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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人民因为更关心在斗争中的日本人民的命运，就格外
地关心反映日本人民真实生活的文艺作品，日本的进步电影、小说、报道、
戏剧、诗歌，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民了解当今日本人民的生活桥梁。日本人
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英勇的斗争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经常谈起的巨大事件，这
样勇敢、诚实、富有智慧的人民是永远不会被枪炮和原子弹所吓倒的。
《明朗的天》是在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和蒋帮的反动统治者之后写
出的。它描写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如何从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枷锁中挣脱出
来，如何开始觉醒，和自己的人民站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爱国的，富有革
命人道主义心肠的中国的科学工作者。著名的新协剧团演出这个戏对于作者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相信这个演出将会十分精采，得到日本观众的同情和
拥护。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必然会使我们两大民族的关系日趋密切，我们的
文艺是永远为真理而斗争的文艺，是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斗争的文艺。它必
然有助于我们争取民主自由的伟大事业，它是一个不可征服的力量。
热诚地祝新协剧团为和平民主的戏剧事业有更大的贡献。热诚地祝进步
的日本文艺界为日本人民幸福的生活的英勇斗争有更光辉灿烂的成就。
（原载《戏剧报》1955年
12月号）
《雷雨》英译本序
我的朋友中有很多人怕谈自己的作品，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尤其是谈二
十几年前写的东西，这对于我简直是苦难。曾经应一个杂志的委托，写了关
于我的作品的思想内容这类问题的文章，结果被委婉地退给我了。他们对我
说：“你写的关于自己作品的批评远不及别人的深刻。”因此，断了这个念
头，再也不想写这种徒劳无功的文章了。
然而我还是得写两句，因为出版者热情地要我为《雷雨》的英译本写一
篇序。他说：“这样可以使读者们更亲切地明了这个剧本。”这位好心的出
版者确实给了我一些自信心，但是我仍怀疑读剧本之前有什么介绍的必要。
肖伯纳的序写得是非常精采的，但是我总是先读他的剧本，而后才看他的序。
我们的心灵首先是被好的戏所吸引的。
《雷雨》这个剧本是否值得看呢？仿佛一个写序的人应该列举一些优
点，来吸引读者翻读下去。但我又举不出什么可以使我自己满意的地方。关
于这个戏在中国演出的情况，仅有一点可以提的。它的演出场数比较多，可
以说是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剧本之一。
卖瓜的不说瓜苦，但是我卖的瓜仅仅有这一点“甜”而已。
这个戏原是我在二十三年前写的，它的生命还能留到现在，这是我意想
不到的事情。二十年前看过这个戏的朋友又看了今天的演出以后，他告诉我：
“这次看《雷雨》，使我忽然感觉我们过去所生活的社会原来是那样黑暗。
当初我看它的时候，分明觉得那里面所描写的生活对我是很熟悉、很平常的。
但是今天，我却觉得这段生活离我们那样远，真是隔世了。”
《雷雨》是一个描写当时现实的剧本。如今，苦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个戏仅存留下它的历史的现实的意义。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上便不由得
浮起一种快乐、兴奋的感情，因为我写《雷雨》的时候最深切的愿望，今天
已经实现了。
这个戏太长了，曾多次想删改一下。大约是因为已经演了这么多年的缘
故吧，每想删改便引起一些不同的意见，因此就搁下了。但如果在国外有人
愿意上演这个戏，我想为国外的观众着想，剧本的缩减更是必要的。这项工
作就只好留给那些愿意演出它的朋友们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
（《雷雨》英译本，外文出版社
1958年
1月版）
关于《雷雨》在苏联上演的通信
亲爱的阿·柯索夫同志：
读了您的信，十分快慰。很感谢您和您的演员们与艺术家们费了很大精
神来研究并且准备上演中国剧本《雷雨》。我和我们剧院的同志们都认为这
是中苏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具体表现。我个人尤其感到荣幸。
请允许我答复您提的问题。
我同意您前四个问题的答案。关于这个戏的含义，这个戏发生的时代，
以及鲁大海代表的时代精神，我以为您的解释都是对的。
只有第五个问题，我略有不同的看法：
周朴园是由封建家族（大地主）的子弟转化为成功的资本家的。他非常
自信，觉得自己十分“正直”，他们的社会也认为他是“仁厚”、“正直”
的榜样。他根本不可能猜想他的长子与其后妻有暧昧关系。因为，他那样相
信自己的道德和尊严。表面上看他的家庭尽管像死水一样，但在他心目中这
摊死水决不会腐臭。他以为别的资本家家庭会有这样的事，他的家庭不会发
生这样的事。他从没这样想过，他并没有故意“孤立”他的妻子，但他自从
把这位聪明、美丽却有些“叛逆性”的小姐（繁漪）娶过来的时候，就发现
他这个妻子不是他所企望的那样百依百顺的旧式瓶花。他失望了，对她冷淡
起来。繁漪总是有形无形地和他的思想、习惯与为人的方法有抵触的。这是
“五四”以及所谓“解放”的资产阶级的女性，任性，傲慢，完全活在爱的
情感当中，而这个“爱”是在比她岁数大得多的周朴园的身上得不到的。繁
漪不大和一般当时的阔太太小姐们往来，是一个“孤芳自赏”的女人。这一
点也是周朴园认为乖张的。周朴园并不是故意使周围的人觉得她“不正常”
或者“疯狂”。而他确实从心里觉得她是如此。周朴园是一个当时社会上所
谓最正直的上层人物，而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他内心中是这样可怕的、伪善
的。
姑且写了上面的话，但我不敢说是对的。请您留作参考吧。
《雷雨》这个剧本太长，需要大大删减。这个艰巨的工作恐怕要放在导
演的身上了。
向你们剧院全体演员与舞台工作者致敬，祝你们的演出成功，并继续获
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曹禺
（原载《戏剧报》1958年第
9期）
《曹禺选集》后记
在黑暗的旧社会里我挨过了半生。这本选集中的《雷雨》、《日出》、
《北京人》，都是那时留下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这本选集，并要我写个后记。我感到为难。面对
自己三十年代的旧作，该说些什么呢？我想，把它们拿到今天来看，必然有
许多缺陷和谬误，因为它们都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
那个时候，我是想反抗的。因陷于旧社会的昏暗、腐恶，我不甘模棱地
活下去，所以我才拿起笔。《雷雨》是我第一声呻吟，或许是一声呼喊。在
《日出》中，我想求得一线希望，一线光明。我深切地感到，这个社会没有
阳光，需要阳光，向往着“日出东来，满天的火红。。”，但是，那里是太
阳？太阳又怎样出来？我不得而知。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
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寿木。而这
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
可是在我的这些作品里，却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人物，甚至连象征光明
的人既没有在舞台上露过面（只是在《日出》中，作为一种暗示，安排了幕
后工人唱的《打夯歌》）。观众（读者）看到的只有残暴的、丑恶的、虚伪
的金八、潘四、周朴园、曾皓。。，和腐朽的、寄生的周萍、曾文清、陈白
露。。之类的人物。对另一些人像方达生、愫芳、瑞贞等我是寄予了同情，
我希望他们能逃出快要压上盖子的棺材。但是，路在哪里？我非常渺茫。也
许在写《北京人》的时候，我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但严格地说，
那时我仍还根本不懂得革命。
所以说，这些剧本，只是让人感到腐朽的恶势力必然将死去，而且非埋
葬不可。他们自然也反映了我当时思想上的苦闷、徘徊以至犹豫，因此它们
就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指出活着的人的生路（这大约也是那个时期不少作
品的通病）；其所以在今天还能存在的仅有的一些理由，无非是在于他们记
载和暴露了黑暗、丑恶的旧社会，如此而已。
即使这样，如今重印这个选集，却总还为我带来一些不安，我唯愿读者
们认真地、批判地、历史唯物主义地对待他们。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日
（原载《曹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家》重版后记）
《家》这个剧本是根据巴金同志的同名小说《家》改编的。
我记得是一九四二年，重庆的酷热如蒸的日子，我在重庆附近唐家沱的
长江上浮泊着的一只江轮里，俯扑在一张餐桌上，写着这个剧本。那是一个
不大的江轮的餐厅，早晚都很清静，只有中午和黄昏时，一些轮船上的水手
和我一同进餐。他们见我打着赤膊，背上流着一串一串的汗珠，还在昼夜不
停地写。一位中年人惊讶地说：“真是！你们写戏的，原来也很辛苦啊！”
这一生，我忘却许多应该记住的事情，但这一句话，不知是否为了它的诚恳，
我却一直记得。
在那轮船上，我大约住了三个月，度过整整一个夏天。在这期间，我写
完一段落，便把原槁寄给我所爱的朋友。我总要接到一封热情的鼓励我的信，
同时也在原稿上稍稍改动一些或添补、或删去一些。在厚厚的复信里，还有
一叠复写过的《家》的稿子。自从我写《北京人》，我的所有的文稿都是经
过所爱的朋友的手，或抄誊过，或改动过。我的这位朋友，在“四人帮”横
行时，经常不断地探视我，在相对无言中，曾给了我多大的勇气与韧力啊！
但是她身体衰弱了，没有等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到来，终于过早地离开
我和孩子们。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我的朋友是默默无闻的，然而我将永远
感激她。因为她通过我，总想为人民的事业尽一点力。
如今，我和众多的文艺作者一样，要鼓足所有的力量，为提高中华民族
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尽心地写作，如果我身边仍然有着我
所爱的朋友，那该多么好啊！
但我将不气馁，决不停止我的战斗。我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为了祖
国，为了谆谆教导我的党，和许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们的期望。
自然，也为了我这小小的不能忘却的纪念。
有一件事，必须在此地提的。
那一年，当我终于完成《家》这个剧本，我送给巴金同志看时，心里很
不安的，我怕他不同意我的改编，尽管大致情节与人物都是根据原作，但总
有些不同的地方。而我的老友巴金同志读完后，便欣然肯定。这使我终生不
能忘怀。“文人相轻”这句话对于巴金同志这样胸襟宽阔的人，是完全不适
用的。
当初，我把《家》的剧本交给巴金同志时，他还是旺盛的中年，如今巴
金同志却已满头的白发，似乎是皤然老翁了。但我知道他有许多写作与翻译
计划，他充满蓬勃的朝气，为着我们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
我祝我的老友巴金健康长寿。
（原载《文汇报》1978年
8月
6日）
昭君自有千秋在
——我为什么写《王昭君》
中国的历史传说中，有四位美女，王昭君就是这四大美人之一。四位美
人都因她们的美丽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而王昭君与其他三位又有不同。她
是个美丽的女子，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女子。
我为什么写王昭君呢？这是敬爱的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
记得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一个下午，在政协礼堂，总理和我们一起谈话，
内蒙的一位领导同志向同总理反映，在内蒙地区，在钢城包头，蒙族的男同
志要找汉族对象有些困难，因为汉族姑娘一般不愿意嫁给蒙族的小伙子。周
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就有一个
王昭君是这样做的！接着，总理对我说：“曹禺，你就写王昭君吧！”总理
还提议大家举杯，预祝《王昭君》早日写成。
我领会周总理的意思，是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间的
文化交流。而王昭君正是为这一事业身体力行，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的一位
汉家女子。
正史中对她的记载很少，只是说她是西汉元帝后宫的宫女，当匈奴的大
单于呼韩邪来长安朝拜，愿为汉朝天子的女婿。王昭君自愿请行去匈奴，与
单于结亲，在那里生儿育女，汉与匈奴五六十年欢好相安，没有战事。
这样的一位勇敢、有大志的汉家姑娘，实在是应该为人们所歌颂赞美，
流芳百世。
然而，数千年来，王昭君的真实面目却一直埋没着。她的功绩被人们遗
忘了，抹杀了。在历代无数的诗人、画家、作家的笔下，王昭君的容貌始终
被泪水所遮盖。在这些文人的诗、戏曲和画卷中，她终日啼哭，满面愁云，
思念乡土、思念汉元帝，悲悲切切地度过她的一生。
在我小的时候，就看过这样一个戏，叫作《昭君出塞》。那种悲凉、凄
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也读过许多侍、戏曲、小说；总是引人为
王昭君叹息、落泪。
我看过一本敦煌的变文，叫《王昭君变文》。说王昭君到了番邦，从未
安心，整日苦苦思念汉元帝。但是在这变文中也写到“番王”对她是很好的，
甚至亲自为她熬药煎汤；她死了，还专门为她着汉服戴孝。不过，在她生前
竟不为所动，结果还是抑郁而死。比较普遍的传说故事是：汉代画家毛延寿
作钦差大臣为汉元帝选美。王昭君为了父亲不受官府的伤害，毅然出面进宫。
进宫后，她不肯向毛延寿行贿，于是毛延寿便把她画得很丑；皇上又是先凭
画像选妃，因此没有选中她。直到王昭君请行去匈奴，汉元帝才看到她原来
是一位天仙般的美女。但是已经晚了。元帝懊悔不已。王昭君对元帝也是恋
恋不舍，一往情深。元曲剧作家马致远写的《汉宫秋》，是一部艺术性很高
的作品，但他笔下的王昭君也没有挣脱出笼罩在她头上的凄凉伤感的情绪。
王昭君被迫出嫁匈奴，一路留下她的泪水和哀婉的歌声，走到黑水，她投江
而死了。。。
总之，王昭君早已是我国妇孺皆知的人物。然而，这都是被歪曲了的王
昭君。
为了创作《王昭君》一剧，我两次到内蒙去。在那里，我看到王昭君的
墓。她的坟墓，又称“青冢”。包头有，呼和浩特也有。她的青冢，比岳飞
的坟还大，像一坐小丘。夏天，碧绿绿的，美得很。传说，在大雪纷飞，满
目银白的冬日里，昭君的“青冢”仍旧是青翠的，像是永远留住在草原上的
一片春光。我还听了著名的歌手马头琴大师巴杰唱的王昭君的故事，访问了
一些蒙古族老人。原来，关于王昭君的传说，不仅汉族有，蒙族也有。在草
原上，王昭君也是一位人人皆知的女子。而且，她仿佛是一位仁慈的女神。
人们传说，贫苦的牧民没有羊，到青冢上面去，就可以得到羊；结婚后没有
孩子的妇女，到青冢去住一夜，第二年一定会生出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在
那里，人们把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王昭君的身上。我喜爱这样的王昭君，我
相信王昭君正是这样一位可爱的欢悦的姑娘！因为她确实给汉和匈奴人民带
来了安宁、幸福的生活。
我要擦掉王昭君脸上的泪水，让她焕发出她的真正的光彩。
我写的王昭君不再是哭哭啼啼了。她有志气，有胆识，愿意为民族和睦
和当时汉胡百姓的安乐贡献自己的一生。她是有感情的女子，但绝不是那种
奴婢对帝王的感情，而是真诚的爱情。她嫁到匈奴，就爱上草原；她嫁给了
呼韩邪单于，就真心地爱他，并且也得到了他的爱。她刚毅，又温柔；她耿
直，然而明事理，有耐性。我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因有王昭君这样一位有胆有
识的汉家女儿感到骄傲。
我们敬爱的董必武同志曾经为王昭君的墓题过一首七绝。他写道：
“昭君自有千秋在，
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摅胸臆懑，
舞文弄墨总徒劳。”
我想，这是对二千年前汉族的美丽的女儿王昭君作出的公正的恰当的评
价。
《王昭君》剧就要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我希望这个戏，能成为
一首颂扬我国各民族团结的赞歌，献给国庆三十周年。
最近，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很受鼓舞。在我们广大的国土上，又
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昭君，这些新昭君不仅仅是年轻的姑娘，也有壮实的小
伙子，头发斑白的老人。。他们为了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奔
赴边疆了。我认为，凡是立志在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