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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农展馆是谭震林管辖的，那么好，就从“大案展览”找茬儿。他们知道这个展览是经过周恩来审查批准的，因
此，这一重要任务，当然由康生亲自出马过显得有份量。
3 月初的一天，康生不辞辛苦地再次来到农大大案展览馆。馆里的工作人员有点奇怪，这位首长不是在审查过程中
来看过了吗？怎么今天又来了，康生当然不岌这些，装模作样地在馆内转了一圈，好像发现了新大陆，煞有介事地说：
“这个展览有问题啊，最大的问题是不突出毛泽东思想。”
北京的春天好乱风沙，居民们最讨厌这种天气。夹着沙粒的大风呼呼作响，尘土夹着纸片满天飞舞，吹得人睁不开
眼，又无孔不入地给家家户户的每个角落撒上一层黄沙。康生坐在大红旗轿车里，望着马路上行人躲避风沙的情景，不
知怎么觉得可笑。他简直想说：“这样的风沙算得了什么？一场更大的风沙就要来了，你们知道吗？”他闭上眼睛，慢
条斯理地向旁边的秘书口述了指示：回去以后，立即让关锋通过林杰告诉谭厚兰，大案展览馆有问题，可以冲击。
指令很快执行了，3 月8 日，谭厚兰率领北京师范大学的1000多名学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了农大案展览
馆，并占领了整个农业展览馆，宣布农展馆已为“造反派”所进驻。在行动中，他们把“打倒谭震林”、“谭震林的黑
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等口号向全北京散布。在谭厚兰行动的带头下，经过一番串联，北京地区的“造反派”纷纷
行动起来，于3 月14日组织了十多万人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和打倒7 个副总
理、军委副主席的口号。康生、江青所期望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已然在北京地区形成，并且正在迅速推向全国。
3 月27日，召开了大规模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师大会”。这个大会，康生当然是
要亲自出席的。目睹这样轰轰烈烈的场面康生不禁喜形于色，体会到欺骗利用天真烂漫的青年实在是一个好办法，能起
到他们几个人无法起到的作用。于是，他决定在会上进一步煽动和定调。会场上人声嘈杂，写着各种组织名称的彩旗东
倒西歪的支撑着，杂乱地人群赶鸭子似的拥来拥去，一片乱哄哄的景象，在一阵狂热的口号声之后，人们听到高音喇叭
里响起康生那嘶哑的声音：“同志们，革命派战友们，你们知道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就是公开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
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是反党……”
在康生、江青一伙的鼓噪活动下，一个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在各地掀起。在怀仁堂会议及
其前后挺身而出同“文革派”斗争的老战士们，被强加上“叛徒”、“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罪名，全部被迫
离开领导工作岗位“靠边站”，有的被打倒。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被“中央文革”所代替。
康生一伙并不就此罢休，他们深恐这些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同志东山再起，因此翻来覆去重弹反击“二月逆
流”的老调，挥干棍子向这些老同志打去。其中叫得最多最凶的要数康生。而且，他在攻击这些老同志的时候，经常是
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例如他在一次会议上讲到“二月逆流”时说：“二月逆流打急先锋的，现在讲是谭震林，实际上
不是谭震林，是叶剑英，叶剑英讲‘不教而诛’，直接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叶剑英听说后感到莫名其妙，他对坐在旁
边的聂荣臻说：“我没有讲过‘不教而诛’呀。”聂荣臻也奇怪地说：“‘不教而诛’，是我讲的嘛，怎么扣到你的头
上去了。”后来聂荣臻还专门向中央署信澄清了这件事。可是，康生是不管什么事实不事实的，他还是照讲不误。同康
生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到了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康生担心老同志们在即将召开的九大上重新进入政治局，再次大讲“二月逆流”。
他在10月25日的长篇发言中，又系统地批了一通“二月逆流”，而且上纲上到吓人的程度。他扯起他那公鸭嗓子，声嘶
力竭地说：“二月逆流性质严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首先打头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
第三炮是谭震林，还有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1956年2 月4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反对斯大
林的秘密报告，那是一次反革命改变成功的‘二月逆流’。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
级司令部的坚强领导，中国的二月逆流的干将们要像赫鲁晓夫那样达到他们的复辟的目的，我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绝对办不到的！”11月21日，康生又让他的老婆曹轶欧给中央党校军代表打电话传达他的指示：“二月逆流问题要大讲，
要作为主要问题来讨论，来声讨，来揭发和批判。”
对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康生可谓不遗余力了。在事情发生以后的三四年间，康生把它作为打击迫害一大批党政
军老干部的由头，一有机会就祭起这件“法宝”。一直到1971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亲自提出：再不要讲“二
月逆流”了。这才封住了康生、江青一伙的嘴巴，制止了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歪风。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康生陶醉在一连串的成功和胜利这中，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舒坦。放眼全国，到处是武
斗、抄家、夺权、造反、打倒……这一切在康生看来是多么美妙！他简直是不承认自己已经是一个年近古稀的人，他感
到自己精力充沛，越活越年轻。
这是1967年4 月中旬的一天，康生舒适地歪躺在藤椅上，一面悠闲地呷着茶，抽着烟，一面翻阅着秘书送来的各种
文件材料。他对这些材料反映出的形势表示满意，感到局面正在按他们操纵的方面发展，他的许多心思没有白花。
康生翻到一份简短的电话记录。一个熟悉的名字在眼前一闪，刹那间，他脸色陡变，鱼跃般地从躺椅上翻身而起，
左手把未吸完的半支烟一扔，右手往茶几下“呼”地擂了一拳，大声骂道：“他娘的，混帐！王八蛋！可恶！看老子怎
么收拾你，轶欧，快来！”
服务人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得躲在外面不敢进屋。隔着着窗口见康生脸色铁青，怒不可遏地在地毯上走来走去，
秘书忙通知人去找曹轶欧，偏偏曹轶欧外出未归，可别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工作人员们从未见康生像今天这样雷霆震怒，
又惊又怕，急得团团转。
这是一份什么材料，使得康生如此失态呢？原来，这份电话记录上写着：有关部门报告，中央政法干部政治部副主
任苏枚突然死亡初步判断为自杀。
这个苏枚是什么人？同康生又是什么关系呢？说来话长。
苏枚，又名苏眉、苏梅，是康生的小姨子，也即是曹轶欧的妹妹。苏枚历史上曾经被捕过，出狱后由康生一手给她
恢复了党籍。1967年4 月前后，正是“造反派”组织到处“揪叛徒”的时候，苏枚担心自己被捕那段历史被人们抖落出
来，连日惊恐不安，终于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至于她同康生的关系，当然非同一般。康生1927年抛弃了原来的
老婆孩子同曹轶欧结婚后，就相中了年轻貌美的小姨子苏枚。因此，康生不管到哪里，都要想方设法找借口把苏枚带在
身边。30年代初康生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苏枚跟着康生住在机关。1933年康生被中央派往共产国际工作，也把苏枚带到
了苏联。1937年康生回到延安，苏枚跟着到延安。1947年康生到山东搞土改，苏枚随同前往。1950年康生到杭州休养，
当然也少不了苏枚的陪同。本来，两人早已勾搭成奸，只是慑于康生的权势，长期没有揭露出来。但1950年5 月在杭州
这一次，康生同苏枚的男盗女娼实在做得太过分了一点，竟公然同床共眠，被曹轶欧多次撞见。曹轶欧醋劲大发，大吵
大闹。于是这场丑闻就被公开抖出来了。苏枚觉得偷偷摸摸争不过明媒正娶，委屈得要死要活。姐妹之间打得不可开交，
康生又气又急，却也无可奈何。苏枚见狡猾的康生脚踩两只船，关键时刻不护着她，觉得吞不下这口冤气，一怒之下在
美丽的西子湖畔跳楼自杀，差一点见阎王。苏枚被人救起没有死成，康生的这一劣行却再也包芷不住，弄得满城风雨，
知情者无不窃窃暗笑。几十年来，虽然姐夫小姨子闹出过这么一场丑事，但不管怎么说，苏枚总算是他康生的一个长期
姘妇，在他精神空虚之时给了他不少乐趣和安慰。现在苏枚突然死了，叫康生怎么能不痛心疾首呢？
康生此刻方寸已乱，文件是无法继续看下去了。昔日同苏枚在一起时的情景，此时不住地在脑际晃动。特别是1950
年在杭州那一次，苏枚哭鼻子抹眼泪的委屈模样，更是活现眼前。他仿佛听到苏枚在向自己哭诉：“大哥，你要为我做
主……”康生觉得一刻也不能耽搁，立刻把秘书叫来，吩咐说：“你给我马上去政法干校，要他们把苏枚的死因彻底查
清，调查组要由公安部门直接参加。你就说是我说的，苏枚不会厌世自杀，肯定有人谋害，一定要他们把凶手找出来！
快去！”
窗外，院子里的桃花又开了，柳枝也露出了嫩芽。可康生再也没有心思欣赏这些，他的脑子里充满了有关苏枚之死
的一切。他要为苏枚报仇，他要收拾那些同苏枚、也就是同他康生作对的人。
几天以后，机要人员驾车送来一个标有“特急•；绝密”字样的大信封。康生迫不及待地把它打开。这是关于
苏枚死因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经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中央政法干校三方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经医院解剖化验，
确定苏枚是服安眠药自杀。康生看罢把报告往桌上用力一摔，气急败坏地大骂：“放屁！这帮家伙干什么吃的。调查组
里有坏人！竟想在我面前蒙混过去，哼！公务员，快叫曹轶欧来！”
曹轶欧急匆匆地跑来了。这几天，她的心情颇为复杂。苏枚曾经是她争风吃醋的对象，现在人死了，她觉得去了一
块心病，但是凭良心说，苏枚毕竟是自己的妹妹，除了她和康生睡觉以外，别的没有什么对不起姐姐的地方，而且在许
多方面还是她们夫妇的一个好帮手。再说，康生现在年纪也已经大了，早年的那种风流本性也算基本过去了，所以近几
年来姐妹俩倒也相安无事。平时相处得还算不错。因此对苏枚的死，曹轶欧也是很伤心的。前天，她们夫妇谈及苏枚之
死，两人都很气愤，怀疑这是有人把矛盾指向他们。政法干校本来就有人同苏枚过不去，显然也就是同康生和曹轶欧过
不去。这次苏枚突然死亡，谁知道是不是这帮人谋害的呢？经过一番商议，康生和曹轶欧决定，一定要利用这一事件把
同他们过不去的那一帮人除掉！
康生把调查报告往曹轶欧手上一扔说：“这次又需要你出面了。你同秘书亲自去找调查组的头头，就说我康生还是
认为苏枚是被谋杀的，是反革命谋杀，政法干校有一帮人就很值得怀疑！我还怀疑他们化验的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哪个
医生搞的鬼，是从别的死人胃里偷换来的。要把这些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调查组的人要撤换，要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
充分考虑他杀的可能，彻底揭，彻底查！”
曹轶欧走了之后，康生又要通了谢富治的电话。康生要谢富治将“谋害苏枚”问题主案审查，并指出这个案件的性
质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大问题。
于是，所谓“谋害苏枚”被当作一个重大案件，由公安部门立案侦查。从此，“谋害苏枚案”像一个黑色幽灵，长
期笼罩着中央政法干校，整个校园从上到下被搞得鸡犬不宁，人人自危。破案工作从1967年一直进行到1968年。政法干
校副校长石磊等7 人被逮捕入狱、私设公堂、严刑拷打现象在这所“政法高等学府”成为家常便饭。在刑讯逼供中，1
人被活活逼死，4 人被逼得精神失常，成了疯子。
就在康生紧锣密鼓地抓住所谓“谋害苏枚”案件不放的时候，不曾想到在1967年6 月1 日又冒出了一场激起康生宿
怨的材料。那些天，康生被苏枚之死弄得心烦意乱，动不动就想发火，每天例行的批阅公文也批不下去。这天一早，他
抽出一份中调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报告，无精打采地翻阅着。突然，康生神经质地一拍桌子，牙缝里狠狠地崩出一
句：“好啊，沙韬，你原来在这里。”说着抄起红铅笔在这份报告中批道：“我很久不知此人的下落，原来是改了名字，
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下来的，并且借刘、杨包庇之力，他竟作了副部长……”批完后，他又急不可耐地叫
来秘书吩咐道：“你去传达我的指示，立即逮捕沙韬，并要中调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专案组产案审查他的问题，专案组
由曹轶欧直接负责。”
这个使得康生如此切齿痛恨的沙韬又是个什么人物呢？论来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沙韬是康生原来的秘书。1948年，
沙韬受组织委派由军委联络部调去康生身边，当了一年多时间的秘书。真是活该沙韬倒霉，他去给康生当秘书的这段时
间，正是康生政治上不得志的时候。那时康生任山东分局书记，他觉得自己原来是政治局委员，这个职位太委屈他了。
因此怀疑中央不信任他。1949年8 月，山东省人代会在选举时，康生的得票少了10票，他又怀疑有人在搞他。于是他整
天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反对他，从上到下不信任他。偏偏这当儿沙韬在他身边当秘书，岂能不倒霉？果然，康生终于
怀疑到沙韬头上来了。那一段时间，康生龟缩在青岛菜成路4 号别墅“养病”，心灰意懒，无所事事，于是对沙韬左看
右看不对劲，不顺眼。先是怀疑沙韬偷看他的信，接着又疑心沙韬是李克农派来监视他的，后来又猜疑是饶漱石派来的。
康生这么一怀疑，还有沙韬的好日子过吗？1949年10月，康生煞有介事地向济南市公安局诬告沙韬“有政治问题”，
“是坏人”，“可能是特务”，随即强行将沙韬辞退。照理说，辞退了不也就完了吗？谁知康生竟然始终咬住他不放。
1950年沙韬被单位保送到人民大学学习，康生让曹轶欧署信给中组部，说沙韬有政治问题，强令退学，调回军委联络部
“监视起来”。军委联络部调查后，认为沙韬没有问题，就给他安排了工作。不料于1955年又被康生得知，康生大为恼
火，硬是把沙韬调离了军委联络部。经过几次曲折，沙韬于“文化大革命”前转展到了偏远省份甘肃省，并担任了省委
组织部副部长。可是沙韬万万没有想到，康生还是没有放过他。
然而，出乎沙韬意料之外的事还在后头。因为这一次被康生发现，已经远非前几次可比。这次是在“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中，是康生有权有势而且可以为所欲为的年代，于是，根据康生的指令，沙韬立即铛锒入狱，开始了漫
长的囚徒生活。
1965年5 月，沙韬专案组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实在查不出什么问题，该组负责人王涛江就写了个实事求是的情况报
告。报告送到康生手里，康生读罢大地雷霆，一边骂一边批示：“把沙韬的恶霸有血债的家史说成是革命的，始终是好
人，把一个叛徒、特务说成是并无罪行，亦来发现有政治问题，王涛江是站在哪个阶级来说话？王的立场，完全替地主
恶霸、国民党特务、叛徒等反革命分子辩护，并拿起这些反动材料来包庇反革命沙韬……”
第十六章伪君子与迫害班 2
在康生疯狗般的诬陷迫害下，沙韬在狱中关押了8 年，被整得死去活来，差点儿一命呜呼，还有许多高级干部为此
受到牵连。沙韬一案，让人们领教了康生的心肠之狠，手段之毒。
从以上所谓“谋害苏枚案件”和“沙韬案件”两件事，可以窥见康生肆无忌惮地制造冤假错案、蓄意谋害人之一斑。
然而，这两个案件仅仅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中的两个很小的例子，他实际诬陷和迫害
干部的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为历史上所罕见，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在“文化大革命”的10中，林彪、江青两
个反革命集团迫害了成千高级干部，康生都参与谋划，有相当一部分是他直接操纵的。喧嚣一时的所谓“61人案件”、
“新疆叛徒集团案件”、“内人党案件”、“刘仁特务集团案件”等大事，就是康生一手捏造或者蓄意陷害的。据统计，
“文化大革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