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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方面的反映和各种迹象看： 慕绥新要腾飞了。
福中有祸，祸中有福。他在选择走技术之路还是仕途时，也许长期的基层生活使他渴望权力；也许家庭出身使他滋生了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也许他看到那个当时不如他的同学如今坐上了火箭“噌噌”地往上窜，都当上了市长，这使他受到了强烈刺激。
三冶一位年过76岁的老领导在采访时告诉我，慕绥新当年曾找到他，请他“仙人指路”。那位老领导头脑清醒，思路敏捷。他从大慕的红色出身讲到我们党的一贯用人政策；从自己多年官场的得失讲到改革开放后干部的断代而急需年轻化知识化的干部，不是需要一个、两个，而是急需一大批有知识的年轻人登上历史舞台。他帮助大慕分析了成败得失，最后叹了一口气：“大慕呀，你知道吗，你什么都不差！差就差在天地不限人，人自限于天地，你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慕绥新不解地说：“我小老百姓一个，一官半职都没有，怎么能把自己看得太重？”
那位老领导笑了：“这里除了历史的原因不可抗拒外，也是你把自己看得太重，才一官半职都没有。我凭借自己多年的实践感悟到，想任着性子按自己的心愿去做事，又想从中得到一切，一定不会是什么好事，只能使自己难受。”
慕绥新一听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不是别人就是自己，便使劲儿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脸：“没用的东西！”
那位老领导似乎没有注意他的小动作，眉头一扬，话锋一转问：“你多大了？”
他说，这些年知识都当饭吃了，扔下30岁，奔40岁了，没有希望了。
那位老领导说，不！不！历史是耽误了你们，但是决不会绕过一代人的。你缺的不是悟性，而是毅力，缺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劲头儿，当领导出马一条枪不行，光凭热情干工作也不行。那位老领导为了强调自己的看法，把手五指收拢握成拳头缩到翼下，猛地打出去说：“看明白了吗？屈就是蓄势，不储蓄岂能有力？在平常把自己看得金贵，愿意张扬个性，在官场上你就金贵不起来，就被认为是孤芳自赏，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在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屈原，还有那个千古流芳的曹雪芹，是你佩服的吧？也是千百年来难遇的天才吧？可他们不适于官场，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金贵了，太张扬了，才被历史的浪花淘汰出局，才为社会所不容，他们活着的时候整个人生不得志。无疑，这从某个角度讲成就了他们，使他们在另一方面极有建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却害了他们，使他们的一生太过于悲凉凄惨。其实，他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他们都在一种状态中，他们面对的不是哪个人，状态是不可反抗的，因此连他们也无可奈何。连他们做不到的事，你还在做，是不是有点自不量力了？”
“慕老大”的幽灵在沈城上空游荡（5）
“那我该怎么办？”
“你自己应该有危机感，时不我待，历史只露出一个尾巴给你们这一代人，你如果抓不住，就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你选择逃避现实吗？逃避是没有出路的。陶渊明逃避了，竹林七贤逃避了，社会因为他们逃避变化了吗？就连跌进众香国万花丛中的贾宝玉逃避到深山古刹中当和尚都当不下去了，你往哪里逃？再说了，就算你是千里马，在中国千里马多了，最后还不得伯乐相马么？伯乐只有一个，他不了解你，你怎么能上去？其实你要伯乐赏识并不难，只要顺应潮流去看看领导，在领导面前会办事，这也不算低气了什么。领导倒不在乎你看不看他，而在乎你眼中有没有他？尊不尊重他？”
慕绥新是何等聪明的人，那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当然，慕绥新飞黄腾达之后，每次回鞍山只要时间允许，他总要去看看那位在他人生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老领导，泡上一壶龙井，谈天谈地谈人生，说上几个时辰。
大概从那一刻起，慕绥新坚定地选择了仕途。尽管对于慕绥新这样性格的人而言很难很难，因为那也需要勇气，需要他所不具备的另一种充满俗气的勇气。
他记得第一次上领导家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本来去看看领导是一件光明正大的好事。但是不知为什么，大概因为觉得空手不好，怀里便揣着瓶花7元钱买的五粮液（那是他同学们来看他那回，在北京特供高级干部的招待所买的，他一直不舍得喝。），决定送给领导。
那天晚上，天上飘着小清雪，他一出来就感到了一股冷气的包围。当他来到那片日本人留下的灰色的小独楼前，才发现那一个个独门独院仿佛都是一个模子刻的，都闪烁着迷离的光，给人一种虚飘之感。他根本无法分清那位领导是哪一家？
街上除了风声，几乎没有行人，即使偶尔有人路过，他也不好意思去问，他只得站在风雪中等着。隔了好一会儿，他突然看见他的同学提着东西走到一座小楼前敲开了门。紧接着他看到灯光一亮，那身子一闪就进去了。一看开门的果然是那位领导，他急忙溜到一边。他不知道那位同学要谈到多久，只得灰心丧气地往家走。但是，他还是暗暗地庆幸，如果冒冒失失地闯进去被那个同学看见，那该多尴尬多不好意思。再说了，不管怎么说，他已经侦察到领导的住处，这也是最大的收获呀！
他走到家门前，不知为什么，不愿意进去。在风雪中坐了很久很久，整个脸都被刀子似的小北风吹麻木了。他在寒风中颤抖了一下又一下，不知道是心冷还是身上冷？他第一次感到了孤独。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家里还是拥挤不堪的“贫民窑”，孩子还是进不了好幼儿园，妻子还是无止无休地埋怨他没有能耐，后来同学来看他的时候，他还是囊中羞涩，他深深地知道再这么呆上几年，一辈子就彻底完了！
他当时的年龄并不算大，可是他的人生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三次重大的变革。他的思想深处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每个时代的烙印。尤其是他从天之骄子到穷工人，这种巨大的落差与生活煎熬使他在发誓重新做人、把过去的自己杀死的那天起就带有一股强烈的个人出人头地的色彩，夹杂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说穿了，他有了这种“天之骄子＋工人”的特殊经历，使他具备了“知识分子＋无产者”的两手能力，也使他抛弃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那些很基本很优秀的东西。他艰难地走出了不要“面子”这一步之后，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就像吸大烟吸了第一口、赌博赌了第一次，接下来就是顺理成章第二次、第三次……他有了这一手，又逢改革开放需要大批知识分子，于是他在官场上自然如鱼得水，很快受到了领导的赏识。
历史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时各级领导出于政治需要，当发现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发现他身上富有创造性，就像发现了被历史灰尘掩盖了的宝贝，只注意了他有知识、有能力的一面，而忽视了他这些年沾染的各种坏毛病，例如他的出言不逊、自私自利、极强的虚荣心和贪婪的眼神。
“慕老大”的幽灵在沈城上空游荡（6）
于是，他被拂去身上历史的灰尘，走上了仕途的快车道。从副科长开始干起，科长、副处长、技术处处长、经理办主任，最后在三冶最高的职务是1984年三冶第三工程公司的代党委书记。
他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毕业分配到企业15年，我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管干什么都非常投入，要干就要全力以赴干好，这应该是我引以为荣的长处吧！当然，我全心全意投入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家庭生活不幸福，我把主要精力都用到工作上了，自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工作也比较出色，这也是各级党组织信任我的原因。”
1984年，他先被借到海城县，后来留下当了县委副书记，副县长；1985年任海城市市长。此时，他认识了音乐学院毕业、年轻漂亮的海城电视台主持人平晓芳，也许他们都爱好音乐，也许慕绥新此时滋生了想摆脱不和谐的婚姻的欲望，他们相爱了。但是，他正处于上升时期，那种上升的欲望压抑住了自己的私欲，他很好地摆正了这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此时他占了天时地利，各方面的大门都向他敞开，对他极其有利。他又很会干，对工作比较投入，各方面都符合接班人条件，自然上级比较欣赏他，几年功夫，慕绥新便像气吹似的“噌噌”地往上蹿。
1987年他在竞争鞍山市副市长过程中争议很大，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对他颇有看法，因而他没有当上副市长，但是被市长聘任为助理。事实上，市长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不是闲职不是摆设，而是迈上了一道门坎，一道不隔着锅台上炕的门坎，目的是让他当市长。市长也必须选举产生，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论理，此刻他应该非常谨慎，但是他还是不忘旧情，当平晓芳找到他，他还是力争把平晓芳调到鞍山，尽管那时他自己立足未稳，电视台、报社并不买他的账。无奈，他只得找三冶老领导，因为三冶团委也在市内。老领导权衡来权衡去，最后把平晓芳安排团委当宣传干事。
1988年，鞍山市换届选举中，他已经被确定为副市长候选人的情况下，他还是因为票数不够落选了！
他还来不及总结经验教训，组织上已经把他提拔为副厅级干部，安排为当时官场最耀眼的辽宁省体改委副主任。1989年任辽宁省劳动局副局长；1990年任辽宁省劳动局局长、党组书记；1993年任辽宁省建设厅厅长、党组书记。
辽宁省人大换届选举，作为副省长候选人，他又一次落选了。可是，他又一次被拔苗助长，被提拔为省长助理。1996年5月，又顺理成章地担任辽宁省副省长、省政法委书记。
本来，对于这些有惊无险的升迁波折，他如果能很好地检讨与反省，深挖一下两次落选的原因，比如他的架子大，不好接近；比如他处事简单粗暴，竟调动战士装修自己的房子；比如他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不够级别硬是更换了高级轿车等等，或许不至于滑得那么快，可惜，他没有认真检讨自己。还有一个最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的“组织行为”使他因祸得福，使他认为没有必要反省，以致他看不到自己的短处，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更谈不上吸取什么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只要干出名堂，有了政绩，领导看见了就会重视，自己就会一俊遮百丑。
他体会最深的就是一旦走上了仕途，特别是担当一定的领导之后，决定自己命运的不是群众，而是领导在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他非常注意与领导的关系，每逢遇到大事也非常注意领导的态度。
事业的升迁也助长了他的非份之想，虽然并不敢太疯狂。但在红颜知己平晓芳因为性格不合等种种原因离开了那个与之生活多年的工程技术人员而独自过日子后，他从1993年就开始频频地上鞍山与平晓芳约会，一明一暗脚踩两只船，暗暗地过起了一妻一妾的生活。
他在后来的工作中，更加狂妄自大，更加好大喜功，更加独断专行。他认为连领袖人物都三七、四六开，他一个厅长有点小错误，不应该受到太大的影响。
“老慕卸甲”贾桂娥的悲剧人生（1）
中国五千年的封建文化和传统美德使中国妇女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一种“夫权至上”的思想意识。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连今日聪明的白领们择偶时也非常理智地宣称： 丈夫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而所谓的“夫唱妇随”，正是这样一种美德的体现标准在今天的续接。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只是在表面上解放了我们广大妇女的嘴巴；而社会的进步与纵深发展也只是在形式上满足了她们穿衣戴帽的物质欲望，从来也没有彻底解放她们骨子深处的思想。
常言说，一个成功男人背后必然有一个帮助他成功的妻子；同样，成功的男人的光辉也会映照得他身边的妻子更加光彩照人。
其实也不尽然，在中国过去的年代里，政治运动常常会把两个素质反差极大的人捏合在传宗接代婚姻的最低标准里，同时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就像当年许多嘴里喊着解放全人类的老革命一样，一旦革命事业成功了、视野开阔了，他们就不仅仅满足于肉体的享乐，在精神也有了更高的追求，于是悲剧的种子拱出地皮了。那些老革命的配偶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无奈接受现实，或者想活出自己时已经晚了，只得自己欺骗自己，活给外人看，津津乐道地享受着“夫贵妇荣”的荣耀！
慕绥新的妻子贾桂娥，就是这样一个自命不凡，自我感觉很聪明，实际上却非常愚蠢的女人。
慕绥新原妻贾桂娥在法庭上。11月13日中纪委专案组进驻沈阳，表面上看“对阵的双方”都显得漫不经心。专案组似乎埋下头来继续深入地查办马向东的案子；而慕绥新呢，该出国照样出国，该治病照样治病，似乎与专案组毫不相干。
但是事实上，双方的心里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在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都在等待着短兵相接的那一刻。
慕绥新后来虽然因病辞职，可他并没有闲着。当他遇到这次人生最大的危急时，又像以往那样，去找顶头上司讨个说法，其实就是探探领导口风。他走上仕途，特别是当上高层领导之后，每每遇到重大的人生起伏需要裁决时，他都到相关领导那里讨颗“定心丸”，从领导的态度与口气里寻找方向。尽管这次他的处境与以往不同，而那位女包公拍了桌子，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要什么说法，到时候组织会给你一个说法的。这种口气，这种说法，是他人生第一次碰到，他摸不到一点动向。从那天开始，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空中飘飘荡荡，他脑子里像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来。他在反反复复
地思量： 自己这是怎么了？马向东案会不会牵扯到自己？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钱就那么可爱么？祸患是怎么酿造成的？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贪欲？是肉体的渴望？还是精神的需求？当然，他那时考虑最多的是谁能救他？他应该怎样摆脱危机？
他等待有人相救的心理一时一刻都没有减弱。自打他感到危急逼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料理后事，做到“水不来先垒坝”了。他已经作了减少震动的“三部曲”： 首先把贪婪的女儿、女婿送出国以减少后顾之忧；其次他已经转移证据与赃款可以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再次他已经与相关人员订了攻守同盟，使专案组查无实据。论理说，剩下的只需要充分表演，他也完全可以凭借政绩市长的牌子，把涉及他的事情一推六二五，高枕无忧了。可是，他的心理还不托底。
与此同时，专案组的压力与危机感却越来越大，虽然党中央与中纪委下了决心，继续深挖马向东的腐败工作已经有了新的转机。但慕绥新和马向东不同，他上在一些领导心目中属于能干的干部，下在许多老百姓心目中是个好官。如果没有大量的证据，岂能随便惊动他？即便中纪委下决心动他，可主攻目标突不破，这一切也都等于零。他如果坚持不开口，或者漫无边际地不谈主要问题，那又怎么收场呢？作为“慕马大案”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这件事真的不了了之了，作为慕马专案组一线总指挥的韩勇无疑将承担很大的责任与风险。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案件虽然是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牵头，也从兄弟省市抽调了许多骨干办案力量，但实际上是吉林省纪委在第一线拼搏。
“老慕卸甲”贾桂娥的悲剧人生（2）
韩勇在思考，分析着慕绥新的一举一动。其实慕绥新所有的举动都没有逃出专案组的眼睛，他的一系列销赃举动已经说明他有很大问题。但是，怎么对待慕绥新？用什么办法使他开口？突破口又应该选在哪里呢？那些日子，专案组成员们几乎茶饭不进，昼夜无觉。猛然间，他顿悟了，那就是“低调、稳妥”，这是中纪委副书记，是慕马案领导小组组长刘丽英同志的指示。
于是，专案组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定的战术是不先正面与慕绥新交锋，那样弄不好反而会打草惊蛇。现在能做的是兵分两路，一明一暗，双管齐下。明的是与刘涌有牵连的素有“沈阳女包公”之称的民主人士、沈阳中级法院副院长焦玫瑰；暗的是把贾桂娥秘密控制起来，选择她作为第一突破口，突破贾桂娥。
这时专案组又得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 政绩市长慕绥新的原配妻子贾桂娥失踪了，慕绥新还把女儿、女婿事先都送出国了！
于是，中纪委专案组当机立断：“两规”贾桂娥！可是此时贾桂娥已经消失得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