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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是各种金融会的通称。这是在我国有着较为悠久历史的民间金融形式，是一种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带有互动、合作性质的自发性群众融资组织。在国外称为“轮转基金”，在国内包括轮会、标会、摇会等。虽然叫法有多种多样，具体做法也五花八门，本质上都是入会成员之间的有息借贷。这是民间盛行的一种互助性融资形式，集储蓄和信贷与一体。一般有若干人组成，相互约定每隔一段时间开会一次，每次聚集一定的资金，轮流交给会员中的一人使用，基本上不以盈利为目的。其中，事先固定使用次序的称为“轮会”，按照抽签方式确定使用次序的叫做“摇会”，以投标方式决定使用次序的属于“标会”。这些合会一般以地缘、人缘、血缘为纽带，处于地下状态。合会的名目虽多，但都不外乎遵循一套简单规则：一个自然人作为会首，出于某种目的（比如孩子结婚上学、造房子、买生产原料等等）组织起有限数量的人员，每人每期（每月、每隔一月、每季、每半年、每年等）拿出约定数额的会钱，每期有一个人能得到集中在一起的全部当期会钱（包括其他成员支付的利息），并分期支付相应的利息。谁在哪一期收到会钱，由抽签或者对利息进行投标等方式来确定。在我国，就规模而言，融资数额较大的合会多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尤以浙江、福建为多。合会是农村金融运作中一种比较普遍的一种形式。合会适合于一个流动性较弱的熟人社会。它依靠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信任关系，还依赖非正式的制裁机构，比如社会排斥。在一般情况下，会员不选择诉诸于法律而是对违反标会还款规定的会员进行社会排斥。只有在大规模“倒会”现象出现后，农民才不得不诉诸法律。
4、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民间借贷是各种民间金融的总称，狭义的民间借贷指民间个人之间的借贷活动，民间金融活动总体上看是无组织的金融活动。按利率高低划分，民间借贷有三种形式：友情借贷（白色借贷）、灰色借贷（中等利率水平借贷）和黑色借贷（高利贷）。狭义民间借贷一般较分散、隐蔽，利率高低不一，借款形式不规范，管理难度大，其中黑色借贷风险较大。农村民间借贷的形式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口头约定型。这种情况大都是在亲戚朋友、同乡、同事、邻居等熟人 民间借贷相关漫画
之间进行，他们完全依靠个人间的感情及信用行事，无任何手续，一般数额较小；而且双方关系密切；二是简单履约型，这种借贷形式较为常见，大都仅凭一张借条或一个中间人即可成交…一般数额不太小或双方关系不十分密切。；借款期限或长或短，借款利率或高或低，凭双方关系的深浅而定；三是高利贷型。个别富裕农户将资金以高于银行利率借给急需资金的农户或企业，从而获取高额回报。民间借贷的资金筹集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说，一个民间放贷人是本人有一笔余款，还有就是放贷人信誉比较好，亲友或者其他人把钱放到这里，可以获得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利息收入。放贷人把这些钱贷出去，获得利差。这些民间放贷人有一种半机构化的特点。民间借贷机构的信用还是很不错的，大面积的倒会是一种例外情况。很多民间金融都需要一种信任机制，大家都比较熟，互相相信，是一个熟人社会，流动性比较差。如果出现问题，有非正规的制裁机制，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排斥，大家谁也不理你了，这种感觉是很难受的。在农村，民间借贷者就是农民，农民的民间借贷很多，农民大量的金融需求，包括有些非金融需求（比如生大病本来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需求）也需要通过金融来解决，因为农民没有别的资金来源。比如生病，婚嫁，盖房子等大事情都需要借款，有亲友借款，也有民间借贷。还有一些小生产，比如购买生产工具等。近年来，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和利率政策调整的影响，民间借贷市场更趋活跃。民间借贷这种古老的直接融资形式，在我国农村地区仍然有着巨大市场。尤其是在湖北、江西等“三农” 问题比较突出的省份和浙江、江苏等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受税费改革、金融改革和宏观调控等因素影响，一度有所缓和的民间借贷又活跃起来，且规模庞大。
5、私人钱庄
私人钱庄是没有经过审批的所设立的类似银行的金融机构，以吸收存款的形式来发放贷款。私人钱庄分为两类：其一主要涉及从事外汇买卖业务的私人钱庄或者窝点的运作；其二涉及“非法集资”或“发放高利贷”。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1月31日发出了《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专门提及近年来在部分农村地区民间信用活动活跃，高利借贷现象突出，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高利借贷活动的私人钱庄。从事融资和高利借贷的私人钱庄在 20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90年代末的发展出现转折。国务院于1998年7月13日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宣布了一系列机构属于非法金融机构，私人钱庄逐渐地下化。在温州等地的经济金融活动中，私人钱庄甚至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80年代温州就有地下钱庄了，第一家公开亮相的方兴钱庄开办人叫方培林，在温州苍南县，很有名。方兴钱庄是1984年挂牌营业的，当地政府允许的。方兴钱庄的运作效率非常高，利率是市场化的，有时一天之内1万块钱可以转3次，转一次就是一笔利息收入，所以收入很高。方氏就是当地的普通老百姓，现在还在那里生活。后来，在本地营业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首先跳出来反对，中央银行也派人来调查，说不合法，被迫转入地下运作了数年，最终停下，这也是80年代的事情。令人感兴趣的是，考虑到方兴钱庄在当地的影响，如予以强制手段取缔，肯定会造成客户的损失而产生社会的混乱。于是人民银行允许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也实行利率浮动，改变了以往的服务方式，成为由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在全国率先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地区，欲以此与方兴钱庄竞争，而挤掉钱庄。方兴钱庄就是在这种竞争环境中于1989年正式关门。后来，其他类似的私人钱庄均以非法金融机构名义被取缔。
6、民间集资
民间集资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当时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起步阶段对资金的需求，对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规模的集资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公募资金，没有经过批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农村，有少数大户、专业户和有一定规模的乡镇企业都有可能产生对大规模资金的需要，出现民间集资的情况。集资包括生产性集资、公益性集资、互助合作办福利集资等，具体包括以劳带资、人股投资、专项集资、联营集资和临时集资等。但由于风险大，而且被认为扰乱了农村金融秩序，一般都受到抑制，如河北省孙大午集资案。民间集资形式的创新夹杂着对风险的漠视以及欺诈的骗局，不时在一些地区引发社会震荡。它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强化的监管意识结合，刺激政府加大了治理非法集资的力度。1998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提出了“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概念，同时设置了“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的兜底条款，极大地扩展了监管机关的权限空间，为其监管执法行为增加了更多的灵活性，使一些游走于不同监管机关的权力边界之间的集资形式创新重新回到监管的框架内。
7、小额信贷
以农村扶贫为中心的小额信贷活动；一直没有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部分为准正式金融；部分为非正式金融；部分则为正式金融机构的一项创新性金融工具。为解决我国落后地区人口的贫困问题和弥补扶贫政策的缺陷，我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引进并推行农村小额信贷扶贫模式。我国的农村小额信贷借鉴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在操作上采用“政府十银行＋扶贫合作社”的三线一体的运作模式，政府直接、主动地参与是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一个突出特征。同农村金融市场和信贷扶贫政策相比，我国的农村小额信贷坚持采用小组信贷、整贷零还、小额连续放款和提供技术服务等基本制度，实行“有偿使用、小额短期、整贷零还、小组联保、滚动发展”的原则，并指导帮助贫困农户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有效达到上述目的，开发、研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组织、管理规章制度、办事程序，并建立了一支培训有素自愿致力于小额信贷的工作队伍。中国农村小额信贷分为五类：第一类为项目小额信贷，有项目期限，许多属于国际或者外国机构援助类小额信贷项目，是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领域之外的金融活动；第二类属于由政府实施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即扶贫贴息贷款。第三类为非政府组织专业性小额信贷；第四类为正规金融机构操作的小额信贷业务，是政府要求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对农户和农村微型企业发放的小额信用贷款或小组联保贷款，属于正规金融机构的一种金融工具；第五类如茅于轼所创办的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会”，是一种试验性项目。小额信贷在我国迅速发展，目前已有10个省区按此方式投放扶贫资金数亿元，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小额信贷在我国扶贫开发项目中毋庸置疑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并非完美无缺，也存在一些固有的不足和局限，主要表现在小额信贷只解决了向贫困农户提供小额金融服务的问题，却不能涵盖农村中最贫困、没有创收或创收能力不强的那部分贫困户；小额信贷机构目前还只能向他们的贷款户提供技术服务和培训；由于可用于小额信贷的资金毕竟有限和不允许突破最高借贷限额的规定，小额信贷本身很难产生规模效应；小额信贷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做到资本的简单保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做到资本增值，有些技术问题有待解决。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小额信贷仍不失为微型金融服务中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的一次革命性的政策转变，是实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贫困地区解决温饱进而脱贫致富奔小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小额信贷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模式，其科学的运作方式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了小额信贷能够达到较高的还款率。小额信贷的主要作用是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信贷服务，是当前不尽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必要补充，其在实现不同区域扶贫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其它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难以替代的。
编辑本段民间金融与私募优势
虽然我国并没有私募的概念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但私募资本在我国是客观存在的。我国的民间金融向来比较活跃，按照国际上对私募的界定，我国许多民间金融活动都可以被纳入私募的范围，只不过我国的私募更加不规范，更难监管，风险很大，而且很容易成为诈骗工具。
我国私募的分类
我国的私募可以粗略地分为几个类型：
1、民间开发性募集
如前几年广东流行的庄园开发投资就属于一种私募（美国也曾流行过果园开发投资），目前有一些针对富裕老龄人口的“墓穴预订投资”也属于私募，而更多的是那些真真假假的为了进行新产品、新项目开发而进行是募集。一个公开的案例是海南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于1992年发行的“三亚地产投资券”。一些研究者将这次发行界定为“资产证券化”（何小锋、刘永强，1999）是不确切的。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私募，但私募范围公募化了（我国私募范围的公募化非常普遍，这也是一些私募造成社会危害的重要原因）。
2、带有会员制性质的募集
包括一些标会和老鼠会等。会员制募集在我国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民间借贷，但笔者认为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私募的范围，因为会员制募集报接近投资基金。这种募集的共同点是回报率非常高，有时高得根本不能兑现并被设计为连环套，这就具有明显的诈骗性和赌博性。
3、面对职工的生产经营集资和职工持股计划
一些企业（特别是小企业）推行面对职工的生产经营集资和职工持股计划，这种募集有时从人数上来看可能并不少，但本质上仍是私募。我国的私募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既有真正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私募，更有欺诈性私募。由于缺乏监管，很多本应进行私募的筹资活动远远超出了范围，成为了变相的公开募集，扩大了风险并引起了社会问题。 尽管私募在我国鱼龙混杂，但健康的、正当的私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起到了和正在起着积极的作用。80年代江苏一带乡镇企业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资本动员方式的成功，当时由于正式金融带有很强的计划色彩，所以通过基层政府动员资本成就了乡镇企业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外发展。浙江温州一带并没有多少乡镇企业，但经济也发展得较快，其资本动员方式更多地是依靠市场化的民间借贷和私募，民间借贷和私募成就了温州家庭企业的发展。浙江和江苏资本土壤的不同使他们有着不同的资本动员方式和不同的企业模式，浙江的民间非正式金融要比江苏活跃；广东的发展得益于外资，但私募的作用也决不可忽略。
私募资本的作用
1、有利于创业企业和高成长项目的产业化
高成长项目产业化率低是我国的一个大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就是融资难。高成长项目一方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成果拥有者和投资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高成长项目很难从正式的、传统的金融部门获得资金，此时私募就能起很大作用。私募既可以突破正式金融对融资者的信用记录、规模、赢利性、担保等方面的限制，又能够以灵活的条款设计（包括高利率）来吸引投资者和补偿投资风险，所以能成为高科技产业化融资的一个好方式。美国的许多高成长企业在初创时都是以私募的方式进行融资的。
2、有利于民间企业的发展
私募有利于民间企业、特别是正式金融力量薄弱的中西部地区民间企业的发展。我国民间企业很难从正式金融获得资金，这种状况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得到扭转，即使金融市场极为发达的国家，小企业也较难从正式金融受益。适当发展私募资本市场，就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促进作用。
3、有利于更灵活地募集资金和实行财务管理
我国有一些企业向职工紧急集资用于生产经营就属于此类，这些企业可能负债率已经很高，银行不愿贷款，也没有别的企业愿意担保，但企业领导可能会给职工“交底”，职工知道所集资金的确能够带来赢利和保证回报，所以私募在某些情况下更能够消除投资者和筹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4、有利于我国的企业改制
我国许多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的其中一个重要方式是实行职工持股或骨干层持股。这种改制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完全是将存量资产分给个人，而是通过增量募集来稀释存量资产，所以这也牵涉到私募问题。我国通常把这类情况归于走向募集，这实际上并不确切，更重要的是没有合适的走向募集法律来规范这种行为，所以很容易引起矛盾、纠纷、甚至欺诈。我们应该一方面允许这种方式的改制，另一方面，将这种募集界定为私募，有利于通过法律手段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利于防止纠纷、欺诈等社会问题。
如何鼓励引导我国的私募
我国的私募资本事实上是处于地下和半地下的状态，健康的私募得不到鼓励和引导，欺诈性的私募难于得到禁止。由于我国正式的法律文件中并没有私募的概念，我国也并没有系统地考虑过私募的积极作用，再加上我们对于民间金融活动的风险性和诈骗性的担忧，私募实际上是被抑制的。采取一些措施，适度发展我国的私募资本市场，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首先，要使私募成为一个正式的法律概念并对其范围作出界定。私募是与公开募集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只有在有关证券的法律中界定哪些募集行为可以获得审核豁免，这些被豁免的募集行为只能以什么方式、在什么范围内进行，才能使私募有法可依。 其次，允许以私募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原则上一美元、一个人就可以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我国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很严格，有关法律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额，规定了自然人以发起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发起人必须多于五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