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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这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与开明，大多虚位待贤，厚待策士。各国的相位是开放的，不管来自于哪个诸侯国，不管出身于哪个阶层，真正是唯才是举。策士不仅仅是充当说客，一旦国王被说动，马上就会得到卿相之位，获荣华富贵，参与诸侯国家事物的决策，或者主宰诸侯国的命运。苏秦和张仪都出身贫寒，然而他们或在赵，或在秦，都是地位高崇，并为其他诸侯国所器重。各国国王大都很谦虚，都称寡人无知，先生教我，愿以国从等。这些说法，有的是客套，是当时特有的谦词，但不少还真是真心的。因为这时的诸侯国有危机感，弄不好土地就被削走了，甚至就被人灭国了。这在春秋，尤其是在春秋早期和中期，是不大可能的。那时，灭国不是一件道德的事。大国不是灭掉小国，而是要保护小国。所以，有人作霸主对小国来说是件好事。战国就完全不一样，一战过后，如果被灭，便成为大国的郡县，祭祖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诸侯国的危机是空前的，他们急于招集各类人才为王国服务，机遇就这样降到策士们的头上。
策士们与诸侯国王讨论的主要是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合纵与连横是两种基本形态。所以，策士中最耀眼的主角是苏秦和张仪，同时还有一大批富有才华的策士群体。苏秦合纵，联合东方各国对付秦国的东侵；张仪连横，以秦为主，联合数国对付其他。但是，诸侯国之间也远远不只是这两种形态。东方诸侯的联合也有针对东方大国的。策士有两种基本游说倾向，一种是吹，说对方怎么怎么厉害，多么多么强大，只要联合谁谁谁，就会称霸天下云云；一种是吓，说对方怎么怎么渺小，多么多么脆弱，假如不联合谁谁谁，就会亡国灭种云云。除此以外，也还有许多较为客观的分析，但大多急功近利，有强烈的针对性。在错综复杂的时局面前，要解决现实危机，非有出乎寻常的智慧不可。所以，策士的游说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分析，大多想象大胆，设计缜密，引古鉴今，发人深省。在面对现实问题的方案设计方面，策士们表现出一流的智慧。他们的游说技能及其不循常规的问题解决思路，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他们面临危急时的自我解救，以及穷厄时刻的奋起，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奋勇前进的精神，给人们以巨大鼓励。如苏秦的悬梁刺股，成为勤奋的典范，世世代代都在鼓励着人们去为理想而奋斗。策士们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正面的有价值的遗产。
对多数策士来说，他们的个人利益诉求很高，取卿相富贵是其行为的根本目的，他们的社会价值是在个人价值实现过程中连带出现的。他们不顾及传统的价值规范，朝秦暮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成为势利之士，这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
端。但是，这也并非所有策士的写照。一些策士也十分努力维护自我人格的尊严，如鲁仲连提出的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最高原则，几千年来一直受人尊崇。所以，策士成分是多元的，这不仅仅表现在价值取向，而且表现在服务对象以及服务的方式上。他们有的在周天子的蕞尔土地上奔忙，有的在强大的诸侯国国王面前游说，有的为封君出谋划策，有的则为卿相将领排厄解困。游说是他们的主要行为手段，但他们不仅仅只有口头功夫，有的能够杀身成仁，谋刺暴君，有的则习计会，为封君管家理财，甚至鸡鸣狗盗，身怀各种绝技。总之，策士是那个时代一批最有才华，影响最大的阶层。
那个时代有太多太多的魅力，也留给后人太多太多的感慨。那是一个没有长策的时代，也是缺少道德规范，诚信失落的时代，那时，欺诈与武力是胜利的法宝。这对国家和社会来说不是件好事。所以，后来秦王朝依赖诈力夺取了天下，可仅仅存活十余年，他们在战国时期的价值选择，对王朝建立以后的命运是有深远影响的。而对于策士，他们有那样的绝世才华，而命运却掌握在他人手中，只能选择依附他人才能实现其价值。苏秦、张仪，为诸侯国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但最终命运悲惨。秦王朝的儒生更是被坑埋于地而成为千古奇冤！一个没有独立性的阶层，它的出路在哪里呢？他们多数是强权价值的鼓吹者，是不是他们参与掀起的浊浪最终也把自己吞没了呢？战国策士们的智慧值得欣赏，他们的命运更值得反思。对此，刘向编撰《战国策》时有篇书录写得非常好，本书录于卷前，请读者参看。
由于《战国策》是以策士游说为中心的一部史书，所以，本书的编选便打破了原书以国别分类的编纂形式，直接以策士为中心重新编辑，以体现该书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在众多的《战国策》选本中的一项新的尝试。事实上，原书以国别编撰，由于必须以策士为核心，所以一国之策也往往有多国之事，所编不尽科学。我们这样重新编排，读者不仅可以把握《战国策》所表现的中心，也能对战国社会的重要角色——策士群体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成为一部真正的战国纵横家书。
本书所选策士大致以出场时间为序，又注重不同事类的相对集中。其首篇选严率，不仅因为他是《战国策》第一篇第一个出场的策士，更因为他直接面对的是周君的传国九鼎被秦人索取，清楚地表现了战国时期，天子权威彻底瓦解的现实，而解除周君暂时危机的不是武官悍将，而是策士。接着编排合纵和连横两大派系的策士。据有的专家考证，可能在历史上张仪先苏秦出，但《战国策》不仅将二者并为同一时代，而且将张仪表现为成功后于苏秦者，我们还是尊重《战国策》的这种选择，先苏氏兄弟，次张仪，并一批相秦者；继而编排六国策士为国内政外交的策划。其中，我们把封君的门客作为策士之一类穿插其间，以见战国策士的丰富层面。最后以荆轲作结尾，不仅是时代相对晚近，也因为此时策士的游说已经进入尾声，由于七雄较量，秦国逐渐浮出水面，完全可以以用武力短时解决问题；策土言论也无关紧要，策土由说客变为侠客，荆轲悲壮的死去正象征着策士时代的终结。
本书的编撰方式是一种探索，是否合理，诚请专家和读者批判指正。
（《战国策选评》，田兆元、孟祥荣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6月版，15．00元）
“人生若只如初见”
■ 朱伟一
我顽固地认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外语不好的人不会是一流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可以用法语创作，而且还通德语。《日瓦格医生》的作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以翻译谋生干了十年。托尔斯泰、普希金，这两位作家都会法语。契诃夫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海明威干脆常驻国外。中国近代叫得响的作家也一样，不仅懂外文，而且大多是“海归”。鲁迅、钱锺书、郁达夫、梁实秋，都在国外留学或游学过。连老舍这样专写老北京本土文化的作家，也曾在英国长期留学。什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话我就不信。《红楼梦》怎么一出国门就成了弃儿？金庸笔下的武侠纵然是上天入地，也只能在华人圈内格、杀、打、扑。
或许我对单语作家的看法是错误的，所以我热切地期盼通晓外语的中文作家出现，以检验我的假设。王小波是得到公认的优秀作家，而王小波留学美国，英文应该相当不错。再看一位作家，看一位新生代女作家。一个叫丁丁的女作家写了本叫《生生不息》的小说。据悉，丁丁会做中、英文同声传译，想来她的英语不错。丁丁还在讲法语的比利时留过学，在国际上流窜过，想必没有见过彩虹也经历过风雨。
“中国式”丈夫
《生生不息》是一个爱情的故事，不，是一个愤怒声讨爱情的故事，声讨爱情，更声讨婚姻。一个叫伊冬的美貌知识女子，嫁给了一个叫费思明的男人，在南方的一座城市过活。伊冬不满她的中国式丈夫。她是这样控诉的：“他吐虾壳，不对着骨碟。”“他的文法疙瘩文笔幼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以才子自居。”还有更恶的，“我打开家门。正伸手找吊灯开关，忽然客厅里传来嘿嘿的阴笑。”作者寥寥几笔，就勾勒出那个中国丈夫的形象：自私、自大、贪婪、胆怯，而最难令人容忍的是“猥琐”。据说有些高手写小说并不直接描述人物的形象，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但即便小说中没有明讲，这个“中国式”丈夫已经为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獐头鼠目，贼眉鼠眼。如果小说有技巧的话，这应该算一个。
伊冬还有血泪控诉：“我自己已如残花败柳，但如果要孕育一个新的生命，我不要我的基因和这个平庸浅薄的基因混合，我不要新的生命被调教于狭隘自私的婆婆，我不要生这个怪胎。”恶毒但切中要害。我们为什么老是受凌辱？贪宫为什么层出不穷？我们为什么路见不平时噤若寒蝉，讲黄段子时却是那样时眉飞色舞？难道是雄性基因出了问题？贪生怕死并不可耻，委曲求全并不可耻——忍辱负重并非易事。但对勇敢的人不表示敬意，反到津津有味地讲黄段子，这就没有什么希望。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女子乒乓球队，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女子排球队，我们甚至还有世界一流的女子足球队。但如果大敌当前，我们总不能只派娘子军上阵吧？
《生生不息》谈爱情，更控诉“中国式”的丈夫，宣判婚姻的注定灭亡。但后一个是全球化的问题，前一个则是中国特色的问题。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虽然这一两类性质的问题很难区分。不过，《生生不息》的作者还不算前卫，谈了婚姻，批判婚姻也是在谈婚姻，控诉婚姻也还是在谈婚姻。前卫的作者是不谈婚姻的。恋爱是女人的职业，尤其是漂亮女人的职业，婚姻只不过是副产品。作者如此痛恨中国式丈夫，不知是否已婚或曾婚？外国女子奥斯汀没有结过婚，却也曾死死抓住婚姻问题大写特写。
“夜深忽梦少年事”
如果小说只写丑的一面，怕不会有太多的读者。《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再好，亦有人不愿看，就是因为鲁迅写的太真，画出了某些国人的丑恶嘴脸“惨”不忍睹。丑人就怕照镜子。还好，《生生不息》不是只限于骂娘，很快又为我们展现了抒情的场面：
最美的是花瓣落下来的那几天，整条笔直的小路上铺满鲜红的花瓣。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无棱和我在这条路上走，在一棵树下我站住，手指树权叫他看——那根树杈姿态曼妙，犹如观音的手。“记住，第五棵，就是观音。”我对他说，“这是我的私人发现，只告诉最亲近的人。”
“这是我的私人发现，只告诉最亲近的人”这样的相知，别开生面；这样的恋爱，彼此心同。“在一棵树下我站住，手指树杈叫他看——那根树杈姿态曼妙，犹如观音的手。”这是新生代的感觉，不同于“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更不像“看吧，镀金的天空，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回答》，北岛）。但比起邓丽君的“我有一个小小的秘密，一直埋藏在心里”，却是飒爽得多。
“夜深忽梦少年事”。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如果碌碌无为却又有所迫忆的话，那多半是两件旧事：初恋（如果有初恋的话）和大学的如歌岁月。《生生不息》的女主人公仍然处于从大学向社会转向的状态，人已经毕业了，但魂还留在校园里。这种状态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伊冬恋爱的校园是靠海的美丽校园——厦门大学的校园。那是一个可以大写特写的地方，也是一个发生故事的好地方。一个有灵气的作者来写一个有灵气的地方，当然是再好不过了的。可惜，《生生不息》的校园倒叙雪泥鸿爪，浅尝辄止，没有进一步展开。
死守缠绵
这是一篇贴在网上的连载小说。网络小说好在摆脱了出版社的束缚，作者可以直接向读者展示自己的作品，天才作家不会因出版社眼拙而被埋没；而且网络小说的出现对出版社也有好处：作品已经在网上接受了读者的一次检验，让出版社判断书的销路有所参考，降低了风险。只是网络连载小说有神龙顾首不顾尾的问题，不断保持创新，但情节上有时不太合理。比如，《生生不息》中的伊冬在生活中有四个半男人：费思明（恶丈夫）、小震（大学同学中的暗恋者）、无棱（情人）、许良四（预备情人），那个要扒灰的公公算半个。四个半男人中，小震对伊冬最痴情，但却死的不明不白，小说开场就死了了，似乎应该是一个悬念，是故事发展的一条主线，至少是一条较大的支线，可是他在书中的作用仅限于从阴间向伊冬供应情书，让人很不理解。
我以为，作家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以文字的创意给我们愉悦，以想象的空间给我们自由，因为，想象是最大的自由，一切自由由此而产生。在想象的空间里，故事情节是很重要的，比如《教父》就以情节取胜。对《教父》这本书，我们只问故事性，不问思想性。不过，好情节固然重要，却并非小说取胜的必由之路。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高见是，“作者不是为了读者才写作的，不是吗？但他必须稍加小心，切不要让读者感到不自在。我感兴趣是空间、光和对称。只有素材涉及到以上三个方面，才会引起我的注意。素材应当服从建筑师；素材并不是建筑师工作的动力。只有空间、光和对称才是他工作的动力。小说的主题不是情节。”伟大的作品并不一定需要高超的技巧。《傲慢与偏见》的结构非常精巧，但其作品并不在巨著之列。契诃夫小说的情节看似简单，但多是公认的伟大的作品。约翰·卡勒（John le Carre）的《间谍自寒冷来》（The Spy ing from the Cold）是作者的成名作，再版时编辑曾请他修改一下情节上的矛盾之处。约翰·卡勒坚决不改，说情节上的矛盾是其作品光荣的伤痕。在这里，写作是作者把混乱的激情和思绪理清的过程，情节并不重要。
如果不谈情节，女作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出奇制胜呢？有一个办法就是缠绵，缠绵，再缠绵。张爱玲的小说就很缠绵，《倾城之恋》《半生缘》，还有《十八春》，书名一个比个缠绵，即便吸引不了男读者，也能换取女读者的一掬清泪。有人说张爱玲不是缠绵，是死守爱情。那就是死守爱情吧。死守妇道可耻，死守爱情伟大。还有人说，美国电视剧《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很好，但那些倩女（如果能算倩女的话）身边的男人一个又一个。不过，电视连续剧与小说不同，一集便是一个故事。所以，四个单身女子还是一次只有一个恋人，还是在死守爱情，一灯一火一楼台。
缠绵是女作家的特权。男作家缠绵则注定是要失败的。首先，男人就不应该伤心，所谓“天涯路，江上客”，即便男人伤心了，也应伤的是另一种心：“共论穷途事，不觉泪满面。”
除死守缠绵之外，或许写侦探小说也是一个好办法，女作家可以充分发挥女性工于心计的特点。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莉斯蒂（Agatha Christie）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作品销路也不错。再就是儿童文学，《哈里·波特》的畅销谁不眼红？男作家尤其眼红。
《生生不息》出自女作家之手，但写得很大气，也许是过分大气了。女主人公伊冬要对付四个半男人，颇有点寡不敌众。何况篇幅有限，无法展开一对一的关系。小说刻画人物也应该讲究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当然，如果爱得过来，那不是一件坏事，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爱永远不是罪过”（Love can never be asin）。不过，男女主人公的定位是不同的，这点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致所有我曾深爱过的女人》是西班牙歌手胡里奥与美国乡村歌曲歌星威利·纳尔逊联袂演唱的主打重唱，红遍全球，经久不息。英文歌词很简单：
To all the girls I've loved before
Who travelled in and out my door
I'm glad they came along
l dedicate this song
To all the girls I've loved before
……
这首《致所有我曾深爱过的女人》，不少人怕是横竖看起来都不太顺眼。19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