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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纷纷颂赞椿寿的明智。
惟有那名代表漕帮说话的尖丁，大摇其头。不过他首先声明，他自己有点意见，并有代表漕帮，不知该说不该说？
“说，说！集思广益，说出来商量。”
照那尖丁个人的看法，漕船要能开行，首先得要疏浚河床，同时在各支流加闸，提高运河中的水位，然后另雇民船分载漕米，减轻漕船的载重，这样双管齐下，才有“动”的可能。
“那就这样办啊！有何不可呢？”有个押运官兴奋地说。
那尖丁苦笑了一下，没有作声。椿寿却明白他的意思，以讥嘲的口吻答道：“老兄说得容易！可知道这一来要多少钱？”
“于其赔累，何不把赔累的钱，花在疏浚河床和雇用民船上？不但交的差，而且治理了运河，也是大人的劳绩。”
这两句话说动了椿寿的心，点着头沉吟，“这倒也是一说。”他自语似的问：“就不知道要多少日子？”
疏浚的计划，施工的日程，要多少工、多少料，都要仔细计算，才能知道确数，在这样人多口杂的场台中，是不可能得到结果的，所以椿寿叫大家散一散，别外找了些实际能负责，能办事的人来重作商量。
这个少数人的集议，首先要谈的就是工料的来源。这实在也只有一个字：钱。漕帮中被推派出来说话的那名尖丁，以久历江湖的经验，预感到此举不妥，但人微言轻，无法扭转椿寿的“如意算盘”，便很干脆地答应了所派的经费，而且保证漕帮一定全力支持这件事。不过他也很郑重地声明，漕帮出了这笔钱，漕船不管如何非走不可。如果再出了什么花样。漕帮不能负责。
于是疏浚河道的计划，很快地便见诸实际行动。这件事地方官原来也有责任，只是湖州府和运河所经的乌程、归安、德清三县，要办这件事惟有派工派料。公文往返，以及召集绅士磋商，需要好久才能动工，未免缓不济急。
为了与天争时，自己拿钱出来征雇民工是最切实的办法。等这一切安排好了，预计八月底以前，漕船一定可以开行。这样，椿寿才算松了一口气，动身回省。
走的那天，秋风秋雨，一般行旅闷损不乐的天气，在椿寿却大为高兴，心里在想，这雨最好落大些，连下几天，前溪水涨，起漕的时间，还好提前。
* * *回到省城，他第一件事便是去见抚台黄宗汉。
听完报告，黄宗汉还夸奖了一番，说他实心办事。还告诉他一些京里来的消息，说朝廷已有旨意，严饬直隶总督和驻北通州的仓场侍郎，自天津杨村地方，调派一千五百艘驳船到山东临清，准备驳运漕粮。不过直隶总督已经复奏，怕杨村的驳船，到达临清，河水已经结冰，所以这样请求：江浙的漕粮在临清、德州一带卸下来，暂时存贮，到明年开春解冻，再转漕北上，这个请求，能不能奉准，尚不可知。
椿寿认为这是个好消息，他原有顾虑，怕北地天寒，到了十月以后，河里结冰，漕船依旧受阻。现在既有直隶总督据实奏陈，等于为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格于事实，朝廷不能不准，这样就只要到了临清，便算达成任务。倘说迟延，则各地情形相同，处分的案子混在一起，变成“通案”就
不要紧了。
椿寿吃了这颗定心丸，对于疏浚河道的工程，进度不甚理想，就不太着急。他最关心的是直隶总督那个复奏的下文，等漕船开出，才看到明发上谕：“浙江嘉杭等帮米石，如能拨船赶运，当仍遵前旨，酌拨杨村船只，趁此天气晴和，迅往拨运。设或沿途必须截卸，临情、德州等仓，是否足资容纳？
着仓场侍郎、直隶总督、漕运总督、山东巡抚各将现在应办急务，迅速妥为办理，毋得听任属员推诿恶习，各分畛域，再赴贻误。懔之！“
“亏得赶运出去。”椿寿心里在想，“照上谕来看，在临清、德州截卸，暂时存贮，已经准了。不过粮仓恐怕不够，湖帮的漕米到了那里，倘或无仓可储，倒是棘手之事。”
于是，他“上院”去见抚台。黄宗汉一见他就说：“啊，来得正好。我正要叫‘戈什哈’去请你，有件要紧事商量。”
“请大人吩咐。”
“不，不！你有事你先说。”
椿寿便说明来意，意思是想请抚台出奏，浙江湖属八帮的漕米，已出省境北上。如果到了临清，无法驳运，需要截卸时，请饬下漕运总督及山东巡抚，预留空仓。他是怕湖属八帮的漕船最后到达，仓位为他帮捷足先登，所以有此要求。
黄宗汉一面听，一面不断摇头，等他说完，俯身向前问道：“漕运一事，贵司内行，而且今年由贵司一手料理，我要请问，可曾计算过‘回空’的日子？”
原来是这一层顾虑，椿寿略略放了心，“回大人的话，”他说，“回空自然要衍期……”
“衍期多少时候？”黄宗汉不待辞毕，枪着问道，“请贵司算与我听一听。”
“这要看临清的情形。如果在那里截卸，等明年开冻驳运，又要看前面漕船的多寡，多则慢，少则快。
“最快什么时候？”
“总要到明年四月。”
“回空呢？”
“也要两个月。”
“这就是说，漕船明年夏天才能回家，还要经过一番修补，又得费个把月，最快也得在七月里才能到各县受兑漕米。请问贵司，明年新漕，不是又跟今年一样，迟到八九月才能启运吗？”
“是！”椿寿答道，“不过明年改用海运，亦无关系。”
“什么叫没有关系？”黄宗汉勃然变色，“你说得好轻巧。年年把漕期延后，何时始得恢复正常？须知今年是贵司责无旁贷，明年就完全是我的责任。贵司这样子做法，简直是有意跟我过不去呀！”
椿寿一看抚台变脸，大出意外，他亦是旗下公子哥儿出身，一个忍不住，当即顶撞了过去：“大人言重了！既然我责无旁贷，该杀该剐，自然由我负责，大人何必如此气急败坏？”
“好，好！”黄宗汉一半真的生气，一半有意做作，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地说：“你负责，你负责！请教，这责任如何负法？”
“本年漕运虽由我主管，但自从大人到任，凡事亦曾禀命而行。今年江
苏试办海运，成效甚佳，请大人出奏，明年浙省仿照江苏成例，不就行了吗？“
“哼，哼！”黄宗汉不断冷笑，“看贵司的话，好象军机大臣的口吻，我倒再要请教，如果上头不准呢？”
“没有不准之理。”
“又是这样的口吻！”黄宗汉一拍炕几，大声呵斥，“你到底是来议事，还是来抬杠？”
椿寿做了二十几年的官，从未见过这样的上司，心里在想：我是科甲出身，我亦不是捐班佐杂爬上来的，受惯了气的，论宦途经历，我放浙江藩司，你还不过是浙江臬司，只不过朝中有人，道光十五年乙未那一榜……
转念到此，椿寿打了个寒噤，暗叫一声：大事不好！黄宗汉的同年，已有当了军机大臣的，那是苏州的彭蕴章。还有户部两侍郎，一个是福建的王庆云，最爱照应同乡，另一个又是他的同年，而且是好友的伺桂清。
俗语说得好，“朝里无人莫做官。”黄宗汉敢于如此目中无人，无非仗着内有奥援，而且听说他今年进京，皇上召见六次之多，圣眷正隆，自己无论如何碰不过他。这些念头雷轰电掣般闪过心头，顿感气馁，只得忍气吞声地陪个罪。
“大人息怒。我岂敢跟大人抬杠？一切还求大人维持。”
这一说，黄宗汉的脸色才和缓了一些，“既为同僚，能维持总要维持。
不过，“他使劲摇着头，一字一句地说：”难，难！“
椿寿的心越发往下沉，强自镇静着问道：“大人有何高见？要请教诲。”
“岂敢，岂敢。等我想一想再说吧！”
说完，端一端茶碗，堂下侍候的戈什哈便拉开嗓子：“送客！”
这送客等于逐客。椿寿出了抚台衙门，坐在轿子里，只催轿扶加快，急急赶回本衙门，让听差把文案请到“签押房”，关上房门，细说了上院的经过，惊疑不定地问道：“各位看看，黄抚台这是什么意思？”
“黄抚台外号‘黄阎罗’，翻脸不认人是出名的，这件事要好好铺排一下。”
“唉！”椿寿摇摇头，欲言又止，失悔在黄抚台刚到任，不理他索贿的暗示。
“ ‘天大的公事，地大的银子’，”有个文案说很很率直，“先去探探口气看，院上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于是连夜走路子去打听，总算有了确实的消息，据说黄宗汉为了明年的新漕得以早日受兑装载，照限期抵达通州，决定上奏，把湖属八帮的瘤船追了回来，漕米卸岸入仓，连同明年的新漕，一起装运。
这样做法，只苦了漕帮，白白赔上一笔疏浚河道的费用。其次，那些奉委押运的候补州县，没有“公费”可派，一笔过年的盘缠便落空了。椿寿心中虽有不忍，但到底是别人的事，藩司能够不赔，已是上上大吉，只好狠一狠心不理他们了。
果然，第二天抚台衙门来了正式公事，惟恐影响来年新漕的期限，“所有本年湖属八帮漕船，仰该司即便遵照，全数追回，候命办理。”椿寿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人去，把湖属八帮的漕船截了回来，同时上院去见抚台，请示所谓“候命办理”是如何办法？
黄宗汉一直托病不见。过了有五、六天，一角公文送到，拆开一看，椿寿几乎昏厥，顿足骂道，“黄寿臣，黄寿臣，你好狠的心！我与你问冤何仇，
你要置我于死地！“
黄宗汉的手段，的确太毒辣了，他以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统筹漕运全局的理由，为了使来年新漕的输运，如期完成，以期此后各年均得恢复正常，作了一个决定，本年湖属八帮的漕米，留浙变价，全部漕米二十七万六千石，照户部所定价格，每石二两银子，共该五十五万二千两，限期一个月报缴。
这是椿寿与尖丁早已算过了的，市价与部价的差额，一共要三十三万两银子。如果在他第一次到湖州开会之前，抚台就作了这个决定，那么漕帮赔大部分，藩司赔小部分，这笔小部分的赔款，也还可以在浮收的款项中拨付，说起来只是今年白吃一场辛苦，没有“好处”而已。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漕帮负担了疏浚河道的全部经费，事先已经声明，出了这笔钱，漕船非走不可，于今截回不定，已觉愧对漕帮，再要他们分赔差额，就是漕帮肯赔，自己也难启齿，何况看情形是决无此可能的。
至于浮收的“好处”，早已按股照派，“分润”有夫人员，哪里再去追索？即使追索得到，也不过五、六万银子，还差着一大截呢！
事情的演变，竟会弄得全部责任，落在自己一个人头上。椿寿悔恨交并，而仍不能不拼命作最后的挣扎，愁眉苦脸地召集了亲信来商议，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惟有去求抚台，收回“变价”的成命，应解的二十多万石漕米，随明年新漕一起启运。就这样起卸入仓，从船上搬到岸上，明年再从岸上搬到船上，来回周折的运费、仓费，以及两次搬动的损耗，算起来也要赔好几万两银子，而且一定还会受到处分，但无论如何总比赔三十三万两银子来得好。
两害相权取其轻，椿寿只得硬着头皮上院，把“手本”送了进去，门上出来答道：“上头人不舒服，请大人回去吧！上头交代，等病好了，再请大人过来相叙。”
棒寿愤不可遏，吩咐跟班说：“回去取铺盖！抚台不见我不走，就借官厅的炕床睡。”
门上一看，这不象话，赶紧陪笑道：“大人不必，不必！想来是有急要公事要回，我再到上房去跑一趟。”
于是椿寿就在官厅中坐等，等了半个时辰，黄宗汉出来了，仰着头，板着脸，一见面不等椿寿开口，就先大声问道：“你非见我不可？”
“是！”椿寿低声下气地回答：“大人贵恙在身，本不该打搅，只是实在有万分困难的下情上禀。”
“如果是湖属漕米的事，你不必谈。已经出奏了。”
这句话就如焦雷轰顶，一时天旋地转，不得不颓然坐倒，等定定神看时，黄宗汉已无踪影，抚院的戈什哈低声向他说道：“大人请回吧！轿子已经伺侯半天了。”
椿寿闭上眼，眼角流出两滴眼泪，拿马蹄袖拭一拭干净，由听差扶掖着，一步懒似一步地走官厅。
就在这天晚上，椿寿在藩司衙门后院的签押房里，上吊自杀。第二天一早为家人发觉，哭声震动内外，少不得有人献殷勤，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飞报抚台。
黄宗汉一听，知道闯了祸，逼死二品大贝，罪名不轻。但转念想起一重公案，觉得可以如法炮制，心便放了一半。
他想起的是陕西蒲城王鼎尸谏的往事，这重公案发生在十年以前，王鼎与奸臣穆彰阿，同为大学士值军机。这位“蒲城相国”性情刚烈，嫉恶如仇，而遇到穆彰阿是阴柔奸险的性格，每在御前争执，一个声色俱厉，一个从容自如，宣宗偏听不明，总觉得王鼎不免过分。
道光二十二年，为了保荐林则徐夏用，王鼎不惜自杀尸谏，遗疏痛劾穆彰阿。那时有个军机章京叫陈孚恩，是穆彰阿的走狗，一看王鼎不曾入值，亦未请假，心里一支，借故出宫，赶到王鼎家一看，听得哭声震天，越发有数。趁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抗骤遭大故，五中昏瞀的当儿，劝他把王鼎的尸首解下来，同时把遗疏抓到手里，一看内容，不出所料，便又劝王抗以个人前程为重，不必得罪穆彰阿，又说“上头”对王鼎印象不佳，而大臣自杀，有伤国体，说不定天颜震怒，不但王鼎身后的恤典落空，而且别有不测之祸。
这一番威胁利诱，教王抗上了当，听从穆彰阿更改遗疏，并以暴疾身故奏报。宣宗也有些疑心，但穆彰阿布置周密，“上头”无法获知真相，也就算了。
陈孚恩帮了穆彰阿这个大忙，收获也下小，不久，穆彰阿就保他当山东巡抚。而王抗则以不能成父之志，为他父亲的门生，他自己的同年，以及陕甘同乡所不齿，辞官回里，郁郁以终。
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会试的大主考，黄宗汉是他的门生，颇为巴结这位老师。秦桧门下有“十客”，穆彰阿门下有“十子”，黄宗汉与陈孚恩都在“穆门十子”之数，自然熟知其事。所以，一遇椿寿的变故，他立即遣派亲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设法把椿寿的遗嘱弄到手，然后亲自拜访驻防的将军和浙江学政，因为这两个人是可以专折奏事的，先要把他们稳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闻。
当然，另一方面他还要间接拜托旗籍的官员，安抚椿寿的家属，然后奏报藩司出缺。上吊自杀是瞒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个“夹片”，说是“浙江钱漕诸务支出，本年久旱岁歉，征解尤难，该司恐误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轻生。”把湖属八帮应运漕米，留浙变价的事，只字不提，同时录呈了经过修改的椿寿的遗嘱。咸丰帝此时初登大宝，相当精明，看遗嘱内有“因情节所逼，势不能生”两句话，大为疑惑，认为即令公事难办，何至遽尔自尽？是否另有别情，命令黄宗汉“再行详细访察，据实奏闻，毋稍隐饰。”
接着，浙江学政万青藜也有专折奏报，说椿寿身后，留有遗嘱，“实因公事棘手，遽行自尽。”与黄宗汉的奏折，桴鼓相应。皇帝批示：“已有旨，令黄宗汉详查具报。汝近在省垣，若有所闻，亦可据实具奏。”
看来事情要闹得很大，但事态真正严重的关键所在，只有黄宗汉自己知道。因为椿寿的自尽，如果真的是由于他的措施严峻、则虽良心有愧，亦不过课以道义上的责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过，那就不必有所畏惧。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椿寿之死，是死在他虚言恫吓的一句话上。
所谓“留浙变价”，原是黄宗汉有意跟椿寿为难的一种说法，暗地里他并不坚持这样做，不但不坚持，他还留着后手，以防椿寿无法做到时，自己有转圜的余地。
由于在军机处和户部都有极好的关系，所以黄宗汉对来年新漕改用海运，以及本年湖属各帮漕米，不能如限北运的处置办法，都有十足的把握，私底下书函往还，几乎已有成议。但这些情形，椿寿无从知道，他亦瞒着不
说。以改用海运并无把握，河运粮船难以依限回空的理由，下令截回漕船，留浙变价，这一套措施与他所奏报的改革办法，完全不符。他向椿寿所说的，留浙变价一事，“已经出奏”，事情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再也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