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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度襄河抗击日寇前夜，张将军给他的副手冯治安留了一封信：“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的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此前，将军还告所属部将书：“看最近情况，敌人或要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亡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大悲壮，大不朽（6）
临终之际，除了鼓舞将士杀敌，将军还留下了他生平的最后一句话：“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都安慰……”
将军殉国后，灵柩自他牺牲之地湖北南瓜店溯流长江运行重庆，抵北碚的梅花山麓，十万军民去江边自发送别，专轮经过之处，万县、云阳、忠州、奉节等地，沿江军民望灵遥祭，虽敌机临空而不为所动。正在领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也亲书挽联，表达敬意：忠义之志，壮烈之气。
周恩来还为另一位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亲笔题上挽联，他是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个机械化师、即200师师长戴安澜中将。该师也为中国远征军的主力部队，1942年5月26日，在缅北山林里，全师打得只剩下几百号人，戴将军也战死，时年仅38岁。官兵们轮流抬着将军的灵柩，千难万险，出缅甸，经保山，到达昆明，沿途也受到各地军民的隆重礼送。周恩来为戴安澜题词为：黄浦之英，民族之雄。
据国内1994年出版的《血祭太阳旗》一书，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死于中国境内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将领中，有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内的3名死于与八路军的战斗中。又据日方自己的一份名单，列出有姓名、军衔、时间、地点、死因的日寇将领90名，其中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亡者或被其击落座机亡者40人，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亡者4人，与其他抗日武装作战亡者9人，与苏联军队作战亡者8人，与美军作战或被美军击落座机者5人，被中美联合空军击毙者3人，踏地雷死者2人。
在强大的外敌入侵时，蒋介石并没有忘记消灭共产党，如同在李崇仁、孙立人那满是战尘飘拂的身影后，他从没有收起那一道道狐疑、阴沉的目光……但他毕竟还是清楚小学生都知道的“兄弟霓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1936年年底的“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了由“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转变。尽管以后又屡屡发生类似“皖南事变”这样的两党两军间的摩擦与争斗，但在抗战初期，对于蒋介石的全民族抗日的领袖地位，以及国民政府在抗日主战场上的作用，中共方面是拥护和承认的。
蒋介石的庐山宣言发表后，当时作为中共方面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即发表讲话：“在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了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应该向国民党同志声明，我们是竭诚地拥护现在的蒋先生的领导的，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
1938年4月，张闻天不再担任总负责人。中共中央由书记处领导，毛泽东名列书记处第一人。
这一年，有些几乎天天要和毛泽东见面的人，似乎感觉到他和以往不一样了，尤其是那些从江西中央苏区起就和他在一起的人，更是觉得他好长的时间都没有过像现在这样轻松，富有活力。而且，他仿佛年轻了，好长时间不修边幅的他，脸上意外地不见了那些让人熟悉的胡须。
这当然是为着革命终于化险为夷，他心里的一块大石砰然落地。在他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率八路军陆续深入华北各地，相继建立起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就从1937年9月的不足3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25万人。中共武装发展壮大的事实，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信服了毛泽东，纷纷放弃了过去的不同看法，转而接受了他的意见。
此外，人们还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什么——一个刚来延安不久，却因为唱京剧《打渔杀家》而一下唱红了整个陕北的女子，不时在他的窑洞前的雪地上留下纤巧的脚印。她明眸中的阳光，还有脖子上火红色的围巾，差点让他眩晕。毛泽东新婚燕尔的消息，开始在延安四处流传，传得很远，甚至传到了重庆的小报上……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正式开幕。全会前后开了40天，是至那时为止中共中央所开的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全会的灵魂人物是毛泽东，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向会议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他指出：“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可想象的”，他称赞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领袖”。他高度评价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中国已“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他强调在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他批评“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
毛泽东还在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信里，他表示了对蒋介石“钦佩无既”，声称对“先生盛德”，“凡在国人，无不崇仰”。他的这封信由周恩来于10月4日在武汉当面交给了蒋介石。
《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从未收入毛泽东自己主编的《六大以来》一书，也未被全文收进《毛泽东选集》。这封亲笔信，则从未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0年3月出版《周恩来年谱（1898——1949）》时，才提及此事，但仍没有全文公开该信的内容。（参见 高华 著 《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大悲壮，大不朽（7）
国民党军队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加上八路军、新四军在前后方的配合，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速战速决的企图，自己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或者说，在整个抗战八年中，中方败多胜少，最后国民党军队从沿海撤退，国家中枢也搬去大西南的山城重庆。
但这并不等于大溃退，蒋介石躲去了峨眉山上。以大英帝国的精血饱满， 1945年前他们在日本人手上就没有胜过一仗。以美国名将麦克阿瑟的煌煌武威，一开始也仓惶辞庙，逃出菲律宾，直到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在中途岛大败南云指挥的联合舰队，才一挽了颓势。经营数百年的头号强国尚且如此，更反衬出中华民族以弱克强、宁死不屈的英勇气慨。
珍珠港事件前，中国毫无外援，单独作战，且东南膏腴之地尽失，国际通道悉数被切断，最后一条对滇缅公路因英国被迫实行封锁，我方物质更感枯竭。军中往往一套士兵装备，分配给三人使用，分得棉大衣者，无棉上衣与棉裤，穿得棉上衣者，无棉大衣与棉裤，其艰苦情形，殊非今人所能想象……就在胜利看来如此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苦撑不倒，浴血苦战八年，先后进行大会战22次，小战斗近5万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者达320万人之多，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平民的伤亡更是高达2000万以上，真正以血肉筑起了长城，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虽然开战不久作为首都的南京就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征服中国，必须占领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其间，重庆三次全城大火，陪都烧成一片白地，但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投降。
抗战八年中，虽有日本不断的诱降，虽有国际数次的调停，中国没有做过投降的打算。汪精卫等人的丑剧一上场，即为大多数国民所不耻。中国可以倒下却不能屈膝，中国可以战败却不会言降。这是百年屈辱后，中国咬着牙，饮着血，必须站起来的国格，必须拼出来的精神！
1945年夏季，终于结束与日寇的战略相持阶段，以湘西会战大捷为标志，开始了我方的战略反攻。
比起一败即降的一流强国法兰西和一串不战而降的欧洲国家，先辈们的慷慨悲壮为举世公认。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评论说：中国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准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从1931年到1945年，坚持了整整十五年，与仅仅抵抗德国六个星期便崩溃的法国和一直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的英国相比，中国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中华民族抗战之慷慨悲壮，还有重要的一翼，展现在一支不拿枪的队伍上。
在这国破家亡、天柱欲断之时，中国知识界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担当。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当战火日益逼近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师生们就是唱着这支歌，开始了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大批科研机构内迁到西南地区。截止1938年，迁移来重庆的各类科研机构达近百家。其中有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质研究所、中央农业研究所、中央工业实验所、中央卫生试验院、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兵工署弹道研究所、中国工程师协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国生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数学学会、中华自然科学学会等。
迁徙途中，暴土狼烟，风浴雨泼，盗骚匪扰，其惨状近乎“半人半鬼”，“曳尾涂中”。
损失更是巨大，仅中央研究院，抗战爆发后的两年里，大量设备仪器被毁、遗失，损失达72万余元之多。其心理研究所迁到重庆北碚时，仅剩下显微镜5架及若干小仪表，书籍杂志仅保存五分之一。
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如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再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和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则集聚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川东小镇。一时间，小镇上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或是民家小院，户户有蓝田之玉，家家握北海之珠。李庄成为了现代学术史上一个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
且不说学术信息交流不畅，图书设备在辗转颠簸中的丢失毁损，也不说抬头明月时的他乡旅愁，自己或家人时常来袭的病痛死伤，就连起码水平的衣食温饱也得不到保证。
“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山穷水尽，依靠典当衣物维持基本生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园去寄卖；学者和诗人闻一多支撑着一个八口之家，他业余时候在街头摆个小摊，靠给人篆刻印章赚取家用；古典文学专家萧涤非任教于多所学校，收入仍然不足以供养子女，只好将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家中连蜡烛都买不起，只好等天亮才开始写作……”（ 余杰《铁与犁》）
大悲壮，大不朽（8）
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 。无怪乎从来视权力与金钱如粪土、正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任上的傅斯年自嘲道：学者“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他不得不低下那本自由如风的脑袋，写信给当地的保安司令求助：“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信中，他坦诚地说起上一次难得的陪宴，致使自己腹泻一周。
就在如此艰难困顿的环境中——
尽管亦有如考古学家吴金鼎等人投笔从戎参加战地服务团和同济学子慷慨从军等悲壮之举，但更多的则充分体现出了胡识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国的事业须要各式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更加增加了他们同学的热情，培育了他们钻研的定力。在看似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生涯中，他们信奉“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
……梁思成“体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童第周在同济大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实验”，却做出了与国外权威学者不谋而合的胚胎学实验；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戏台子的工作室，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
……从昆明来此休假的金岳霖，亦抓紧时间，开始重写因躲防空警报而丢失的《知识论》书稿；凌纯声、芮逸夫完成了民族学的奠基之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李方桂、马学良奔走于丛林深处，出事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完成了《撒尼倮倮语语法》；梁思永在病榻上撑着硬脊梁，赶写着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西北岗考古发掘报告……
夏鼐不畏故里沦陷、经费困窘等困难，完成西北科学考察……
陶孟和组织社会所的同人进行战时经济研究……
他们抱着挽斯文于不坠的恒固信念，在山坳的书案上焚膏继晷，播火传薪；在动心忍性困心衡虑的艰苦生活中，仍尽着一介知识分子的本分责职。
——（张国功 《国难期间的“李庄精神”》）
1941年，美国学者费正清来李庄，住在朋友梁思成家中。目睹了这一切，他由衷地感叹道：
“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淳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人文科学如此，理工科学亦如此。从1937年起奔赴大后方的工程技术人员，达2万多人。
其聪明才智、工作热情与创造精神使得后方的科学技术事业日新月异，科技发明以几何级数增加，如酒精代汽油、松香炼柴油、桐油汽车、木炭汽车、棉杆造纸、旋蓖式锅炉及竖立回火管锅炉等。化学家范旭东领着200多名技工入川，在自流井推广德国的晒盐卤技术，对于四川盐业改进影响极大。化学家侯德榜潜心研究制碱技术，实现了生产的完全连续化，开辟了世界制碱业的新途径，他也因此而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化学家。光学专家龚祖同，研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并与他人合作制成第一台倒影测远机。女工程师丰云鹤在重庆办厂，从肥皂废液中提炼甘油以制造炸药。又以麻杆制成丝绵一样的物料，以补当时军队棉布之不足……
大后方科技，尤其是工业科技的发展，成就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少有的浑厚气象。从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核准中国第一件发明专利到1929年，中国的科技专利发明仅73件，从1929年到1936年共160件，而从1937年到1944年达到了423件，发明专利的数量是前两个时期总和的182％。除了适应战时需要，完成了大量应用科学的研究外，也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发展和创造，这为战后及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见 《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如果说在后方的许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