虽然参加了会，但只有挨批检讨的份儿，根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
会议刚开始，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就策划把所谓“二月逆流”的成员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
聂荣臻等和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等分编在各组，轮番围攻，逐个批判，使会议一开幕就处于极度紧张的气氛
中。接着，会上开始讨论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康生也随即忙碌起来，他睁着一双鹰犬般的眼睛，从这个组窜到
那个组，寻找着有不满情绪的人。一天，他终地发现了一个目标，就是八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陈少敏。康生注意
了几天，见这个头发斑白的老太太总是沉默不语，面带忧愤，他决定拿她开刀。这一天，康生特意跑到陈少敏所在的小
组参加讨论。小组会开到半中间，康生见陈少敏依然默不做声，不禁心头火起，决心煞一煞这个老太太的威风。他呷了
一口茶，放下杯子，突然厉声喝问：“陈少敏同志，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什么态度？”陈少敏从心里对这个奸臣厌恶
至极，不屑于同他纠缠，冷冷地说：“我身体不舒服。”康生气势汹汹地嚷道：“不舒服，你就请假出去！”陈少敏轻
蔑地瞥了他一眼，根本不予理睬。康生恼羞成怒地吼道：“陈少敏，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你要表态！”陈
少敏凛然答道：“我不知道。”康生气得脸色铁青，抬高了嗓门责问：“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你知道不知道？
你难道也不知道吗？”陈少敏昂起头，威严地回敬了一句：“刘少奇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嘛！”他故意把“少奇同志”
四个字说得又亲切又响亮，十分明显地表示她不同意打倒刘少奇。康生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婆竟不怕高压，自己反倒碰了
一鼻子灰，他气急败坏地站起身，瞪着眼威胁说：“这就是你的态度，你要考虑后果！”
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诬陷下，在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八届十二中
全会批准了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本人，也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南开封被折磨致死。刘少奇冤案的形成，固然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一样，有着许多方面的因素，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显然是主要因素之一。无数事实证明，康生在这一事件中
负有重大罪责，充当了十分卑鄙的角色，起到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第十六章伪君子与迫害班
“军师”的设计被付诸实施了。一九六七年元旦刚过，林彪、江青一伙就策划一系列反革命行动。在上海“一日风
暴”的带头下，一时间整个中国武斗不断，打砸抢成风，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里面当然少不了康生的“功劳”。请看
：一月四日，康生同陈伯达、江青、王力等一起，利用接见“赴广州去揪几任重革命造反团”之机，向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发动突然袭击，在既没有中央文件也未经中央讨论的情况下，一举将陶铸打倒。康生在接见中
竭力鼓励“造反派”整陶铸的黑材料，说：“你们把材料摆出来，你们就胜利了。”
一月六日，康生向中央党校几百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定名为“顽固的保皇团体”、“反对组织”，指使“造反
派”将其砸烂。接着，康生又亲自批准逮捕关押“红战团”的6 名青年成员，并以对康生的态度为标准，使这个组织的
成员受到残酷批斗，惨遭迫害。
一月十九日，康生前妻生的、在青岛工作的儿子张子石，受王效禹之托，来北京找康生摸底。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向
张子石面授机宜。要他回去转告王效禹立即夺权，不但夺青岛市的权，还要夺山东省的权。根据康生的指示，野心家王
效禹于1 月22日、27日先后篡夺于青岛市和山东省的党政大权。
康生就这样在紧张忙碌的活动中度过了一九六七年的年初。天下大乱的局面，的气氛，对他来说简直如鱼得水。他
的神经兴奋得连春节也不打算安静地过——他又在窥测才向捕捉新的目标了。
一九六七年春节，北京的天气特别阴冷。凛冽的寒风日夜呼号，往年常有鞭炮声和歌声已经销声匿迹，人们怀着惶
惑和不安的心情，度过了一个没有新年气氛的新年。
春节过后不久，康生接到通知，要他于2 月14日下午去怀仁堂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懒洋洋地坐在
沙发里闭目养神的康生，一听要开碰头会，顿时警觉起来，忙问秘书：“又要开会，都有哪些人参加？”秘书报告说：
“有中央文革的成员，还有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陈毅、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
“哼！这帮老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康生听罢不禁嘟哝了一句。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康生就感到这
几个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碍手碍脚，使得他的几个“文革小组”要员不敢放手大干，心里十分恼火。但由于这些老同志
德高望重，一时还找不到什么借口把他们搬掉。康生曾经为此费了不少心机。但终究不得要领，没有想出什么高招。
二月十四日下午，政治局碰头会在怀仁堂准时开始。参加会议的人也许已经预感到会上将要爆发一场斗争，或者是
不愿意跟观点不同的人坐在一起，因而会场的座位阵线分明，呈现出两军对垒的场面。
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坐在会议桌的头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7 位
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还有余秋里、谷牧、坐在桌子的这一边。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王力等“中央
文革”成员，则凑到了桌子的另一边。大家都扳着脸，人人神情严肃。康生是“文革派”一方公认的“军师”，他一看
这架势，知道斗争将不可避免，于是一面强作镇静，一面用脸色暗示他的伙伴们作好准备。
与会者的预感没有错。就在这天的会议上，老同志们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爆发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2 月16日
下午，碰头会再次召开，双方展开了更为尖锐激烈的斗争。老战士仍义愤填膺，当面痛斥了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
桥一伙的倒行逆施，“文革派”被驳得狼狈不堪、语无伦次。这一场斗争，后来被诬为“二月逆流”，这两次会议也被
指责为“大闹怀仁堂”。
关于所谓“二月逆流”特别是怀仁堂会议上斗争的详细情况，近年来已经有不少文章作过介绍，这里似无重复的必
要。但是，康生在事情发生以后的“精彩”表演，我们还是可以欣赏一下的。
康生在这场斗争中，理所当然地充当了“文革派”一方主谋的角色。但是，这一次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攻势着实凌
厉，差一点把他这个“军师”也给打懵。开完怀仁党会议回到家里，康生感到手脚冰凉，疲惫不堪。他一屁股倒在沙发
上，回忆着会场上的情景，只觉得后脊梁一阵阵发冷。会上，陈毅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干部遭迫害的事实，重
提在延安整风后期康生搞的“抢救运动”大肆整人，造成许多冤案的历史教训。这等于揭了康生的老底，他感到像挖了
他的祖坟一样难受。还有，李先念有力地批驳了《红旗》十三期社论引起全口混乱的恶果，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
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受到周恩来的严厉质问，康生几乎招架不住，顿时像汇了气的气
球。因为这篇社论就是根据他和陈伯达的指示写的，而且是由他最后审定的。康生黩驴技穷，只有耍无赖一法，立即当
面撒谎说：“这篇社论我没有看。……”想到会场上这一幕激烈斗争，康生不禁有点后怕。是啊，当时是好不容易搪塞
过去了，可要是这些老家伙再接再厉发动第二次、第三次进攻怎么办？康生觉得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第一
次受到这么大的挫折。难道就这样认输吗？当然不能！康生在苦苦思索着应付的办法。
康生到底不愧是“军师”。他在书房里转了几圈之后，一个主意想出来了。他一把抓起红机子专线电话，拨通了张
春桥的专机……
经过一番电话密商，他们决定“恶人先告状”。张春桥立即约集妙文元、王力行动起来，于当晚集中在人民大会堂，
连夜炮制出一份《2 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书面材料，又经过康生亲自补充润色定稿，然后由江青安排，跑去向毛泽东
作歪曲汇报。街头的结果，他们力图促动毛泽东恼怒的目的达到了。
这下子，康生又来劲了。他自认为拿到了尚方宝剑，又可以大干一番了。于是从2 月25日到3 月18日，在怀仁堂召
开了7 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老同志。康生在陈伯达、江青等的配合下，又是漫骂又是攻击，声嘶力竭地对着谭
震林、陈毅等叫嚷：“你们这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的一次最严重的
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一种改变的预演！”他眼珠一转，瞄准了坐在对面的徐向前，伸出一根枯枝般的
手指边点边嚷：“你徐向前有什么了不起呀！军队不是你的，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吗？想要反党吗？”康生越说
越起劲，几乎挨个儿把这些老同志挑一通。他诬蔑李富春是这次“逆流”的“俱乐部主任”，攻击陈毅是这几个副总理
和军委副主席之间的“联络员”，嘲弄余秋里、谷牧，“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数说一通之后，他掏出手帕擦了
擦口角的白沫，幸灾乐祸地说：“嘿嘿！主席发怒啦，这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之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对毛主
席嘛！”
散会之后回到家里，康生也不闲着。他知道光这么在政治局会上批一通还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把事情捅到社会上去，
才能把这批老同志搞倒。但是，从哪里下手，让谁去串联，要采取哪些步骤，这是需要认真设计的。康生一支接一支地
抽烟，又为这些事动开了脑筋。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康生吓了一跳，他从深思中惊醒，连忙抓起电话。话筒里
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康老吗？我是江青。这么晚打搅你了，我也睡不着呀，吃了两次安眠药啦。我一直在考虑怎样
在全国掀起一个反击二月逆流的新高潮。我想约你和伯达、春桥几个人商量一下，当然得指望你出点子哪，你看可以吗？”
康生早就料到了这个女人这两天会来求助于他的。他知道江青之流只会咋咋呼呼，像眼前这种节骨眼上，没有他康生怎
么能成气候？当然，康生也需要他们配合呐喊，所以两人一拍即合，当即约定了商谈的时间和地点。
密商的结果，他们决定把反“二月逆流”尽快推向社会，借用“造反派”的力量攻“这帮老家伙”。阴谋家的本能
还提醒他们，干这种事情不能公开出面，而要躲在幕后操纵。好在这种手法对他们是轻车熟路，问题不大。然后，他们
进一步密定了“先从谭震林开刀”。但是，开刀总得有个借口啊？这自然也难不倒他们。“欲加之罪，何患无穷”这句
古话，他们是用得很熟的。谭震林不过是负责农林口的副总理吗？他们记得不久前去北京农展馆看过一次“农业学大案
展览”。农展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