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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案件进展，司法机关开始介入，章亚非的目光，也由中纪委转向市检察院。于海洋和刘实是铁哥们，无疑责无旁贷地在章亚非与刘实之间架起热线桥梁。
2000年2月，于海洋拿着一份反映马向东案件的内参，找到刘实打探情况。
5月刘实参加中纪委协调会回来，于海洋再次打听马案是否交沈阳办理。
6月29日，刘实告诉章亚非： 最近上北京高院汇报情况，两个都定不上，上边没有表态，硬让我定，将来我怎么办？我不落个历史罪名，要不然就将这个案子拿到外地去，目前刑侦阶段已经结束，但我没有正式办交接手续，仍算借卷，实际上已经交给了我。如果我正式接过来，就需要通过省才能向高检反映，现在倒还可以直接向上反映。目前关键是证人，就在慕绥新身上，慕绥新太坏，钱要花在刀刃上，集中打慕加把火。
7月7日刘实再次打来电话： 形势不太坏，律师有广阔空间，凭借律师的水平和机敏程度可以充分发挥。假如这次必判，很快会翻案，人很快会回家。
7月24日，刘实又说市检尽全力了，已在会上公开说证据不够，还正式报了材料，并让档案保存以备将来有案可查。法院开庭如不提出意见，到8月10日起诉，估计法院也不好定，可能向最高法反映。律师的材料看过了，写得有情有理，给领导看可以，但拿到法庭上不行，这是狡辩，法律是要事实，这样的词不能要。
8月13日刘实又通电话： 高法认为有不够的地方，让省院补充侦察，卷先拿回去了。
这真是“偏师借重刘实”，有市检察长刘实做内线、当参谋、具体指挥怎么办，还有什么消息不能知道？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在章亚非的笔记本里，专案组还发现了她干扰办案的另一个更大的秘密。那就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被称为“知法犯法型”大贪官的田凤岐，也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通风报信、出谋划策者。
5月7日，他在约见马向东商业部门的亲信刘某某时说：“法院以法律来衡量，以事实为依据，现在中纪委有倾向性，4万美元定贪污，但按文件精神，如属可拿，只是程序上的问题，不应该自己给自己发奖金。40万美金挪用很难定上。法院提出7个问题，有证据不足的地方。这叫办案吗？以赌的名义查，结果啥也没有查出来，现在有4万美金的事，不能轻易放过……现在应该找两头，一头是中纪委批的，另一头是办案人。”
而5月9日高法某庭庭长办案人吴哲则向马向东的亲信透露：“肯定是在沈阳中院一审定调了，肯定起诉判决。此事如没有中纪委的头头批，就没有事了。检察院证据还要补充，别的事没有，下个月侦察期限到了，4万能定，40万有说道。如果有倾向性意见，有可能扭转，但必须高院两个头。有能力的话，政治局常委有人帮助说话，能起作用。”
“慕老大”落网之谜（17）
7月27日北京小许打电话告诉章亚非，“市法、省法已经看完卷，材料已经送省法，省市目前没有态度，每次都往上打报告，中纪委一直在监督这个案子，也不准备再查了。仅限于这两件事，关于12万美元的事，马是主犯，负有12万的责任，40万美金的事报到中纪委定，中纪委让定就定，不定算了。现在省市都没有用，就等中纪委、全国高法、全国高检的态度。起诉10天后开庭立即判，刑期大约在10年左右，既要对得起老百姓，又要不造成太大影响。”
……
就这样，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级党委的态度都源源不断地传到章亚非的耳朵里，自然使章亚非能够准确地“对症下药”。别人不说，像田凤岐、刘实这样在政法部门工作多年的高级领导干部理应知道保守机密的起码要求，而他们这么做无疑是起到通风报信、出谋划策的作用，故而章亚非对马向东案情了如指掌。她自恃有这些实权人物的支持，能够及时、准确地摸清中纪委的动向，因此活动得更加疯狂，气焰更加嚣张。
在章亚非看来，经过多方积极活动，马向东走出人生的阴影，免除牢狱之灾是早晚的事情。
可是，章亚非心里还不托底，一是她无时无刻地惦记着马向东的身体状况，二是渴望通过什么渠道直接与马向东沟通，以便在马向东的亲自指挥下彻底翻案。那些日子她还做起了马向东官复原职的梦。
想与马向东直接沟通就得入“地”，就得与“大狱”联系上。换句话说，她眼睛必须向下，这个梦只能通过监狱的看守警察才能实现，而她与这个阶层根本没有任何联系。
当初，马向东关押在沈阳还好说。马向东毕竟在沈阳经营多年，凭他本身的“余威”及她的“助手”们在公检法都能找到人，她只要拿钱打点打点就能买通沈阳的看守，及时掌握马向东的狱中情况。
可是不知为什么，2000年元旦与春节期间，中纪委不知掌握了什么动向，决定把马向东关押到辽阳看守所。于是，她不得不又费了很大劲儿，找了许多人，才打通了渠道。她曾两次去辽阳看守所，除了给马向东送去药品、衣服及食品外，每次都将5000元现金放在一个装有两条硬盒中华烟的塑料袋里，临走前再把塑料袋放在看守所副所长李成才的办公桌旁，这样，被买通了的李副所长终于将马向东2000年3月29日写给章亚非的信交给了她。
中纪委专案组感觉到不断走漏消息，章亚非又不断干扰办案，最后没有办法，2000年4月只得把马向东转移到长春市，关押在吉林省公安厅的监狱里。
闻讯章亚非如坐针毡，她再不能及时得到马向东指示，这使得马向东在狱中亲自指挥解救困难重重。但是，章亚非没有退却，她又开始四处活动。一次马向东的姐姐说，她有一个客户——沈阳“千百度”的副经理赵伟就是长春市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章亚非连这个“蛛丝马迹”也没有放过，她立即主动与赵伟联系，求其帮忙。赵伟想起中学同学解文秀在吉林省公安部门工作，便答应了。无巧不成书，解文秀恰好负责对马向东的看管工作。章亚非大喜过望。事不宜迟，她立即与赵伟奔赴长春。
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在法庭上到达长春后约半小时，解文秀便按约定来到她们落住的香格里拉饭店的房间。寒暄了几句，章亚非开门见山地问：“马向东是你负责看管吗？”解文秀点头。她便直截了当地挑明来意： 老马是回民，身体不好有糖尿病，饮食比较特殊，不能吃甜的，还得请您关照。说心里话，解文秀当时心里非常犹豫，他明明知道马向东是中纪委直接查办的案子，所领导也专门开会强调过要严格保密，可是当章亚非把四条大中华、两瓶茅台和装有一万元现金的信封交给他时，他短暂的犹豫顿时化为乌有。
第二天一早，赵伟又给解文秀打电话，约他到卓展购物中心见面。原来精明的赵伟到长春后就买了两张移动电话卡，一个话卡交给解文秀，并告诉他章亚非的手机号码，让他用这个号码与章亚非联系，把老马在监狱的情况告诉章亚非。话费已经交了，不用他管。
“慕老大”落网之谜（18）
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解文秀自然对马向东多了一份关心。按马向东的要求，他每天早晨送上两个鸡蛋，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甚至主动担负起马向东的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一个月后，章亚非满怀感激之情又来到长春。她不仅请解文秀夫妇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还给解文秀一只价值5000元的都彭牌包金打火机，给其妻一枚白金戒指、一枚黄金戒指、一条黄金项链、一条黄金手链。
此后，他们通话非常频繁，最多时一天达十余次。自然，解文秀这时的任务已经从照顾马向东起居发展为通风报信了，甚至充当起了“二传手”的角色。他多次把马向东的“御旨”传达给章亚非，告诉她找什么人疏通关系，同时又把章亚非活动的进展反馈给马向东，使马向东大案无密可保。随着马向东案起伏跌宕，章亚非已经不满足于解文秀当“二传手”，她提出想直接听到丈夫的声音，对于解文秀来说，这无疑是冒险，但是上了贼船的解文秀已经没有选择了，他只得冒天下之大不韪，借全体犯人打扫卫生之机，把手机悄悄塞给马向东，让其在一间空房子里与章亚非通话，而他在一边望风守候、站岗放哨。
当然他的“尽职尽责”没有白忙活，他又得到了章亚非的9000元、4条中华烟、两瓶茅台酒、3套西服、一个进口剃须刀和一瓶法国香水。
解警官哪里知道，当他沉浸在收受别人财物的欢乐之中时，已经为自己打开了通往地狱的大门。
马向东不愧为马向东，他真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通天本领。自他在监狱里亲自出马指挥，外边的形势立即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在他被关了不到17个月后，基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最后只剩下他和“左膀右臂”私分那12万美元的事无法交代。运筹帷幄的马向东并没有害怕，编筐窝篓全在收口，在他心里已经把这个任务留给了与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大哥慕绥新了，这是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一件事，所以他把这事放在最后办。尽管他那时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已经证实慕绥新在他的问题上不够意思，但他还是决定“先礼后兵”。
于是，马向东打电话吩咐妻子章亚非立即去找大哥慕绥新，就说： 向东托梦了，只有慕大哥能救他。其实马向东、章亚非让慕绥新做的事很简单，只要他上下嘴唇一动承认知道那12万美元的事，马向东立即就会解除牢狱之灾。换句话说，只要慕绥新承认知道这件事，那就不是马向东自己给自己发奖金了，实际上等于市长代表市政府给马向东及哥们发奖金了。那还能算贪污私分吗？中纪委再想抓马向东，有了这个铁证，还不得乖乖地放出“马二爷”么？
尽管马向东知道他与慕绥新不太和谐，但是表面并没有闹翻。他相信慕绥新的聪明，会把这里的“成败利害”看清楚；他更相信慕绥新胆子大，办这点事是“小菜一碟”。章亚非也见过几次慕绥新，也非常相信慕绥新会答应的，因为比慕绥新还大的顶头上司——省长张国光已经告诉她向慕绥新“过话”了。马向东毕竟是慕绥新提拔的，两个人有着许多的共同利益，马向东干的事，慕绥新最清楚；而慕绥新的事，马向东也掌握。他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慕绥新应该非常清楚这个道理了。
其实，章亚非不找慕绥新，慕绥新也从马向东1999年7月2日被“两规”那天起，就一直在考虑采取一种什么态度对待马向东他才对自己有利。
“两规”马向东那天晚上8点，中央纪委通过辽宁省委、省纪委事先向市长慕绥新做了通报，并要求市政府晚上8点通知马向东开会。
那一刻，慕绥新表面上很平静，内心却翻江倒海。是兔死狐悲？还是同命相怜？他一时无法说清楚，因为马向东毕竟是他的副手，当年辽宁省委已经确定常务副市长人选不是马向东，就是他坚持让马向东出任常务副市长的，并让他掌管全市财经、城建等重要经济部门；他还在公开场合多次宣布马向东是沈阳市的“接班人”。尽管后来他们因为利益发生了矛盾，权力的碰撞产生了分歧，他对马向东极为不满，甚至不惜削减他的权力，不让马向东再管财政与城建，可是这些又有谁知道呢？
“慕老大”落网之谜（19）
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那天晚上在他的办公室，他脑子正乱乱的，马向东已经站到他的面前。他没有像过去那样直视马向东，而是眼睛一闪便滑向别处，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无能为力了。马向东将先路过他的秘书处，进小会议室，见中央纪委的同志，再进大会议室见省纪委的同志，然后就会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
他几乎没有看到马向东什么表情，只听见马向东被带出去时，嘴里嘟囔一句：“我没有问题，我不害怕……”
马向东不害怕，可他的心却哆嗦一下： 中纪委是否也发现了他的问题？马向东会不会把他卖了出去？
但是，随着马向东被“两规”的时间推移而没有什么动静，他的自信心又逐渐恢复了，特别是省长张国光和他谈心之后，他认为党是信任他的，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头脑清醒地与马向东划清界限，决不能再与马向东搅在一起。
他当然知道马向东的一些问题，尽管知道得隐隐约约，并不那么确切，但是他头脑中却清醒地感到马向东犯的是死罪。后来他听说马向东通过“活动”，三下五去二，已经把累累罪行摘得一干二净，司法部门能够认定的就这4万美元了，甚至司法机关已经内定判个几年就出来了，他心里曾为此暗暗高兴。他认为马向东是个聪明人，他应该明白他的案子在中纪委都插手的情况下，有这个结果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马向东应该满足了。再说他蹲几年又不会“伤筋动骨”，他那么有钱怕什么？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章亚非找上门来求他帮忙，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因为这正是他向党中央表示忠诚的大好时机，他必须与中纪委保持一致。他坚信中纪委抓了两年，惊天动地的大案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最后连这4万美元都定不下来，那怎样向沈阳人民交代？
他说，这件事我很难做，关于那12万美元的事，不是有人举报马向东，是中纪委亲自查出来的，也是马向东在里边交代的。再说这12万美元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说我怎么帮他？
他说的是实话，但是他失算了！
果然，当章亚非把慕绥新的态度告诉马向东后，正做梦等着出狱的马向东被激怒了。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他立即指示章亚非兵分四路，把矛头一齐对准慕绥新。一路是找老领导张国光对慕绥新施压；一路是布置章亚非四处串联，写信上告慕绥新；一路是找大记者为他喊冤叫屈；一路是继续找司法权威人士为他解开4万美元问题的“死结”。甚至还大造舆论： 刘丽英包庇慕绥新。
一时间，中纪委专案组收到许多关于慕绥新的举报信，主要反映他以权谋私、纵容家属经商、生活奢靡、拉帮结派、一手遮天、独断专行等五方面的问题。于是，慕绥新的问题也浮出水面。
由于在查办马向东案的过程中，群众举报越来越多，专案组已经初步掌握慕绥新也有重大的违纪违法行为，而沈阳市公安局又破获了以沈阳嘉阳集团刘涌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案件又涉及慕绥新受贿等问题，这无疑给解决慕绥新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尤其在章亚非被“两规”后，专案人员发现了她疯狂地上蹿下跳，阻挠干扰办案的证据，这些证据充分说明她已经神通广大到“通天入地”，因而使马向东能够在狱中亲自指挥“保马打慕”的战役。这使中央纪委领导不得不果断决策，下决心集中解决沈阳以慕绥新、马向东为首的腐败集团。
2000年10月18日，中纪委领导主持召开了“慕马案件”汇报会，并在会上决定成立由中央纪委刘丽英为组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辽宁省纪委参与，并从吉林、广东省抽调办案骨干而组成的“10·18”专案组。11月13日，刘丽英来到沈阳，明着是对沈阳公安机关打击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所取得的胜利给予肯定和支持，实际上暗里是坐镇沈阳，对慕绥新等“一府两院”的有关问题展开全面调查。
“慕老大”落网之谜（20）
查办慕绥新案件谈何容易？专案组经过认真地综合分析，得出五个“不利”的结论： 一、 作为一个开明、开放的市长，慕绥新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上边有领导替他说话，认为他是干事业的人，下边有群众拥戴他，说他是好市长；二、 马向东在监狱坐镇指挥打响了一场“打慕保马”的战役，派人到处散发拼凑而成的夸大慕绥新问题的举报信，甚至还诬告中纪委领导和办案人员，使调查慕案的环境非常复杂；三、 由于马向东案拖得太长，使慕绥新有充分的时间摸清中纪委动向，已经与妻子、身边的工作人员订立了攻守同盟，销毁了证据，转移了财产；四、 慕绥新自恃劳苦功高而专横跋扈、目无组织、目无法纪，自称是党内“个体户”，他一定不会老老实实地配合；五、 慕绥新已经身患癌症，弄不好他破罐子破摔，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案件调查会产生不利的负面影响。
为此，中纪委领导决定暂时不动慕绥新，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获取确凿证据上，概括为八个字就是“低调稳妥、重在取证”。的确“10·18”专案组在查办慕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