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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他的作品。事实上，最使一个作者（尤其是一个年轻的作者）痛心的，还
是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任它浮游四海，没有人来理睬，这事实最伤害一个
作者的自尊心，侥幸遇见了一位好心的编辑，萧乾先生，怕冷淡一个年轻作
者的热诚，请许多前辈出来说话，让《日出》也占一点阳光。更幸运地有这
些先进，肯为着这本疏陋不堪的作品，耗费他们的精神，这已经够使一个年
轻人感动的了。读了这些批评文章，使我惊异而感佩的，是每篇文章的公允
与诚挚。除了我一两位最好的友人，给我无限的鼓励和兄弟般偏爱之外，我
知道，每篇文章几乎同样地燃烧着一副体贴的心肠。字里行间，我觉出他们
执笔的时候，是怎样担心一个字下重了，一句话说狠了，会刺痛一个年轻人
的情感，又怕过分纵容，会忽略应给与作者的指示。这是一座用同情和公正
搭成的桥梁，作者不由得伸出一双手，接收通过来的教导。我感谢前面给与
我教益的孟实先生，我也感谢茅盾，圣陶，沈从文，黎烈文，荒煤，李蕤，
谢迪克不，李广田，李影心，杨刚，陈蓝，王朔先生们。他们有的意存鼓励，
有的好心指正，都给我无限的兴奋与愉快。
最后。我愿意把这个戏献给我的朋友巴金、靳以，孝曾。
（原载《日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6年
10月版）
不
知因为是将序幕和尾声删去了的缘故呢还是怎么着，就这回在东京的演出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
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觉到的，足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的一个
极好的讥嘲。
关于“蜕变”二字
生物界里有一种新陈代谢的现象：多少昆虫（听说有些爬行的多足动物
也是如此），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硬狠狠地把昔日的老腐的躯壳蜕掉，然后
新嫩的生命才逐渐长成。这种现象我们姑且为它社撰一个名词，叫做“蜕变”。
“蜕变”中的生物究竟感觉如何虽不可知，但也不难想象。当着春天来
临，一种潜伏的泼刺刺的生命力开始蕴化在它体内的时候，它或者会觉到一
种巨大的变动将到以前的不宁之感。这个预感该使它快乐而痛苦，因为它不
只要生新体，却又要蜕掉那层相依已久的旧壳。“自然”这样派定下那不可
避免的铁律：只有忍痛蜕掉那一层腐旧的躯壳，新的愉快的生命才能降生。
在抗战的大变动中，我们眼见多少动摇分子，腐朽人物，日渐走向没落
的阶段。我们更欢喜地望出新的力量，新的生命已由艰苦的斗争里酝酿着，
育化着，欣欣然发出来美丽的嫩芽。这一段用血汗写成的历史里有无数悲壮
惨痛的事实，深刻道出我们民族战士在各方面奋斗的艰苦同那被淘汰的腐烂
阶层日暮途穷的哀鸣。这是一段需要“忍耐”但更需要“忍心”的艰苦而光
荣的革命斗争。我们对新的生命应无限量地拿出勇敢来护持，培植；对那旧
的恶的，应毫不吝情，绝无顾忌地加以指责，怒骂，搐击，以至不惜运用各
种势力来压禁，直到这帮人，这种有毒的意识“死”净了为止。
这本戏固然谈的是行政问题，但这种高深的专门学问决非如此窳陋的作
品能在三点钟的演出时间内谈得透彻明了。戏的关键还是在我们民族在抗战
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这题目就是本戏的主题。
（原载《蜕变》，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1年
1月版）
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
我写过几本戏，常有人在演，自己觉得内容大致是“进步”的。便放了
心，以为尽了责任，就很少用心去检查这些作品对于群众发生的影响，哪些
是好的，哪些是坏的。这些作品的读者和观众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大约是店
员、职员、学生、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市民吧？我不曾严肃地想
过。我只是辛辛苦苦地写，只是凭我个人的是非之感，在我熟习的狭小圈子
里，挑选人物，构成故事，运用一些戏剧技巧来表达我的模糊而大有问题的
思想。我曾经用心检查过自己的思想么？发现个人的思想对群众有害的时
候，我是否立刻决心改正，毫不询私，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诚诚恳恳做一
个真为人民利益写作的作家呢？不，我没有这样做。现在，我看出我很含糊，
在沉默之间把严重的过失轻轻放过。虽然我不肯甲动听的言辞为自己护短，
可是过去每当读到了正确的、充满了善意的批评之后，我无话可说，我沉默，
说明批评是对的，我很信服；但是我还是我，我没有拿出勇气改正创作的道
路，沉默有时是躲避真理的方法。我仿佛有一个自命“进步”的盾牌，时常
自以为很能接受批评，而实际上觉得错误不大，慢慢地改吧。
我的作品对群众有好影响么？真能引起若干进步的作用么？这是不尽然
的。《雷雨》据说有些反封建的作用，老实讲，当时我对反封建的意义实在
不甚了解；我以个人的好恶，主观的臆断，对现实下注解，做解释的工作。
这充分显出作者的无知和粗心，不懂得向群众负责是如何重要。没有历史唯
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而贸然以所
谓的“正义感”当做自己的思想的支柱，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但
一个作家的错误看法，为害之甚并不限于自己，而是会扩大蔓衍到看过这个
戏的千百次演出的观众。最可痛心的就在此。
我对于旧社会的罪恶是深恶痛疾的。爱憎之心虽然强烈，却从不能客观
地分析社会的现象，把罪恶的根源追究个明白，我不惯于在思想上做功夫，
我写戏很用心，而追求思想的意义就不恳切。我时常自足于“大致不差”的
道理，譬如在反动统治下，社会是黑暗的，我要狠狠地暴露它；人是不该剥
削人的，我就恶恶地咒骂一顿。其实，这些“大致不差”的道理在实际写作
中时常被我歪曲，有时还引出很差的道理。我用一切“大致不差”的道理蒙
蔽了自己，今日看来，客观效果上也蒙蔽了读者和观众。《雷雨》中的周朴
园自然是当做一个万恶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而出现的，我也着力描写那些被
他压迫的人们。当时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大致不差”的。但在写作中，我把
一些离奇的亲子关系纠缠一道，串上我从书本得来的命运观念，于是悲天悯
入的思想歪曲了真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
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一个很差
的道理支持全剧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观点，它模糊了周朴园所代表的阶
级的必然的毁灭。
其他如《日出》里面，写的是半殖民地社会，我粗枝大叶地画出大鱼吃
小鱼的现象，罗列若干残酷的事实，来说明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是
该被推翻的。这也是一个“大致不差”的道理。但造成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
我没有挖掘。我忽略我们民族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帮凶官僚资本主义，更
没有写出长期和它们对抗的人民斗争。看了《日出》，人们得不到明确的答
案，模糊地觉得半殖民地社会就只能任其黑暗下去，人生原来就是如此。我
既没有指出造成黑暗的主要敌人，向他们射击，那么，只有任他们依旧猖狂
横肆。然而这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真实是不相符合的。实际上，在一九三五年，
我写《日出》的时候，人民的力量在延安已经壮大起来，在反动区的城市里，
工人群众已经有相当有力的革命组织。反帝的怒潮遍及全国，人民一致要求
民族的解放。在文艺运动上正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我在当时，却和
实际斗争保持着距离，我在《日出》里泛泛地写着城市的罪恶，甚至指不出
这些罪恶是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是什么理由使我如此呢？是我那些“大致
不差”的道理，是产生那些模糊的思想的阶级环境和我个人的落后意识。
一个作家若是与实际斗争脱了节，那么，不管他怎样自命进步，努力写
作，他一定写不出生活的真实，也自然不能对人民有大的贡献；同样，一个
作家如若不先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不能用正确的眼光分析生活，不能从自
己的思想掘出病根，加以改造，他的思想只能停留在狭小的天地中，永远见
不到中国社会的真实，也就无从表现生活的真理，便终身写不出一部对人民
真正的有益的作品。
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这两个字的涵义直到最
近才稍稍明了。原来“是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
大有差异。你若想做一个人民的作家，你就要遵从人民心目中的是非。你若
以小资产阶级的是非观点写作，你就未必能表现人民心目中的是非，人民便
会鄙弃你、冷淡你。思想有阶级性，感情也有阶级性。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情
感来写工农兵，其结果，必定不伦不类，你便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我
在《雷雨》里就卖过一次狗皮膏药，很得意地抬出一个叫鲁大海的工人。那
是可怕的失败，僵硬，不真实，自不必说。我把他放在一串怪诞的穿插中，
我以小资产阶级的情感，为着故事，使他跳进跳出，丧失了他应有的工人阶
级的品质，变成那样奇特的人物。他只是穿上工人衣服的小资产阶级。我完
全跳不出我的阶级圈子，我写工人像写我自己，那如何使人看得下去？
我为何一再提出《雷雨》、《日出》这两部作品呢？一则，因为这两部
戏比较被人知道，再则，作为一个作家，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检查才能开
始进步，而多将自己的作品在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的
X光线中照一照，才可
以使我逐渐明了我的创作思想上的疮脓是从什么地方溃发的。
挖疮割肉是痛苦的。一个作家对于自己的产物时常免不了珍惜爱护，就
怕开刀。这是什么作家呢？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他爱面子比真理更多，
看自己比人民还重。一个决心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作家绝不如此。他的思
想情绪和工农兵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他考虑写作怎样从人民生活出发，怎
样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教育人民的工具，怎样提高自己的思想与艺术，为着使
人民的思想情感提高一步，鼓励人民更好地劳动生产，要使人民的生活一天
比一天美好。小资产阶级作家便不如此，他在口头上，很容易说工农兵的利
益比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更重要，但一到实际行动，便不期然有所偏爱，
有所顾虑。我这样讲，并非说我已克服了缺点，俨然是一个完全改造过来的
人。不，差得很远。只就检查自己的作品一点看，我感到我在许多地方依旧
姑息养好，还有，由于思想水平低，有了毛病，也看不出来。于是有一阵曾
经这样泛泛他讲，我的作品无一是处，简直要不得。囫囵吞枣，给它一个不
负责任的批评，“都坏，都不正确”！表面看来，这很坦白，很谦虚，实际
上，是小资产阶级情绪的流露，这里有一半是不服软（又是面子问题，这是
连自己一时都未曾察觉的），有一半是马马虎虎，不肯认真检查，学习掌握
思想的利器，在自己的作品上开刀。
这一年来，我有许多机会和一些年轻的，年长的，对人民文艺有成绩的
作家和批评家们在一道。他们使我认清创作的道路，也教给我一些创作的方
法，那就是学习马列主义，实践马列主义，向工农兵学习，深入到他们的生
活中间去。他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人民的利益认
真负责的态度。
毛主席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
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
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辰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
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
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每当读到这一段话，就念起以往走的那段长长的弯路，就不觉热泪盈眶，
又是兴奋，又是感激。我真能做这样一个好学生么？无论如何，现在该学习
走第一步了。
我很快乐，在四十之后，看见了正路，为着这条正路，我还能改正自己。
因为，我知道，一个作家只有踏上了这条正路，才开始有一点用处。
（原载《文艺报》1950年第
3卷第
1期）
《曹禺选集》序言
我写了几本戏，其中有两三种是为观众所喜好的，《雷雨》、《日出》
和《北京人》，所以我就选了这三本，凑成这本集子。它们多少记录了旧社
会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当时大家为什么认为这些作品有些地方还可取呢？
大约因为我衷心憎恶的人物，也是当时的观众所痛恨的。我们忍受着同样的
折磨，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一同恨着那些凶恶丑陋的上层人物。长期举
着鞭子的主子们，恨不得教奴隶们都变成无言的畜生，终身默默挨着鞭打。
如果其中有人呐喊一声：“我们是人，你们才是禽兽！”积恨已久的奴隶们
便立刻听出：“这声音是我们的。”所以当时，在反动的统治下，有人企图
用艺术形象，尽管止于片面地表现出被压迫者对旧社会的憎恨，尽管不深刻
地道出他们对统治者的愤怒，被压迫的人们就会双手欢迎，甚至放过其中的
浅薄和过失。这几个剧本当时之所以博得观众的首肯，其原因或在此。
但是以后再读它们，就觉得其中有些地方未尽合理。现在想想，倒也记
得动手的时候确实要提出一些问题，说明一些道理。但我终于是凭一些激动
的情绪去写，我没有在写作的时候追根问底，把造成这些罪恶的基本根源说
清楚。譬如《日出》这本戏，应该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社会的控诉，
可是当时却将帝国主义这个罪大恶极的元凶放过；看起来倒好像是当时忧时
之士所赞许的洋洋洒洒一篇都市罪恶论。又如，我很着力写了一些反动统治
者的所豢养的爪牙，他们如何荒淫残暴，却未曾写出当时严肃的革命工作者，
他们向敌人做生死斗争的正面力量。以我今日所能达到的理解，来衡量过去
的劳作，对这些地方就觉得不够妥当。
所以这次重印，我就借机会在剧本上做了一些更动，但更改很费事，所
用的精神仅次于另写一个剧本，要依据原来的模样加以增删，使之合情合理，
这却有些棘手。小时学写字，写的不好，就喜欢在原来歪歪倒倒的笔画上，
诚心诚意地再描几笔；老师说：“描不得，越描越糟。”他的用意大约在劝
人存真，应该一笔写好，才见功夫。我想写字的道理或者和写戏的道理不同；
写字难看总还可以使人认识，剧本没有写对而又给人扮演在台上，便为害不
浅。所以我总觉得，既然当初不能一笔写好，为何不趁重印之便再描一遍呢。
我就根据原有的人物、结构，再描了一遍（有些地方简直不是描，是另写）。
“描”的结果，可能又露出一些补缀的痕迹，但比原来接近于真实。倘使经
过修订之后，对今天的读者和观众还能产生一些有益的效用，那我也就非常
欣慰了。
（原载《曹禺选集》，开明书店
1951年
8月版）
《曹禺剧本选》前言，
两年前，我曾将《雷雨》、《日出》、《北京人》这三本比较为观众所
知道的剧本，修改了一下出版，在这个集子里，仍然选了这三本戏。不过这
一次，除了一些文字的整理之外，没有什么大的改动。现在看，还是保持原
来的面貌好一些。因此，就在此地提一提。如果日后还有人上演这几个戏，
我希望采用这个本子。
作者
一九五四年三月于北京
，
易卜生或者也是在写诗，但他却终于也要遭到妇女们联合起来道谢的烦恼。这封信对于研究戏剧的人们
也许很有意思的，至少是那作者的作品与他自己的世界观是否恰恰合致是可以看出一点的，固然在这历史
上早有先例：如托尔斯泰他们也就每每逃不出这圈儿。至于在从事剧本创作的人们，则借以当作一面镜子
大约也是很好的吧。”
《明朗的天》在日本演出的祝词
最近日本进步的话剧界经常演出中国的话剧，这确实是一件十分使我们
兴奋的事。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一向对于进步的日本文艺是十分关心的，尤其
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人民因为更关心在斗争中的日本人民的命运，就格外
地关心反映日本人民真实生活的文艺作品，日本的进步电影、小说、报道、
戏剧、诗歌，已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