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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非常重视美中关系。我指示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把我那份小册子交给中国礼宾司的一位官员，并且评论说：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我把所有其余的公报都收集起来，不加评论交给中国人，他们一声不响地都收下了。”基辛格这不动声色的一招分明在问：既然欢迎，为何在此地发生这些不友好的行为？
周恩来知道后并没有去当面解释，而是用一种委婉含蓄的方式表明中国人是欢迎基辛格一行的。
10月22日晚上，基辛格等被安排去观看文艺晚会。当他们在叶剑英、姬鹏飞等领导人陪同下走进礼堂时，惊讶地发现，已经有近五百个中国的中级官员坐在那里了。随即，叶剑英带头鼓掌，观众也跟着大声鼓掌。基辛格回忆说此事“肯定使观众了解了一点：这些美国人是特别受欢迎的人”。他大概不知道，这可是周恩来有意安排的。不知不觉中，基辛格不再怀疑中国人对他们的欢迎了，他感到，中美敌对的坚冰已经融化了，缓和的春风已在中国官员和公民的政治态度的转变上表现出来。
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两句话的协议”一事，更是出其不意、化解矛盾的又一生动事例。
1954年6月15日，这一天召开日内瓦会议期间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两周前，美国代表团就接到一定要使会谈破裂，不许达成任何协议的明确指示。于是，美国代表团急忙在幕后活动，采用说服和压制手段，终于使十六个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这些国家拟定了一个“十六国宣言”，由比利时外长斯巴克在6月15日的会议上宣读。当时中、苏、朝三国不知内情，仍抱善良愿望，决定在会上为达成某种协议而努力。
这天英国外相艾登宣布开会后，记者退场，大会发言开始。
朝鲜代表南日外务相首先发言，提出一个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新建议，真诚地希望打开僵局。
周恩来、莫洛托夫紧随其后发言表示支持。
由于南日的新建议确实客观、公平、合理，“十六国”代表出现了骚动，展开了讨论，因为他们并非铁板一块。于是，美国代表团和南朝鲜〖ZW（〗〖ZK（〗1948年8月15日，在南朝鲜成立了大韩民国。为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我国与韩国在1992年8月建立外交关系。本书以当时语境描述，下同。〖ZK）〗〖ZW）〗代表团利用休会时间开了四十分钟秘密会议，统一思想。
休会后，第一个发言的美国代表史密斯，完全否定了南日和莫洛托夫的建议。接着，澳大利亚、菲律宾、比利时等国也跟着发言否定。否定的理由很简单，正如比利时代表斯巴克的发言所讲：“不接受这一建议的理由就是因为刚才美国代表反对这一建议。否则，这一建议本来是可以接受的。”一句话道出他们的无奈。
史密斯瞧着斯巴克，不满地皱眉头，但也不能说什么。
周恩来在聚精会神倾听发言时，眼睛在捕捉每一个发言者的表情语气。他明白会议已到面临破裂的关键时刻，但十六国不是铁板一块，还可以作最后努力，争取不到协议，至少可以争取人心。
原来的建议肯定不能重提了。周恩来在短短的时间里，以其少有的聪明智慧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语调平缓、充满真诚地说：“我完全同意莫洛托夫外长关于与会各国发表共同宣言的建议。很遗憾的是，就连这样一个表示愿望的建议也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了。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说到这里，周恩来目光扫视一遍会场，放低声音沉缓庄重地说：“我提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
会场陡然静下来，不少代表都不解地看着周恩来。两句话？不可能吧。可是，周恩来已经一字一顿地口述出来了：
“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协议。”
“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多么绝妙的协议，既不重复原来的内容，又实际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这既照顾了受到美国压力的十六国中某些国家的处境，又可以借此暴露美国的蛮不讲理——如果它反对的话。
会场静了几秒钟，便出现交头接耳的现象。立即又恢复肃静。几乎所有的目光都盯住周恩来，那目光有惊讶、感动、赞赏，也有惶恐、不安和窘迫。
曲径通幽（2）
周恩来浓眉一耸，提高声调：“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态度，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为不良的影响。”
会场响起嗡嗡声，与会者无一例外都动容动情了。南日外务相首先大声表态支持，这不意外。出于美国意料的，那些曾紧跟美国，亦步亦趋的国家纷纷“叛变”，比利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表示赞成周恩来的建议。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最后也居然宣布说：“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将宣布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成为会议双方的一致意见。”
南朝鲜代表急了，一边举手一边失声喊道：“比利时不能代表联合国军十六个国家，也不能代表南朝鲜！……”他忘了十几分钟前，正是比利时外长代表他们宣读“十六国宣言”！
与会者此时把目光一齐转向美国代表史密斯，会场一片寂静。众目睽睽之下，史密斯如坐针毡，头冒冷汗，进退维谷。表示同意，将违反美国政府命令使会议破裂的指示；表示反对，美国将陷入孤立。史密斯终天硬起头皮说：“在未经请示我国政府的情况下，我只能拒绝这项建议。”
会上又一阵骚乱。这恐怕是美国代表在国际会议处境最为狼狈的一次。周恩来则在这一刻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中国的声誉也在国际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谈判面临绝境的情况下，急中生智，提出一个除非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则就无法拒绝的合理建议，这是多么令人叫绝的谈判艺术！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家，周恩来从日内瓦会议上走向了世界。
善解僵局
要谈判就要准备争论，有争论就有可能相持不下。双方的观点不同而达不成协议就会出现僵局。除非是十分顺利的谈判，出现一两次僵持的局面是十分平常的事。绳子上的死结难解，谈判中的僵局难解。但周恩来却是一位善解僵局的高手。
1971年10月24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钓鱼台会谈，关于中美关系的谈判在他们之间进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口气坚定地说：“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的。”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不让步：“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是……”
周恩来仍坚持：“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基辛格的助手斯迈泽说：“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
周恩来：“我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
基辛格：“列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
观点不同，分歧很大，双方针锋相对，再说下去空气都要紧张了。
周恩来不愧是一个谈判专家，他不再硬碰硬，话锋一转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二十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随即周恩来微笑着提议：“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
吃烤鸭，转移了关心的焦点，去做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这真是一个解脱困境、双方都欢迎的好主意。
吃完了烤鸭，周恩来拿出了我方公报的草案，并笑着说：“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了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和助手们看了，面面相觑。各说各的公报他们还是头一回看到。基辛格沉默一会儿，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看来，吃烤鸭只是暂时“休战”，问题还是存在。
周恩来耐心解释：“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点到了要害，基辛格口气有所松动：“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好，这等于已同意“各说各的”，周恩来抓住基辛格的话头，进一步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第二个回合，等于周恩来意见被认可了，只是基辛格他们不服气，还想提点别的。周恩来见势收住，再一次提出建议缓解紧张：“我们稍休息一会好吗？”
休会时间，基辛格的助手既失望又不服气：“我们花了多少心血写的初稿，等于扔进了垃圾堆。”
基辛格也在动脑筋，他把周恩来的话反复地在脑子里过了几遍，两眼突然放光，禁不住脱口而出：“公开摆明分歧，难道不就是使双方的盟国与朋友放心么？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
“对呀，正因为我们公开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那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可信。”基辛格的助手也转过弯来了。
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接受中方初稿的基本做法，在此基础上作些补充。
僵持的局面解除了，基辛格不得不称赞周恩来高明巧妙的手法。
谈判作为周恩来一生主要的政治活动和国际公关活动之一，无处不显示着他无与伦比的公关艺术，我们所举尽管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已足以让人感到周恩来是一位少有的国际公关艺术大师。
亲自宣传的公关艺术
如果说当今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了更好的了解，这主要是由于这位非凡的人。——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
公共关系实际上是一门追求“人和”的艺术。公共关系活动的过程，主要就是一个组织与公众之间进行信息传播和沟通的过程。任何组织进行信息传播和沟通，都有其目的，即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而这也就是宣传。
宣传与传播、大众传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播是对信息在信息发出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流传及反馈的总称。大众传播则是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及电影等传播媒介向为数众多的人提供消息、知识、见解、娱乐、广告等的活动。而宣传，是人们传播观念和思想以影响受众并控制其活动的一种行为。宣传与传播和大众传播相比，宣传更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归属性、目的性和计划性，宣传者进行信息传播，是为了使受者的心理、行为向着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变化，理解、接受、赞同、支持自己的观点、主张、思想、所作所为。任何政府、政党的公共关系离开了宣传，都不可能成功，甚至不能存在。
领导人亲自宣传，是任何社会组织尤其是政府开展公共关系活动的重要手段。周恩来在这方面堪称杰出的公关艺术家。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对外宣传活动的创始人和光辉典范，周恩来在近半个世纪政治生涯的磨炼中，亲自宣传的公关艺术可谓出神入化，炉火纯青，世人为之倾倒。
精彩演讲动人心弦（1）
周恩来少年时代就精于演讲。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是演讲会副会长，曾两次代表学校，参加天津中等学校校际演说比赛，南开学校两次都获得第一名。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的精彩演讲，赢得了无数朋友，鼓舞了广大同志，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用“动人心弦”一词来形容，是丝毫不过分的。
1936年12月，为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恩来奉命到西安。当时的西安，外有国民党“讨伐”派的威胁，内有国民党特务的挑拨离间，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在一些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迷惘像浓雾一样笼罩在许多军官的心头。
为了正确引导军官们的团结抗日，周恩来在东北军的一次军官会议上发表了演讲。
周恩来首先热情洋溢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赞扬了东北军官兵在西安事变中采取的逼蒋抗日的正确立场。然后，他语重心长说：
“国难当头，我们一定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决不能上日寇和汉奸特务的当，自己人打自己人。那样一来，日本人就会乘虚而入，中国就会灭亡，你们也就回不了自己的家乡，见不了父母亲人……”
周恩来的演讲，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军官们的心，报告常常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
演说结束了。军官们还恋恋不舍离去。周恩来爽朗地问：“大家唱个歌好不好？”大家齐声响应：“好啊！”一个军官很尊敬地提议：“请周将军给我们指挥！”周恩来客气地笑了笑，就指挥大家唱起《松花江上》这首歌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悲愤，激昂的歌声，把军官们的心，带到了他们可爱的家乡，带到了那惨遭日寇蹂躏的松花江上，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和反响。当他们唱到：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军官们不禁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握紧了拳头。
周恩来的演讲是一次多么生动有力的政治鼓动啊！
1940年9月后，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十分嚣张，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溃退后，为了绥靖日本，封锁了滇缅路。美国也在东京和华盛顿两地同日本会谈，搞对日妥协、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由于英美财政援助减少，物资运不进来，中国物价飞涨。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民党政府本不坚定的抗战决心更加动摇，也更露骨地反共。
国际局势究竟会出现什么局面？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会不会破裂？抗战能不能打下去？
这些问题像巨石一样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
人们希望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
1941年春，周恩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演讲会上发表了《国际局势和中国抗战》的著名演讲。
演讲的消息一传出，就轰动了整个山城。演讲地点本来预定在市区实验剧院，参加演讲会的工人、学生、妇女、军人、职员、公务人员等，很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楼上楼下已经挤满了人群，由于人数太多，不得不临时把地点改在能容纳更多听众的张家花园的巴蜀小学操场举行。
会场人山人海。但群众全神贯注，数千人的会场，秩序井然。
周恩来以高昂有力的声调，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指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持久扩大，我们既不能忽视利用国际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每一变化，又不能对任何帝国主义的外援存在幻想。争取抗战胜利，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只要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他说：“我们的作战，只有人、财、粮、弹四个最低的要求，只要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就可以抗战到底。”
周恩来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
著名美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对周恩来的演讲艺术永生难忘。她回忆说：
对我个人来说，1941年春天在重庆发生的一件重大的事，就是周恩来发表演讲。演讲的地点是两座小山丘之间的空旷地，旷地两旁都有人工挖掘的防空壕。周来到以前，会场已经挤满了人群，有些人爬到电杆上，有些人从家里带来了桌子椅子，把它们堆叠起来，为了看清楚周……
周解释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对它发动的攻击所持的态度，他清楚地说明，一切要服从民族的斗争，同时也不能向那些“决心出卖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向敌人投降”的人屈膝。他说明某些事情暂时要服从抗战的最高利益的政策。他解说得那么准确，那么清楚，这是一个委婉说明问题的杰作，但其中包含不可妥协的原则……
周恩来的演讲，总是那样迅速抓住人心，回答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形势日趋恶化。华北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