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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纪委领导决定暂时不动慕绥新，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获取确凿证据上，概括为八个字就是“低调稳妥、重在取证”。的确“10·18”专案组在查办慕绥新案件的过程中，牢牢地把握了“先外后内、先下后上”的办案思路，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智斗，更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慕绥新表面上不惊不慌，抱着三张显赫的金牌： 政绩市长、人民满意的好市长、联合国人居奖获得者，以逸代劳。
专案组则不动声色，预备关起门打狗，只是现在火候没到，还没有到揭开锅的时候。其实，专案组也悄悄地出了三张牌，为的使“慕马案件”达到“由外向内、剥茧抽丝、层层推进”的理想效果。
2000年11月16日，当中纪委领导刘丽英代表中纪委找慕绥新谈话时，慕绥新按捺不住了：“刘书记，组织不信任，马向东诬告陷害，现在我被免职了，正好你们中纪委来了，给我个说法吧！”
刘丽英气得拍了桌子：“好！好！你要什么说法，将来组织会给你个说法的。”
中纪委专案组仿佛看到深水里这条“愤怒的大鳄鱼”摆好了决斗的架势，随时可能蹿上岸来咬人。但是他们知道现在还没到抓这条大鳄鱼的时候，要抓获这条鳄鱼，必须寻找他的弱点，这得从他的前妻贾桂娥身上突破。于是专案组果断决定： 立即给贾桂娥立案，秘密传唤贾桂娥，并搜查其居所。
“慕老大”的幽灵在沈城上空游荡（1）
假如有人问： 在沈阳，哪届政府使沈阳面貌变化最大？没准儿，老百姓会异口同声地回答： 慕绥新。因为慕绥新1997年2月赴任沈阳后，便迅速地挥舞起权力的彩笔左涂右抹一番，相继打通了多年困扰人民的市内6条主要干线，建成了富有战略意义的大二环，兴建了水上公园的百里林带以及富有沈阳象征意味的市府广场和超前的浑南大市场等，使一直被世界环境组织封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之一”的沈阳变成了一个面容娇媚、容光焕发的现代国际大都市，因此他还代表沈阳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
但是假如有人又问： 沈阳哪届政府使沈阳蒙受腐败的耻辱？人们还会回答： 慕绥新。因为慕绥新在沈阳被解职、两规、逮捕、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过程中揭发问题越来越多，且件件令人触目惊心，事事令人心惊肉跳。
同是一个慕绥新，为什么一褒一贬、一爱一恨，反差如此之大？慕绥新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黑衣市长的两面人生》与《沈阳的王宝森》在报纸上发表后，以后许多报纸记者写慕绥新与马向东的时候，尽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报道，但一涉及基本事实以及那些分析，几乎全都是照猫画虎大抄小抄。我之所以没有追究他们抄袭，道理很简单，就是我非常理解他们采访困难。尤其是采访慕、马身边熟悉的人更加困难。我曾多方面伸出触角，结果都“触礁”了。当然，我也非常理解那些不愿意向我提供材料的人，因为这个案件轰动之大，影响之广，牵扯官员之多古今罕见。而调查组按纪律能提供的都提供了，现在我叫他们说，说什么？怎么说呢？说多了，扯耳腮动，得罪一大片人，说少了呢？慕马案件惊天动地，隔靴搔痒，不解决问题。以至我那跨世纪马拉松般的采访，断断续续用了近3年时间才完成。
在这近3年的时间里，我不时地陷入了一种困惑之中。其实困惑的不是他们说多，说少，而是事实求是地讲真话。
大概越是难采访，越激发了我的探求，激发了我要写这本书的思考。
慕马大案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可以说，这个新闻已经被翻过来倒过去不知被炒多少遍了，那些能吸引人们眼球的花边新闻，已经被渲染得淋漓尽致，甚至连电视连续剧《大江东去》也播出过了，我再去写一本书，尽管掌握的都是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尽管所有问题都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探讨；尽管本书第一次展示高官的腐败？也肯定是费力不讨好。
为什么许多高官万般荣耀什么都不缺，还经受不住市场经济考验，变得如此贪婪？为什么许多的封疆大吏，都是边有政绩边搞腐败，都成为两面人、或者多面人？这些现象能不能杜绝？怎么杜绝？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记者和作家，我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抢个头条新闻，把这些蛀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告诉人们他们的危害；也不仅仅因为西方媒体，总是抱着轻蔑的态度、猎奇的心态、幸灾乐祸的情绪来描绘中国高官的腐败，什么“石榴裙下育高官，高官都养
忏悔中的慕绥新二奶、小姘”、什么“中国高官都是从基层爬上来的，贪是因为穷，穷则思变”等等。
今天我们来解剖慕绥新大案，分析他的犯罪根源，应该是客观、辩证、实事求是的，这样才能使党员干部感悟到一种不可重复的教训，我将自始至终努力本着这个严肃的态度。我曾向慕马大案专案组组长保证： 不猎奇、不推理、不讲空洞的大道理。努力使它成为一本让党员干部看了是真实可信的教材；让纪检干部看了是办案的教科书；让老百姓对社会充满希望。我愿意为此付出超常的劳动。
我也将本着这个指导思想完成我的写作。
唐代大诗人杜甫老先生在《佳人》五言诗中，曾有这样两句话“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其意是美丽的佳人如果想固守贞洁，必须呆在深山幽谷之中，但在现代社会那是不可能的空想。
“慕老大”的幽灵在沈城上空游荡（2）
慕绥新出生于一个红色革命家庭，父母都是老八路。他于1943年10月7日出生在陕西绥德县吴堡镇。俗语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慕绥新就是俊眉俊眼的绥德汉，父母为他起名慕绥新，一语双关，企盼他的到来给家里带来新气象，给国家带来新气象。
果然，慕绥新不负父母希望，他这个吃延河水长大的红小鬼，跟着父母随军来到东北。他是家里老大，父亲在外边忙碌，他既要帮助母亲做家务，又要照顾好弟弟和两个妹妹。
1952年9岁时他跟妹妹一起在四平念小学，1954年转到长春八一小学，1958年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到吉林师大附中学习。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他从小就爱听父亲讲革命故事，听母亲讲做人的道理，养成了为人仗义、耿直、诚实的品质，在周围的小伙伴中很有威信，身后总有一些忠实的追随者。他上小学住校后，已经非常独立。他学习刻苦，总爱争第一，还是市合唱团的指挥。他很爱干净，不管衣服打了多少补丁，也必须洗得刷白，每天晚上都必须把衣服叠好放到枕头底下，才肯睡觉。他从来不甘寂寞，喜欢火热的生活，由于一直是班干部，从小就有成就感，有领袖欲。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还经历了父亲去世、家境窘困、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举家迁移的重大家庭变故。从那时起，他不仅得体谅母亲的苦衷，还必须担当起“长兄为父”的重任。即使学习最紧张的时候，他仍然和弟弟、妹妹保持着热线联系，把自己学过的书寄给弟弟妹妹；把自己放假挣的零花钱寄给母亲贴补家用。196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最高最热的学府——清华大学电机制造系，并于1970年毕业。
1970年3月16日，慕绥新与16位清华骄子没有按部就班地去当科学家、专家、工程师，而被“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从虚幻飘舞的云端卷跌到塞北冰冷坚硬的现实，他们被分配到鞍山三冶公司当最普通的工人。尽管他们是高喊着革命的口号来的，是为了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来的，他还是为此困惑、迷茫： 难道他学习的知识都没有用了吗？难道知识分子真是皮毛，不贴在工人阶级的身上，真的一事无成吗？他的大脑里仍时不时地蹦出那充满豪情壮志的字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说谁说”；他的耳边仍回响着那舍我其谁的主人翁声音“不破不立，大破大立。”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斗争哲学的种子、主人公意识以及胸怀天下的强烈责任感都深深地埋在他的头脑中。面对着这残酷的现实，他别无选择，理解也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只能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而用三冶现在干部和群众的话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三冶“打着灯笼”也得不到这些“国家的宝贝”清华高才生。
据老同学们回忆： 当年，慕绥新是他们之中最活跃最聪明的一个。大概因为他是机电系的，又躲不开接受教育的“历史责任”，只能对号入座，分配到三冶下属机械修配厂卷线班当工人，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可他并没有因此而被埋没，艺不压人，只屈才当了两三天“电工”，就因为那个政治第一、非常重视宣传的年代要求每个单位都成立宣传队，慕绥新凭借满身文艺细胞脱颖而出了。其实，他就算在三冶当令人羡慕的宣传队员也似乎有点屈才了，他当年曾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军乐队队长，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他会用手风琴演奏《蓝色多瑙河》、《花季少年》、《骑兵进行曲》、《马刀舞曲》；他会作曲，能把那七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变成优美动听的旋律；他还会指挥，那1。82米大个子只要往台前一站，就能把一支乐队指挥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再加上宣传队里其他能人，他把一个30多人的小宣传队搞得窗口吹喇叭，名声在外。特别是他们集体创作歌词、慕绥新作曲的歌舞“筑炉女工”的斗志，最后还代表市里参加了省里汇演……
上天对慕绥新也很偏爱，给予他高个头儿、好出身、好形象，加上他多才多艺，对政治敏感，思维方式独特，谈起哲学、辩证法头头是道，不仅得到了三冶领导的重视，也引起了一个姑娘的关注，就是慕绥新原配的夫人——贾桂娥。贾桂娥父母都是朴素老实闯关东的山东人，父亲是锅炉工，母亲是家庭妇女，她本人是鞍山冶金技校毕业的中专生。她虽然长得个子不高、圆脸、淡眉、单眼皮、其貌不扬，却是工人家庭出身。她具有独到眼光，那眼光在当时颇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她看上慕绥新时正是七十年代初慕绥新作为大学生下工厂劳动的时候。此时的慕绥新是落配的凤凰不如鸡，是臭老九。但贾桂娥看中慕绥新不仅是因为慕绥新在舞台上风流潇洒，更是因为慕绥新每月挣46元，那是许多老工人一辈子也挣不到的工资呀！这个看法颇符合现在观念，非常实际，但是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择偶标准。
“慕老大”的幽灵在沈城上空游荡（3）
慕绥新原妻贾桂娥和两个女儿贾桂娥暗暗看好慕绥新，自然到处收集、打听慕绥新的信息。她得知慕绥新在大学时曾有一个女朋友，是慕绥新清华大学同学，北京军区一位部队首长的娇小姐，那个女朋友分配在北京工作，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到东北去，并亮出了父亲遗嘱，迫使那位娇小姐父命难违，违心地嫁给一位父亲老战友的儿子。面对“生米做成了熟饭”的现实，慕绥新鞭长莫及，也只得忍痛割爱。
于是，她便抓住了这个时机，托人找到慕绥新。同时也利用她曾和慕绥新是一个班组工友的优势，频频向慕绥新进攻。这些都曾使落难中的慕绥新感觉到一丝温暖。他一想自己异地他乡，又是臭老九，有人爱就不错了，便和她有了来往。
但他们毕竟是不同出身、不同学历的人，相差太悬殊。相处一段之后，慕绥新立即发现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也曾想疏远她。可是她太痴情，又要上吊，又要寻死，得了什么癔病，使慕绥新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再说那个年代讲政治，他一想连毛主席亲侄毛远新都找一个上海纺织女工（那是当时择偶最时髦的标准），他慕绥新还是个被改造对象，母亲还没有平反，他哪有资格去挑选工人阶级呀？人家伟大的工人阶级没有嫌弃他，敞开了博大胸怀接纳他，他何德何能，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卷线女工呢？于是1971年3月12日，慕绥新便与贾桂娥结婚了。
那一年，慕绥新29岁，贾桂娥23岁。
他们结婚时没有房子，尽管领导照顾他们，把集体宿舍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用胶合板间隔成三个小间，分给了慕绥新一小间。慕绥新曾自嘲： 我们当年在清华学建筑时，建筑大师梁思成也没告诉我们一间10平方米房子可以改成三间。这种小屋有三个不方便： 首先空间小，只能对着门搭一个炕，这个炕再小，也得占据全部空间；其次不隔音，别说新婚夫妻间说点悄悄话，就是半夜放屁，邻居都能听得一清二楚；1973年慕绥新大女儿慕洋降临时，他只得在火炕上搭一个吊铺，把女儿吊起来，待到1975年二女儿慕芊来到人间时，那拥挤就可想而知了……
那时，他们生活非常困难，慕绥新非常有责任心，为了贴补家里，多挣一点钱，晚上经常到夜校去给工人们补课。由于他身体不太好，每天晚上回来，都累得嘴巴发青，腿肚子直哆嗦。本来蜗居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两个人应该互相体贴、互相谅解，可是他们因为没有共同语言，两人难免不为柴米油盐吵嘴、打架。
有一次，慕绥新的几个同学从大老远的北京来看他，陋室再小，为了表示亲近，总不能到外边吃吧，再说真叫他请同学下馆子，他还拿不出钱来。于是，为了尽地主之谊，他在走廊生炉子，招待老同学。条件再差炒盐黄豆、喝老白干总可以吧。况且在那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特殊年代，老同学见了面自然分外亲近，憋在心里的话便一发不可收。他们从学校唠到“文化大革命”，从国家前途唠到个人前途，越唠话语越多，越唠感情越热，一直就唠到贾桂娥抱着孩子下班回来了。
贾桂娥本来就比较讲究实际，对知识分子云山雾罩的瞎白话就看不上，再一看慕绥新喝得红头涨脸，连接孩子都不管了，气就不打一处来，坐在一旁一声不吱。慕绥新看贾桂娥撂下小脸子，觉得没有脸面了，急忙打圆场：“来，小贾下班累了，咱们喝咱们的！”
没想到贾桂娥那酸溜溜的话顿时跟了上来：“哼，男男女女喝上大酒了，这是过哪门子日子？”说完她摞下孩子，转身走了。这把老同学酒都惊醒了，无论慕绥新怎么劝也不喝，就连夜走了。
那一刻，慕绥新伤心极了。
还有一次是1973年，当时誉为欧洲“一盏明灯”的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到沈阳演出。作为文艺爱好者，慕绥新自然不能错过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于是便和宣传队的两个主创人员坐大闷罐火车赶到沈阳中华剧场去看，晚上节目散场时已经11点多钟了，没有回去的火车了。无奈，他们只得到站前旅客登记处登记，可旅店全客满了，别无选择只好住进澡堂子，回报是免费洗了一个热水澡，要知道，那时洗热水澡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当慕绥新他们刚刚进入梦乡，谁想澡堂子5点开门，4点半就把他们全撵出来。那个大清早天漆黑一片，慕绥新只得睡眼蒙眬地像一个幽灵一样在大街上徘徊。那时，他根本想不到24年后，他会成为这个东北最大城市的主角。
“慕老大”的幽灵在沈城上空游荡（4）
慕绥新更没有想到等他回来，贾桂娥又吵又闹，非得审问清楚他被什么勾去了魂儿？都跟谁去的？晚上在哪里过的夜？
慕绥新又气又无奈，觉得要与贾桂娥说清楚简直就像对牛弹琴。
那一段时间，慕绥新在家里得不到温暖，只好把精力都用到工作上，这也引起了贾桂娥的十分不满。因此，慕绥新的母亲来看他时，贾桂娥就把战火烧到他母亲身上，告状说他不是会过日子的人。慕绥新的母亲虽然不同意贾桂娥的观点，可也曾劝慕绥新别太贪玩，有家有口还蹦蹦跳跳？
其实，在宣传队的那些日子，慕绥新过得很苦很苦。尽管他才华横溢，可在许多人眼中，他还是不务正业。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正是宣传队使他崭露头角而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这才使他搭上了仕途“天梯”。1974年宣传队解散时，他被留在三冶工会当干事，这表明三冶的领导看到了他政治上的才能；1978年粉碎“四人帮”，开始重视知识分子，他的命运也奇迹般地变化。那年12月，他不仅入了党，还被调回技术处任技术员，而后当助工、工程师。就在此期间，他编的三冶工程程序使三冶第一次有了程序；他的计算机课程曾把三冶干部们讲得服服帖帖；他推出现代技术网络打开了三冶向现代化进军的新窗口……人们说，他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肯定前途无量。
从各方面的反映和各种迹象看： 慕绥新要腾飞了。
福中有祸，祸中有福。他在选择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