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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有非凡的眼光与胆略。
当今的中国远没有到兵临城下的地步，窃以为，与其人云亦云，义愤填膺，还不如中国有更多的人坐下来，认真地读一些日本的战前史、战后史，看几部日本的电影、小说，有可能去列岛走一趟，实地打量一番东边的这个邻居……
当然，我也敬佩像王选这样的行动者——
1977年她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当了8年中学教师。1987年，留学日本筑波大学，毕业后到丈夫的贸易公司担任海外特派员。1995年8月3日，她无意中看到一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有3个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几名日本人将赴崇山村调查。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
大悲壮，大不朽（1）
若不了解八年抗战前夕，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你就不可能领略抗战八年的丰富内涵。
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日本工业总产值 约60亿美元，中国约14亿美元，仅为日本四分之一；从财政状况来看，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评说：“虽说当年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元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
据国民政府40年代统计，抗战前中国的铁路总和长度不足1万公里，平均每4万人不足1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国土不及半公里。与当时的英、法、美、德、意、日等一流强国比，不可以道里计，就是当时仍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每平方公里的铁路，也比中国多出5倍以上，甚至连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的铁路，也比中国要多。铁路不行，公路运输也居人之后，全国仅有汽车62000辆，而且全靠进口，国土面积只有中国二十六分之一的日本，汽车却多出中国一倍以上，公路里长在8倍以上。公路不仅总长度短，质量也极差，坑坑洼洼，大约只有当今乡村公路的水平。
在军事装备上，日本年钢产量580万 吨，中国4万吨，仅为日本一百四十五分之一；日本年造飞机1580架，火炮744门，坦克330辆，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大型军舰285艘， 总吨位1400万吨。中国虽能生产步枪和机枪，但所有的重武器，包括飞机、坦克、火炮、军舰、石油和无线电器材都完全依赖进口。至1937年11月上海失守，中国空军能起飞的飞机已经不足20架。在陈纳德的飞虎队援华之前，中国的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日军手里，绝大多数时候日机可以任意往来，任意轰炸，任意扫射。日军进攻南京时，中国空军已无力再战，南京机场只剩7架能起飞的飞机和36架待修理的飞机，远无力支持南京保卫战。
陆军也差得太远，战争之初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相当于中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3倍，而到了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8至9倍。在正规军，士兵配以三八式或中正式步枪，很少连发的盒子炮、冲锋枪，子弹也不充裕，一个营大概会有几门迫击炮点缀一下。若是在游击队，基本武器就是大刀、梭镖了。所谓国防工事，最好的是水泥钢骨的机关枪巢，但多半时候只有步兵临时挖的散兵坑，甚至连散兵壕都不多见。
在军队素质上，抗战伊始，日军将官的年龄一般在45岁以上，国民党军队的将官年龄则多在45岁以下，有的只有30—40岁。“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国民党军队与之相比，差距甚大。蒋介石多次公开说，军队“学得太少，又不注意补充”，“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常识”，完全“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他曾指责某些军官道：“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国外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台湾“国防研究院”等编：《蒋总统集》第1册 1984年版）
因此，总以帅才自视的蒋介石经常直接插手指挥下级部队。他曾对美国驻华军事观察团的史迪威将军解释道：“夜里我必须醒着、躺着，考虑他们可能会做什么愚蠢的事情。然后，我写下来告诉他们不要做这些事情……这就是领导他们的秘密。（参见 忻平著 《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就历史系统来说，有所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军队的配备亦因军而异，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还有国内的汉阳、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的，一应俱全，中国军队可谓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就地域来说，有北方军人，有南方军人，其生活习惯和作战的适应性各有不同。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制，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制，也有征募并行的。就指导思想来说，官方钦定为正统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水浒”“三国”主义——宋明之际问世的这类演义小说中所宣扬的种种人格方式和韬略方式，成了信奉“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中国人之间的一个深刻默契。再有一支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第八路军。这些军队的性质不一，战斗力也有强弱，但充满敌忾同仇之心是完全一致的。若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在八年的抗战烽火中，至少前两种军队数百万人大可熔于一炉，铸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
“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用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大悲壮，大不朽（3）
我军寸土必争的气概，迫使日军从原有的海军陆战队一个混成旅，约八九千人，陆续增加到12个师团的兵力，总兵力达到了20万以上。据日本陆军省于当年11月初宣布，自开战的8月13日至10月底，日军在上海战场死伤4万多人。“这个数字可能是大为缩小了的。当时日军在海空军方面占绝对优势，即使依据死伤4万多人来说，也可想见当时战争的激烈程度。（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卷）
值得注意的是，在凇沪之战中，蒋介石将嫡系精锐部队悉数投入火线，在连续三个多月的战斗中牺牲惨重，至当年12月16日南京陷落止，中央军伤亡达33万3千余人，“以致国民党自黄埔建军以来，十多年中悉心培植的精锐之师在抗战的头半年内便几已伤亡殆尽，而大部分的地方军人却因未参加战斗，遂得以保全实力，并遍布全国各省。”（齐锡生 《抗战中的军事》 引自 联合报丛书 《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40周年学术论文》 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 1986年9月初版 ）
日军挟其优势，妄想在极短时间内，摧毁我军之抵抗，以实现“三月亡华”、“速战速决”之野心。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后来又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其目的便在于避免与敌决战，并诱使敌主力使用于湖沼山岳地区，使其优势装备，无法发挥其效能，以求逐次消耗日军，奠立中国长期抗战的基础。
这样做，并不意味国民政府打算“消极抗战”，恰恰相反，“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战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权力中枢——中国政府对侵略者的‘应战’态度，而且基本上是贯彻始终，并未中途而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史学家刘大年评价道：‘抗战爆发以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有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有全民族的对外战争，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法实现。抗战期间，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这方面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评价。’”（ 《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中共方面，影响最大、至今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胜利是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中旬，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省东北部平型关地区，对日军精锐第5师第21旅一部进行伏击战，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辆，缴获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牵制了日军第5师的进攻，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线上的国民党军作战。这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
百团大战，则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1940年夏秋，八路军共使用105个团的兵力，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进攻，此战历时三个半月。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枝（挺）。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万余人的代价。日军在遭受打击后感慨：“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但综而观之，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国民政府面对的也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主战场战上先后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它们是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到11月11日），南京会战（1937年12月），太原会战（1937年9月到11月），徐州会战（1938年3月到5月），兰封会战（1938年），武汉会战（1938年8月到10月），随枣会战（1939年5月），长沙会战（1939年9月到10月），桂南会战（1939年11月到1940年11月），枣宜会战（1940年5月到6月），豫南会战（1940年1月到2月），上高会战（1941年3月到4月）；晋南会战（1941年5月）；长沙会战（1941年9月到10月），长沙会战（1941年12月）；浙赣会战（1942年5月到8月），鄂西会战（ 1943年5月到6月），常德会战（1943年11月到12月）；一号作战（ 豫中会战 、长沙衡阳会战及桂林柳州会战三个会战之总称。1944年4月到12月）；湘西会战（ 1945年4月到6月）。
此外，为配合盟军行动，1942年4月，10万之众的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
这些会战里，尽管有兰封会战中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灾难的“花园口事件”；敌军击破我中条山部队、造成我方抗战中期最大失败的晋南会战，还有因我军电报被破译；敌军占了主动，致使长沙一度沦陷、我军损失达6万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及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破坏中美空军机场；对我方发动的最大一次攻势——我军损失达50万兵力的一号作战……
但在中国军队纷飞的血肉前，是日军纷飞的血肉，在中国人头颅如雪花般旋舞在亘古如斯的山河后，是日本人的性命如樱花一样凋落在异国陌生的土地上。
大悲壮，大不朽（5）
常德守军每一个士兵甚至每一个伙夫，都知道他们的任务是怎样的重大， 要杀退来犯的敌人， 要把所有的敌人杀尽在常德城边。25日以前，是东北西三面被攻，25日以后是四面被围，军是孤军，城是孤城，接济断了，援军绝了，要奋斗，要生存，要保卫祖宗的土地。
必胜的信念，加强了每一个弟兄们杀敌的勇气。营长张廷林带着全营的弟兄们，苦守住大西门外长生桥的阵地，那使进城必经的道路。26日拂晓，一千多敌人冲上来，张营长带着弟兄们迎头痛击，机关枪手榴弹如雨一样向敌人投去，一排排的敌人倒在地下，一队队的敌人向后跑，敌军官带着残兵败卒又冲上来。这样子打了六次。在第六次上，张营长带着弟兄们跳出战壕，擎着枪和敌人肉搏，一千多个敌人，打到正午，只剩四百多逃回去。
小西门外的战斗也一样紧张，郦鸿均营长率苏法三连长守住了拐上，和敌人九次肉搏，消灭敌人五百多，郦营长的刺刀成了弓，敌兵还在冲，弟兄们都阵亡了，郦苏两位也随着殉国。
人数一天天的在减少，马夫伙夫甚至司书，也拿着枪加入战斗。第一连守小西门，全连都阵亡了，只有伙夫林三目还活着，他把阵地上的手榴弹搜集拢来，带了一支枪守着阵地。一个敌队长带着二百多人冲了上来，林三目不慌不忙，一枪把那个队长打死。接着八个手榴弹向鬼子送去，一阵爆炸，百多个敌人倒在地下不动，其余的都跑了……
敌人死伤了许多人，攻了七八天，常德城还是可望不可及，于是用毒气来攻，用火来烧，用飞机投烧夷弹，用大炮射毒气弹，放火烧民屋，一层一层地向城里烧，把建筑和人一齐烧掉，可是毒气弹毁不了我忠勇官兵的战斗精神，烧夷弹烧不掉士兵们杀敌的勇气，满城都是火，炮弹如雨下，士兵一面救火，一面还是在射击，敌人仍然不能前进一步……
29日，敌人的炮火集中轰击水星楼，命中了十几炮，水星楼倒了，守御的官兵还在继续作战。在最后一刻，远处听见由水星楼里送出宏壮的歌声和“中华民国万岁”的呼声。听的人哭了；唱的人从容战死了。现在，还有十几具官长的遗体压在水星楼歪倒的身体下面……
伙夫杂兵也打光了，政工人员亦持枪作战，官长亦临第一线当士兵。副团长步兵中校孟明武在南门指挥作战，士兵都牺牲尽了，敌人还在猛攻，他跳出战壕，拿着枪，把冲到壕边的敌兵一连打死十几个，还得到两挺轻机关枪……连看护兵和卫生队都拿起枪来干。敌人每日每处至少进攻三四十次，每天的进展也不过二三十公尺。全城被围，每一个角落都在战斗。受伤的官兵，无从救护运送，只好忍着痛躺在地上，拿手榴弹向敌人抛。受伤三四次还在作战的到处皆是，官长命令退后休息，全不肯……
最令人头痛的是子弹也打尽了，空军虽然来接济过，但是数量有限，士兵身上最多只剩十余粒，最少的亦只有两粒了。弹尽了，援绝了，苦战16昼夜，169团只剩13个战斗兵，170团一个都没剩，团长柴意新阵亡……城里的大街小巷都曾激烈战斗或扑杀过，每一段残墙上的弹痕血迹就是证明。常德城内，你再也看不见一座完善的房屋了，剩下的是瓦砾，焦木，残垣，断壁交织的一座废墟。
12月11日，守军未死的人们，又协助友军攻克常德。敌人在攻城战中伤亡28000余人。
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四个月，仅仅是中央军校1929年至1933年毕业的25000名年轻军官中，就有10000名牺牲，阵亡的比例高达40％。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15年的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有100多名将军光荣捐躯，共产党军队则有杨靖宇、左权等20余位将领献出生命。在前线牺牲的将军中，生前有上将军衔和死后被追授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一共有九位，他们分别是：佟麟阁上将，赵登禹上将、郝梦龄上将、王铭章上将、冯安邦上将、唐淮源上将、饶国华上将、张自忠上将、李家钰上将。
其中，张自忠上将，李家钰上将，他们是抗战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中最高级别的将领，两人都是集团军总司令。在“二战”同盟国方面，他们亦为牺牲在炮火中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张自忠将军，1890年生，字荩忱，山东临清人。20岁时加入同盟会，因痛感国势羸弱、外患煎迫，毅然投笔从戎。1933年长城抗战中，已从一个学兵，成长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喜峰口阻击日军，以大刀队重创敌寇，名震中外。1938年担任五十九军军长，转战鲁、皖、豫、鄂，先后在临沂大败日寇坂垣师团，并在台儿庄会战中建立奇功。台儿庄大战后，日军增兵，包围徐州，截断陇海线，将军临危受命，掩护徐州数十万主力突围。武汉失守后，又在长寿店战役和随枣战役中屡立战功，升任三十三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