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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越小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的主张，也就没有限权政府的观念，甚至可以说不会有美国式的民主。
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从理论上阐发了美国市民社会的思想渊源，以及它的历史沿革、发展趋势，同政治民主的相互作用。以后的几章，分别论述了美国宗教团体、少数族裔利益集团、基金会、非营利部门在市民社会中的角色和活动，并以美国对华人权外交为例，论述了美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活动。第十二章谈到了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正如作者所说，媒体本身是一种追求利润的商业企业。因此，媒体虽然独立于国家之外，但是否属于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是有争议的。但它对市民社会的巨大影响则无可置疑。最后一章详细描述了9．11事件以后美国社会的变化，对于认识美国市民社会对全球化冲击的反应，是很有意义的。这样，本书就比较全面地勾画了美国市民社会的面貌。
本书第三章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市民社会衰落的趋势，指出市民社会处在政府和企业的挤压之中，政府掌握着国家的政治资源，企业控制着经济资源，于是在长期竞争之下市民社会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观点。第十二章所描述的9·11后的美国社会和政治变化，特别是在反恐旗帜下政府对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侵犯、社会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和疑虑、基督教对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偏见和排斥、媒体公正性的削弱、总统权力的扩大、帝国式扩张的趋势等等，似乎标志着市民社会受到了进一步的挤压。如果美国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市民社会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张力的话，美国市民社会的衰弱将会带来美国“软实力”的下降。美国市民社会研究同国际政治的相关性，从这里便体现出来了。
但是，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其近著《美国实力的悖论》里，还没有得出9．11后美国市民社会被削弱的结论。他认为，9．11悲剧后“美国社会资本的变化似乎并没有削弱我们在对外政策中采取集体行动的国家能力。由于我们在同其他国家对比中的优势，我们的软实力不大可能减弱。”他援引事例说明，美国人在爱国精神高涨的同时，社区服务的意识和热情仍然高涨。美国的宗教团体和志愿组织比欧洲国家要强大得多。（Joseph S．Nye；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24．）
约瑟夫·奈在这里所指的美国“软实力”和“社会资本”，离不开市民社会的机构，特别是美国的宗教组织等各种非营利部门（nonprofit sector）或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or NGO）。近年来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时兴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mance）等观念，也是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中日益增长的影响相关的。美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是国际活动中的领头羊和风向标，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所谓“领导作用”的贡献很大。
本书中专门论及非政府组织对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的第十一章，非常具体地说明了美国市民社会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更证实了我的一个观察，即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关系。在“中美关系”这一个特定语境中，中国是一个国家，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有一项稳定的对美政策，领导各个部门、社会各界，处理着对美关系。这项对美政策既要维护国家主权，防范来自美国的敌对势力的渗透，回应美国的反华舆论，又要“做美国的工作”，稳定中美关系大局。中国政府期盼社会力量在中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统一步调，维护国家形象，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分忧。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则主要是一个社会。政府有一项时常摇摆不定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尽管也试图协调社会的对华交往，但其政策不得不受到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干扰。它们在中国的人权、民族、宗教、劳工、计划生育、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它们同美国政府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不听命于政府，还经常向政府施加压力。我们眼中的美国反华势力，往往以非政府组织为前导。它们的斗争矛头指向中国政府，而对中国社会则采取渗透和“教化”的策略。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美两大国交往的增加，美国市民社会中的种种新趋势、新问题，如宗教右翼势力的上升、堕胎问题、反移民情绪问题、环境保护问题，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因此，研究美国的市民社会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由于中美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我们研究美国市民社会还有一定的知识障碍。同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更像一座金字塔，政府对社会实施一元化的垂直领导，各种不同功能的社会中介机构尚待发育，人们的“权利”观念大大落后于“权力”观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和法治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我们对市民社会作用的理解，肯定会进一步深化。希望本书在中国读者进一步认识美国的道路上，搭起一座小小的桥梁。
（《美国市民社会研究》，来世达、姬虹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26．00元）
失败者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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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的人文随笔充溢着思想家的道义与良知。她以知识女性特有的沉静打量着粗糙的现实，她拒绝高调的英雄假相和理想主义霸权，而是以回到日常生活的从容去面对现实，去追求富有人性的生活，所以，她的文字没有为别人规定生活的狂妄，也没有在悲惨世界重压下的绝望。她竭力揭示生活的无穷可能性，以此来改善“公共期待”，使之脱离庸碌生活的窠臼。这强烈地体现了一个思想者对生活世界的介入。《正义之前》一书比先前出版的《积极生活》更加充分地显示了她去蔽的努力和勇气。
在商业话语的驱动下，生活世界不加掩饰地放纵其物欲横流的一面，以至于放肆到了放逐良知、逾越道德底线的地步。唯恐被市场规则抛弃的人们拼命地追赶着大众嗜好、流行趣味，诸如小资的酷姿、白领的矫情、超级女声的狂热……许多人其实从骨子里同这些东西是不相容的，但是跟风的惯性和对落伍的恐惧使他们蜂拥而至，不假任何思索。崔卫平却恰恰相反，她格外强调私人阅读的意义。在《要多少好东西才能造就一个人》一文中，崔卫平描述了个人化的阅读历程，她这样写道：“我得承认形而上的倾向是我生命的底色之一，很长时间之内，柏拉图、济慈、雪莱、里尔克这样的诗人始终盘旋在我的头顶上方。”在当下这个恶俗文化盛行的时代，保持诗性气质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理想主义时代，抵抗平庸是悲壮而充满快感的，因为以此可以显示出精神的清洁，甚至可以用“崇高”的姿态来获得某种道德优势，从而成为话语权力的操作者。在社会分化加剧、公共空间扩大的今天，用道德幻觉来与市场神话相抗衡，已难以奏效，因为人们会很容易地看清，这不过是用一种谎言来取代另一种谎言而已。
真正的诗性是一种个人性，是一种建立在心灵的丰富性之上的内在的、原发的精神力量。在世俗文化重重包围下，用一种乌托邦式的精神设定来消解浓重的现实性功利性和享乐性已是不可能。但是，个人思考的启动和追问的深入则完全可以穿越消费文化的迷雾，实现对喧哗语境的突破。因为媒体的狂欢和商业策略的实施，都是在心灵外部实施的。物欲的泛滥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语词假相。媒体对大众趣味采取一味迎合和取悦的态度，明星绯闻、名车会展、房产开盘等占满了平面和视觉的各种媒体，构成一种貌似强大的价值认同。实质上，这种所谓的商业共谋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人们已经学会了拒绝、否定和怀疑，谁也无法充当整个时代的代言人。媒体本身也意识到借助于暴力、色情和无聊来推行的商业统治越来越脆弱。
英国学者理查德·戴尔说：“大众娱乐节目展示给人们的是一派丰富多彩、朝气蓬勃和团结向上的景象，与现实生活中较常见的物质匮乏、精力不济、孤单无依形成对比。”（《电视的真相》）随手打开电视，你总是能看到一种刻意制造的火爆场面，这无疑是对人的孤独本性的遮蔽。沉思和遐想的空间越来越难以寻觅，痛苦和哀伤成为一种稀薄的物质。在吵闹之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失去了自我感受生活的能力。沉默不能，发言却又缺乏个性，陷入无意义的重复之中，由市场逻辑支配的物质性的日常生活成为窒息思想的软杀手。人们之所以对这种贫乏的生活趋之若鹜，是因为不甘心充当现实生活的“失败者”。崔卫平格外强调“站在失败者一边”，因为失败者敢于舍弃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敢于站在好大喜功的权势者面前，敢于在不该说话的时候保持绝对沉默。其实，正是由于失败，所以才有了一种从疯狂运转的机器中逃脱的可能，才有了看透生与死的可能，才有了过一种从容、纯朴生活的可能。回首看看，那些站在人类精神制高点上的，往往是现实处境中的失败者。也许正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挫折的逼迫，失败者才会在边缘中苦苦思索，造就了一种难得的冷静和清醒，从而摆脱了“虚伪的服从”的境遇。从过程而不是从结果意义考察，失败更能让人体味人性复杂、人生无常和世态炎凉。
崔卫平区分了“失败”与“失败感”，大多数失败者无论甘心还是不甘心，最终被纳入了强权者的秩序，成为溜须拍马大军中的一员，只有鲁迅等少数在失败中自觉的人将“失败者”当作自己的精神身份，在绝望中进行着“韧的战斗”以完成一种担当。在一个黯淡生存背景下，体制内的成功往往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戕害之上的。为了追求外在功利不择手段，极尽投机之能事，抛弃了怕与爱，逾越了道德和良知的底线。人们之所以不为失败者鼓掌的习惯，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中的多数人是体制的寄生者，只能借助体制的力量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这也是失败者的声音令人震颤，而世俗的胜利者则言辞无力、内心匮乏的原因所在。个人标准的残缺和内心尺度的迷失造成了作为集体理念的成败观的扭曲。执著的失败者是隐蔽的思考者和追问者，也是落入时代窠臼的受难者，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的处世智慧来寻求超脱与逍遥。离任出走与波兰政府决裂的米沃什正是这样一位流亡的失败者，崔卫平这样评价：“他知道自己的弱点，知道自己全部的脆弱、彷徨、迷茫和缺少勇气。他从来没有用任何借口予以推卸。他甚至承担了自己不应该承担的！”这个荒谬的世界总是让失败者承担道义，让无权者承载良知，这似乎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失败者总是更少了一些伪饰，而对弱者更多了一份热情。对于失败者而言，在苦难面前保持一种坚硬正直的品质大的精神败绩就是承认并安于自身的孱弱，这意味着可能性的丧失。
对于失败者而言，情绪化的报复、功利性的“东山再起”，都是一种肤浅、庸俗的选择。在困境和磨难中所保留下的个性和品质是最为珍贵的。像索尔仁尼琴、卡夫卡、昆德拉、鲁迅等从事“一个人抵抗奴役的事业”的精神战士，用一生的坚韧和决绝所捍卫的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与时代作对、与“平庸无奇的恶”周旋的方式实现了对人类生活最终极的关怀。与那些盛气凌人、指手画脚的霸权话语的拥有者相反，他们是沉默的，带着一种凝重而深邃的笑容，这是一种无声的欢乐，是一种摆脱了谎言出身的快意。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所言：“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啊，在正义之前，失败者是幸福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正义之前》，崔卫平著，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版，19．00元）
战国时期有才华但短视的仕人
■ 田兆元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策士及其各类人士纵论国事与时势的言论辑录，反映出战国时期特有的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史料。
《战国策》一书原名很多，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和《修书》之称，且篇次错乱混杂。西汉时刘向校图书，将其加以整理，因其国别，略按时序以编次，去其重复，得三十三篇，计十二国策。刘向认为，战国时期，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名《战国策》，遂定其新名。所以《战国策》的名称是刘向取的，不是一开始就叫的书名。东汉时高诱为之作注时已只剩二十卷，书已残缺不全。至北宋，高诱注本已只有十一篇，原文和注释均散失不少。曾巩遍访士大夫之家，尽求诸本，据说三十三篇又全部搜集齐备了，于是校补成为一个较为完备的新本子。到了南宋，在曾巩本的基础上，出现了两个新的《战国策》本子，一为姚宏续注本，所谓姚本；一为鲍彪重新定次的新注本，所谓鲍本。前者是一个集注本，在高诱注本以外，还有孙固、孙觉、钱藻、曾巩、刘敞、苏颂、集贤院和晁以道诸本的内容加以集校，自己再续注于后。后者则不依高诱而自为注解，并将“西周策”调整到“东周策”之前。元代则有吴师道在鲍本基础上的补注本，简称鲍吴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帛书中有大量的《战国策》文献残篇，其中有今本所无者，证明古本《战国策》实际上是十分丰富的。文物出版社将其整理为《战国纵横家书》出版，其命名较好地反映了该书的内容特征。今人缪文远等人对《战国策》有较深入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姚本为基础的整理本是较好的一种通行本。
《战国策》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和中山十二国策，史家将其与《国语》一道称为国别体史书，是研究战国社会的基本材料之一。《战国策》主要反映三家分晋以后至秦统一前的这段历史的特有的社会风貌，那就是策士作为社会的主角登上了历史舞台。翻开《战国策》，我们就可以发现，是策士出面解决社会与政治危机的。他们从容不迫，游说各诸侯国国王或封君之主，带兵将领，三寸不烂之舌能敌百万大军，实非虚谈。那么这些过去在君王看来不足与言谈，此后又沦为附庸的文士为什么在战国时期获得如此辉煌的地位与成就呢？
这确实是值得研究的历史谜案。文人士子无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大都对政治保有热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说服君王接受自己的主张以影响社会。但是，像孔子孟子等都是不成功的。孔子周游列国，辛辛苦苦，最后无功而返。孟子对梁惠王可以说是循循善诱，努力启发他去实现王道仁政。但这些想法还是落空了。孔孟的主张不能说不高明，我们从汉以后国家将其奉为基本国策和治国之道即可证明。然而，战国七雄，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是实施儒家孔孟之道的。那么，他们的主张何以被时政所拒绝呢？这其间原因很多，其中，稳定一统的周代国家政权衰微是儒学不得其用的根本原因。儒学的基本政治组织背景是周代礼制国家，它是对周代礼制的恢复建设努力过程中形成的学派。它的实施，需要一个稳定的相对一统的政治形势。儒家的礼义仁政是一种治国长策，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见效的，而诸侯各国相互攻伐，需要的是及时有效的解危救亡之术，迅速的富国强兵之策。如果说春秋时期还有霸王扶持天子，全天下还有一个主题：尊王攘夷，那末战国时候就不再尊王了。诸侯国所要做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自己怎么去做号令诸王的霸主，一个则是自己怎么在危机中保存自己。儒生周游列国没有实现调动侯王的目的，此时策士们做到了，文士们第一次尝到了调动驱使侯王的快乐。
春秋时诸侯争霸，主要依赖实力和威望，必须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大国，方有称霸天下的可能。小国不可以争霸，宋国争霸，大家都认为不行。而战国时期不一样，每个国家都感到自己可以当一次头，带领大家去把谁讨伐一把。春秋霸王有准天子色彩，盟会以后，霸主有保护诸国的责任；而战国时期的盟会是建立一个临时利益共同体，领头的是召集人。这样的头，赵国作过，楚国作过，秦国也作过，连中山这样的小国也想作。这些小的侯国通过这种方式一是自保，另外，当一次合纵长或者召集人也是一种价值实现。战国的召集人与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