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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纪委专案组当机立断：“两规”贾桂娥！可是此时贾桂娥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专案组有些急了，立即责成省纪委认真查找。省纪委动用有关力量，把贾桂娥可能去的地方都查遍了，没有贾桂娥的影子。出境的海关也没有贾桂娥的记录。最后总算才打听到贾桂娥在北京。于是，11月20日三辆车连夜进京，又费了很大劲儿总算找到了她。可是怎么劝说她都不来，直至下了通牒，贾桂娥才不得不回来。她一回来，专案组就宣布对她“双规”。
贾桂娥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为什么在这么敏感的关口去北京？是要神不知鬼不觉转移证据与赃款？还是水不来先垒坝，求助大领导帮忙？
时光流逝，两个女儿不断长大，慕绥新不断升迁，贾桂娥的职务也不断升腾，她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成为国家干部。当然她当干部的履历也是从慕绥新发迹那天开始的，从三冶建筑公司工程科的普通科员一步步成为副科长、科长。当慕绥新来到沈阳之后，她摇身一变，又成为三冶驻沈阳办事处办事员、副主任。到她1997年退休时，已经成为辽宁省地矿厅人事处处级干部。
她这些年都是借了慕绥新的光，似乎也算“夫唱妇随”了。其实，她除了眼界开阔外，别的没有什么提高，或者说提高不大。如果非要说变化，那么最大的变化倒不是她的地位水涨船高，而是贪欲越来越膨胀，胃口越来越大。在她心目中慕绥新越来越有价值了，越老越值钱。
当然，她的这一点点进步也是在不断地争斗中，在不断地享受权力晋升的好处中总结出来的。他们家里的争闹吵斗伴随着国家的变化、慕绥新地位的变化，也经历了“三大演变”： 贾桂娥在家里的地位从最初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家里的绝对权威逐步到关心慕绥新的前途，在家里“平分秋色”，最后她终于失去了控制，却决不肯放弃利用慕绥新的影响充分享受物质文明。
他们刚开始蜗居在那个３２平米小房子时，老婆哭孩子叫，话题的内容只有一个，争吵的内容非常现实。她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她不爱听慕绥新高谈阔论，那些与她不搭界，她作为一个女人，也不想知道什么天下大事，她只关心鼻子下那张嘴。
那时慕绥新几乎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了，因为他当成精神支柱、并引以骄傲的那些东西被贾桂娥击得粉碎，击得最后连辩论的依据都找不到了。这种痛不是热血涌流快意的痛，而是针尖在心包上反复扎着的痛。这种刺激激发了他本能地反抗，他挣扎着说： 你，你叫我说你什么好？你到底是少念了几年书，有些事你不懂。
她不屑一顾地说，你是多念了几年书，可念到哪里去啦？我看你是陷到书中爬不出来了，念书多当饭吃了？当水喝了？你再看看你住的地方，狗窝！你看看你的孩子，乞丐！连一个好幼儿园都送不进去，你在家里还有什么权力吹牛？老老实实躲到那些靡靡之音里自我陶醉去吧！
“老慕卸甲”贾桂娥的悲剧人生（3）
她还会鼻子一哼说： 你清高，你以为你是谁？你看看这是什么时代？是伟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工人是老大，你懂吗？你那点清高，你那点自尊心不值钱了！知识分子为什么排第九？前边又为什么加个“臭”字，叫“臭老九”？这是说你们迂腐、穷酸，是发臭的皮毛。你们只有依附社会主体工人阶级，才有希望。否则，你们一事无成。慕绥新没有想到她能说出具有那么大杀伤力的话来，并且说得这么质朴，说得这么透彻，堵得他一句话说不出来，甚至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心里也曾承认她那个道理，也有过臣服的愿望，只是不愿意在她面前低头罢了。
这时候的慕绥新感到一种深深的痛苦和失落，他认为自己婚姻的不成功的原因在于没有共同语言。贾桂娥一直认为他没有出息，就知道玩，没有尽到丈夫责任与义务。为此，没少向老婆婆反映。她这么一闹，慕绥新有苦难言，也给贾桂娥带来了两种恶果，一是她伤了慕绥新的自尊；二是促使慕绥新有了外心。
进入２０世纪80年代末，我们国家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从重视思想斗争转移到改革开放，重视发展生产，重视科学，重视人才上来。当然，贾桂娥的兴趣伴随着慕绥新的升迁也开始转移，她那倒驴不倒架的声音在转移过程中越来越弱，随之而来又多了一份担心，她害怕慕绥新变心，害怕慕绥新不要她。
男人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四十岁的男人在社会上经过几十年的学习、积累、奋斗，正处于人生最成熟阶段。而女人与男人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女人把家庭当社会，而男人把社会当家庭。当男人把更大的抱负放在社会这个大舞台时，女人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家庭上。
她为了拢住慕绥新的心，把闲不住的精力都投放在家里，扮演起贤妻良母的角色。随着他们一次次搬家，她把心思都放到家庭建设上。远的不说，从1989年到沈阳后就搬了三次家。从皇姑区松花街省政府的房子搬到和平区建设厅的中山路嘉环大厦，再一跃搬到沈河区一处更大的房子。随着房间面积一次次增加，环境一次次美好起来，她才发现理家是一门大学问。就说客厅的吊灯吧，在鞍山时她就嫌不好看，走了许多商店都没有相中，最后没有办法只得到沈阳去买，就这么个小玩意耗去了她半个月时间。再说买沙发吧，她不是嫌材质不好，就是感到造型不够美观大方，好不容易找到各方面都好的，坐上去又觉得不那么到位，腰部没有落实有点虚，最后还是别人送来外国货意大利真皮沙发，她才了了一份心思。改革开放开始那几年，她要买起衣服来，可以说是疯狂。她可以领上女儿，一天走遍沈阳太原街、中街两大商业区的所有商店，见什么都讲价，见什么都感兴趣，而且乐此不疲。当然，在那一段时间里，她疯狂购物的潜意识是害怕慕绥新变心。她最关心的还是她的容貌，她知道年轻人接触新事物快，开始时拜女儿为师，每天晚上都往脸上贴黄瓜片，贴苹果皮，然后一步步到涂抹外国美容品、法国香水。她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引起慕绥新的关注。
当然，为了引起慕绥新的注目，贾桂娥也开始由注重外表到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也想玩点雅的。为此，她曾恨自己才气不足，也曾专门拜师学艺，专攻水墨丹青画画。你别说那老贾学到最后，尽管属于照猫画虎的临摹阶段，可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还真能涂抹出几幅山水画来，并选出两幅挂在家中最显眼处以提示慕绥新她的存在。
当慕绥新成为位高权重的沈阳市市长，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家人”时，许多事情已经再也不用她操心了。当她醒过神来也开始追求精神
贾桂娥在美国享受，捍卫自己的家庭安全时，一切都晚了，晚得就连她盯紧自己丈夫的能力也失去了。于是，她变得非常现实，她的兴趣不得不又一次大转移，那就是借慕绥新的势发财。在物质享受中醉生梦死，结果她贪得无厌，成了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
“老慕卸甲”贾桂娥的悲剧人生（4）
时间进入到了90年代，慕绥新仍然不断升迁，贾桂娥不得不关心起慕绥新的进步。她知道慕绥新每一次的进步都丝毫马虎不得，都无比重大，因为她知道慕绥新的“进步”和获得的利益是成正比的，慕绥新的进步已经使家里的生活由温饱、小康而彻底改变到充分享受物质文明。这在她看来是最重要的。虽然她还是不时地胡搅蛮缠，还是不时地与慕绥新吵吵闹闹，可是慕绥新已经懒得与她说话。她说轻了，慕绥新不搭理；她说重了，慕绥新一甩袖子走了，不回家了。甚至有一次她与慕绥新说起平晓芳，慕绥新还打了她，说她俗不可耐。那一刻她心里明白，她已经没有办法控制慕绥新了。经过这几十年，她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寂寞的怨妇到小康夫人，最后到众星捧月的贵夫人的转变，这个社会能满足她的一切欲望： 出国、捞钱、找精神寄托、到处听奉承话，到处接受礼品，到处指点江山。她就要像一块干海绵吸水一样，能把这一切都吸进来。那种贪婪就像要把过去的亏空全都找回来似的。她还习惯了在贪婪的感觉中找到自尊。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管了，连饭也懒得给慕绥新做了。她把整个心思都用到贪婪上，因为她认为慕绥新是公家的人，就应该每天吃完饭回家，就应该公家管起他的一切。但是她只有一点没有忘，那就是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捞钱，有了钱才能享受一切。
贾桂娥的贪欲有一个特点——越多越好。她仰仗着慕绥新的势力八面出击，一下子变成了既善于经营，又懂经济的“搂钱的耙子”、“把家的虎”。在沈阳这一亩三分地里，她什么人的钱都敢收，什么生意都敢做。她敢于收钱，敢于收物，敢于兼职，敢于做生意，而且从来不做赔本的生意，到手的钱物谁也别想抠出来。
她哪里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们恭维她，讨好她，向她投资，并不是看她有什么价值，而是看好了她丈夫的位置，向她丈夫要效益，向她丈夫要工程，向她丈夫要官，向她丈夫要贷款。你现在不给官、不办事也行，你慕绥新不是自称是最讲情意的人么？那你永远欠我一笔人情，不信你今后不关照我。我要是遇到什么事，犯到你手里了，你再看不上我，也不信你能整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资投得值。
开始时，为了避免这种被动，慕绥新还比较谨慎，不是什么钱都能收，什么钱都敢收。总得掂量掂量吧。因为他还要在沈阳干大事，还要指挥手下的人，还要处罚那些不听他摆弄的人，这就决定了他必须有收钱的原则： 那就是他信得过的人，他才敢收；他信不过的人，他不敢收。他正想批评那个人、教育他、训斥他，甚至撤他的职，他能收他的钱吗？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吗？没事找事吗？况且，他是一个脾气暴烈、说一不二的人，岂能忍受这口窝囊气？
可是，贾桂娥又怎么能分清谁的钱该收，谁的钱不该收？她又不是慕绥新肚子里的蛔虫，她哪里知道慕绥新正想处理谁呢？所以该不该收的她都收了，这给慕绥新留下了一本糊涂账，也留下了一堆永远无法解决的大麻烦。
比如他不认识周伟，八竿子打不着，既不知他是何方神圣，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老红军后代，可后来却说他收了周伟20万元，这就是他妻子贾桂娥的“杰作”。
那个周伟本来是鞍山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与慕绥新没有一点关系，一天他突发奇想，做起了到沈阳烟草专卖局发展的梦。这是一般人不敢做的梦，因为沈阳与鞍山不仅级别差不少，烟草专卖局还是一个肥缺，许多有权有势的人眼睛都盯着这个位置。再说沈阳不仅是省会，还是副省级城市，这无疑是件非常不好办的事。他只知道慕绥新是从鞍山调去的，是权力非常大的市长，他只是个小人物，与慕绥新素不相识，那是绝对高攀不上，也很难直接对上话的。即使有再多的钱，想送也找
１０月１０日，锦州市中院公开宣判“１０１８”系列案，图为原沈阳市烟草局局长周伟在法庭上。
“老慕卸甲”贾桂娥的悲剧人生（5）
（李永长摄）
不到庙门。于是，他想到了慕绥新的妻子贾桂娥，一个土生土长的鞍山人。他可以“曲线救国”走夫人路线。这样，周伟先通过自己的朋友找到了白氏姐妹，通过白氏姐妹找到贾桂娥的亲妹妹，又让贾桂娥妹妹找到贾桂娥，这样总算搭上了慕绥新的边。贾桂娥的妹妹便对周伟说，自己想买一台车，能不能帮助凑点钱？周伟一看有门，干别的不行，干这事还不手到擒来吗？刀快不怕脖子粗，多多益善，他一下子给凑了20万。
贾桂娥的妹妹见钱眼红，只给了姐姐10万，自己偷偷留下10万。贾桂娥的胆子忒肥忒大了，这事能不能办，她从来没有跟慕绥新商量过，她认为在慕绥新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里，慕绥新只要下决心，就没有办不成的事。那天晚上，当贾桂娥一吹枕边风，慕绥新顿时火了：“你叫我说你什么好？沈阳市政府是我开的？谁想进来就能来的吗？”
谁知贾桂娥偏偏软硬不吃：“反正钱收了，送不回去了，你看着办吧。”
慕绥新只得把周伟招到家里先来个面试，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第一印象极一般。可是他已经按正常渠道通知组织部着手去办了。
慕绥新没有想到，组织部经过协调，市烟草专卖局不缺领导。如果想把周伟从鞍山当成专业人才调到沈阳，必须通过省局。于是，慕绥新专门去找省烟草专卖局的一位局长，并以工作需要为由，请老局长帮助协调一下。
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却一眼看透了他的目的，以级别不对为由回绝，根本没有给他面子。可贾桂娥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尤其是周伟来电话问情况后，她一看没有办成，便又吹起枕头风。慕绥新被逼无奈，一狠心把周伟调到沈阳市体改委，安排一个虚职，过了一个月后，才安排在烟草专卖局当副局长。等省烟草专卖局知道消息后，已经“木已成舟”了，也不得不默认了。
周伟调到沈阳后，自然跑贾姨家更勤了，每次都不空手，美元、人民币轮流送。又过了8个月，烟草专卖局老局长退休了，于是周伟在慕绥新的关照下，又从副处一下子变成厅级。就这样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红色贵族的子弟”周伟完成了连升三级的愿望。当了局长后，他岂能甘心白白损失20万？自然像“还乡团”一样得“快搂”与“快回收”。他利用一切工作之便，利用一切机会，玩起了“农业损失副业补”。比如他借着给一个个体户批罚没烟主动索贿9次，共得100多万，返还贩卖走私烟的货主50万，他一下得回扣就20万。经专案组查实，周伟当了“一把手”后，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收受贿赂价值192万元，侵吞公款186万元，非法经营所得20万元。次数之多，数额之巨，都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贾桂娥当然不管这些，她不仅与周伟继续经济往来，报了一次3000元的医药费、黄山游玩费，还先后收了他孝敬的３万元、价值7200元的花瓶一对儿。当她听说烟草局的食堂要改造，又不失时机地把周伟叫来，一句话就把这个能赚钱的工程，留给她的亲属了。
这只是贾桂娥“参政”的一件事，其实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很多。她自己交代不仅见钱眼开地收钱，还千方百计挣钱、捞钱，几乎可以称得上见利就上、有缝就钻、经营有术、多多益善。比如她在鞍山时，听说某信托公司的原始股有可能增值，一下子就买了两万股，这一笔就赚了174万。从此以后，她每逢听说哪个公司股票要涨，都想方设法去买： 比如买大连某公司1万股，赚了192万元；在沈阳买某公司5万元股票，多少股她记不清了，赚了30万；后来又炒科技股两次，先后赚了37万元。1993年她的手又伸到远在鞍山的“西柳大集”，花18万和19万在那里买了两个服装摊位，搞起出租，每年收入15万元；还在沈阳办事处盗卖钢材，挣了20多万元。当然，她在沈阳最大的一笔杰作就是买某公司的环保股，她一下就买了100万股。她也感觉这个“数目太大”，心里觉得不安全，便用别人的名字“冒名顶替”。甚至退休后，她不甘心仅拿退休金2000多元，还找了一个单位挂职，当什么“兼事长”，一个月另外拿3000多元。
“老慕卸甲”贾桂娥的悲剧人生（6）
贾桂娥对这些非法收入的认识是： 我在不懂法的情况下有人情送的钱，还有我跟着挣的一点钱。
无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贾桂娥跟了慕绥新那么些年，别的没有学会，起码学会了在危难时刻使用语言开脱自己。换句话说，她的意思非常清楚，她只是借着慕绥新的权力经商捞钱。
有一次，当她听说某局有一项工程可以赚钱，她便主动上门去找局长，她对那个局长说，你赶快向市政府打报告，让慕绥新给你批。报告打上去了，慕绥新果然很快大笔一挥批了： 这个项目很好，抓紧上。你们说，贾桂娥在沈阳能不灵验吗？
就这样，贾桂娥经常坐在家里，给沈阳市各部门打电话，要求人家给她办事。人家认识她就比较好办，不认识就麻烦一些。别人难免问她是谁？她张口就是：“我是慕绥新的爱人。”你别说，一打出慕绥新的旗号还挺灵，在沈阳还没有敢不买慕绥新账的。
于是，她几乎成了慕绥新的代言人，二传手。
她说，有的人直接找慕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