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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芯渴乱档姆⒄梗於嘶 #ā〔渭 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如果说在后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在用自己专业的开掘与发现,去向侵略者宣战;在沦陷区的一些知识分子,则是磨砺着民族气节之剑,以其闪闪寒光昭示中华民族的不可亵渎,不可征服。后者的代表人物便是陈寅恪先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随即沦陷。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852——1937)忧愤交加,遽然病发,拒不服药而死。陈寅恪料理父亲的丧事完毕,携家眷仓皇逃离北平,辗转到长沙,1938年秋天本人亦随西南联大南迁。不久,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职称。因在昆明不适应高原气候,时有病痛,又欲与家人团聚,陈寅恪遂决定离开西南联大。次年暑假到香港,准备全家乘轮船赴英。此时欧洲战事激烈,地中海已完全不能通航,只能在香港等候,并应邀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大悲壮,大不朽(9)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旋即香港沦陷,进入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日本人很快找上门来,一是为着送面粉给陈寅恪。当时生活物质极端缺乏,据陈哲三《 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 台湾《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所述:“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二是,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闻香港日人以日金40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席的陈君葆先生,在他1942年4月22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刘孙二人昨携米16斤、罐头7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捱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米、罐头正是陈君葆安排校内两名职员送去的。( 《陈君葆日记全集》香港商务印书馆 2004年)
同年5月5日,陈寅恪取道广州返回内地,随即任教于在桂林的广西大学。
八年抗战的内容无比丰富:武器抗战,血肉抗战,气节抗战,谋略抗战,教育抗战,文化抗战,科技抗战……
八年抗战的内涵则是——所有的舍生忘死,所有的惊天动地,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青灯黄卷,所有的忍饥受冻,大抵都在一个极衰弱、极混乱之中国的舞台上,上演着一个大悲壮、大不朽之中国。
最终,中国并没有倒下成为一块被日本人踩着的残壁断碣,却耸立起一块中华民族足以照耀千古的丰碑。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1)
李宗仁曾疑惑:“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为何不一鼓作气,倾全力由北而南打下中国,却改变此向,逐次增兵,因淞沪一战而变成由东向西?
他在回忆录里说:“……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芦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在指挥了台儿庄大捷而名声大噪的李宗仁将军眼里,此种“酱油入水”战法,无疑是侵华日军的致命死穴。
或许,为避免元朝的蒙古人和满清征服了后却又被中华文化给同化、颠覆的前车之鉴,日本并不想全面侵华,一个早上吃出个胖子。它要采取的是将中国一块块地加以吞并,“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即由甲午战争后染指朝鲜、台湾开始,直到伪满洲国成立、华北“自治”,无不重复着这一套路——驻军,策反,积蓄力量,发动事变,不宣而战,完成吞并,近而成立“独立”国家,或建立独立殖民区。
以台湾为例,1941年春,成立了看似民意团体的组织“皇民奉公会”,由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兼任总裁,按照行政区,设立支会、分会,最基层的则是近7万个“皇民奉公班”,将全岛的民众都纳入了组织,宣称“一视同仁”,极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该运动的主要内容是:
要求台湾民众改用日本姓名。
当然有愿意改的——在殖民当局通过户口规则修订后的半年里,台湾人改姓名的有168人;其中便有李登辉及其哥哥李登钦,弟弟改名为岩里政男,哥哥则叫岩里武则。
1941年,李登辉正就读的台北高等学校高等科,共计有467个学生,其中日本人363名,台湾学生只有104人。高校时期长得眉清目秀的岩里政男,在日本同学眼里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谦虚”,从而显得冷静、沉默的台湾同学;同时,他在日籍老师岛田谨二眼里也是“唯一没有制造麻烦的学生。”高等科毕业后,岩里政男去京都帝国大学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1944年1月,他就离开学校,被强制志愿入伍服役,成为日本陆军预备役军官教育第11期生。
岩里武则在高雄左营“海军特别志愿兵训练所”受训以后被编入海兵团,1944年7月派赴菲律宾作战。出征前,岩里武则回到小基隆向亲友道别,他“身着深色军礼服,腰际配挂武士军刀,脚穿黑面长筒马靴”,“神气非常地向乡亲及家人道别……”同年12月15日战死,至今李登钦仍是以岩里武则的日本名被祭奉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 蓝博洲 著 《共产青年李登辉》)
可以说,李登辉日后所表现出来的亲日意识与仇中意识,乃至今日成了岛上“台独”狂流里一株老而弥坚的白色的罂粟花,确是如一首儿歌里唱的“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种子结什么果”。
大多数人不愿意改日本名。不改却显然会招致种种的不利,此外,日本当局又制定一种奖励方法,规定改了日本名字又说日语的家庭为“国语家庭”,在诸如物资配给等实际生活上,给予与日本人同等的待遇。这样,到1943年6月,改姓名的台湾人已达10万之多。
尽管如此,还有许多人挖空心思,尽可能地保留下民族遗存的信息,如姓“吕”的改姓“宫下”。姓“石”的改姓“岩下”。姓“刘”的改姓“中山”,因为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姓“陈”的改姓“颍川”,因为陈姓是古代颍川郡的圣族。姓“魏”的则改姓“大梁”,大梁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国都……
提倡改变生活方式。每家必须有一个榻榻米房间,同时成年人都要穿和服,不准穿中式长袍或短衫裤。在公共场所,若日本警察看到有穿中国服装的人,即将其衣服剪掉。
实行“诸神升天”。强迫台湾民众改变信仰,将家里厅堂上供奉的祖先神位和祖先从大陆上带来的神像,统统撤下来烧掉,美其名曰“诸神升天”,不再奉祀;然后买一具日本的“神棚”,供奉“天照大神”。
组织参拜神社。硬性规定各地民众轮流参拜日本神社,每人每月至少须参拜一次。
禁止演唱中国戏剧。在“皇民奉公会”中,设有“演剧协会”,研究改变中国戏剧用日本语的唱法,以便消灭中国戏剧的民族色彩。
钳制言论。台湾总督府下令禁用汉文——任何学校商业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之外,台湾各报章杂志的汉文版,也一律撤废。太平洋战争后,更以物质短缺为借口,迫使全岛报纸统一发行。殖民当局一方面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语、日文,一方面又封锁一切来自大陆的新闻,企图让更多的台湾人因此而淡忘自己的母语与母土,误认自己也是“日本人”。
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中国,岛上多数人不识汉字,不会讲国语。于是出身在台湾又去了大陆回来的人成了官方与民间沟通的“翻译”。报纸上好长一段时间得汉字、日文并用,学校里上课也要用中文、日文及台语。虽然这时已经很少看到日本人,可是无论都市与乡村,都是一片“大和风”——进别人家门先要脱鞋,跪坐榻榻米上;街上到处是木屐踏地刺耳的声音,喇叭里传出来的台语歌曲,听起来却是完全的日式曲风,日式料理更是满街充斥, “寿司”、“亲子丼”(将鸡肉切丝与洋葱丝、鱼板丝、少许青菜一起炒,加入一点酱油和糖,起锅前再加一个蛋,然后覆盖在饭上,口味微咸且又微甜)是许多台湾孩子爱吃的东西……那感觉与走在日本街头甚无大异。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2)
在东北,亦大力实行奴化教育。
日军占领东北之后,迅速收缴焚烧关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科书,从1932年3月到7月的5个月间,焚烧书籍达650万册,9000名教师受到逮捕、枪杀或强迫改行。从此在各级学校里,将日语作为第一语言,汉语退居第二位。在日本人编印的教科书里,连中国地理和历史都不让儿童多了解,反之在专门接纳日本儿童的中小学里,特别重视学习汉语,和中国国情的介绍。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东北没有新开办一所大学。日本人认为不必过高地提高中国人的文化水平,这样更便于巩固其统治。但为了培养高级奴才,先后派被他们视为可靠的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从1935年至1945年的十年之内,有5000人左右。
日本政府还以南满铁路为中心,大量向东北移植侨民,先以旅大作起点,渐次向各地渗透。1920年,在沈阳的日侨不到5万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增加到15万人以上。在锦州、营口、鞍山等地的日人也同样激增。占领当局在各大小城市划定日本人的住宅、娱乐场所和工厂地区,各城市中风景较优美的地区,多半划为日人的住宅区,不准中国人居住,甚至通行。另外指定一些被称为“中国通”的日本浪人杂居在中国人中间,他们大都负有日本特务机关的特殊任务,此外,还贩卖鸦片、白面和吗啡,开设赌场、烟馆和妓院等,进行毒化中国人的罪恶活动。
根据沈阳日侨联络总处1946年的统计,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等地的日侨约25万至30万人;长春、吉林、沈阳、鞍山、锦州等地的有90万人;旅大、营口和风城等地约有20万人;再加上内蒙地区的12万日侨,共计一百五六十万人以上。
在东北听不到任何关内的消息,完全不了解关内抗日进展的情况,所见所闻全是日本的宣传:日军如何神勇,武士道精神如何伟大,中国人如何无能,中国军队如何惨败,日军又在华南、华中某地打了胜仗……特别是在占领一个大城市后,都会举行庆祝胜利的大型活动,并强迫中国学生参加,由此使一些青年人在思想上彷徨,在生活上消极,对抗战及国家前途愈来愈感到失望,而对东边的那个岛国却愈加佩服起来……
日本破解文化中国之心,其迫切、歹毒远甚于掠夺地理中国。
在立足于几十年、乃至百年的长距离历史眼光下,他们做起来又多么阴柔,极具有耐心,像文火慢炖猪头,一定要把它炖烂了;也像莫言先生笔下的檀香刑,刽子手慢悠悠地片下犯人的肉,可达千刀以上,才气绝命断,他要充分地享受“片人”的愉悦。
我猜想,日军取这种“酱油入水”战法,可能也是由他们的战场布局所决定的。
“二战”中日本陆军有四大战略集团,即在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
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全东北,此时东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东北义勇军,高峰期达到30万人,另一支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最多时接近5万人。但在关东军残酷清剿下,前者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灭,少数退入关内;后者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主力基本被打散,1940年残部退入苏联编成1个旅,只有1000多人。
这就是说,中国八年抗战的战场,主要就是在关内与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的战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面对美军越来越猛烈的反攻,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南方军”自当成为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为抗击美军可能登陆本土,“国内军”也通过总动员而使自己空前膨胀。关东军全部精锐师团和“中国派遣军”大部主力师团都调往太平洋加强“南方军”和“国内军”,成为战略预备队。此后的 “中国派遣军”只有27个师团,而“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120个师团,不但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171个的70%,而且云集了绝大部分精锐师团。
至日本投降时,日军总数为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不到15%;向苏军投降的关东军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 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军部的部署中,中国战场并不是日军的主战场,投放在中国战场的军队,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不是其精锐师团。
许多战斗场合,中国人不是在与日本人打,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的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寇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只有当他们被俘后,我方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为“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日本侵华后,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每个伪政权都有自己的军队。再有从1941年起,随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丢失,国民党敌后武装开始急剧衰落,出现了被中共方面称之为的“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原国民党第69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游击总司令石友三的投敌。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3)
一时间,招牌林立,山头各异,如治安军、兴亚同盟军、蒙古军、剿共军、皇协军、防共军、绥靖自治军、联防救国军、和平建国军、绥蒙联军……据中共方面的资料,伪军总数由1941年的35万人激增至1943年的80万人。(莫岳云、郭铁仓:《试论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关系》,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在这乱世,中华文化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绿林哲学,被各路宵小强人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华北的伪军最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地雷一响,炸死三个鬼子,十八个伪军。”
至八年抗战结束,为日寇作战的伪军已超过百万之数。
根据不完全统计,华北方面的伪军的主要头目有: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伪东亚同盟救国军总司令白凤翔,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名字不详),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伪“剿共”第一军总司令李英,伪满军总司令×××(名字不详);
华中方面,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精卫所辖李长江第一集团军,杨仲华第二集团军及其他各部,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伪护国救国独立师师长刘夷;
华南方面: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伪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
如阿Q身上的虱子,伪军在一些地方密到了什么程度呢?在阿Q的故乡绍兴,“汉奸之多,全省第一,伪军之多,全省第一”。绍兴的伪军,在全盛时期有伪“陆军第13师”、伪“南岸地区自卫纵队”、伪“浙东自卫纵队”、伪“中顺部队”及伪“浙东保安队”,加在一起,有两万余人,分布在日寇据点外围的交通线上,番号林立,妖形万象。一个叫黄阿宝的鸡鸣狗盗之徒四处找来几条烂枪,又请日军一个上士曹长在信纸上划了几笔,便算是有了委任状,也可以称“司令”做“队长”……
站在前面的是伪军,躲在后面的是汉奸。看得见的是伪军,看不见的是汉奸。
与伪军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