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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辛酸的回忆，多么质朴的友情！
三是精神上的慰藉。
邓小平下放到乐安南村当巡视员时，乐、宜、崇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热诚款待他，并陪他去前方看望了邓小平的老熟人李克农、张云逸等人，回去时又派人借来一匹骡子，将邓小平送回省委驻地宁都。
邓小平获得出任总政秘书长的任命后，同志们都非常高兴。李富春、蔡畅、陈毅（时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在曾山的热情帮助下，特意为邓小平在省委驻地七里村设“便宴”饯行。6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暮霭初起，月色如洗。李、蔡、陈、邓四位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挚友，围坐在一起，一边饮酒，一边畅谈。他们从巴黎的铁塔谈到莫斯科的红场，从上海的楼阁谈到红都的白屋……革命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啊！人生的历程里，又有多少悲欢离合、不平之事啊！他们畅谈至深夜，才恋恋不舍地分手。第二天清晨，邓小平骑着几位战友带来的一匹马，满心欢悦地向红都瑞金疾驰而去。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5节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
从法国的《赤光》，到红都的《红星》，邓小平似乎与新闻报刊有缘，情有独钟。
邓小平从宁都策马来到红都瑞金后，与王稼祥、贺昌等会面，随即在红军总政治部做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因为秘书长的任上没有多少实际工作，邓小平便请求办《红星》报。王稼祥、贺昌同意他的要求，就让他到总政治部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主编《红星》报。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为铅印4开5日刊。
《红星》报的宗旨，正如创刊号报头上的“见面话”所云：
他是一面大镜子，凡是红军里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他上面看得清清楚楚。
他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战斗消息，地方群众的战斗消息，全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
他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可以告诉同志们一切群众工作、本身训练工作的方法，可以告诉哪些工作做得不对，应该怎样去做。
他是我们全体红军的俱乐部，他会讲故事，会变把戏，会作游戏给大家看。
他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有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的分子，都会受到他的处罚，并且使同志们能明白他们的罪恶。
总之一句话，《红星》是红军中党的喉舌！
邓小平是从1933年8月接任《红星》报主编的，此后一直任职到1935年1月。在此之前的主编是谁，无从查考。遵义会议后改由陆定一任主编。在邓小平手上，共编印了七十多期。
为办好《红星》报，邓小平不知倾注了多少辛劳、心血！
邓小平虽然是个办报的行家里手，早年在法国时就办过《赤光》杂志，曾有“油印博士”的戏称。但《红星》毕竟不同于《赤光》，工作量极大，人手很少，除主编外只有一两个下手，每5日要出一张报，每期近万字，数十篇文章，从组稿、写稿、改稿、编辑、设计、校对等，几乎他一人承包！
瑞金沙洲坝的白屋子《红星》报编辑部，经常深夜亮着一盏豆大的菜油灯，一个青年军人在灯下伏案写作、操劳……他就是邓小平！
《红星》辟有社论、短评、专题报道、党的生活、支部通讯、铁锤、自我批评，俱乐部、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卫生常识、列宁室、问题征答、小玩意、诗歌、猜谜等各种栏目，版面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文章短小精悍，报风通俗易懂。每期报纸，几乎都要配发一篇社论或署名文章，阐述党的中心任务或红军建设的重大问题。每期凡未署名的社论、重头文章以及各色小品，几乎都是出自邓小平的手笔！
邓小平还真有办法，为办好《红星》报，竟组建了一支拥有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罗荣桓、袁国平、罗瑞卿、肖华、张爱萍、彭加伦、向仲华、张际春、舒同等，都是《红星》的通讯员，而且写得最多。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人，也为《红星》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
这里，我们不妨援引一篇当年邓小平亲笔撰写的珍贵的短文——《致红星通讯员的信》，从中窥视一下当年邓小平的心境，领略一下当年邓小平的文采！
文章全文如下：
《红星》的诞生到现在，已经整整的一周年了。在这一年中，依靠于通讯员的努力，对于红军生活的反映与战争的指导上，都起了相当的作用。因此我们谨向本报的通讯员致革命的敬礼！
然而，我们的成绩，并不能抹煞我们在通讯工作上的严重错误与弱点。我们的编辑部在组织通讯员训练通讯员的工作上是很坏的。对于通讯员的稿件，对于没有采用的稿件也未能指示其内容上的缺点和不能登载的原因，这当然是不会提高我们通讯员的积极性，改善我们的通讯工作的。
正由于我们对于通讯员组织工作的薄弱，所以在我们的五百个通讯员中，实际参加通讯的仅百余人，甚至不少通讯员因调动工作的关系，而失去了联络，当然这样的现象也是不能继续的。
正由于我们对于通讯员的训练工作很差，所以我们的通讯员常有不知如何通讯之感，所以许多重要的某一时期的中心问题，不能通过通讯员，把下面特别是连队的情形，很快地反映到《红星》上来，甚至有个别的通讯还缺乏真实的内容，这是我们通讯工作中的严重现象！
同样的弱点表现在通讯的不及时，有的通讯材料是在问题发生很久才写的，而且我们一般的通讯是偏于说好的例子，或只是打铁锤。用自我批评的态度，说明许多的现象以及部队中提出了些什么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通讯却是非常之少的。同时我们许多通讯，只有头无尾，不能抓住这个问题通讯到底，这也会减低我们报纸的领导作用。
至于如何经过我们通讯员去发展报纸的订户，检查发行工作，组织读报工作，及时将群众对《红星》的意见迅速告诉本报编辑部，这个工作几乎还没有开始。
我们在本报一周年的时候，提出这些错误与缺点，在改善本报的内容，提高本报的信仰与指导作用上，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的编辑正努力克服自己对通讯工作的错误，要求我们的通讯员能以同样的努力，我们的通讯员不是第三者，而正是本报的主人翁！
我们向通讯员的要求是：
一、每月每个通讯员至少给我们两次通讯，并力求迅速与实际；
二、担负起组织和领导读报的责任，随时将群众对本报的意见告知我们；
三、假使你调动工作时请尽快告知我们以新的地址。
同时我们要求各军团（独立师）政治机关，每月负责召集一次通讯员会议，检查通讯工作并给通讯员以具体的指示。
我们相信在我们编委与通讯员共同努力之下，两岁的《红星》无疑的要比一岁时更丰满而坚实起来。我们是这样热烈的期待着！
这篇短文刊登在1934年8月1日《红星》报第56期第8版上，邓小平以“红星编委”的名义署名发表的。
从这篇短文中，人们不难看出：作为《红星》报主编的邓小平，对自己的要求多么严格，对事业的追求多么执著，对本职的工作多么负责！
《红星》，红星！红军的喉舌，战士的良友！这张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喜爱，发行量达17300多份，仅次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的苏区报纸，成为中央苏区媒体三大报之一。《红星》，犹如一颗灿烂的红色巨星，在中央苏区的红土地上空闪闪发亮！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6节 毛、邓相忍为党：逆境中的伟人风采
邓小平在苏区挨整、办报的情况，毛泽东是知道的。
毛泽东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消息来源的渠道是多方面的；胞弟毛泽覃撤职、下放后，也被调回瑞金，在苏区互济总会做宣传工作，常来说说情况。毛泽东心里明白，什么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统统都是冲着他来的！唉，真难为罗明、邓小平了……
毛泽东甚至知道邓小平“老婆离婚”的事。“左”倾路线，棒打鸳鸯，太可恶了！
对于邓小平来说，撤职、劳动，并不可怕；真正让他精神上受折磨的，是妻子阿金在他危难之际与他分手、离婚。
阿金，即金维映，是邓小平的第二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叫张锡瑗，1930年就不幸去世了。阿金是邓小平1931年在上海认识的，他们同被中央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到了瑞金。邓小平主政瑞金、纠正肃“社会民主党”错误后，就与阿金结为夫妻了。
说起来，阿金倒真是一个女能人、女强人，一个干练、出色的女干部，我党历史上早期女县委书记之一。她1926年入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是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到中央苏区后不久，她就担任中共江西于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在苏区以扩红、征粮的“突击模范”而闻名遐迩，曾上过《红色中华》的光荣榜。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在邓小平身处逆境、撤职检查的危难时刻，她经受不住“左”倾错误的高压，竟向邓小平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这对邓小平不啻是沉重的一击！
邓小平是条硬汉。为了使妻子不受牵连，在瑞金总政驻地一间阴暗潮湿的“拘留室”里，邓小平咬咬牙，挥手在阿金的离婚报告上签了名。
阿金与邓小平离婚不久，嫁给了魁岸的中央局组织部长罗迈。阿金后来的工作仍然很出色，长征到陕北后曾任抗大女生队队长。后因咯血，1938年被党组织送去苏联治病，一面治疗，一面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俄文名字叫妮达。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不幸殁于莫斯科郊外的战乱之中，时年37岁。
事业上的沉浮，生活上的波折，尤其是两度失妻的痛楚，对于邓小平来说，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好在有战友们的关心，好在有《红星》报的寄托，邓小平襟怀坦荡，忍辱负重，很快就摆脱了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精神困扰，投入到红军与苏维埃的创造活动中去了。
建国以后，毛泽东曾经说过，坚持正确路线，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也许毛泽东的脑海里闪现过邓小平老婆离婚的往事。这是后话。
刚毅执著，坚忍不拔，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邓小平在遭受坎坷、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他非常达观，善于用乐观主义对待一切，在工作中调整心态。他几次向党表明：“感觉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快到实际工作中去。”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难能可贵的品质和气度。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是相同、相通的。
在邓小平身处逆境时，毛泽东也处在困境之中。
自从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以后，毛泽东过了一段赋闲的日子。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有些事想起来又好笑又好气。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他指挥若定，得心应手，连获三次大捷！如今，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了，“洋房子先生”们又想把红色首府从瑞金迁到赣州，一再坚持打赣州，他竭力反对攻坚城，结果打赣州打输了，反认为是对的；他率部打漳州打胜了，反倒是错的，都来批毛泽东，这是什么理！党内还有公道吗？什么“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党内也来这套外交辞令！
毛泽东退避三舍，在汀州卧龙山一呆就是三个月。在这些日子里，乳儿的笑脸，子珍的深情，院长的照料，罗明的笑谈……这些都给毛泽东带来了慰藉与喜悦。
没想到，他在福音医院与罗明的一席谈话，又招来了个什么“罗明路线”！紧接着，又有什么“邓、毛、谢、古”的“江西罗明路线”！听说博古还说什么要批“比罗明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困惑了，恼怒了！前方在打仗，后方却在整人！他多想重上前线，同恩来、朱德、稼祥一起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啊，可是他没有得到中央局的召唤！他的心在滴血！
三个月过去了，毛泽东于1933年2月回到红都瑞金。
不几日，中央领导人博古找毛泽东谈话，责成毛泽东在苏维埃政权系统领导“查田运动”，而且要按照国际和中央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来搞。这真是强人所难啊！这不是明摆着要否定他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几年来土地革命的成果嘛！毛泽东心中充满了苦涩，但既然中央局作了决定，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他又相忍为党，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了……
在查田运动开展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他同林伯渠、吴亮平、邓子恢等人一起，狠抓工农业生产，发展国营经济，兴起合作社运动，开展对外贸易，保护私人企业，开办国家银行，稳定财政金融，创办中央医院，发展文教事业……如火如荼、红红火火的经济建设运动，不仅维系红色政权、支持革命战争数年之久，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治国之才。作为中央苏区领导经济建设运动主帅的毛泽东，简直要累垮了！
然而，毛泽东没有想到，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竟然没有让毛泽东参加，而且又把毛泽东批了一通！几天后，即1934年1月22日，又要毛泽东出面主持召开“全苏二大”。“二苏大”落下帷幕后，在人事安排上，又拿掉了毛泽东兼任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被架空了，成了博古所嘲弄、戏称的“中国的加里宁”！
罗迈在回忆此事时说：“在中央苏区时，我和博古、张闻天等住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有一次，我在一间房子里打乒乓球，听博古对洛甫说：‘老毛（指毛泽东）今后只是加里宁了，哈哈！”
加里宁是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但实权却操在斯大林手里。
毛泽东虽然成了“加里宁”，却仍然顾全大局，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相忍为党！
邓小平在逆境中，又何尝不是这样！
“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整人很有一套，打仗却是外行。在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毛泽东带着“马背上的共和国”，邓小平带着《红星》报编辑部，默默地迈步长征了。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7节 遵义会议前后相继“出山”
邓小平出任党中央秘书长，毛泽东进入军事统帅部。
路漫漫，夜茫茫。
带着对江西红土地和父老乡亲的眷恋，带着对“左”倾领导者的抱怨，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的指战员们，迫走“麦城”，踏上了长征铁血之路。
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在一起行军，他们都有自己的编队序列。
毛泽东随中央“红星”纵队行动。邓小平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
于都河畔，人山人海，一片叮咛，一片呜咽。毛泽东目睹着这个悲壮动人的场面，感慨万千。他苦心经营五年多的中央苏区，他熟悉的红都瑞金的父老乡亲，如今，都要弃之而去，西行而别，真叫人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悲怆！
在“左”倾阴霾的笼罩和第五次反“围剿”败北的悲苦中，一支86000余人马的铁流，蜿蜒蠕动在南国大山的羊肠小道上。秋风萧瑟，残阳如血。主力红军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恐怕除博、李、周“三人团”外，无人知晓。眼看苏区腹地一片片沦于敌手，一个好端端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断送了，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中国革命的一代精英心如刀割，难舍难分啊！
谁料到，“出师未捷身先死”，从信丰突围到湘江之役，主力红军竟折损过半，红三十四师更是损失惨重，真叫人痛心疾首啊！
在一片怨声载道的氛围中，几个智者施展“担架上的阴谋”，拉开了中国革命史上扭转乾坤的大幕。
长征开拔后，一路上，毛泽东和王稼祥都因病、因伤被安排坐担架，行走在一起。担架成了他们进行政治讨论的场所。张闻天也应毛之邀，和他们一路行军，一起宿营。这时，最高“三人团”博、李、周忙着指挥部队出征，无暇顾及他事，这就给毛、张、王提供了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毛、张、王在长征初期途中的讨论，成了遵义会议发端的禅床！在毛、张、王�