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夺发记》采用了英雄史诗体，但描写的却是小事一件：两个天主教徒家庭之间发生了争吵，起因是一家的男青年偷剪了另一家女青年的一绺金发。诗人有意把这一风流琐事描写得象荷马史诗中特洛伊和希腊之间的战争那样严重，借以讽刺当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蒲伯还模仿贺拉斯的风格，创作出一系列自然而有风趣的讽刺诗和对话诗，抨击当权者拜金主义的不良倾向，这些作品都具有古典主义的风格。
德国古典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是早期启蒙运动的文艺理论家高特舍特（1700——1766），他重要的文学活动集中在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高特舍特是莱比锡大学的诗学教授，以改革当时的德国戏剧、创建戏剧理论著称。在哲学上，他推崇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沃尔弗 （1679——1754）的唯理论，认为理性高于一切。在文学上，他接受法国文艺理论家布瓦洛的理论，主张效法高乃依和拉辛的古典主义戏剧，改变十八世纪初期德国戏剧内容粗俗、形式杂乱的状况。1730年，他发表了全面阐述自己文学观点的理论著作《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这是把法国古典主义理性原则和鉴赏标准应用于诗艺中第一部德国论著。他强调，艺术的本质和任务是对人进行理性和道德教育，戏剧和寓言是实施这种教育的最佳形式。高特舍特完全赞同法国古典主义理论，认为文学体裁应有等级之分，悲剧的主角只能由王公贵族之类的“大人物”充当。他还为各种文学体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例如戏剧要一概分为五幕，严格遵守三一律，语言要明确，措词要典雅。当然，他的这些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德国戏剧的混乱状况而提出的，目的是要把戏剧创作纳入规范化的轨道，使其发挥启蒙教育的作用。
高特舍特的戏剧改革实践，主要体现为与当时著名女演员诺伊贝尔共同创立莱比锡表演和评论学派。他们遵循古典主义的范例，把德国戏剧从一种以粗俗的趣味取悦于人的低级娱乐形式改造为给民众以启蒙教育的有效工具。诺伊贝尔领导的剧团，按照高特舍特制定的规则演出，剧本都是由他认定的“正规剧”。这个剧团的演出，在德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高特舍特也因此扬名全国。他所编著的《按照古希腊、古罗马的规则创建的德国舞台》（6卷，1740——1745）主要译自法文，该书为德国舞台提供了古典剧目，目的是取代昔日流行的即兴作品和情节剧。高特舍特还著有《创立德语的语言艺术》，对促进德语的规范化和文学化有一定的贡献。
高特舍特是德国早期启蒙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作家，他为德国文学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他把法国古典主义的准则视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反对创新与发展，因而遭到同时代人、特别是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者莱辛的猛烈抨击。
俄国古典主义文学是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在“彼得一世改革”的基础上兴起的，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占据着俄国文学的主导地位，代表作家是康捷米尔（1708——1744）和苏马罗科夫（1718——1777）。康捷米尔以讽刺诗著称，是俄国古典主义诗歌和近代讽刺诗的奠基人，他的诗歌形式明显地受到了布瓦洛和贺拉斯等人的影响。他在诗中主要讽刺贵族阶级顽固守旧的意识和游手好闲的习性，宣扬公民义务，赞颂爱国精神。康捷米尔曾任俄国驻巴黎大使，与法国启蒙运动初期的代表作家孟德斯鸠（1689——1755）有过交往，并把他的主要著作《波斯人信扎》译成俄语。正因如此，俄国古典主义文学除了遵循古典主义原则外，还吸收了法国启蒙主义的进步思想内容，强调科学文化对于民众的启迪作用。康捷米尔在诗歌中宣扬“天赋平等”的观念，正体现了启蒙作家试图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性王国的思想。
苏马罗科夫是诗人和剧作家，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把法国戏剧的模式移植到俄国历史剧中，是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在俄国的传播者，曾有“北方拉辛”之美称。他的悲剧主要表现爱情与义务之间的冲突，结局常常具有大团圆的意味，《冒名为皇的德米特利》是他的重要悲剧作品。他的喜剧作品，主要把愚昧无知和偏狭闭塞作为讽刺的对象。苏马罗克夫曾任圣彼得堡首家剧院的经理，并创办过《勤劳的蜜蜂》杂志，对于官僚阶层的腐败和农奴制的残酷，他在杂志中都进行过谴责。
布瓦洛及其理论
一布瓦洛的文学活动
布瓦洛 （1636——1711）是法国最具有权威性的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家，他的理论著作《诗的艺术》是古典主义原则的不易经典。布瓦洛出现于文坛的时候，法国古典主义已经形成，但他系统地总结了数十年来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经验，集中地阐发了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确定了各种文学体裁的界限，指出了不同体裁的特点，从而成为整个欧洲古典主义理论的一代宗师。
布瓦洛生于巴黎，父亲是高等法院的书记官。他在巴黎大学修习过神学和法学，并获律师职位，但他对宗教和法律都没有多大的兴趣，一心只想当诗人。1657年，他继承了父亲的一笔遗产，从此便踏上了文学之路，开始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他的主要作品是：《讽刺诗》（共十二篇）、《书简诗》 （共十二篇）和《诗的艺术》。在《讽刺诗》的前几首中，布瓦洛把矛头直指没落贵族，对这个阶级的弊端陋习大加挪揄。初入文坛的布瓦洛思想敏捷，不平则鸣。当初，莫里哀因创作《太太学堂》而遭到顽固势力的攻击，那时布瓦洛年仅二十七岁，还不认识莫里哀，但他仗义直言，写诗赞扬莫里哀以回敬那些无耻之徒：
莫里哀，许多妒嫉的才子，竟敢蔑视你最美丽的作品，他们的谴责也不过是白费力气，你的可爱的天真烂漫
将一代又一代地
永远使后人喜笑开怀。
1677年，布瓦洛在关于拉辛的悲剧《费德尔》争论中，坚决站在拉辛一边，并写了书简诗《论仇敌的功用——致拉辛先生》，来安慰这位被反对者搞得心灰意懒的悲剧作家：
法国诗坛以你的才华为荣耀，它将无所顾忌地把你保护，并将为你展示公正的前景。
他还辛辣地嘲讽过一大批雕琢派诗人，其中包括基诺 （1635——1688，法国诗剧作家）、普拉东（1644——1698，法国诗人，参与过对拉辛的围攻）和科坦 （1604——1682，法国教士和诗人）。夏普兰当时深得官方的宠信，是法兰西学院的要人同时负责政府向作家发放年薪的工作，可谓权势逼人。但年轻的布瓦洛敢于蔑视权贵，十分尖刻地挖苦了他的史诗《贞女传》：
纵然拍额头咬手指亦是枉然，我无法从大脑的缝隙中寻觅
比《贞女传》更生硬造作的诗句。
猛烈的抨击使夏普兰的威望一落千丈，显示了布瓦洛初入文坛时的过人的胆识。
布瓦洛颇具锋芒的讽刺诗，引起了法国诗界的瞩目，同时也受到贵族阶级的强烈反对。为了求得王权的庇护，1665年起他开始出入宫廷，与国王有了直接的接触。《书简诗》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呈献给路易十四或题赠与达官贵人的。他曾在宫中亲自为国王朗诵自己的诗作《论和平的益处》，并因此得到过封赏。布瓦洛在这一阶段创作的颂诗，标志着在封建统治的压力下，他对待贵族阶级的态度从心怀不满转向了委曲求全。1674年，他发表了古典主义的美学著作《诗的艺术》，成为古典主义文艺理论的集大成者。1677年，路易十四任命他为王室史官，此后布瓦洛停止创作达十几年之久。1684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687年，法国文坛爆发了一场“崇古派”与“厚今派”之间的大论战，史称“古今之争”。布瓦洛作为“崇古派”的理论家参与了这场论战，这也是他后期主要的文学活动。
二古典主义的理论大全——《诗的艺术》
俄国诗人普希金作过这样的评论：“布瓦洛，一位天资聪颖，智慧过人的诗人，发表了自己的法典，连文学都要听从他的命令。”这里所说的“法典”，就是指布瓦洛于1674年发表的文艺论著《诗的艺术》。
《诗的艺术》是用匀整的亚历山大诗体写成，每行十二个音缀，全长一千一百行。布瓦洛并不是古典主义理论的发明者，他的独到之处是把这些理论用简练通畅、便于记忆的诗句融会贯通地表述出来，因此，人们称他为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是总论，叙述了一般性的原则，例如，其中包括创作必须有灵感；热爱理性，按马莱伯所提倡的去做等。第二章论述“次要的”诗体：牧歌、挽歌、颂歌、十四行诗和歌谣等。第三章论述“主要的”诗体：悲剧、史诗和喜剧。第四章是有关道德修养的说教和对作家的规劝与希望。
布瓦洛长期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归根结蒂就是为了捍卫理性。他对诗人大声疾呼：
爱理性吧，愿你的一切文章
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
他认为，理性创造了美，而美则是艺术的最终目的。这里需指出的是，布瓦洛所说的“理性”并不完全等于笛卡尔所提出的作为科学推理的“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封建王权的理性法度，即君主专制政治所要求的道德规范。正是从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出发，布瓦洛排斥市民作家，否定一切不符合封建文明的文学作品。他反对“过火”、“离奇”和“标新立异”的艺术表现，主张一切应合乎“常情常理”，要“防止过偏”。布瓦洛这种强烈的“秩序”观，正是封建王权的政治需要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
布瓦洛认为，模仿“自然”是文学的基本任务。他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继承了“艺术模仿自然”的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自然也就是真，一接触就能感到”，“没有再比真更美的了，只有真才是可爱”，“愿自然是你唯一研究的内容”。简言之，他给艺术美这个概念所下的定义是：美就是真。布瓦洛把逼真地模仿自然视为美的条件，完全符合文艺反映现实的基本原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在布瓦洛那个时代，古典主义作家确实十分重视“逼真”的原则，拉辛在给自己的悲剧所写的序言中，总要提到戏剧冲突与人物性格是否逼真这个问题。从正确的角度理解，文艺理论中所说的“自然”是指客观世界和社会生活。然而，布瓦洛在提倡逼真地模仿自然的同时，却又向诗人发出了这样的号召：
你要出入宫廷，你要熟悉城市；
前者与后者，都永远富有范例。
这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他是用“宫廷”和“城市”来指代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并认为他们的生活是诗人和作家创作的源泉。这样，布瓦洛把“自然”的范围一下子缩小了许多，以至无法包容全部客观世界，广大民众的生活也就被排除在“自然”之外了。在创作观上，他不主张文艺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要求作品首先要适合宫廷的审美趣味。他和莫里哀是朋友，但他反对莫里哀接触民众，与民为友。他赞场莫里哀的“高级喜剧”《吝啬鬼》和《恨世者》，原因是这两部作品可登大雅之堂。但对莫里哀的另一出喜剧《司卡班的诡计》，布瓦洛却表现出极大的厌恶，认为在这部作品中莫里哀迁就了庸俗观众的鉴赏力，因而贬低了自己的才华。由此不难看出，布瓦洛的艺术观具有十分明显的贵族倾向。
古典主义理论特别强调文学作品的愉悦性和教诲功能。亚里士多德的“陶冶论”和贺拉斯的诗句“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欢，这才符合众望”，为文学作品的趣味性与道德寓意的统一提供了源远流长的依据。法国古典主义作家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一致的。拉封丹认为：“在这些虚构的体裁中，必须兼顾教诲和使人愉悦”。莫里哀则强调说：“喜剧的义务是在给人以娱乐的同时使其受到教育”。理论家拉潘在《关于诗的思考》中明确指出：“诗要写得赏心悦目，目的是使人有所裨益，趣味性仅仅是诗借以达到有益目的的手段，它一旦臻于完美，就成了教导公众的道德准则。”布瓦洛在《诗的艺术》的最后一章中，以激越的诗句重申了古典主义的这一创作原则：
作家们，洗耳恭听我的规劝！
是否要丰富的虚构招人喜欢？
愿你们给予人的充满广博知识的教益
处处把真实、实用与趣味紧系，聪明读者不会枉然消磨光阴，而总是想借娱乐来补益其身。
愿你们的心灵、美德寓于辞章，愿它们总展示你们高贵形象。
为取悦读者，他主张“不管你写什么，要避免鄙俗卑污”，对于诗作要反复修改、不断润色，以求诗句显得“华丽”、“雅洁”、“谐和”和“工巧”。布瓦洛推崇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家，认为他们的作品是表现“崇高”、“雄伟”和“悲壮”的典范。
在西方文论史上，古希腊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公元前335年）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艺》（约公元前19——18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艺术的本质是模仿”的观点；贺拉斯在《诗艺》中重申了文学模仿自然的现实主义观点，并在论述文艺的作用时，明确地提出了“寓教于乐”的原则。他们的这些思想，对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影响极大。作为后来者，布瓦洛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先师们的思想，《诗的艺术》的问世使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臻于完善。在这部著作中，布瓦洛还提出了诸如内容决定形式、认真观察生活、语言简洁明确、结构严谨完整等一系列主张，体现出作者现实主义的倾向和严肃负责的创作态度。但布瓦洛把古典主义的原则视为亘古不变的法则，并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划定了绝对的界限，这就阻碍了艺术的发展，堵塞了人们探索新的美学境界的道路。
由于《诗的艺术》要求人们遵守封建秩序，号召艺术家为宫廷的需要而创作，因而受到路易十四及其继任者的欣赏，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金科玉律。普希金把布瓦洛称作“法兰西蹩脚诗人的严峻法官”，这是因为他对不合法则的诗作是绝不姑息的，他的批评常使人战栗不安。对于有才华的作家，他以诚相待，视为知已。在法国古典主义作家中，他把莫里哀摆在第一位，并与拉辛结为终身挚友，作家们大都愿意倾听他的忠告。《诗的艺术》影响长达一百多年，对欧洲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兴起后，布瓦洛所制定的种种规则才被彻底革除，这意味着古典主义思潮最终退出了文坛。然而，作为古典主义的权威论著，《诗的艺术》已被载入了文学史册，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十七世纪法国文学的理论指南。
古典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早在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学者就开启了向古代学习的先河。他们讴歌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研习希腊语和拉丁语，搜寻和模拟古典艺术家的作品，掀起了一股崇尚古代文化的热潮。但那时并没有形成古典主义理论，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与封建神学相对立的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是十七世纪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前面已经叙述了这种文艺思潮的形成与发展，现在让我们看看古典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从古典主义作家的政治倾向、哲学思想、创作规则和表现手法等方面来看，古典主义文学具有以下特征：
一 主张民族统一反对封建割据歌颂“贤明”君主
在十七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需要借助王权的支持来同贵族保守势力进行斗争。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在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古典主义作家对于国内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深恶痛绝，渴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坚决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正是由于有这种愿望，拥护国家统一，反对地方分立，歌颂国王政绩，揭露贵族丑行便成为古典主义文学的一个政治性最为明显的特征。另外，我们知道，大多数古典主义作家都与王权有过这样或那样联系，有的还曾直接在宫廷任职，这也促进了他们对于封建君主的好感。以拉辛为例，他一生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青年时代起直到逝世，几乎都处在国王的影响之下。拉辛曾担任过王室史官，并三次随国王路易十四出征，搜集战史资料。在他看来，国王可以决定国家的安危，因此他把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封建君主身上。在拉辛的悲剧中，国王通常被塑造成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