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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江——前所来闻的故事》。
1？10 “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李自成“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曾经唤起了千军万马，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毛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研究颇深，出身农民的毛泽东，更加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对这个纲领的解释就是他1937年在延安对斯诺说的那句话：“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
①毛泽东作过调查，中国 70％的可耕种土地被只占人口总数的 10％的地主、富农、官吏和高利贷者占有，另外15～20％的土地为农民占有，而占全部人口65％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仅占有10～15％的土地，这种极不合理的占有关系，造成了农村中的贫困落后和动荡不安，同时也为毛泽东发动一场革命准备好了充足的炸药。毛泽东知道在这样的基础上组织农民。有人称毛泽东为：社会主义的工程师；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什么，而且完全懂得这些疾苦怎样能够转化为行动。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手段，农民称它为”命根子”。有了土地他们就可以不饿肚皮，没有土地他们就得离乡背井，四处流浪、乞讨，成为“兵匪游民”或者欠下高利贷，沦为债务奴隶，永世难得翻身。谁若能够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他们就会不惜性命地跟着谁走。为了尽快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就拟定了一个土地纲领：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实际是富农）和自耕农的土地在内，然后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耕种。为什么要没收一切土地呢？毛泽东说：“如此方可安民”。因为仅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不足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但是这样做，又出现另外的问题：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这就把中农的土地也划在没收之列，等于连中农的命也革了，中农很不满意。此外，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并且不允许买卖，中农、贫农都不高兴，出现“不安耕种“现象。于是毛泽东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以缩小打击面，团结争取中农。同时采取“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的办法限制富农。这些办法最大程度地调动了一切革命因素，减少了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曾高兴地说：“我看当时只有我这种办法是正确的。”毛泽东的办法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农民从共产党手中接过土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以后，就必须投身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免他们手中的土地得而复失。
①埃德加？斯诺《旅行于方生之地》第137页，纽约，1967年。
1？11 尼克松发现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谈话时都喜欢使用一种囊括整个中国，横扫一切的手势尼克松发现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谈话时都喜欢使用一种囊括整个中国，横扫一切的手势。因此，当这样的两个人在历史上相遇时，他们就不会妥协，他们就发生冲突，一个成为战胜者，一个成为被战胜者。
①冲突的时候又到了。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飞到延安进行国共调停。赫将军捎来重庆方面的话：蒋介石愿意在中国军队的最高管制机构——国民军事委员会中让中共占有一个席位。毛泽东听后立刻嘲笑说：如果双手给人绑着，一只脚踏进门去是毫无意
义的。最后议出中共的五点建议，建议将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国民政府，国民军事委员会亦改组为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等等。赫尔利不仅完全同意这五点建议，而且加以扩大，简直把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每项权利都包括进去。但是在签字时，在场的巴雷特观察到，毛泽东签名的方式好像美国人签支票，而不是在两份文件上盖印。毛泽东肯定估计到，这些共产党乐意的条件蒋介石绝对不会同意的。果然，后来落介石连字也没有签。抗战结束后，另一位国际朋友又关心中国的命运。斯大林电告毛泽东：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毛泽东听后极不愉快，他非常生气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②斯大林建议共产党交出武装力量，改编为国防军，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以换取中共的合法地位。毛泽东的回答是：人民的枪，一支也不交；不但不交，还要发展。毛泽东早就代表人民说话了，现在更能代表，因为他已经领导了一亿人口的解放区，120万正规军和200 万民兵部队。他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把蒋介石这只纸老虎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过，毛泽东还是去了重庆。他不能不去，因为蒋介石已经三次来电邀他去重庆举行面对面的谈判，以便共商和平建国的大计。毛泽东非常清楚蒋介石的把戏，蒋的和平邀请，一可以为他运兵到内战战场赢得时间，二可以向世界和全国表示他的“和平诚意”。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可以把战争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毛泽东自有他那针锋相对的方针：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争，我们是寸土不让。他要谈，我们就以谈对谈；他要打，我们就以打对打。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从来没有在政治主动权上输给蒋介石，这一次也决不会。蒋希望毛不去，可毛泽东偏偏站在他面前了。蒋介石不是喊和平吗？于是毛泽东对重庆各界人士说：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他充满信心他说道：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但是毛泽东太了解蒋介石了。他在赴渝前就向刘少奇面授机宜：蒋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我军在前方胜利越大，我去重庆就越安全。
①《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362页。
②《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08页。
1？12 “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富农路线”，并不姓“富”江西根据地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指责毛泽东没有执行“把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者，然后迫使他们革命”的路线，而是执行了一条”富农路线”。1934年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还专门批判了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富农也是“农”，不过富一点，是富一些的农民。毛泽东一贯关注农民问题，但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碰到了一个难题：富农属于什么阶级？它不像地主可以归人资产阶级，也不像中农那样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阶级和阶层上都找不到富农的位置。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依次排到了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等八个阶级，依然不见富农。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富农只能处在这两者之间，似乎应为中产阶级，即处在小地主的位置上。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产生“富农”概念之前给富农定的位置。富农，因为前面有个“富”字，所以毛泽东历来对它没有好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富农的“恶劣态度”进行了猛烈谴责。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富农进一步升格，在“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中位居“第二”，是理所当然的专政对象。毛泽东一贯站在贫农立场上，主张依靠贫下中农，怎么会有一条“富农路线”呢？所谓富农路线原不过是1929年至1930年间土地革命中出现的一种“左”倾政策的对立物。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主张”地主不分田，富衣分坏田”，甚至鼓吹乱杀乱烧，提出“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等口号。毛泽东为了纠正这些过“左”的倾向，所以才有了“富农路线”，实际上”富农路线”，并不姓“富”。毛泽东最初规定的土地政策是：没收一切土地，地权属于政府：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后来发现两个问题：（1）没收一切土地，连中农也伤害了；农民没有地权，不安于耕种，中农、贫农都不满意。（2）抽多补少，平均分配，结果“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贫农和富农间发生矛盾。毛泽东通过于都、兴国调查，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中农的土地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只没收其多余部分，小地主不过多打击，地主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第二个问题经过寻邻调查和南阳会议也得到了解决。南阳会议通过《富农问题》决议案，提出在”抽多补少”之后加上“抽肥补瘦”，限制了富农把持肥田。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似乎有点“右”；但联系第二个问题，可以看出毛的所谓“右”，不过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和“允许富农拥有一份土地”。他的整个土地革命策略则是：倾向于贫农，不伤害中农，限制富农，打击地主。贫农是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是打击对象，对富农则融团结和打击为一体，就像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一样。与“左”倾机会主义不同的是：毛泽东主张限制富农，打击地主，但又不主张把他们饿死，而是让他们活下去。理由是不要逼得他们造反，尽量减少对立面。穷人因为活不下去才革命，地主富农如果没法活对革命也不利。关键是要让他们活下去。革命是使穷人活得好一些，富人活得差一些，但总归都要活下去，只有少数罪大恶极者除外。这样革命才能为绝大多数人接受，一部分人热烈欢迎，一部分勉强接受，但不会有人饿极拚命。直到1941年，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这条”富农路线”。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中说：当时“提出解决富农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得下去。假如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①毛泽东曾说过他在井冈山初期所订的土地政策太严厉了，但他从未承认自己犯过什么“富农路线”的错误。他致力于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其目的就是要挖掉蒋氏政权的社会根基。但是在土地政策方面，他的主张甚至比刘少奇还要温和。正是这种温和的社会政策，使他赢得了大多数，孤立了主要敌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站稳了脚跟，并求得了发展，打败了蒋介石。
①《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79页。
1？13 谁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谁就能够赢得民心，进而赢得中国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坐在中南海的会客厅里，向前来取经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说：“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多么爱国，多么爱好和平，多么要民族团结。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①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本土，使中国的政局出现一种新的三角关系：日本人、蒋氏集团、共产党。毛泽东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下了一盘绝妙的活棋。“日、蒋、共”可不同于历史上的“魏、蜀、吴”。日本人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它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公敌。蒋介石与共产党打了十年内战，也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但是如今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在“日、蒋、共”三方就出现了两对不同的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日本入侵中国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的阶级矛盾则下降为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于是毛泽东采取与当年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相反的政策谋略，提出要“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跟着这条谋略出现的口号是：“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毛泽东就和张国焘为红军的去向问题展开了争论。张国焘主张向西退却，毛泽东反对西进，力主北上。他争辩说，越向西走，红军对中国政治势力的影响就越小。红军的出路不是西进或停留，而是北上抗日。其理由是：中国人民要打日本，谁要是不把自己的脸面对着民族敌人，人民就会抛弃谁。他深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一切。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愿意接受“亡国奴”这个可怕的称号。而汉奸卖国贼肯定要遭到千夫所指，万世唾骂。就像宋代的秦桧，他必须在岳王庙里永世跪在民族英雄岳飞面前，任凭小孩往头上撒尿。如今的形势也是这样，谁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谁就能够赢得民心，进而赢得中国。毛泽东及时捕捉住了日本入侵对中国时局和国人心理造成的新变化。共产党和红军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危局，争取形势的好转，就必须扛起抗日的大旗。可是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当时红军和党的肩耪还很瘦弱，江西时代近30万人马经蒋介石围追堵截到陕北时剩下不足3万，这点家当要对付蒋介石就很不容易，如何抵挡更加凶恶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毛泽东很明白。但是他更清楚：红军瘦弱的双肩只要一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就会越来越强大。抗日只会兴共，不会亡共。毛泽东巧妙地把民族利益和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当抗日和兴共被毛泽东联在一起时，另一个因果链环——反共和卖国却悄悄套在蒋介石头上了。蒋介石同时面临着两个敌人，而又无法联合其中的一个去对付另一个。他只能两个拳头打人，可这两个拳头总协调不起来。如果他抗日，就等于放生了共产党，不仅十年剿共功亏一篑，而且还会纵虎为患于将来。如果他剿共，又会招致“中国人打中国人不打日本人”的舆论，很容易背上卖国的嫌疑。他曾试图摆脱这种两难困境，把抗日的利益和反共的利益统一起来，那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可是这个口号远不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得人心。因为中国人的心是先拒外再齐内。毛泽东顺应了这种心理，蒋介石却违背了这种心理。于是，1936年底蒋介石亲临西安面示张学良：剿共只剩下最后五分钟，一定要坚持这五分钟，不要坏了党国大计。可就是这最后五分钟，对于爱国心切的少帅来说，也坚持不下去。为什么毛泽东敢于联蒋抗日，而蒋介石不愿联共抗日？这一点他们彼此
都清楚。联合抗日意味着共产党的合法化，而共产党一旦有了抗日的权利和自由，他就会很快地把自己的影响和势力扩大到全国。最后，日本人赶走了，站在蒋介石面前的就是一个更难对付的敌手，而毛泽东则有了击败他的下一个敌人的雄厚资本。“联合抗日”的旗子只对共产党有利，蒋介石就不能打了。可这一来，他更糟了。他不得不把政治上的主动权让给毛泽东。于是，中国的权力资源作了如下分配：蒋拥有军事优势，毛握有政治主动。毛泽东极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寻求这种主动。依靠这种主动，他可以把蒋介石的人马慢慢统过来。最后，蒋的优势变成劣势，而毛的劣势变成优势。①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
1？14今日国人只知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功臣，殊不知在张的后面还有个小人物高福源，
而在高后面还有个谋略大师毛泽东日本铁蹄踏上中国土地后，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毛泽东审时度势，手中又多了对付蒋介石的绝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毛泽东深知中国人的爱国心与御外侮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