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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九篇自传，作者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一月末日（其中一至七篇是在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春末）这段期间内陆续写成的。这年头正是白色恐怖网罩上海的日子。国民党反动派不仅秘密逮捕了大批革命人士，而且公开狙击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特务们继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之后，又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杀害了拒绝蒋介石要求的上海《申报》主笔史量才。与此相配合，文化“围剿”也雷厉风行。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中央一方面大规模查禁新文艺书籍，一时被查禁的进步书籍达一百四十九种之多；一方面又声嘶力竭地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鼓吹封建道德。六月，又公布施行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严厉实行思想统治。一切进步书刊都必须先送审查委员们审阅后才准付印发行。大量优秀的进步作品被禁止刊出。这时候，作者虽已从上海移家杭州一年有半了。但杭州，诚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是个“钱王登遐仍如在”的地方，国民党早已强化了法西斯统治，他和鲁迅还始终是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在案的人物。自作者来到杭州，国民党杭州当局立即布置了对他的秘密监视，不仅外地寄给他的书刊信札一律经过秘密检查，而且住宅门前也有“职业小贩”三班制昼夜“营业”。他只能过着政治上苦闷、彷徨，经济上始终依靠出卖文章为生的专业作家生活——主要还是寄文章到进步报刊集中的上海去发表、卖钱。而要不断地进行写作，为人民说些话，在那文化“围剿”的紧锣密鼓声中，是愈来愈困难了。自一九三四年五月，艰辛地支撑着《申报·自由谈》这块进步园地的编辑黎烈文终于在反动势力的压迫下辞职以后，他连发表点讽喻象征，嬉笑怒骂，短小而很快就能见报、卖钱的杂文的地方也被剥夺了。这年八月，由林语堂、徐讦、陶亢德等编辑，刚于这年四月创刊，公开在《投稿规约》中声明“涉及党派政治者不登”的《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来约他撰写自传。他原本也有写一部自传便于发表和卖钱的打算，就接受了，但却首先写了一篇《所谓自传也者》，作为“自序”拿去发表。
自传竟首冠以一篇“自序”，确实是历来所罕见的。而这篇自序，也不是什么正经的序、跋文体例。它说的是：“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当然指的是国民党中央——笔者）去哭诉，说像某某那样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应该禁绝他的全书，流之三千里之外，永不准再做小说，方能免掉洪水猛兽的横行中国，方能实行新生活以图自强。照此说来，则东北四省的沦亡，贪官污吏的辈出，天灾人祸的交来，似乎都是区区的几篇无聊的小说之所致。”因此，近年来，决意不想写小说了。可是，“要吃饭，在我，就只好写，此外的技能是没有的。于是乎，在去年今年的两年之间，只写下了些毫无系统，不干人事的游记。但据那位女作家说，似乎我写游记，也是一罪，事到如今，只好连游记都不写了。”“恰好有一家书铺，自从去年春天说起，说到现在，要我写一部自传。”“虽然专写自己的事情，由那位女作家看来，似乎也是一罪，但判决还没有被执行以先，自己的生活，总还得由自己来维持，天高地厚，倒也顾不了许多。”全篇完全是对国民党滥施文化“围剿”，大兴文字之狱的控诉状。那末这位女作家是谁呢？她就是苏雪林，也就是二、三十年代在寥若晨星的女作家中很有点名气的绿漪女士。她自一九二一年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曾留学法国，初学美术，后改文学。一九二八年作者和鲁迅正在上海共同创办《奔流》杂志。七月七日，北新书局李小锋借座悦宾楼宴请作者和鲁迅等，她曾应邀同席。作者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中午北新书局宴客，有杭州来之许钦文、川岛等及鲁迅、林语堂夫妇。席间遇绿漪女士，新自法国回来，是一本小品文的著者，文思清新，大有冰心女士小品文的风趣。”可见当时作者对她还颇有些好感。她对作者和鲁迅也既无恶感，又无积怨。以后，她还公开著文赞颂过鲁迅，说他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对中国民族病态是有深彻研究的”等等。但到了一九三四年这个泾渭分明的年头，她正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时，却在九月一日出刊的国民党官办的南京《文艺月刊》第六卷第三期发表了《郁达夫论》。文章一开始就矛头直指创造社：“在文艺标准尚未确定的时代，那些善于自吹自捧的，工于漫骂的，作品含有强烈刺激性的，质虽粗滥而量尚丰富的作家，每容易为读者所注意。所以过去十年中创造社成为新文艺运动的主要潮流之一。”“郭沫若仅诗歌略有成绩，小说戏剧散文均卑不足道。郁达夫和张资平则过去几年内很出过一阵风头，现在张资平已经有落伍的趋势了。郁达夫只好写些日记游记之类来维系旧文坛地位，虽然很寂寞，一般人对于他还有相当的信仰，所以我现在先论他。”以下就开始了全面攻击。她认为：中国民族本来“最喜谈闺阃和关于色情的事情……况且郁达夫的作品尽量地表现自身的丑恶，又给了颓废淫猥的中国人一个初次在镜子里窥见自己容颜的惊喜。有些读者则抱着一种好奇心，想看看这位作家下流荒唐的自述，究竟还要写到什么程度为止。像著者购读郁氏作品的心理便是如此。郁氏作品之不胫而走，传诵一时便是这两个缘故。”“自我主义、感伤主义和颓废色彩，也是构成郁氏作品的原素。”郁达夫作品里的主人公在“回答日本下女自己是支那人时，又感触至全身发抖而滚下热泪，我们看起来那些事实不值得落泪发抖的，而作者却非如此写不可，那只好说作者自己神经有病了。”这是指的《沉沦》。对曾被国民党两度禁止发行的《她是一个弱女子》则指骂尤烈：“可谓集‘卖淫文学’之大成。”“郁氏虽号为颓废派作家，但并没有西洋颓废派的技巧，不过利用那些与传统思想和固有道德相冲突的思想，激动读者神经，以此获得人的注意罢了。”末尾，她更指责郁氏“每以革命的文学家自居。然而他的革命情绪也令人莫名其妙。”她下了最后结论：“这样一个元气被酒色断尽的作家，我可以断定他永远说不出一句有力量的话了。”此外，还对“郁氏作品的艺术”作了全面的否定，并进行了人身攻击。
姑不论这些指责是否正确，是否也能算作学术性的文艺评论。本来，即使是不正确的文艺评论也是允许的。但，事至今日——这位绿漪女士今年已经八十七岁高龄了，从她此后半生的充分表现，特别是从鲁迅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她忽地抹脸一摇，由一个崇敬鲁迅的人变为攻击鲁迅（她自称为“反鲁事业”）的“英雄”，势必砍倒这面革命文化的旗帜，就不难看出她这个“评论家”当时所扮演的是哪个行当，这些攻击是怎么一回事的了。鲁迅生前，她始终只有称颂，不敢公开攻击（她虽然十分痛恨，但也明白：鲁迅是个不好惹的“绍兴师爷”啊！）。而自鲁迅逝世后二十四天，亦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她就像压抑多年，终于等着了这一天而爆发的火山一样，在国民党官办和右派刊物《文艺月刊》、《军中文艺》、《奔涛》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骂鲁文章，把鲁迅写得一无是处，直至骂街式的人生攻击，骂到了“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的地步。一九四九年后，她伤心泄气地到过香港、巴黎。一九五二年到了台湾，重操“反鲁事业”以自献，写了大量文章，骂鲁不断加热升温，与反共连成一起。对鲁迅的人身攻击也更加不堪，恶毒得出奇的帽子多达需用高额二位数统计。一九六六年她集反鲁文章为一书：《我论鲁迅》，并声言骂够了，“以后关于这个‘文妖’的事，我不高兴再理会了”云云。
历史，竟然是如此无情的一面明澈的镜子，到今天，不过半个世纪，就让我们看清了：当年作者发表《所谓自传也者》，揭露这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去哭诉”云云不仅不过分，而且是预警性的。在文化“围剿”和反“围剿”进行着激烈搏斗的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正为手下那批草包特务低能、不争气，招架不住革命文艺的洪流而苦闷的时候，这篇以文艺家的评论面目出现，首先从作者头上开刀，刀锋扫及整个创造社的《郁达夫论》，无疑是这位绿漪女士进一步公开向国民党中央投靠所献的一份及时的进身礼物。果然评论起到了封禁后随的得力作用。这位女作家此后亦步步升级，终成为一名反对左翼文艺，反对鲁迅的“英雄”。而作者的这篇自序——竟有幸地能在国民党审查官不甚注意，所谓“涉及党派政治者不登”的刊物《人间世》上登了出来——遂留给今日的我们在阅读他的九篇自传时以一枚启迪性的钥匙。
二 出 生
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评论家曾称郁达夫为“小布尔乔亚”的作家，大概也包括了他的家庭出身，即小资产阶级。他自己有时候在杂文中也承认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而他在自传的第一篇《悲剧的出生》中说，他的家是“一个小县城里的书香世家，在洪杨之后，不曾发迹过的一家破落乡绅，”“小县城里的中产之家”。又说：母亲“老是不在家里，上乡间去收租谷”，“凡我们家里的田产盗卖了，堆在乡下的租谷被窃取了”等等。解放后，冯雪峰在一九五八年写的《郁达夫生平事略》中就说他出生于“地主阶级的家庭里”。六、七十年代所出的作家传略、现代文学史和大学课堂上的作者介绍大都也说他出生于地主家庭。但他在这篇《出生篇》中又说“儿时的回忆……第一，我的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于是也有“破落地主家庭”之一说。
据当地一些老年人说，郁家上代曾是几代儒医。有人还记得郁达夫的母亲曾说过：“我家祖上当过宋朝皇帝的医生那样的大官呢，皇帝还说郁家后代一定要出名医。”不过，一直到解放前，在富阳，郁氏只此一家，曾有过一间很小的家祠，但从没听说修过家谱，因此无文献可查。但至少，不少人知道，郁达夫的曾祖父郁品三（字宝珍）和祖父郁圣山（字仰高），当时曾是这个小县里很有点名气的中医师，郁达夫的父亲郁企曾（字士贤）也兼行中医，则大致可以说儒医是一脉家传。从这点上说，不论大小，也算个“书香世家”吧。郁圣山大概收入较丰，据说，郁氏祖遗的三开间楼房的住宅，原来只有一半属于郁圣山，另外一半属于同祠的一位孤老堂叔，到郁圣山手里才买了下来，完成了独户家院。中医师大多有喜爱花木及中草药的传统习惯。郁圣山似乎更癖好些，曾在住宅前的院子里手植一株樱桃树，一株柚子（即文旦，当地人叫香泡）树。樱桃落叶植东；釉子常绿，在西。树下各设了饲养金鱼的大水缸。靠近屋前的阶檐口又筑起了两个高台花坛，种植花卉和中草药。经他的辛勤培植，据说当时一院绿树成荫，四季花草吐芳，曾是一个很象样的儒医家院。这些树木水缸，到郁达夫孩提时还大体保持着，不过因无人管理而衰败不堪。但郁圣山早故，正当“洪杨之后”，郁企曾幼年丧父，后来医道就不及其父出名，家境也差多了。郁企曾早年做过私塾教师，后来谋得了一个富阳县衙门户房的小差事（司事）。但他只活了三十多岁就死了，终其一生，除养活一家八口外，只能有些微余力，为家业办成了一件事：就是把祖遗的住宅前院子的一围竹篱笆改成了一围低矮的砖墙。——至今还完好地留存着。
郁达夫出生（1896年）时，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第一是父亲郁企曾的薪俸（即工资）兼行医的收入；第二是祖遗的一部半“庄书”收入。“庄书”本来是一种民间管理田赋的制度，晚清时代曾在江南普遍实行。每个县按行政区域分成若干个庄（与今日的乡相似），庄内的田、地、山、塘、宅等的所有权登记册籍由民间专户保管。这种册籍就称为“庄书”，保管的专户就称为“庄书人家”。庄书人家除保管册籍外，还经管所有权买卖过户，向政府申报各户税赋及其变更等事项。办理这些事项，都可以向当事人收取手续费。买卖田地较多的大户、中户，出入庄书人家，经常就餐留宿，有的还横榻吸烟——当日风行一时的鸦片。庄书人家每年秋收之后就要向各大户、中户收取所谓“秋丰谷”若干斗、担，按户不等，形成惯例。因此，“庄书”不仅具有一定的行政特权，还是一种颇有收入的财产形式，并且可以买卖转让。各庄有贫富之别，庄书的价格也大有高低。甚至可以把一个庄的“庄书”一分为二，分成两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部庄书来买卖转让。这种制度的积弊陋规，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尽述的。连清朝和民国以后的政府也都明知而束手无策，听任泛滥。庄书人家的特点是人来客往多，而愈是来往客人多，开支当然增大，出息却愈好。郁家这一部半“庄书”，虽属于一般的中等庄，但据说每年收来的“秋丰谷”也可以供全家的半年口粮。第三是祖遗的十余亩田产，自家种了六亩左右以补口粮，农忙时请些短工帮助；还有一半左右，因十分贫瘠而出租，收入不多。在当时富阳这个小县城里，“大多数的百姓”，“既无恒产，又无恒业”，这个家庭，虽比地主大户不足，但比下有余，可以称得上“中产之家”。庄书人家，可以进出衙门户房，何况，据说郁家上代还做过皇帝的医官，当然也不妨自称为“乡绅”。
郁达夫三岁丧父，家庭起了很大变化。年老的祖母（郁圣山妻）尚健在。二位哥哥：长兄郁华（字曼陀）比他大十二岁；二兄郁浩（字养吾）比他大五岁。姐姐郁凤珍比他大二岁。加上母亲和养女翠花，老幼七口，两代寡妇，一时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力量。家庭的三项经济来源，第一项主要收入没有了；第二项，庄书缺了经管办事人，只好长年礼聘一位姓俞的老先生来代办文牍，收入减少了一大半。第三项本是靠天收入，又遭到了孤儿寡妇家所特别易遭受的盗卖、侵占等欺凌。不到三年，就只剩下住屋三间，薄田六亩和纯收入锐减的一部半“庄书”了。一家全靠贤能的母亲艰辛维持，既要张罗庄书人家的人来客往和种田事物，秋后又要抛头露面亲自下乡去收取“秋丰谷”。长兄、二兄已开始上学读书，家庭开支增加了。白天她还要设法去住宅的小弄口做些针线活，赚点计件加工工钿。但尽管她劳累终日，还是入不敷出，家庭经济迅速下降，以至于到了使年幼的郁达夫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的程度。他自出生，本来就由于母乳不足，杂食不禁而常挨饿。又由于他是幼年丧父的末子，母亲就压根儿没让他断奶，更增加了饥饿的时光。据他幼年时的同学说，他一直到七岁上学，每天早晨，小同学上门去约他同行的时候，他还要让同学们等一等，到母亲身边吸几口奶才肯去私塾，后来实在被同学们耻笑不过才自动断了奶。这已是父亲死后的岁月，忙碌的母亲哪能照顾到他，三餐茶饭既不按时又常不足，连一年一度的除夕年夜饭，母亲忙于到各家各店去偿还赊欠或说情延期，往往要到夜半以后才能回家度岁，他只能饿着等待，等得发慌，累得想睡而睡不着。邻家的孩子已吃完年夜饭跑来找他，他伏在桌上只是抱怨还是不要过年的好！这些情景当然是深刻地留在他幼小纯洁的心灵上了，因此，他说他自从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