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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第一次使用了“江西的罗明路线”这一政治术语，公开亮出了中共中央局蓄意批判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底牌。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3节 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
实施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关键举措，是中央局直接参与召开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这次会议继3月间会、寻、安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拉开序幕后，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在这次会议上横遭厄运的，除邓小平外，还有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三同志。邓、毛、谢、古四人一起被指控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邓小平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就对王明等人上台感到“震动”，表示过“不信任”感。来到中央苏区后特别是主政瑞金期间，经过与毛泽东的多方了解和对苏区实际的观察判断，认定毛泽东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曾任东固区委书记、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自然是拥护毛泽东的。谢唯俊曾任红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赣东特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红军独立五师师长、江西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这位从井冈山下来的老红军战士，一直是十分赞赏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裁判部长兼内务部和党团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等，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邓、毛、谢、古四人同在中央苏区工作，平时有些接触，共同语言比较多，尤其是在“赣南会议”上，曾挺身而出，一起批驳过“左”倾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无端指责。因此，他们当时就有苏区“四大金刚”之称。
邓、毛、谢、古“四大金刚”竭力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当然就与“左”倾中央领导人的意见相悖了。他们针对“左”倾领导人攻击毛泽东领导的苏区“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大声疾呼：“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讥讽“左”倾教条主义者只是一伙“洋房子先生”，“空谈家”，根本不懂得苏区的实际斗争。
邓小平等人同“左”倾领导的人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左”倾领导人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邓小平等则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苏维埃，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在土地问题上，“左”倾领导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邓小平等则坚持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按人口平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分配土地；在作战原则上，“左”倾领导人大反“游击主义”，主张脱离根据地到白区作战，邓小平等则坚持毛泽东倡导的“诱敌深入”的方针，伺机歼灭敌人；在扩红、征粮、推销公债等工作中，“左”倾领导人无视苏区的人力、物力状况，信口提出“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等许多不切实际的指令性要求，邓小平等则认为应考虑边区的实际情况，不宜提出过高指标，党也不要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等等。
邓、毛、谢、古与“左”倾领导人上述分歧的实质，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由于“左”倾领导人慑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崇高威望，不敢轻举妄动，便“指桑骂槐”，大反所谓“罗明路线”。这其中的底蕴，正如后来罗迈回忆所言：“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
这些话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让我们看看在中央局成员直接领导下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的具体情况：
会议是1933年4月16日至22日由中共江西省委主持在省委驻地宁都县城北边七里村的赖芳汉屋召开的，江西苏区各县的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省直机关党的负责人和军中党的负责人共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奇怪的是，会议主持人、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上台后，刚宣布开会就离开主席台，退坐到台下一角去了。
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为中央局成员罗迈。
罗迈是中共资深领导人，曾主持过党的“八七”会议，当过党中央的组织部长、政治局常委，后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回国后于1933年抵达中央苏区。
过去老同志在谈到党内第三次“左”倾领导人时，曾有一句八字口头禅，叫做“王明博古，罗迈洛甫。”
王明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但思想影响犹在。博古、洛甫、罗迈都是1933年1月后进入中央苏区的。罗迈刚到中央苏区一个月，就投入“左”倾营垒的高层行列，参加了宁都“七里村会议”。
在此，还是援引一段他自己在《回忆与研究》里的回顾来说明这个会议的背景内幕更为妥帖。他回忆说：
我到中央苏区“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寻（乌）、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二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三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取反‘罗明路线’的报告。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来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
罗迈在会上确实很积极。他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主题报告，声称“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诬指邓、毛、谢、古“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当邓、毛、谢、古拒不承认他们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领袖”、提出申辩和抗议时，还气势汹汹地下令江西省保卫局局长葛耀山：“把他们的枪下掉！”
当时曾参加会议的江西省委妇女干部危秀英回忆说：
当时我负责在会场上倒茶水。不知为什么，省委书记李富春坐在台下角落里，蔡畅大姐站在后面，会上宣布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位同志党内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让大家上台批判。
“下枪”意味着什么，会场气氛何等紧张，人们就可想而知了。
会议开了整整七天。中央局成员控制了七天会议的议程和方向。邓、毛、谢、古四人在会上一次次作检查，一次次申辩，一次次受批判，总过不了关。当“左”倾领导人胁迫四人头目邓小平作进一步“深刻检查”时，邓小平“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面对中央局“左”倾领导人的淫威，邓小平等人正气凛然，毫不妥协，以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磊落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一点，当时刊登的《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等一些批判文章和会议决议都可得到佐证。
这些文章、决议指责邓小平“始终不肯诚恳地认识和揭发自己的机会主义”，竭力“替自己的机会主义辩护”等等。邓小平承认在会寻安工作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拒不承认犯有“罗明路线”和“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错误”。他在做了一、二次书面“检查”之后，就一概拒绝，坚定、冷峻地表示：“我没有什么可再说的”，“我写的是真话”，说完“把腰板一挺，不再作进一步的检查”，从容地向“拘留室”走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于是，中央局“左”倾领导人便恼怒地采取组织手段进行处置。是年5月5日，经中央局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请书的决议》，指责他们“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宣布撤销邓、毛、谢、古的一切领导职务，将他们调往县区基层做巡视员和突击队的工作。
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乐（安）、宜（黄）、崇（仁）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没有避嫌，热诚相待，事后被中央局得知，胡嘉宾也随之被撤职。邓小平到乐安南村不到10天，又被指令“回到省委”，说乐安是白区，“怕出问题”、“逃跑”。邓小平被调回后，指令他在宁都县城附近的一个乡，接受“劳动改造”。
邓小平落难了。
几十年后，毛泽东在一个文件谈到邓小平时写道：“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毛派”头子，落难宁都。这就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
毛泽东说邓小平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所谓”一词表明毛泽东是不认同什么“毛派”的。
半个世纪以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回忆往事，曾说：“我是‘三落三起’。”“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
可见，邓小平也认为“没有什么毛派”。
不是“毛派”，那又是什么呢？
邓小平曾这样解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历史证明：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不是什么“毛派”，而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4节 苏区党内健康力量的鼎力相助
邓小平真是吉人天相。
宁都落难后，邓小平处境维艰，却得到党内健康力量的保护和帮助。
当时关照过邓小平的有：王稼祥、李富春、蔡畅、贺昌、罗荣桓、陈毅、曾山、危秀英、胡嘉宾等。他们在邓小平身处逆境时，伸出了真诚的友谊之手。
一是政治上的关心。
“寻乌失守”后不久，中央局“左”倾领导人就在《斗争》上抛出了《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向邓小平发难。当时，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看到来头不小，灾祸将至，为保护邓小平并应付中央局，就与蔡畅（时任江西省委妇委书记）、曾山（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商议，将邓小平从会、寻、安中心县委调到江西省委，担任省委宣传部长。随后，为避风头，李富春又派邓小平前往万泰、公略、永丰三县苏区，代表省委巡视和解决那里的问题。邓小平在万、公、永苏区的工作，得到省委的肯定。
未料，省委此举引起博古等人的不满。当邓小平从万、公、永苏区回到宁都省委驻地时，便被博古传话叫到瑞金，名义上是让邓小平向中央局汇报会、寻、安中心县委的工作，实际上是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批判，胁迫邓小平就范，为策划已定、即将召开的批判邓小平的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搜集“炮弹”。
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以后，中央局的斗争视线从会、寻、安转向江西省委，在《斗争》上连续发表批判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重炮文章，大兴讨伐之师，一棒打邓小平，一棒打李富春！中央局的斗争策略是：明斗邓小平，暗批李富春。当时谁都知道，批江西省委，就是批李富春。在博古等人的“左”倾高压下，李富春感到非常困惑、为难、焦虑。他自身都难保了，又怎能继续保护危难中的邓小平？
李富春把目光和希望投向了王稼祥！
王稼祥是党内资深领导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深造四年，属留俄派，与博古、洛甫很熟，能说上话，时任中央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长、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为人公道、正派，敢说、敢顶，在苏区党与红军中是传为美谈、为人公认的。
一天，王稼祥从李富春的工作汇报中，得知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劳动的事。他听后，忧心忡忡。他是了解邓小平的。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学业优秀，回国后在冯玉祥部队做过党的工作，当过中共中央秘书长，担任过红七军的政治委员、前委书记，在中央苏区又是三县中心县委书记。这么一个重要干部、人中之杰，怎么能因为寻乌一时失守和某些政治上、工作上的歧见，就一棍子打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几天后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说：
“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同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作战去了，留下一个空缺，工作要有人抓，我想把邓小平调来担任总政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如何？”
贺昌、罗荣桓听后，沉吟片刻，一致表示：
“稼祥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对，我们赞同！”
好了，总政领导人认可了，下一步得请示临时中央同意才行。
于是，王稼祥向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打电话，荐举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并简单陈述了一些理由。未料，中央领导人拒不同意，说：
“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三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既不作深刻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
王稼祥听后，很不高兴，反驳道：
“我看，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不妥当。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对的嘛！这不是反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要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
尽管王稼祥据理力争，中央领导人还是没有同意，王稼祥气得把电话一甩，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
“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埋没人才呀！”
过了一些时日，王稼祥又给中央领导人博古打电话催办此事。博古等人因碍于王稼祥的面子，考虑到邓小平确实很有才干，便与罗迈（时任中央局组织部长）商议，同意任命邓小平为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曾在王稼祥身边工作的唐继章回忆此事说：“在瑞金，稼祥同志边养伤、边工作。他对王明路线排挤邓小平同志很有意见，曾亲自打电话给博古，建议让邓小平任总政代理秘书长。”
二是生活上的照顾。
江西老同志危秀英曾回忆说：
“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蔡畅大姐派我去那里了解几个妇女问题。临回宁都时，邓小平对我说：‘秀英，你要回省委去呀？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大姐问，他还说了什么，我说：没说什么了。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当时，他们每人分两分钱的伙食尾子，一分钱用来交党费，一分钱零用。我一共找出两分，李富春也找出两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两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东西买回来，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干饭，用禾草捂上，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蔡大姐做了饭，请他去吃。他连声说走走走。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小平同志把一盆饭都吃了。”
多么辛酸的回忆，多么质朴的友情！
三是精神上的慰藉。
邓小平下放到乐安南村当巡视员时，乐、宜、崇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热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