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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的，反正不同意也得同意。其实这是毛泽东的脱身之计。分歧不可挽回，力量对比又相差悬殊，唯一的办法就是金蝉脱壳。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至于谁对谁错，只有走着瞧。毛泽东火速赶到三军团驻地，和常委们作出紧急决定：第三军团凌晨二时出发。以什么名义离开呢？毛派叶剑英去告诉陈昌浩：部队要回头南下，要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所以动员整个部队天一亮就去地里割青棵。陈没有表示反对，他一点也不担心，他认为毛只有那么多人，不敢自行离去。等陈昌浩发觉一方面军开拔后，毛泽东的人马已经离开了陈的“势力范围”。陈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营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举着“反对毛泽东逃跑”的标语追上来。毛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我们先走，去开辟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毛泽东说得一点不错。四方军经过一番挫折，最后还是回了头，于 1936年10月10日到达陕北。整整一年，一天不差。红军三大主力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终于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在陕北胜利会师，开始新的战斗历程。杨尚昆说：长征中，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以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大会师。如果没有北上这一着，一、二、四方面军统统集中在藏民区的贫瘠地区，慢慢地就会波消灭了。因为那里既没有条件壮大军队，更没有条件搞生产，那里是草原和不毛之地，敌人把几个小山口一封，你就没有办法了。
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73页。
1？5 只谈军事，不谈政治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当时，有不少人对遵议会议决策感到不满足，因为会议对危害至深的“左”倾路线，只批判了其军事方面，没有触及它的政治问题，好像留下了一个尾巴。殊不知这样作，正是毛泽东精心谋划的一着高棋。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取得了反击”左”倾路线的发言权，并且已经争取不少反对过他的人。到开遵义会议时，他已经由少数变成了多数，有了充分的主动权，完全可以用血的事实把对手们彻底击倒。但在会上他只谈军事，只字不提政治问题，有意绕开两条政治路线的对立。他紧接着博古和周恩来发言，主动进击，讲了一个多小时，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主观专横，早为多数红军指挥员所不满。博古虽为总书记，但在政治局常委中已孤立。毛把攻击的重点对准李德，他指责李德用“短促突击”取代红军的传统战术是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和博古为自己辩护，他们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军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李德甚至说他的战略指导没错，只是执行中出了问题。毛泽东进行反驳，他说前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己的敌军作战，但都取得了胜利。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也就是说是军事指挥路线错了。毛还把这条错误的路线概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讲话博得热烈掌声，因为他讲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期以来没有说出的话。在三个晚上的激烈辩论中，20名与会者除何克全（凯丰）支持李德、博古外，其余人都站在毛泽东一边。最后由周恩来提议停止原来由李德、博古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小组的工作，军事指挥权交由新的三人小组：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李德再没有指手划脚的机会，许多年后他还抱怨遵义会议没有提及苏联和世界政治问题。如果提到这些问题也许对他有利。但毛泽东等人早在会议前就考虑到了，如果讨论政治问题，会议很可能会开崩。当时红军的存亡问题压倒一切。毛泽东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注了绝大多数指战员的心。他的对手是共产国际作后台，而他却在斗争中赢得了大多数，原因就在这里。李德的军事指挥仅交由新的三人小组，实际上转到毛泽东手中，这就是遵义会议最大的积极成果。政治的改变则不大。政治局常委只增加了一个毛泽东，其他人仍都在岗位上，包括博古在内。博古的总书记解除了，但接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与博古等在政治路线上没有分歧。分歧是很大的，只是毛队为当时还不到挑明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不提政治问题，只提军问题，受到批评的人就不多，这样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以共同对付当时的危局。假如在遵义会议上就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受到批判的人就会很多，那样到了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时，就不会出现周、王（稼祥）、张（闻天）、博（古）都站在毛一边的情况。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作法很有远见。由于他团结了大多数，不仅博古成了张国焘的对立面，连李德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也支持毛泽东。张有一名部将曾想拔枪对准毛泽东，正是李德跑上去
紧紧抱住了他，才没使悲剧发生。当然，毛泽东也知道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微妙关系。当时军事斗争是重心，在军事问题上有决策权的人在政治上绝不会是无关紧要的。毛泽东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为以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彻底清算王明路线准备好了条件。那时他在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了，因而才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最佳时期。
1？6 蒋介石不给人民民主权利，那也好。他就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人民则站到共产党一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没有消除，只是矛盾暂时降级了，斗争的形式也有了改变。国民党从围剿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共产党怎么办？毛泽东的对策是：我们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从非法的转到合法的。他们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我们也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为了共同抗日，共产党进行了有原则的让步：根据地政府改成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工农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产党和红军都合法了。蒋介石管不管饭是另一回事，但共产党对他的政策必须有所改变。不然就达不到团结抗日的目的。于是，毛泽东把政治战略作了如下调整：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斗争不是不要，但要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毛泽东都相应的作了改变。他提出要用争取和平的口号去反对内战，又用争取民主的口号去巩固和平。和平是目的，民主是手段，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的新战略。怎样争取民主呢？共产党虽然合法了，但和国民党相比还是一个小党，况且蒋介石灭共之心一直未死，他早对共产党防了一手，怎么会给你民主，
让你和他平起平坐呢？毛泽东当然是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以民主改革为口号，联合其他政治势力和全国民众，迫使国民党进行两个方面的民主革命。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依据宪法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革命不宜，改革总可以吧。不过，蒋介石知道这两项改革意味着什么。“各党派各阶级”当然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这样的“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岂不是要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把国民党的政权让一部分给共产党，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吗？所以蒋介石不能答应。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更是冲着当权的国民党而来的。当时的共产党是在野党，站在人民中间。允许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那岂不是允许共产党有发动组织人民反对国民党的自由吗？所以这一条蒋介石也不能答应。蒋介石不给人民民主权利，那也好。这样，他就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人民则站到共产党一边。最后，蒋介石拥有军事优势，毛泽东则拥有广大人民。这些人民又用蒋介石“送”来的枪武装起来，加入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去。
1？7 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体战原则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由于民族矛盾上升而发生分化，分成左、中、右三派。左派在抗日爱国上与共产党有共同语言，右派虽然也有赞成抗日的一面，但坚持反共立场不变，所以毛泽东称其为反共顽固派。中派处于两者之间，应当争取，左派更不用说，是共产党应该团结也可以团结的对象。问题是右派。毛泽东用团结争取左派和中间派的办法孤立了右派。但右“派还存在，还在不断地反共溶共。怎样对付这样一帮反共顽固派？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之间联合和斗争的关系都十分微妙。对顽固派无疑必须团结，因为他们也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不团结就有可能使他们脱离统一战线，投到民族敌人的怀抱。但是顽固派又有其反共的一面，如果共产党为了维持和他们的统战关系而一味退让，就会被他们同化、吃掉。因此又有斗争的必要。如果斗争得不当，又会导致统一战线分裂。怎样斗争才算得当呢？毛泽东采取了三条原则：一是自卫原则。斗要斗得有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家打到头上，不能不给予有力还击，但是也不可无缘无故去进攻人家，输掉理由。输掉理由，在政治上就陷入被动，就被视为破坏了统一战线。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要斗就要斗得对我们有利，决不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天天打，到处打，打又打不出个名堂，空耗精力而又不足以服敌。只选择最反动、最不可忍的打，而一打就打个痛快，让他知道厉害，不再敢轻易冒犯。三是休战原则。不要无休止地斗下去，要有所节制。当顽固派的进攻被我们打退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斗争告一段落，并且主动地与他们讲团结，表示友好和大度，以便巩固斗争的成果。
1？8 他俯瞰神州大地，很快从千里狼烟中找到用武之地，那就是民族敌人的后方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被推上了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怎么办？显然，共产党的军队不宜到正面战场。正面场战要打阵地战，这不是共产党军队的优势。但老是呆在西北一隅也不是办法，那样消灭不了多少日军，共产党的力量也无法发展壮大。毛泽东需要找到一种理想的战场，在那里既能有效地抗日，又能有效地发展自己。他俯瞰神州大地，很快从千里狼
烟中找到了用武之地，那就是民族敌人的后方。当日本人把国民党从通商口岸和城市赶走后，那里很快就成为政治真空地带。毛泽东把进军的利剑插向这些地方，又是一次战略意义上的避实击虚。这些地方是日军的侧翼和后方，敌我力量犬牙交错，正是共产党军队发挥其传统战术优势，迂回穿插、侧翼包抄，在运动战、游击战中消灭敌人的理想之地。正面战场有国民党军队，我军在侧翼和后方包抄游击，毛泽东说，这样将迫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
①这些地方还有广大深受外敌奴役、充满抗日怒火的人民群众。共产党来到这些地方，好比十年内战时期来到农村，可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毛泽东深入敌后的战略，可以把抗日和兴共，把目前的民族斗争与将来的阶级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把整个敌后地区分成三类：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所谓敌占区；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毛泽东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极力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极力缩小敌占区。敌占区只能开展地下斗争。游击区则是共产党发动人民群众，军民同仇敌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地方。这样的地区随着敌人的被消灭，人民力量的逐步壮大，就会由游击区过渡到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是什么？就是后来的解放区。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远离大中城市，抗日根据地则来到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许多大中城市的周围。所以毛泽东的敌后抗日战争，等于是把原来边远的农村根据地向着它要包围的城市大大逼近了一步。当蒋介石带领人马在西南避敌锐气的时候，毛泽东已把人马布置到后来解放战争的前线了。
①《毛泽东选集》第387页。
1？9 当上级撤销毛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对周恩来留了一句话：“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毛泽东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干得有声有色，根据地的人、兵、枪越来越多，地盘和影响越来越大。蒋介石很快意识到毛泽东的崛起将成为他主宰中国的大患，但是他连续四次发动的围剿都失败了。不幸的是，毛泽东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始终不为当时党内掌握中央领导权的人接受。他们坚信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担心毛泽东这样做会把党和革命引人歧途。但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上海党中央根本无法有效指挥远在江苏苏区的毛泽东，毛泽东只是消极地参加李立三从上海发动的城市攻势，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扩大苏区的红军。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越来越高，而来自上头的指责也就越来越多。李立三批评毛泽东：有整个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李德和博古嘲笑毛泽东是个“无知的乡巴佬”，米夫和王明说朱、毛不过是《水浒传》中所写的“绿林好汉”。毛绎东受到接二连三的排斥和打击，先后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撤销其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最后只剩下一个苏维埃主席的空头衔，在政治和军事上毫无发言权。政治局开会很少通知他，他亲手创造的一切都落到李德和博古手里。后来还有人要他去苏联“治病”，不让他参加长征。长征开始前有人给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人员名单，许多与他亲近的人都在名单上，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为留在苏区的特许证。毛泽东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连发放供应物品的后勤人员也对他另眼相看。索尔兹伯里说，“假如1934年有人要把毛干掉，那并没有什么奇怪”
①毛泽东没有去苏联养病，也没有躺下来叹气，而是静观形势的发展。王明上台之后，用他们的那一套全线进攻的冒险政策来代替毛泽东的“游击主义”，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受到惨重损失，毛泽东在苏区苦心经营多年的成果全被断送。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然而，红军左冲右突，老也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湘江之战，死伤过半，形势已经恶化到危及整个红军和党的生存的程度。后来到了延安，有人问毛泽东：“反对‘左’倾路线的斗争为什么不早点进行？那样可以使根据地和红军少受损失。”毛泽东说：怕不能。因为事物有一个发展过程，错误有一暴露过程。如果早一两年，譬如说，五次反围剿初期，虽然已经看出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他们还能迷惑不少干部和部分群众。如果那时就和他们进行斗争，那么党内会发生分裂，将对革命不利。只有经过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严重损失的反面教育，绝大部分干部的觉悟才得以提高，认识才会一致。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两年前，当上级撤销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就对周恩来留了一句话：“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湘江惨败之后，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血的教训使人们相信还是毛泽东正确，处在生死关头的红军指战员和党的干部重新把目光投向他，于是毛泽东活跃起来了。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惨败的事实，向错误路线发起了反攻。他躺在担架上，虽然行动不便，但不像李德和博古那样固执。玉稼祥当时也躺在担架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张闻天是个宽厚的理论家，当时根本提不出什么可以挽救全局的好办法。毛泽东不停地同这两个人交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不多久，两人便与他取得了一致意见，形成“三人核心”。政治局的另一重要人物周恩来，对李德的瞎指挥早有意见，很容易站到毛泽东一边。这样，李德和博古反而被孤立起来了。毛泽东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一举获得多数支持。李德和博古尽管还留在政治局常委中，但当时至关重要的军事指挥权已转交到由周恩来、王稼祥和毛泽东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